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二）49.萬曆三大征

萬曆皇帝對發生在皇宮外的這些關乎國家命運的鬥爭幾乎一無所知，或者說雖然知道一點，也完全不理解其中的意義。他所知道的，就是文官們越來越令人討厭了。

朱常洛在萬曆二十九年被立為太子。但東林黨人還不算完，為了解除後患，又逼著皇帝抓緊把福王送到他的封地洛陽去，離開北京。後來又折騰出了所謂的「妖書案」和「梃擊案」。

「妖書案」，就是有人寫了一份傳單說鄭貴妃一直在試圖廢掉太子，另立福王，而且得到了內閣首輔沈一貫和大學士朱賡的支持。

「妖書」在京城廣為傳播，震動朝野。錦衣衛多方搜捕，最後抓了一個落魄書生當替死鬼給殺了結案。但傳單裡面的內容涉及到不少朝廷和皇室的內部事務，不太可能由一個沒背景的書生寫成。最有可能的還是朝中政敵想要把鄭貴妃和沈一貫、朱賡一起打倒。這正是東林黨人最痛恨的三個人。

這份「妖書」最後還有公開署名：「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四川道御史喬應甲」。這兩人有個共同特點，就是都不是東林黨。

這樣分析下來，此事很有可能就是東林黨在幕後搞出來的。

「梃擊案」則是有個叫張差的人，拿著一根木棍闖入太子東宮，見人就打，但很快就被人制服了。經過審訊，張差是薊州人，語言顛三倒四，精神有些不大正常。但東林黨人、刑部提牢主王之寀再次提審，單獨對張差進行審問，最後審問出來說張差因為賭錢輸光了家產，被鄭貴妃的兩個親信太監給了飯吃，派來刺殺太子的。刺殺成功以後有重賞。

那個誣告害死李贄的張問達再次出馬，嚴詞彈劾鄭貴妃的弟弟鄭國泰擅權枉法，認為是他在背後搞鬼。鄭貴妃則惶惶不可終日，向萬曆哭訴。皇帝和太子不願深究此事，以瘋癲奸徒罪將張差處死。但東林黨仍然不依不饒，要求審訊鄭貴妃的兩個太監，結果啥也沒審問出來，這兩個人就死在了監獄裡。

這個事情不大可能是謀殺太子的陰謀。干這種殺身滅族的大事，哪裡有隨便在路邊找一個吃不飽飯的傢伙，給他一根木棍就去殺人的？而且那還是太子東宮，裡面房間也很多，沒人帶路找到太子都很困難。大白天的拿著一根木棍從正門闖進去，也不注意行蹤，見人就打。就這樣想把太子打死。幕後操作者的智商似乎不太可能低到這種程度。

王之寀審訊的過程也讓人難以置信。之前御史和刑部反覆審問，張差都是胡言亂語什麼沒說。王之寀私自審訊的結果，據他說也沒用什麼酷刑，就是跟張差說：「你餓不餓，說實話我就給你飯吃，不說就讓你餓肚子。」還只是威脅，沒真的餓他兩天，張差就招供了刺殺太子的驚天大陰謀。這種情節過於離奇，實在是不能相信。

總的來說，這應該就是一個偶發事件，一個精神有點問題的傢伙誤打誤撞進了宮門，沒多一會兒就被抓住了，就這麼簡單。卻被東林黨人利用來再次對鄭貴妃發動政治攻擊。

這是「爭國本」事件之後最大的兩個案件，其實平時一直有各種小事，東林黨和保守派爭來斗去，有時候又聯合起來攻擊鄭貴妃。總之就是不幹正事。

什麼才應該是正事呢？就是如何治理好國家，改革財稅制度、解決政府財政危機；打擊貪污腐敗，加強官員政績審核，讓干出成效的官員得到提拔；打擊土地兼并，促進社會公平；完善軍事體制，打擊吃空餉、侵佔軍屯等軍內腐敗問題；加強對外聯繫，甚至恢復下西洋開展海外貿易等等。這些才叫正事。這才是中央政府官員們應該努力去關心的事情。

