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奸陳公博獄中反省回憶錄（一）

　　　　◎陳公博獄中遺作　　　　　　我這篇回憶是從二十七年離川寫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說是汪先生和平運動的簡單實錄。本來在今日大統一時候，我對於保存國家和地方人民元氣的心事已盡，對於汪先生個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置而不述。但既然奉命要寫一篇簡述，那麼，對於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說的，不說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運動就無法說明它的起源。對於我的主張也不能不說的，不說明我的主張，這幾年的經過，便無從說起。對於這幾年來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說的，不說明，便不知道這幾年來此間人們的苦悶和掙扎，類於矯飾，而不是坦白的白白。我也知道，我參加和平運動的經過，由反對而卒之參加，重慶的同志們都很瞭然，就是不寫，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決定不諉過，不矯飾，很簡單的寫一篇回憶。不過，我對於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還抱極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國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後，總想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內有共產黨的搗亂，國民黨總不至於再有破裂了罷。若要不破裂，只有從我做起，所以由民國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離重慶止，而且一直到現在，我對於黨始終沒有批評過，對於實際政治也沒有批評過，然而還有汪先生離開重慶的一件事，更有組織南京政府的一件事，這是我夢想不到，而引為絕大遺憾的。以下分段說明這幾年來的經過：　　　　一　汪先生的心境　　　　　　關於汪先生的和平理論，我不打算寫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論，這幾年來有出版的言論集。我要寫的是汪先生由民國二十一年以至民國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國二十五年後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張和平的動機。　　　　　　汪先生在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張抵抗的，在民國二十二年長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張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張學良不願意抵抗而通電邀張學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國。在長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歸來，共赴國難，那時候汪先生總以為中國只有抵抗才有辦法，可是也因長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為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並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汪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傾向。　　　　　　汪先生那時不但主持行政院，還且兼了外交部長，我當時大不以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人不以為然。外間的批評都集中於汪先生一人，以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當日許多人都曾勸過汪先生說：上海的淞滬協定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協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應該分辯一下。汪先生說：「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汪先生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當日的心境。同時他還對我說：「武官是有責任的，他們絕不說不能戰，文官是沒有打仗責任的，他們當然可以唱高調要戰，今日除我說老實話，還有誰人。」我告訴他，外間的批評很是惡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憤懣的答覆我：「我死且不懼，何畏乎罵。」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國二十三年，環境更是一天一天惡劣了，當日的國事，我知道是蔣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負責的，然而外間的觀察，顯然已畫分為兩個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犧牲，願意替國家負責，願意替蔣先生負責。可是按我觀察，國事至是，危險非常，第一，中國要戰，應該舉國一致，中國要和，也應該舉國一致，如果指蔣先生和汪先生認為兩種主張，那麼國內不難明顯的分為和戰兩派，在大難當前，而黨內有兩個不同的見解，可以促成黨的分裂。第二，國內搗亂的份子很多，惟恐國民黨團結，惟恐蔣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撥者以機會，國的分裂，黨的分裂，是我決不願再見的。那時國內的報紙，對於汪先生攻擊已漸漸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報紙記載日本公使有吉明回國，說汪先生送他到車站，還哭了一場，報上還譏諷汪先生，登了兩首詩，那兩首詩的全文，我已忘記，只記得有兩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我那時真苦悶極了，我不是不愛國，同時我也愛汪先生，極不願汪先生就這樣犧牲了。因此，我又勸汪先生辭職，等到和戰大計決定之後，再負責任，也不為晚。　　　　　　我正在勸汪先生辭職的時候，倏然聽到一個消息，說汪先生的女兒也反對汪先生兼外交部長。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對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說：「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部長。」我聽了之後，非常難過。