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才健:為什麼做科學

德國大物理學家玻恩一次希望好友愛因斯坦幫忙，推薦一位傑出俄國物理學家得到研究資助，愛因斯坦的回信說，「只要有一次閃失，我推薦了一個二流的物理學家，就會喪失我所有的影響力，再也不能幫助任何人了。」

愛因斯坦寫信的二次戰前，科學研究得到社會支持資源很少。二次戰後，情勢丕變，原因無他，二戰中科學研究成果的原子彈和雷達，發揮了巨大力量，戰後各國莫不卯足全力投資科學研究，此一趨勢近70年，至今未衰。

如果以愛因斯坦的標準來看，如今在做科學研究的，不要說二流，恐怕20流的也在其中，這些工作的貢獻影響不計，但科學研究的表象和意義，卻已迥然不同。

科學研究表象的變異，上個禮拜英國《經濟學人》封面專題揭露了一些。《經濟學人》在《科學是如何走錯了路》的專題中指出，1個著名基因研究公司的專家，曾探究53項發表的指標性癌症研究，發現其中只有6項的實驗結果可以再現，另一全球知名大藥廠的研究也發現，67篇有類似重要性的科學研究結果，只有四分之一可以複製成功。

文章引述一個頂尖計算機科學家的憂慮，因為他領域中75％的研究論文都沒有什麼價值，更令人吃驚的是，在過去10年中，8萬名病人進行臨床試驗所根據的研究論文，因為錯誤或有瑕疵，後來論文都被撤銷。

長久以來，科學之所以成功，主要來自它「實證的可以複製」，如今這個正字標記的出現問題，其實正是因著二戰之後，科學受到過多資源支持，吸引了過多研究者廁身其中，激烈的競爭與愈益嚴峻的評鑑制度，如《經濟學人》的專題所說，不但不能帶來良好的品質控制，反倒造就出一個爭名逐利的機制，爭取研究教職是原因之一，名聲和獎項也有推波助瀾之效，科學研究早已是標準的俗世行當。

然而科學研究中人，沉浸於科學往日美好形象，多仍有科學研究造福人類的崇高理想，對科學研究的心態，依然是資源愈多，成果就愈好的正向思考。

事實上回顧過去100年，公認20世紀物理科學最輝煌成就的量子力學，卻是產生在沒有國家社會大力支持科學的一個年代，而一般認定科學研究成功，需要自由開放環境的說法，如果面對前蘇聯物理科學的輝煌成就，可說也言不成理。

回顧我們抗戰期間的西南聯大，其所創造的近代學術教育歷史佳績，卻是成就於一個資源困頓，幾無國際交流的環境之中，再看前蘇聯科學輝煌時代的論文，大多是用俄文發表，近年日本連續得到諾貝爾獎的科學工作，也多係日本科學體制不那麼國際化年代，在日本國內完成，無一不顯出當前流行科學研究的仰賴資源與國際化，只是陳腔濫調。

科學研究體制走到今天，可說「積重難返」，難以回頭，其中的重重問題，除了最近《經濟學人》的提出質疑，科學專業期刊如《自然》雜誌，其實已經討論了多年。

別人怎麼做，並不必然就是我們應該或可以學習的榜樣。因著歷史背景淵源，我們其實沒有歐西社會對於科學的懷疑土壤，自「五四」以降，我們有的是一個迷於科學萬能的心態，歷久彌堅，至今未去。

科學研究在二戰後之所以得到眾多資源，一言蔽之，有利可圖也。然而現今的科學研究以及發表體系，雖不能說千瘡百孔，但由實證思維到具體運作，確已是問題深重。

國家社會資源的投入研究，除二戰以降功利回饋的著眼，研究對於文化思想的創造啟蒙，也是關鍵。我們現下爭逐論文數目，滿足排名指標的思維，不但造成了社會資源錯置，尤其面對近代科學「簡近線性」思維的困境日蹙，一味跟風逐潮，除無法建立起自有標準的學術承傳，錯失了我人文化「整體觀照」的真正創造力量，恐怕才是最可嘆息的。（作者為科學文化工作者）

本文載於10月29日《中國時報》，題目改為《遭質疑的科學研究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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