可這幫人天天就揪住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綱上線，或者無中生有的製造政治案件，互相攻擊、爭權奪利，連選拔地方官員都要靠抽籤才能擺平，更不要說干別的事兒了。但凡皇帝主動想要干點什麼事兒，言官們就好像打了雞血一樣，不分青紅皂白立刻上書辱罵，想盡前方百計博得大名，好為自己謀個好前程。禮部給事中張問達，因為誣告李贄、彈劾鄭國泰立下大功，被不斷提拔，任太常少卿、右僉都御使、湖廣巡撫，最後竟然官至吏部尚書。

此時文官集團無能無恥的程度，已經基本達到了可以亡國的標準。

萬曆皇帝困坐皇城，對此一籌莫展。對於他不滿意的官員，他可以趕走，但卻不能選擇讓誰來接替——實際上他也沒得選，改革派已經完全從皇帝的視野中消失了。他只能接受文官集團「廷議」推舉的候選人。換來換去，往往是一蟹不如一蟹。總的來說當朝的還是保守派，更為激進的東林黨人正在背後虎視眈眈。皇帝真把保守派也趕走了，換上來東林黨那幫激進分子問題可能更嚴重，所以也不敢換的太猛。保守派的大佬們也怕犯了錯誤被東林黨抓住，只能坐著茅坑不拉屎，天天和稀泥。

到萬曆二十四年，萬曆皇帝決定不管這個烏七八糟的文官系統，自己派出太監去徵收礦稅，稍後又開徵榷稅。礦稅就是對開礦抽稅。礦產資源本來就是埋在地底下的存量財富，應該歸國家所有，對開礦徵稅天經地義。

榷稅就是商業稅，對商業經營活動徵稅。這個問題我們在第二章講過，明朝商業稅稅率極低，只有三十分之一，更要命的是連這三十分之一都別想征多少上來。官員往往拒絕徵收商業稅，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裡面舉過幾個例子，有的稅關一年只收三個月的稅，收完之後就不收了；有的則商人想交多少就交多少，完全不查看貨物。核心原因就是官員的家屬全都在經商發財，或者收受商人賄賂為其提供庇護。這樣，收商稅多的人就被視為奸臣，而不收稅的則被視為賢臣。這種情況下，普通商販也能跟著沾點光。但經商確實應該交稅嘛，不然國防安全、修路修橋、維護治安，給官員發工資的錢從哪裡出？工商業利潤本來就比農業高的過，還不交稅；稅賦全都壓到農民頭上，農民會活不下去造反的。

所以萬曆皇帝徵收這兩項稅，是非常合理的，甚至可以說是英明的。讓商人、開礦的多交點稅，農民就可以少交點。至於派太監出來徵稅，原因很簡單：張居正死後文官們控制的徵稅系統基本處於半癱瘓狀態，老是厚著臉皮報告說收不上來稅，每年只能完成不到一半的任務。但實際上農民負擔非常沉重、苦不堪言，國家財政卻窮的要死，中間的差額就被官僚集團貪污了。如果讓他們去征新稅，要麼就征不上來，要麼就跟王安石變法一樣，橫徵暴斂，朝廷收一塊錢，下面收十塊錢，而且這十塊錢全都得底層老百姓出，權貴之家一分錢不出，非逼得人民造反不可。

萬曆皇帝只能繞開官僚集團，直接讓太監下去徵稅，這樣還能減少中間環節，降低徵稅成本，多收點稅上來。

為什麼開徵礦稅、榷稅會從萬曆二十四年開始呢？因為之前打了兩場大仗，花錢太多。

第一仗是寧夏蒙古人孛拜造反。孛拜原是蒙古韃靼部落的，投降明朝以後在邊防軍中任職，屢立戰功，被提拔為副總兵。但是慢慢的，他把一大批投降明朝的蒙古人納入麾下，形成了一股分裂勢力。萬曆二十年，因為兵餉老是被拖欠，孛拜就聯合居住在河套地區的蒙古部落首領著力兔發動叛亂，內外夾攻，寧夏陷落、陝西震動。

