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從語言到文化的旅程——回顧新加坡雙語教學方法（深度好文）

在新加坡雙語制度下成長，曾就讀於公立培群學校、聖尼各拉女校、華中初級學院。1994年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加入《聯合早報》，從事新聞工作至今。其間曾因為讀書深造或當外派記者，在倫敦、香港、北京、波士頓居住數月到數年不等。李慧玲現為《聯合早報》總編輯助理兼華文報集團文化產業部副總裁。

李慧玲：從語言到文化的旅程——回顧新加坡雙語教學方法

在我們家裡，孩子們很清楚的一點是：讀書很重要。因為父母親沒多機會上學，因此更重視我們把書讀好。「才不會像我這樣沒讀過書」，這是媽媽經常說的一句話。

而在讀書的這一條里，還有一點很受強調的是：英文很重要。不懂得英文，就找不到好工作。家裡一些表親是華校生，所吃的虧讓他們感受很深切。阿嬤到年紀很大時收到政府部門的信，邊拿給我們看，還邊抱怨自懂得英文。她說，自己名字的幾個字母總要勉強認識吧，不然收到信都不知道是寄給自己的。但她又感慨地說，也就是認得幾個字母而已，能如何？

我根本說不清在這樣的灌輸底下，為什麼我還會去重視華文，把華文學好。我實在回想不起來自己是怎麼去「學」的。

大概還是因為家庭環境的影響吧，我們在家都講潮州話，這才是我們的母語，堂兄弟姐妹都以會說潮州話為榮，到今天阿嬤不在了，我們聚在一起，依然用潮州話溝通。

不過潮州話只是一種，我小時候語言環境相當複雜。家裡親朋戚友人來人往，用的純粹是潮州話，而且還去新世界看潮劇演出。與此同時，我5歲開始看的香港電視連續劇是《清宮殘夢》。戲演的是清朝末年光受制於慈禧，無力治江山，就連自己心愛的珍妃都保不住的故事。沒有人跟我說什麼容易學，什麼不容易學，沒有科學的規劃學習，我在那個年齡，從唱《清宮殘夢》的主題曲和插曲認字，發的是廣東音，看的是繁體字。

方言在我的童年生活里佔據了重要的位置。除了潮州話和廣東話，因為聽「麗的呼聲」的關係，我從小就聽閩南語的廣播劇。傍晚，一家人坐在飯桌前，不是看電視，而是開著一個有聲無影的小盒子，聽黃俊祺用閩南語播演《西遊記》的孫悟空。我們邊吃飯邊聽廣播，都是《西遊記》、《封神榜》。我很著迷，聽了姜太公和周文王、妲己和比乾的故事，自己去找書來看。當時上小學，在書城裡找到上中下三本大字足本《封神榜》，晚上做完功課就追看，並且在關了燈之後，偷偷地又照了手電筒，在枕頭下「挑燈夜讀」。小說是半文言、繁體字，但是因為想看，我全不介意。一些看不懂的，就跳過去，或者靠猜，或者自己去查字典。

1979年推行講華語運動時，父母沒有改而要跟我們講華語。倒不是因為他們不同意這個政策，而是他們的華語實在不太靈光。或許這對我反而好。我在學校里講標準的華語，翹舌音從小就注意，同時方言講得還可以。當時我完全沒有想到，多年後當我被派到中國香港地區工作時，需要用上廣東話。雖然香港人開始學習他們的普通話，但是我用粵語同他們交談，馬上可以感覺到彼此之間的距離拉近了。而在香港，到上環一帶的潮州餐館，那些領班、服務生聽到我的潮州話，對我也特別親切。

更重要的是，小時候從掌握方言開始，也讓我在不知不覺中，被引入通俗文化的大門，由此進入中華文化的殿堂。因為方言，通俗文化存在於我的生活當中，而且是無時不在，甚至很難搜索到我「學」的痕迹。這些方言文化的共同特點是重古薄今。它們都與古典文學和歷史相關，因此給了我很不同的文化養分，同時為我奠下語文基礎。五歲唱《清官殘夢》不可能理解歌詞的意義，但是從這裡開始，經常的接觸培養了我對這類文句構造的熟悉感，其實也就是語感。

到正式入學，校長、老師的熏陶自然重要，但是之前方言所給予的基礎，讓我毫無困難地與華語進行銜接。方言是家庭里的語言，華語是學校里的語言，而它們共通的是漢字。一個孩子是不知道自己的學習能量有多少、長處短處在哪裡的。但是老師們對我們的潛力可能看得比較清楚。小學二年級我們從「造句」過渡到學習「看圖作文」，符月蘭老師批改了我的文章後，送了我一本故事書《牙籤武士》。書的內容我已經忘記，但對一個8歲的孩子來說，心裡隱約感覺受到鼓勵，因為《牙籤武士》沒有什麼圖畫，滿頁都是文字。符老師的贈書，把我送入了另一個閱讀的階段，讓我自信地投入在文字世界中。

我念的小學是海南人辦的傳統華校。1978年入學時，除了華文之外，其他科目都是用英文教授的。但華文背景越濃的學校，越著力強調要我們「學」好英文，反映了當時整個時勢的需要。學校在大巴窯鄰里，同學當中都是住在附近組屋區的小孩。當時大巴窯的組屋，從一房式到五房式都有，同學家裡有的小康，有的明顯經濟條件比較差。馬來印度學生都有，但人數不多。我估計多數華族同學家裡不是講華語，就是說方言，講英語是少數。

