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援華空軍

提示：突襲成功第二天，發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中國各家早報紛紛報告了一則轟動新聞：「在一名外國飛行員指揮下，年輕的中國空軍突襲了位於台灣島的日本空軍基地。」雖然報紙未提及外國飛行員的姓名，但大家都認為這是美國飛行員陳納德，因為當時他手下有一個外國志願飛行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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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航空志願隊

蘇聯轟炸機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不同歷史階段，不論是北伐戰爭，還是抗日戰爭，甚至解放戰爭，蘇聯空軍都曾出兵援助過中國。更鮮為人知的是，「斯大林雄鷹」——蘇軍飛行員曾空襲台灣島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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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空軍參加中國北伐

早在1923年3月，蘇聯就向孫中山提供了200萬墨西哥銀元的經濟援助，並支援了武器，派遣了政治和軍事顧問。

1923年夏，蘇聯第一批5人顧問組來到廣州。孫中山對他們下達的主要任務是：「按蘇聯模式組建軍隊，建立北伐橋頭堡。」不久，蘇聯內戰英雄、「紅旗勳章」和一級「紅星勳章」的獲得者帕維爾·帕夫洛夫（化名戈沃羅夫），出任駐中國總軍事顧問。

到1924年夏，已有25位蘇聯軍事顧問來到中國。而到1927年3月，人數增至37人。與此同時，蘇聯向中國增加了武器和給養供應。從1924年10月到1927年6月，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蘇聯向中國總共支援了價值約為1600萬盧布的物資。通常，這些物資都是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運到中國，蘇聯的軍事專家、教官和空軍飛行員也是隨船而來的。

當時，國民黨雖已建立了自己的「空軍」，但只有四架飛機和兩架德國1916年造的水上飛機。

蘇聯飛行員、領航員和機械師與飛機同期抵達後，立即積極投入了戰鬥。因作戰英勇，1926年-1927年在中國作戰的全體蘇聯飛行員，被蘇聯授予「紅旗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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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7月18日，駐中國的總軍事顧問帕維爾·帕夫洛夫在橫渡東江時不幸溺水身亡。於是另一位蘇聯內戰中的英雄瓦西里·布柳赫爾（化名佐伊·加林，即加倫），繼任總軍事顧問。布柳赫爾指揮了國民革命軍幾次最大的軍事行動，如兩次東征和兩次北伐，表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故，蔣介石執掌了大權。1927年4月12日，他在上海發動政變，孫中山的支持者受到排擠。當年6月，武漢國民政府在漢口舉行歡迎北伐軍從河南班師回鄂的宴會上，在酒杯中投毒，企圖加害蘇聯軍事總顧問布柳赫爾，結果蘇聯顧問佐托夫誤飲身亡。在投毒事件發生後，蘇聯便把布柳赫爾及蘇聯人員從中國撤走。

值得一提的是，為支持國民黨在華北地區對軍閥作戰，蘇聯在1925年-1927年派出過約60人的軍事顧問團，其中有三名志願飛行員。在天津對軍閥的戰役中，飛行員們還獲得過國民黨的銀樽獎。

西安事變後，蘇聯恢復了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蘇聯的紅軍戰士再度前往中國，參與抗日戰爭。

僅1937年-1942年，蔣介石軍隊就從蘇聯得到了總額為1.225億美元的武器裝備。蘇聯向中國提供了897架戰鬥機和轟炸機，並帶有備用的發動機、設備、備件和航空炸彈。在中國參戰的約4000名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中，差不多三分之二是空軍，共有211位蘇聯軍人犧牲在中國。在抗戰期間，蘇聯空軍飛行員的功績尤為顯赫，其中14人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有六人在空戰中擊落過5架以上的日本飛機。

但最有意思的或許是，在抗日戰爭中，蘇聯轟炸機曾經突襲台灣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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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炸台北