同時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陳友仁離職之後，汪先生對我說，蔣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長，我力辭不幹。當時我不幹有兩個理由，第一因為英美報紙，久已宣傳我是一個極端左翼份子，那時外交正在緊迫，不能不靠英美幫忙，如果我幹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於中國無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歡應酬，而外交官第一個要件就在應酬，這樣我幹外交部，於公於私都沒有好處。不過，我聽見汪先生這一句聰明人不肯幹外交部的話，立時想起替汪先生分謗，顧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見汪先生，提出我願意幹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說：「現在我幹外交部，就是人家不聽我的話，還得要考慮一下。如果你來幹外交部，恐怕人家連考慮也不會考慮。」我說：「這樣，請汪先生向蔣先生說，我自告奮勇去幹駐日公使怎樣？」汪先生說：「你要替我分謗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駐日公使是一樣的情形。」我聽了之後，更無話可說。　　　　　　至到民國二十三年下半半，我的確苦悶達於極點，除了一般人攻擊汪先生主和之外，還有些人見了汪先生面時主和，離開汪先生時便主戰，還有些人力勸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還來見我，要苦勸汪先生不要主和的。其實當時情勢混沌達於極點，戰固然說得太早，但和也無從說起。我勸汪先生以暫退為宜。末後我見汪先生堅持負責，我只好單獨向汪先生提出辭職。可是我每一次辭職，汪先生總不答覆，這樣一直拖至民國二十四年夏天。　　　　　　民國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罷，汪先生肝病復發，到上海進醫院了。後來依醫生的勸告，又到青島養病。在八月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個電報說：「黃季寬剛由重慶見過蔣先生回到上海，攜帶有對日方案，定於八月五日由滬來青一談。」我於六月五日在南京飛機場等候黃季寬，當天飛至青島，下午同黃季寬一同見汪先生。汪先生那時候病得很消瘦，看了那個方案以後，沒有說什麼話，回頭只對我說：「公博，你是不是還要不幹？」我說：「是的。」汪先生說：「這樣也好。」我聽說「汪先生」允許我不幹，如釋重負，和黃季寬一齊退出來，當夜便與青島市長沈鴻烈痛飲一頓，第二天早夜我和我朋友喝酒，沒有去見汪先生，至第三天中午還是喝酒，汪先生使人來找我了。　　　　　　我酒還沒有大醒，去到海邊一個別墅見汪先生，這次我面紅耳熱說話的第一次。過去我雖然常和汪先生討論，有時免不了辯論，然而那一天簡直可以算吵起來。事後回想，真不勝悲涼之至，汪先生一見我，便很嚴肅的問我了：「公博，你說不幹，是真的不幹嗎？」我說：「我不願幹，自去年已決其心，那還有假的。」汪先生說：「我病還沒有好，或許今天我的說話是病態的說話，我不獨我要幹下去，我勸你也要幹下去。」我那時真是醉還未醒，我說：「汪先生能否容許我說幾句話？」汪先生說：「當然可以。」我說：「汪先生你說病態的說話，我今日是醉態的說話。現在許多人都罵汪先生是秦檜，我今天就承認秦檜是好人罷，但秦檜是犧牲了，然而無補於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說汪先生賣國，但賣國還應有代價。像今日的情勢，一日蹙國百里，其誤不止賣國，簡直是送國罷了。我想送國不必你汪精衛送罷。」汪先生奮然說：「公博，你的話是為汪精衛說的，不是為中國國民說的。人家送國是沒有限度的，我汪精衛送國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你也快到五十歲了。中國要復興，起碼要二十年，不要說我汪精衛看不見，連你陳公博也看不見。日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復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這是我和你的責任。因此不獨我要幹，我勸你也要幹。」汪先生這番話，使得我無話可說。我只好說：「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難道我好站在旁邊袖手嗎？」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時我知道蔣先生將於二十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個電報，說他決定辭職，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辭，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島那時邢樣堅決要幹，不到十天又決定辭職。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願意不幹，內中變化的理由，我也不去再問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於中央黨部被刺受傷了，更因受傷而出國療治了。我對於汪先生受傷是極痛憤的。汪先生出國一直至西安事變後才匆匆歸國，自西安事變發生後，汪先生更是傾向和平，以為中國對日應該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如果中日兩國戰爭，結果在國際恐怕只便宜了蘇俄，在國內只替共產黨造機會。總括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遠因是受了長城古北口之役的影響，近因是受了西安事變的刺激，或者我個人的觀察還是相信比較別人的觀察為正確。關於汪先生的心境，我寫得似乎太長了，但不詳寫汪先生的心境，便無從說明汪先生主和的癥結。至於後來因主和而離開重慶，那是我始料所不及，並且我前後反對了二十餘小時，還不能阻汪先生的離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二　和平運動前後和我的主張　　　　　　如果有人問我，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實在沒有方法答覆，因為我至今還不知始於何時。在汪先生通知我的特候，我只知盡我的力量反對，無暇探問始於何時。到後來事機已經成熟，我仍是反對，也懶得去探問始於何時。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罷，時間我已記憶不清，我正在成都籌劃如何訓練黨員，和公開在四川省黨部召集和成都的中學生分期演講「三民主義與科學」，我接到汪先生電報，說參政會開會在即，囑我早一兩天到重慶，本來我在黨裏是被指定為參政會內國民黨黨團的指導員，因此我即起程赴重慶，到達重慶，我還記得是早上去見汪先生的，當時汪先生通知我，對日和平已有端緒。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一句話也不能說，只聽汪先生自己講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這樣大的事情，為什麼汪先生事前一點也不關照我。