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重觀西南：走向以流域為路徑的跨學科區域研究

重觀西南：走向以流域為路徑的跨學科區域研究

田阡

［摘要］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局部整體性的把握，是對中華文明總體整體性進行理解的必經階段和重要步驟，將以空間、歷史與族群互動為視角的區域研究嵌入流域時空進行審視有其重要性。從方法、對象、空間、學科幾個向度，分析西南學術研究應該從社區研究到區域研究轉向，從族群研究到流域研究轉向，從東南研究到西南研究轉向，從人類學洞見到跨學科協同研究轉向。

［關鍵詞］流域人類學；區域；社會治理；西南地區

研究方法是任何學科進行學術研究的基石，人類學也不例外。早期人類學家多傾向於通過田野調查而進行個案的積累，這種方法曾被戲稱為「標本收集」。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利奇（E.R.Leach）在其代表作之一《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對克欽社會結構的一項研究》中提到人類學研究中的「蝴蝶論」：當時很多研究者的工作，就像搜集各種蝴蝶標本一樣去搜集各種人類文化現象。他認為這些文化現象搜集得再多、再全，如果不去深究「蝴蝶」的歸類、「蝴蝶」的演化等問題，就無助於對人類社會有更深入的認識。共時性的比較，需要個案的積累，更需要研究視野的開闊。同樣，當我們回頭去看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強調在古典人類學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基礎上要對比較方法進行革新，放棄使用先驗的階段論，對比較方法革新，轉而做共時的比較，從而看到事物和事物之間的關係的理念時，就可以確信這樣的學術思維可以理清一條通過認識事物，進而認識人類社會的主線。不僅有助於讀者認識事物的關聯，更有助於認識人類社會的整體層面。

源於結構功能學派社會人類學的社區研究，作為一種方法論，長期以來都是人類學研究的基石，為人類學這門學科的世界性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但事實上，只要對學術史稍作梳理即不難發現，社區研究本身也經歷了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在人類學傳統的社區研究中，其實存在著「社區研究」和「在社區中做研究」這樣兩種研究取向。一直以來，大多數的中國研究者，都傳承了人類學民族志的傳統，將社區視為可操作單位，對其進行「麻雀解剖」，以期代表中國，至少代表中國社會的一種「類型」或「模式」。然後試圖通過類型比較方法達到對中國整體的認知。

費孝通先生在後來的《雲南三村》序言中反思《江村經濟》，承認《江村經濟》做的是社會調查而不是社會學調查，他在《雲南三村》中的類型比較，可以看作是對「利奇之問」的回應。這段學術公案眾所周知。利奇質疑費孝通先生的社區研究方法：「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家，個別社區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國國情？」^［1］費孝通坦承「江村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國的農村」。但他認為：「如果承認中國存在著江村這種的農村類型，接著可問，還有其他哪些類型？如果我們用比較方法把中國農村的各種類型一個一個地描述出來，那就不需要把千千萬萬個農村一一地加以觀察而接近於了解中國所有的農村了。通過類型比較法是有可能從個別逐步接近整體的。」^［1］這樣一來，我們的研究就不再僅僅是「對社區的研究」，而進入了「在社區中做研究」而且是做更大範圍或規模研究的新視野。在這種類型比較法的信念下，費孝通先生從「江村」走到「雲南三村」走到「中國小城鎮模式」乃至「區域社會」，為理解中國奉獻了畢生精力。這種研究傳承至今仍然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在其影響下，我們的研究不但要思考整體與局部、一般與特殊、宏觀與微觀的鏈接，而且事實上還是一種加入了他者文化關懷的研究。一方面，區域社會的地方知識體系在支撐著「傳統」或「他者」意義上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地方性的問題已經成為國家治理技術和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在地方社會中實踐和權力展演的空間。