到1938年前，中國空軍已有近100架飛機。但日本卻擁有十倍的空中優勢，其中最大的一個日本空軍基地位於台灣台北市附近。

1938年初，蘇聯從中國提供的偵察情報得知，大量日本新飛機正在那裡集結。於是，蘇聯空軍總軍事顧問雷恰戈夫與政委雷托夫和空軍武官日加列夫（後來的蘇聯空軍司令）一起，制定了一個大膽的空襲計劃：從一個半月前剛進入中國的波雷寧上校的31架高速轟炸機中，抽調出12架，去突襲轟炸台灣的日軍機場。

他們把轟炸時間定在了1938年2月23日，以慶祝蘇聯紅軍建軍20周年。由於台灣遠離大陸，日本人覺得很安全，防禦鬆懈。但同樣因為航程遠，蘇聯戰鬥機無法對轟炸機實施掩護。

在預定空襲的那天，天氣對飛行並不利，台灣地區上空陰雲密布。

波雷寧回憶道：「1938年2月23日，飛行員們沒有象節日一樣睡會兒懶覺，而是起得很早。大家要再次仔細察看飛機，檢查油料是否加滿，炸彈掛牢沒有，確認飛行路線和轟炸目標。這時，雷恰戈夫一聲令下，轟炸機群騰空而起。需要特彆強調的是，此次飛行線路保密十分嚴格，沒有一位中國人知道。清晨，我們到達波光粼粼的台灣海峽上空。我們沒有氧氣器具，所以都感到呼吸急促。但又不能飛得太低，因為損失高度就意味著縮短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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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炸機群領航員布魯斯科夫也回憶說：「去台灣島是我在中國的第七次飛行。起初天氣很好，我們準確地沿預定路線飛行，高度5500米。當飛到台灣海峽上空時，我們下降到4100米高度，然後繼續飛向目標。當接近台灣島時，可以看見海島東部雲霧籠罩，山峰從雲端高聳而出。我開始準備數據，以便按預定時間實施轟炸。突然，濃密的雲層形成一扇窗口，目標顯露出來。遠處的大城市台北清晰可見，其北三公里處有座飛機場。我們準確地朝著目標飛去……」

轟炸機組很幸運，透過雲層的縫隙，他們找到了日本空軍基地。他們清楚地看見，停機坪上成群排列著集結的飛機，飛機後面是巨大的綠色機庫和容器。否則，如果看不清目標，且不知下面雲層有多厚，飛行員們就得冒更大的風險，突破雲層向下俯衝，或者進行盲目轟炸。但無論如何，這都會使轟炸效果極差。

機群指揮官波雷寧說：「我們覺得，日本人好象把我們的飛機當成了自己人：高射炮鴉雀無聲，空中見不到一架敵人的戰鬥機。我們按預定計劃展開隊形，開始不慌不忙地瞄準轟炸。轟炸機把炸彈都傾瀉到停機坪上的日本飛機和飛機庫上，機場上頓時濃煙瀰漫。然後，對沒炸毀的飛機和高炮，我們繼續用機關炮進行掃射。另外，我們還對一座港口設施和軍事運輸船實施了轟炸。」

把炸彈投完、子彈打光之後，蘇聯高速轟炸機群開始返航，並毫髮無損地降落在南昌機場。為慶賀蘇聯飛行員勝利凱旋，蘇聯和中國指揮部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慶功宴。

波雷寧回憶，突襲成功的第二天，發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中國各家早報紛紛報告了一則轟動新聞：「在一名外國飛行員指揮下，年輕的中國空軍突襲了位於台灣島的日本空軍基地。」雖然報紙並未提及外國飛行員的姓名，但大家都認為這是美國飛行員陳納德，因為當時他手下有一個外國志願飛行隊。

後據偵察，蘇聯飛機在台北空軍基地炸毀了40架日本飛機及其 3年的燃料儲備，還擊沉或炸傷了幾艘船隻，並毀壞了飛機庫和港口設施。1938年11月14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下令，授予波雷寧上校「蘇聯英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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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蘇聯空軍對台灣的轟炸，1938年4月4日，日本通過駐莫斯科大使向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利特維諾夫發出照會，抗議蘇聯向中國提供軍援。但蘇聯向日本外交官解釋說，蘇聯的行動完全符合國際法。