萬曆皇帝派三邊總制魏學曾去帶兵平叛，結果打的慘不忍睹。魏學曾說這是因為諸將不聽調令造成的。萬曆又賜給他尚方寶劍，將帥有不聽命的，可以于軍前斬首示眾。但是這個魏學曾還是不行，根本就不敢再進兵，反而向皇帝提出招安。萬曆大怒，下旨訓斥：

「這招安事信不得！堂堂天朝，因此幺么小丑，連兵累月，未克蕩平，豈不辱國？」

萬曆很快就下令把魏學曾下獄論罪，另遣都御使葉夢熊為總指揮。同時調遣李成梁的兒子、遼東總兵李如松前往征剿。葉夢熊是文官，不太會打仗，但他很有自知之明，乾脆就把前線指揮權全權交給李如松，自己在後方呆著就行了。這個策略是正確的，李如松很快撲滅了叛亂。明朝內部的蒙古分裂勢力被徹底清洗。寧夏地區因此一直到明朝滅亡都始終保持穩定。

第二場大仗就是著名的朝鮮之役，也就是抗日援朝戰爭。日本第一次入侵朝鮮是萬曆二十年，跟寧夏之役重合了。萬曆皇帝一收到日本入侵朝鮮的戰報，馬上就下令兵部支援朝鮮。但兵部那幫廢柴，根本沒有搞清楚情況，竟然只派了三千人入朝參戰，把日本人當成是流寇武裝了。一戰就全軍覆沒。

萬曆下令讓兵部侍郎（副部長）宋應昌親自帶兵前去征繳。宋應昌一邊走一邊不停的問朝廷要錢糧、要武器，走到山海關就不走了。被御史彈劾，他就順水推舟想要辭職。皇帝不準。沒辦法只好繼續往前走，走到遼東死活不肯去朝鮮了。有個叫張君就的道士來獻策，說自己有神奇的法術可以退兵。宋應昌大喜過望，認為這是老天幫助他滅倭。他按照張道士的要求，到民間徵用了兩百張桌子，堆成好幾丈的高台，讓張道士登台作法。張道士在上面焚香畫符、披頭舞劍，然後宣稱，三天以後將會有十萬天兵去消滅倭寇。結果當天晚上，這個張道士拿著從宋應昌那裡騙來的錢出去嫖娼，跟一個武將發生了爭執，眼睛都被打瞎了。這個醜聞傳出來，張道士自己覺得臉上掛不住跑了。這讓宋應昌大為沮喪。

宋應昌根本沒打算去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斷的和兵部尚書石星商議與日本和談。石星就找了一個會說日語的市井無賴沈惟敬，去負責跟日本人溝通談判。這個沈惟敬是怎麼被石星發現的呢？因為石星的妾的父親袁某喜歡修道煉丹，正好沈惟敬在北京靠這個騙吃騙喝，兩人就熟識了。袁某聽說石星想要找人去日本談判，就推薦了沈惟敬。沈惟敬是浙江人，以前聽家裡人講過倭寇的事情，就靠著江湖術士的口才跟石星一通亂吹。石星以為發現了人才，就派他去日本了。

結果鬧出了很大的外交笑話。日本人提出的議和條件是均分朝鮮，明朝根本不可能同意。沈惟敬則直接把所有條件抹掉，聲稱日本人只求能夠朝貢稱臣就願意退兵。明朝就據此準備了詔書，前往日本給豐臣秀吉封王，當然被豐臣秀吉拒絕。

這個事情也充分說明當時明朝中央政府的官員愚蠢無能到什麼程度。好歹之前明朝跟倭寇打了十多年大仗、幾十年小仗，兩國隔得又不遠，民間交流很多，一旦日本有什麼動靜朝鮮總是第一時間向明朝報告，萬曆皇帝也多次下旨要求提防日本人，兵部對日本起碼應該加強監控，對日本的政局變化要有所了解。結果日本人都打到鴨綠江了，連日本有天皇這回事都不知道，把豐臣秀吉當成國王。堂堂大明朝竟然連個會說日語的、靠譜一點的外交人員都找不出來，找了個賣仙丹的市井無賴出去搞外交，簡直把軍國大事等同於兒戲！