作為學術工作者，我們既要時刻警醒自己將自身的世界當作眾多世界中的一個，尋找他者歷史與社會的獨特運行邏輯，同時也要「追問流行於不同的地理單位中的宇宙觀在互相碰撞的過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不同』」。^［2］

區域研究作為人類學重要的組成部分，無論是在人類學學科起源和興起的過程中，還是人類學學科理論與學科流派的形成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在於通過區域個案的研究來認識區域整體。在全球化時代，人口的大規模流動使原有區域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遇到嚴峻的挑戰。儘管如此，人類學的區域研究的重要性卻從未動搖過。區域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只是比以前更加強調人類學理論上的批判性和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科學性而已。

人類學家周大鳴教授曾指出，族群的認同必須在族群之間的互動過程中去探討，在與世隔絕的孤立群體中，是不會產生族群認同的，至少族群認同是在族群間互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過認同和互動過程的族群關係呈現的是多元模式局面。^［3］事實上，包括地域性在內的現實認同在具體的時空下也是重要的族群認同操作工具。生活在同一區域的群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受到政治的、市場的、歷史記憶和社會結構等因素的影響而使族群認同和族群文化處於動態的變遷之中，這是歷史的建構過程，也正在現實中發生著。

孤立的群體研究方法也無法把握族群之所以形成自我認同的過程。族群文化歸納，如果缺乏時空格局意識，就會忽視對地方社會的族群關係、地域關係和歷史情境之間的關係，從而造成對區域文化地方性差異以及差異形成過程的關注的不足。

以空間、歷史與族群互動為視角的區域研究，並不是單一的區域史，而是人類學上文化整體觀和比較研究傳統的延續，也是對中國地方社會研究中歷史研究取向和區域文化研究取向相結合的進一步深入。這種研究視角以發現具體歷史社會情境中地方社會與族群社會的關係為目的，去揭示國家、社會、地域、宗族、個人等多層次的社會力量在多樣性的具體「歷史真實」中的整合以及民間生活中「文化創造」的多樣性，並最終以「過程民族志」的方式展現傳統中國社會的運作機制。^［4］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局部整體性的把握，是對中華文明總體整體性進行理解的必經階段和重要步驟。因此將族群文化研究與地域進行結合，將族群與族群互動嵌入具體的時空軸進行審視就顯得尤為重要。

地理自然環境因素天然地對區域社會形成具有形塑作用，而經濟、政治、文化關係是區域社會形成、分化和變遷的重要基礎。同時，把握地方社會形成及變遷所需要考察的區域族群關係、政治層級、經濟關聯、地理空間等社會結構性界線都包含在區域社會之中而不是以族群為邊界。作為族群互動的具體時空坐落，區域社會正是進行地方社會文化研究的可操作單位。它有可能突破傳統研究重視客觀文化表徵，忽視地域關係、族群關係的局限。

從這個意義出發，我們的研究不應拘泥於族源、客觀文化表徵以及單一族群歷史方面的考察，而應將其作為資料性素材，重點通過對區域空間內的族群文化與族群關係的把握，從河流區域與族群文化角度對族群研究進行田野調查和理論層面的探討。

流域，正如龍宇曉教授所言：「是以河流為中心的人-地-水相互作用的自然-社會綜合體，以水為紐帶，將上中下游和左右岸的自然體和人類群體連接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人類生活世界的本體系統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5］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流域是群集單元，是世界本體的一部分。用地理學的說法，流域是一條一條的河流和分水嶺形成的山水基線；從文化的發生角度看來，流域就是一條條的文化賴以起源、演化、傳播、交融與發展的時空通道；從整體觀的視角看，流域還是一個體系架構，由大大小小的流域線條網路形成一個個的區域扇面；就社會內涵角度而言，流域是一個問題域，集結了諸如生態、人口、資源、民族、族群關係等各方面的問題；從方法論角度講，流域則可以作為一種認知範式，從流域的角度看待問題，可能和過去泛泛地看待問題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能用流域的方法，從流域的角度看問題，肯定能夠發現以往我們不能發現的很多的知識的盲點。