為了回應日本人的抗議照會，在稍後的1938年5月20日，蘇聯空軍飛行員完成了一次更為大膽的冒險行動。蘇聯轟炸機群從南京機場起飛，飛到了日本本土九州島上空。在一系列日本城市上空，包括佐世保、長崎和福岡，「斯大林雄鷹」不僅進行了投彈轟炸，還拋灑了成千上萬張和平反戰傳單。因為此前在日本上空從未出現過敵機，這使日本當局感到極大震動和極度恐慌。可能正是出於這個原因，1938年7月15日，日本在蘇聯濱海地區哈桑湖挑起了武裝衝突，意在對蘇聯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進行報復。

1938年7月1日，在與國民黨立法院院長、孫中山的兒子孫科會談後，斯大林又簽署了兩個協議，決定向蔣介石再提供5000萬美元貸款，以購買蘇聯武器裝備。

斯大林拒絕介入台灣問題

1949年，新疆國民黨駐軍通電起義。為儘快穩定西北局勢，解放軍必須迅速進抵新疆。但蘭州距烏魯木齊差不多兩千公里，而西北野戰軍缺少必要的交通工具。儘管毛澤東答應西北野戰軍，從華北和華東抽調3個汽車團，計536輛汽車，但這仍需要時間，且也不夠用。所以，只有寄希望於蘇聯的幫助了。

9月26日，毛澤東電告彭德懷，同蘇方交涉，準備用30至50架飛機空運。斯大林最後答應了中共的請求，由中方租用蘇聯45架飛機飛往酒泉機場，實施空運。蘇聯派來的飛機是里－2型飛機，這種活塞式運輸機最大航程2650公里，最大商務載重3.05噸，載客14至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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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入疆部隊是王震的第1兵團第2軍和第6軍，共7萬人。空運入疆的是第6軍軍部直屬機關和下屬第17師（炮兵除外），自1949年11月4日開始空運，共運1033架次，官兵12446人，以及大量武器裝備。這次空運在中國軍隊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中蘇軍事關係史上也是惟一的。

1949年夏末秋初，在中共軍隊的猛烈打擊下，蔣介石殘部藉助美國空軍和海軍的掩護，撤退到台灣島。

1949年6月至8月，劉少奇與斯大林在莫斯科舉行了秘密會談。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劉少奇向蘇聯領導人提出：幫助解放軍「打破對上海的封鎖，並奪取台灣」；用6個月到1年時間，由蘇聯培訓1000名中國飛行員和300名機械師；向解放軍出售100-200架殲擊機，40-80架轟炸機；幫助中國建立自己的海軍。這時，解放軍已制定攻台戰役計劃，毛澤東把行動時間定在1950年下半年。但斯大林在這問題上十分謹慎，擔心會對美國干涉中國事務授以口實，便對這一問題採取迴避策略。

1949年12月16日，在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台灣問題被第二次提出。為解放台灣，毛澤東要求斯大林提供各種軍事援助。在介紹1950年的攻台計劃時，毛澤東認為，發動國民黨部隊起義，再加島內民眾裡應外合，攻陷台灣指日可待。中國領導人請求蘇聯，「派遣志願飛行隊或秘密部隊加速攻佔台灣」。但斯大林再次避而不答，並聲稱：「援助可以，但必須考慮援助形式……至於機關工作人員和教官，我們隨時可以給。其餘的我們得考慮考慮。」

過後，斯大林向毛澤東建議，把收編的原國民黨空降團組成敢死隊，並派回台灣，讓他們在台灣組織武裝起義。當然，毛澤東對這類建議並不滿意，並堅持要蘇聯幫助建立中國海軍。對此，斯大林表態說：「中國海軍幹部也可以在旅順口培訓。你們出人，我們出軍艦。已經學成的中國海軍幹部回國時，可以把這些軍艦開回去。」