校方費了不少心思，生怕我們的英語學得不夠。我們從來不去質疑應該或不應該花那麼多時間在英語學習的活動上，更不會去討論英文到底難學易學的問題，因為學校重視，讓我們學我們就好好吸收。但是比較起課本，我總覺得英文課本不比華文課本來得有趣。我的小學華文課本據說是第一語文的，高的是程度，但是當中的課文內容視野並不狹隘，古今中外都有。有篇課文講荷蘭一個叫彼得的小男孩，如何在發現海堤上的小洞後，用自己的手指堵住洞口堵了一夜。它教我們的，也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華文課中，總是通過別人的故事，傳達某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

而學英文一樣也得「背」。我們從小就得背英文語法中的present tense（現在時），past tense（過去時），還有我覺得沒有什麼道理的past participle（過去分詞）。詞語也要背，我們有一套書，叫做Primary English（《小學英語》），當中有很多個表，包括不同的職業、地方場所等等，從事什麼工作的人叫什麼，辦理什麼事情的人到什麼地方去，這些都要背，就連動物的叫聲用英文怎麼書寫，也是要背的。我們平日都在背讀，來增加自己的辭彙。

儘管課本本身趣味性不強，我還是喜歡英文課多一些，這可能跟小一開始，英文老師的授課方式有關，她們經常通過玩遊戲的方式來上課，英文課還可以到視聽室看影片，使用輔助教材；另一個原因是英文讀物種類多，而且想像力豐富，讓人感覺到上英文課的天空寬闊。同學們喜歡閱讀的，是兒童文學家埃尼德·布賴頓(Enid Blyton)的小說^我自己比較喜歡她的《五夥伴歷險記》(Famous Five)，講的是四個少年與一隻狗的許多奇遇。要說華文書里的故事距離我們的生活遠，英文書里的故事也不見得近。在我們的生活里，不可能四個少年那麼獨立地和一隻狗經常到郊外露營，住在廂式旅行車裡。雖然說的也是孩子的故事，畢竟和我們的家庭教育差別很大。

我從小就這樣在兩個不同的想像空間里遊走。英文故事書的內容教人自信，華文書則與我們的時間距離很大，多在講數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事，義薄雲天，忠奸分明，跟我們似乎沒有什麼關係，但又似乎有一種怎樣的內在關係。

那個時候沒有意識到從小就在華文和英文的世界裡成長，對於我的觀影響會有多大。兼顧兩種語文，和我要去學好數學、科學及其他學科一樣，好像都是天經地義的，一切都回歸到父母說的：讀書很重要。不過，華文課與英文課的重點不同，卻相當明顯。背寫華英文課都有，但華文課本重視價值觀和文學性。整體來看，華文課本無論是選擇的文體、內容，種類都比較多。英文課主要還是把英文當作語言工具，突出的是語法。

上了中學，這個現象稍微有點調整。或者嚴格來說，英文課還是偏重語法和理解能力，但因為有了英國文學的「分工」，要求我們深入分析、評論，我才開始更有系統地感覺到「文化」的元素，英國小說、詩歌、莎士比亞戲劇漸漸走進了課室。我喜歡上英國文學，也正因為「英文」就像「華文」一樣，有了文化的元素，作品都有了時代背景，意義深長了。我們中二的時候讀的一個劇本是《文斯洛男孩》(The Winslow Boy)，到現在我還記得。這是1946年的創作，說的是文斯洛家的男孩被誣衊在海軍學校偷了幾個先令的郵政匯票，結果遭到開除。他的家人為了洗脫他的罪名，請律師、經歷許多折騰，甚至傾家蕩產。那是我14歲的時候讀的作品，那時體會最深的一個詞，就是「原則」(principle)。在別人眼裡，對偷幾個先令的指責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是文斯洛男孩的父親認為，這是原則的問題，而為了堅持原則，他絕不妥協。

自己受惠於雙語教育，上大學後體會更深刻。在中文系裡，閱讀古文原著以外，老師開英文參考書單，把我引入新的天地。王國瓔老師指導我寫論文時，鼓勵我看韓南的《中國話本》(Patrick Hanan，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談的是中國文學的課題，卻可以看到用英文書寫的西方學者提供的另一種角度的論述，精彩之處，令人反思。

對我來說，在學習的道路上得到什麼，很多時候需要很長的時間，或者跨過千山萬水之後，才若有所悟。我出發的時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出發了，但後來離開出發點越遠時，心裡越發明白自己得到了什麼，應該如何感恩。比較起上一代人只掌握一種語文，或者比較起和我同代只精文的同學，我還是覺得自己幸運得多。我從語言進入文化的層次，再因為不同世界的文化熏陶，逐漸形成自己的思維模式。方言讓我認識通俗，從某個角度來說，讓我更接近傳統。華語讓我認識「正統」，我被與它聯繫的高雅文化所吸引。而英語為我開啟另一扇窗戶，多年後我到英國湖區旅遊時，沿著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腳印遠足，也沒有陌生感。而這些元素誰也不能取代誰，相加在—起，既是學習旅程中的一部分，也凝固成人生的坐標，讓我之為我，更加澄明與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