流域是世界本體的一部分，這與流域的性質有關。流域在國外的理解各有不同，有廣義的valley,還有一個狹義的watershed，即分水嶺。希羅多德曾說「埃及是尼羅河饋贈給人類的厚禮」，深入理解他的話，可以說整個人類的文明都是和流域有關係的。馬克思說「尼羅河水漲落啟示，誕生了埃及數學」，可見流域不僅僅是文化的問題，也與地方知識、科學知識有關。流域的重要性在於它既是自然資源的群集單元，也是文化多樣性的承載單元，更是我們認識社會的一種方式。順著河流，就有物的交流、人口的流動、文化的傳播和分布。流域作為一種系統的架構，是一個人、地、水互動的複雜系統，從中可以分成很多子系統，可以在這個系統層面發現很多現實問題，諸如生物多樣性的問題、傳統知識的傳承保護問題等。從這個角度來說，通過流域的視角，我們能夠在研究中不斷發現新的資源，給老的問題賦予新的意義，並最終解決這些問題。

作為範式創新的一個出發點，流域研究可以幫助我們超越以往點狀認知的局限性，超越現在人類學區域研究上一個個民族志點之間缺乏關聯的局面，還可以超越「邊緣-中心」的理論範式。正因為如此，流域人類學作為一種跨學科的研究，能夠極大地幫助我們實現文化整體觀的目標；流域的研究、流域的視角、流域的方法，或許能夠真正推動人類學成為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

三、空間轉向：從東南研究到西南研究

中國研究的空間轉向經歷了從西南到東南再回歸西南的歷程。如西南彝學研究的現代學術確立開端於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楊成志先生。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專業的社會學和人類學家開始進入西南地區，進行民族社會調查，留下許多重要的調查成果。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先驅楊成志先生在1928年9月至1929年5月，孤身深入涼山進行民族調查，後來結合雲南的一些調查撰寫了《雲南民族調查報告》，被稱為「我國西南民族調查的先導傑作」，後來出版的論文集《雲南羅羅族論叢》被稱為「羅羅研究的第一本巨著」。^［6］此外，袁家驊、李仕安、江應樑、陶雲逵、林惠祥、芮逸夫、馬長壽、林耀華等諸多民族學和人類學大家都曾進行過西南地區社會文化調查和研究。他們融會貫通，將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數門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整合運用，寫就了一批經典之作。相比於華北農村研究和東南宗族研究後期崛起，西南族群研究的傳統曾一度低潮。隨著費孝通先生於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提出關於「藏彝走廊」的論述，人類學研究的目光又逐漸回到西南。

自1980年民族學人類學學科重建以來，西南研究的「區域研究」特徵也日益明顯。特別是1981年「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的成立，更標誌著西南研究區域視野與實踐的開啟。在該學會的推動下，西南研究的學術力量被整合組織在一起，進行了一系列「流域」「走廊」「通道」等具有較強區域性研究的專題調研，如橫斷山區六江流域、西南絲綢之路、貴州「六山六水」、南昆鐵路沿線、茶馬古道、藏彝走廊等研究，從而開啟了學科重建以來西南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果。^［7］

人類學的區域研究曾經在村落個案的基礎上，由國外中國研究者和台灣學者先後提出了市場體系理論、祭祀圈理論和歷史人類學華南研究理論等範式，將連接一個個村落的關鍵，或認定為村莊集市網路內的交換關係，或認為是為了共同的神靈信仰而舉行的祭祀活動的居民，或歸結為某一特定區域範圍內的宗族、信仰及社會整合。^［8］這些研究範式各有所長，也各有其缺陷，這些缺陷的共同之處在於：都只能解決相對較小範圍內的區域研究問題，一旦將其置換於其他環境之中，就會遇到嚴重的「水土不服」情況。在實地的調查和研究中我們發現，地理自然環境因素天然地對區域社會形成具有形塑作用，而經濟、政治、文化關係是區域社會形成、分化和變遷的重要基礎。同時，把握地方社會形成及變遷所需要考察的區域族群關係、政治層級、經濟關聯、地理空間等社會結構性界線都包含在區域社會之中而不是以族群為邊界。作為族群互動的具體時空坐落，區域社會正是進行地方社會文化研究的可操作單位。