中國後又派總理周恩來前往蘇聯，第三次試圖打破僵局。1950年2月4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劉亞樓和中國駐蘇武官陪同下，在莫斯科與蘇聯布爾加寧和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會談時，周恩來請求蘇聯軍事領導人組織攻台戰役。對中國貴賓的請求，蘇聯武裝力量部部長布爾加寧極為清楚回答說：「至於台灣，我們不能研究你們的計劃，也不能說出我們的意見。我們不能直接參与這一行動。我們曾經而且現在，都在指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我們不想自己也遭受指責。如果我們直接參与作戰，那麼等於直接干涉中國內政，這對我們不利。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派遣教官，並提供物資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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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仍堅持說：「蘇聯不能直接參加作戰，但可以從蘇聯軍隊和人民民主國家找到志願者嘛。」中國顯然知道，在1948-1949年的第一次阿以戰爭中，在新誕生的猶太國軍隊中就有這種事。布爾加寧元帥反駁道：「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可能。我們可以向空軍和海軍學校派遣教官，為你們培訓幹部，並調撥一些物資裝備。從人民民主國家招募志願者也是不行的。我認為，這會被人用來反對上述國家和中國，並惹得美國人加強對台軍援。應該加速培訓中國幹部。」

蘇聯空軍入駐大上海

新中國剛成立時，蔣介石雖已退縮到台灣，但其空軍和海軍仍很強大，經常對廣州、福州、杭州、南京等東南沿海城市，特別是上海的軍事和經濟目標進行狂轟濫炸。從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就空襲大陸26次，其中1950年2月6日對上海的空襲最嚴重。當天，國民黨空軍出動B-25轟炸機和P-51、P-38戰鬥機共17架，轟炸和掃射上海，造成解放軍和老百姓死傷1400多人，民房毀壞2000多間，楊樹浦電廠也遭嚴重破壞。

當時，解放軍只有接收、繳獲和起義的國民黨飛機113架可以升空，其中還包括運輸機、通訊機和教練機，就作戰能力來說，只能勉強保衛北京。所以，在接到上海市長陳毅的緊急報告後，劉少奇立即致電正在莫斯科談判的毛澤東和周恩來，請求蘇聯給予幫助。

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莫斯科簽訂。就中國政府的請求，根據蘇聯部長會議的決定，一批蘇聯軍人緊急趕赴中國。1950年3月13日，蘇聯混合航空兵集團進駐華東的上海、徐州等地機場，協助中國進行空防。

這支蘇軍部隊由帕維爾·巴季茨基中將率領，蘇軍人員總數超過4000人。其中有蘇軍第106殲擊航空兵師，它下轄118架各類戰機：第29團的米格－15殲擊機，第351團的拉－11殲擊機，第829混成團的圖－2轟炸機和伊爾－10強擊機，航空運輸隊的里－2運輸機。另外，蘇軍還派出了第52高炮師，以及一系列其它保障部隊。如有一個探照燈團和一個雷達營，共有雷達12部，探照燈7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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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3月20日到5月11日，徐州基地的蘇聯米格－15共4次起飛迎敵，共擊落國民黨4架轟炸機和3架戰鬥機，一舉解除了國民黨對上海的空中威脅。不久，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也大批來到中國，其人數急劇升至3600人。從1950年5月16日到18日，蘇軍司令部對解放軍第三野戰軍解放舟山群島提供了協助。

1950年5月21日，在蘇聯空軍和解放軍偵察情報的基礎上，蘇軍上海防空司令部參謀長維索茨基上校把一份詳細的台灣地圖送回了莫斯科，圖上標有可能的登陸地點和艦艇靠近台灣的路線。在獲得這一重要信息後，蘇軍總參謀部馬上對「中國軍隊在台灣登陸」戰役進行了推演。蘇軍總參謀長什捷緬科大將與中國空軍司令劉亞樓會談時，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

另據蘇聯空軍第351飛行團技師博羅夫科夫回憶，為幫助攻打台灣，他所在部隊當時進行了積極準備，收羅了各種漂浮工具。然而，1950年 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中國政府已來不及實施攻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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