還好寧夏戰役及時結束，萬曆趕緊把李如松又派往朝鮮。李如松還是很能打的，經過一年多的征戰，終於把日本人給趕跑了。第一次抗日援朝戰爭結束。

打仗就是花錢如流水的事情。平定孛拜叛亂花了兩百萬兩白銀，第一次抗日援朝又花了四百多萬兩銀子。我們前面講過，張居正變法十年，存下來的白銀大概是七百多萬兩。明朝的財政基本是滿負荷運行，每年花的乾乾淨淨，剩不下來錢。有特別事務都要另外加派。張居正死後十多年，也不會有太多新增的收入能夠存下來。這兩場仗基本就是花的張居正留下來的老本。打掉了六百多萬兩，剩下了的就不多了。

萬曆二十四年，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冊封豐臣秀吉。當時明朝還沒有發現沈惟敬是個大忽悠。但是日本能否接受冊封始終是個未知數。萬曆皇帝必須作兩手準備。這年六月，明朝派遣的使團達到朝鮮的釜山港口，結果石星推薦的代表李宗城因為害怕去日本竟然私自離隊，潛逃回國。沒辦法只能讓副使節代為出使。與此同時，萬曆皇帝就下令開徵礦稅。四個月後，又派遣太監外出征收商稅。

十二月四號，薊遼總督向朝廷緊急報告，豐臣秀吉正在積極準備第二次攻打朝鮮。萬曆皇帝得到消息，立刻下令把石星和沈惟敬抓起來下獄論罪，判處死刑。同時命令兵部開始準備打仗。

最後，又花了三百萬兩銀子，打贏了第二次抗日援朝戰爭，徹底把日本人趕下了大海。

兩年之後的萬曆二十七年，四川播州又發生了土司楊應龍叛亂。明朝又花了三百萬兩銀子鎮壓。這次鎮壓的成果是把楊應龍控制的地盤完全納入了國家行政體系。播州那個地方從唐朝開始就由楊姓土司自治，只是接受明朝的官職，並上交稅賦，算是半個獨立王國。這次就一勞永逸的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

這三場大仗在歷史上被稱為「萬曆三大征」，總共花了一千三百萬兩銀子，把張居正留下的老本給徹底打幹凈了，萬曆皇帝還收了幾百萬兩的礦稅和商稅上來，勉強把帳給做平了。

這一次大規模叛亂是明朝內部的蒙古人和河套地區的蒙古人聯合發動的。隆慶年間高拱、張居正促成的「封貢貿易」一直在正常進行。所以，有些人幻想的、只要有貿易就會帶來和平的說法，再次被證明是行不通的。明孝宗當年也這麼想。但不管他對小王子多麼優待，要封賞有封賞，想貿易就貿易，但小王子還是不斷的來侵犯邊關。高拱搞的封貢貿易只是在抗倭戰爭已經結束、北方有戚繼光這種猛將鎮著的情況下，才能帶來和平。只有實力才能保障和平，貿易只能在此基礎上促進和平，讓大家更好的享受和平帶來的好處。貿易本身不能帶來和平。打不過蒙古，蒙古就不會跟我們搞貿易，而是明搶；打不過葡萄牙人及其支持的倭寇，他們也不會跟我們搞貿易，而會用對待東南亞、美洲、非洲國家的手段來對付我們。好戰必亡、忘戰必危的教訓必須時刻銘記。

對這一點，萬曆皇帝看得比文官大臣深遠，由《神宗實錄》裡面的這樣一段對話可見——申時行等言：「自俺答獻逆求封，賴皇考神謨獨斷，許通款貢，已二十年，各邊保全生靈何止百萬。」上曰：「款貢亦不可久恃。宋事可鑒。」時行等對：「我朝與宋事不同。宋時中國弱，夷狄強，原是敵國。今北虜稱臣納款，中國之體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備耳。」上日：「雖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虜。虜心驕意大，豈有厭足？須自家修整武備，保守封疆。」

跟《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不是一個人，也無親戚關係，注意區別。

《定陵注略》卷2《建言諸臣》，萬曆二十年七月條。轉引自樊樹志《晚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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