筆者自進入西南大學以來，結合區域研究和西南研究的新傳統，帶領團隊在龍河流域開展了持續性的區域田野調查和民族志寫作。龍河發源於鄂渝交界處的重慶市石柱土家族自治縣黃水國家森林公園冷水鎮李家灣七曜山南麓，全長164公里，天然落差1 263.3米，其中在石柱境內有104公里，是石柱境內最大的河流。龍河流出石柱縣後，在豐都縣王家渡注入長江。龍河穿越石柱和豐都兩縣20多個鄉鎮，因流經石柱縣城南賓鎮，繞城三面，龍河在石柱縣內又稱「南賓河」。龍河流經的地區地處鄂渝交界地，當楚黔之交，控楚連黔，襟帶湘境，自古為洪荒之地，是巴蜀古國最邊遠的山區，古稱「九溪十八峒」，也是土家族的祖先古代巴人的聚居區。筆者和團隊對龍河的人類學研究是從《冷水溪畔》開始的，陸續有《萬壽山下》《沙子關頭》《龍河橋頭》《邊城黃鶴》等傳統村落的系列調查研究，還有《「邊緣」的「中心」》等呈現族群互動的系列研究，以及流域內的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至此，一個以流域為路徑的西南區域研究的新人類學空間正在凸顯。在冷水鄉開展田野的意義在於它是貫穿於石柱縣的龍河的源頭，也在於它已經置於流動和發展的背景之中，需要儘早地描述和挖掘。而在西南流淌著很多與龍河一樣的小流域，都存在著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族群多樣社區，對學術研究的標本作用以及田野調查方法的訓練都是一個很好的實踐場域。我們期待能通過做一條河流的上、中、下游不同社區的研究，構建起對該流域整體性的文化和社會認識，繼續尋找文化的相似性和社會發展的多樣性，也為武陵山區和西南的多流域研究拓寬、拓新思路與方法。

面對新時期全球化浪潮下對人類學區域研究的迫切呼喚和相關學科領域的理論失語，在費孝通的中國區域研究藍圖和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嶺南研究與珠江流域研究的基礎之上，我們總結7年來集中於西南地區的流域研究的理論與田野調查，初步得出了一些關於人類學區域研究，尤其是中國西南山區人類學區域研究的規律與方法。

我們認為，流域文明不僅是流域文化，流域歷史，更多應關注現實的流域治理問題，進而參與到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討論中去，因此，挖掘流域文明，其根本目的應該是更好地從點、線、面三個層次上為社會治理提供理論指導。

第一，流域文明凝聚社會治理的文化意蘊。水是流域文明的主體，水的特性在於它的流動性和循環性。水的流動性體現在它最一般的液態，水的循環性體現為它在「三態」間的轉化。水在沸點化為氣態，在冰點結為固態，但是無論如何蒸發和凝結，它都在循環往複之中保持自身的存在。水也在「三態」轉化之中實現著自身的充斥和瀰漫。一地一域之水受到污染，水的流動性就會促使污染在更大範圍內持續擴散；一堤一壩存有縫隙，水就會在引力作用下發揮出「柔弱勝剛強」的特性；水庫不堅，水道不通，暴雨積累起來的洪澇就會引發災難；水源的開通、引調、提升的不足則會引發缺水困境；水管查漏減損、廢水再生利用和雨水收集的工作不濟，就會造成水資源的浪費。水的這些特徵，決定了治水思維的系統性和治水形式的協同性特徵。水的文化產生於人與水的歷史互動性實踐中，內涵在世界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之中。人類在用水、治水、護水等實踐中不斷構建文明史，在渡河、越江、航海等活動中不斷構建世界歷史。從中華民族範圍看，松花江、遼河、海河、黃河、淮河、長江、珠江以及東南、西南、西北諸河等流域，孕育了先哲對水的哲學思索，凝結了歷代水利工程的科技文化，匯聚了各朝文人對水的人文讚美。

第二，流域文明突顯社會治理的系統關聯。水是人類的生命之源，但是其發揮功用需要依靠人對於水的規律的科學把握。山水林田湖之間的辯證運動構成生態系統，水的規律即是在生態系統中發揮作用。在人類社會快速發展進程中，人們對於自然界的作用逐漸多樣化，導致水的規律發揮的作用機制也變得日益複雜化，人們治水的機制也日趨系統化。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協調可持續，因此治水必須具備統籌協調的戰略思維。

第三，流域文明反映社會治理的本質屬性。人對水的治理體現的是人通過物質實踐以文明的形式獲得對以水為代表的自然資源的利用和駕馭能力。治水直接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同時也反映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人類為了維持自我生存與生活，對於水的實踐形式包括探尋水、儲存水、去污水等。生產力低下的時代，人類以傍水而居作為尋找充沛水資源的最直接方式，因此早期人類文明幾乎都起源於各種大型河流。豐沛的水源有助於化解供水與節水的矛盾，但是也帶來了洪水和澇水的矛盾，因此，以泄洪水、排澇水為核心內容的治水也幾乎成為所有早期人類文明面臨的必要任務。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協作成為人類利用和駕馭水資源的重要形式，人們在治水中不斷探索和改進社會管理和治理的機制，以便更加積極有效地應對水的問題，實現人與水的和諧相處。

因此，在這一系列理念體系統領下，我們下一步的計劃是以流域為主題開展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公共政策、農業科技史等多學科對話的系列研究，並將研究成果付諸具體社會治理問題的實踐。除了流域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研究，我們計劃從歷史流域學中吸取社會治理的歷史經驗，並將研究對象拓展到跨境流域研究與跨境社會治理方面，分別從三江源地區的流域生態學、珠江流域宗族與族群、松花江流域的農業人類學、大運河的考古與治水歷史、武陵山地區多流域切入，探討複合的人-地-水系統中的社會治理問題，最後將流域與社會治理的理念上升到生態美學的人地和諧與社會哲學的天人合一層面。

我們期望今後能夠通過「流域」這個突破行政區劃限制的概念，加強國內跨區域體系之間的合作，並深入持續地與國際學術界開展以流域文明比較研究為主題的學術對話，使我們的研究更好地發揮其作用，使我們的學術更進一步地融入國際主流。

［1］費孝通. 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J］.讀書，1990,（10）.

［2］王銘銘. 人類學：歷史的另一種構思［J］.王銘銘. 中國人類學評論（第9輯）.北京：中國圖書出版社，2009.

［3］周大鳴. 動蕩中的客家族群與族群意識：粵東地區潮客村落的比較研究［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5,（9）.

［4］彭兆榮. 邊際族群：遠離帝國庇佑的客人［M］.合肥：黃山書社，2006.

［5］曾江. 作為方法的流域：中國人類學研究新視角——流域人類學大有可為［N］.中國社科科學報，2015-06-09.

［6］王水喬. 楊成志與西南民族研究［J］.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6,（2）.

［7］張原.「走廊」與「通道」：中國西南區域研究的人類學再構思［J］.民族學刊，2014,（4）.

［8］周大鳴，詹虛致. 人類學區域研究的脈絡與反思［J］.民族研究，2015,（1）.

作者簡介：田阡（1973～），湖北荊州人，人類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民族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系主任。重慶，郵編：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