常時在座的，我一時也記憶不清，彷彿蔣先生是不知道的，又彷彿說待時機成熟，汪先生還要離重慶的。我聽了之後，大不謂然，因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張，我當時對汪先生陳述幾個理由：第一是自從國民政府於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廣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間經過好幾次黨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國二十年底寧粵合作，黨復統一。方今國家多難，不容再破。第二是對外問題，首在全國一致，戰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戰爭時候，和戰見解，國內或有不同，但儘管別黨別派不同，而在國民黨內萬不可有兩種主張，否則易為別黨所乘，萬一失敗，國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絕不熟悉，但由過去幾年交涉而論，日本絕無誠意。日本對中國的要求什麼是他們的限度，我們是沒有方法知道的。對於一個國家，我們不知道他的對我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一件絕對危險的事。其他還有許多理由，我現在也記憶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對汪先生言和，更反對汪先生離開重慶。這種辯論到十一時，汪夫人說，你們辯論時間太久了，食過中飯再來談罷。我離開汪公館，便一逕到中南銀行找周佛海，並順便找陶希聖。佛海對我說：「你一定嚇一跳罷？」我說：「怎麼不是呢，這樣大的事情，為什麼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說：「我也對汪先生說過，應該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說，公博近來太懶，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們都走，他是不能單獨再留的。」佛海的說話這樣，陶希聖也是一樣。我聽見這句話，默然無話可說，只得長嘆一聲：心想，那裏怕我懶，只怕我反對罷了。下午食了午飯，我再見汪先生，力陳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這樣又辯論到黃昏，我才回旅館。以後我每天見到汪先生都不贊成這個主張，後來汪先生稅，這事雖有頭緒，尚無結果，等到將來發展再談罷。　　　　　　說到此地，我可以說說自民國二十年底至到離開重慶，甚至乎至到今日我的主張了。我的主張說起來是很簡單，就是個人無論如何犧牲，最要緊黨萬不可以再破裂。我還記得在擴大會議失敗之後，我個人到歐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廣州有非常會議召集，我即沒有過問。到了九月我想這樣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國試試進行一種黨的團結。歸途剛抵錫蘭的哥倫堡，即聞有瀋陽九一八之變，我還記得當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詩：「海上淒清百感生，頻年擾攘未休兵，獨留肝膽對明月，老去方知厭黨爭。」自是決心進行黨的團結，中心總以為黨有辦法，國事才有辦法，否則黨一失敗，國亦隨之而亡，縱然倖而不亡，亦必衰敗。　　　　　　但要黨團結，先從那裏著手呢？我以為先須從本身著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後，對於國際的政治從來不批評，對於黨也從來不表示意見。老實說，我並不是沒有批評和意見，但是再想想，多一種意見，便多一種糾紛，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見是不是絕對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絕對的好，那更不必說，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說，我為謀黨的統一和團結，先不必期之別人，還是先求之自己。我心中所祈求的，黨萬不容再分裂，蔣先生和汪先生千萬須合作到底，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後以至今日的一貫主張。　　　　　　而且當日國家實在也太危險了，中日問題時刻都有立刻戰爭可能，軍需工業，中國還談不到，而且也不能一促而幾。但中國每年缺乏食米一千六百萬擔怎麼辦？每年缺乏麵粉二十萬擔怎麼辦？民國二十一年中國棉花產量只得七百萬擔怎麼辦？中國一有戰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戰而屈。這都是我的實業部職權範圍，我應該埋頭於解決這些問題。黨的問題，我為團結，我且讓其他同志幹去。　　　　　　我對黨務求團結，不但我在實業部四年如此，就是我離開實業部後也是如此。我還記得我離開實業部後，張岳軍先生曾奉蔣先生之命徵求我同意做義大利大使，我堅辭不就。固然我的母親太老，我不願離開她，同時我深怕離國太遠，而汪先生又離國治療，易為造謠者製造謠言的機會，黨內的謠言一生，結果有時非意料所及。我離實業部以至八一三事變，始終未離南京一步，這是我為力求黨內團結的苦衷，當時或者沒有人會了解的。　　　　　　在民國二十七年我們退到漢口時候，黨的統一呼聲又起。我記得有一次陳立夫和陳辭修兩先生來德明飯店看我，陳辭修先生說，過去黨的糾紛，我們三個人都應該負責任。我笑說，在民國二十一年以前，可以說我應該負兩分責任，在二十一年以後，我絕不負任何責任。立夫先生也說，這幾年來公博先生實在沒有責任。黨的統一是我極端贊成的，不必等到二十七年，我在二十一年已經開始以靜默的態度而等時機的來臨了。其實在我歷年的回憶，在每次糾紛當中，我都不是居於發動地位，而結果每一次都變成首要。例如十六年寧漢分立，我在南昌主張國府和總司令部遷漢，常時我知道共黨並沒有多大力量，總想以國府與總司令部同時遷漢，可以鎮壓下去，但後來畢竟引起寧漢的分立。在十八年自革命評論停版以後，到了歐洲，本想作久居之計，後來汪先生和汪夫人促我回國，遂有張桂軍之役和擴大禽議。至今回憶，自己也覺有些不可思議。我敘述這些經過，我並非諉過，更並非卸責，因敘述之便，不禁引起這麼的感想。　　　　　　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罷，時間我已記憶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從重慶來一個電報，叫我立刻至重慶。我到重慶時，汪先生告訴我，中日和平已經成熟，近衛已表示了幾個原則，一、承認滿洲國，二、內蒙共同防共，三、華北經濟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領事裁判權，五、相互不賠款。中國如答應，則日本於兩年內撤兵。我對於第四第五原則沒有意見外，其餘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則都不贊同，尤其不贊成的是汪先生離開重慶。我的最大原則是「黨不可分，國必統一」，黨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夠了。我們要救國才組織黨，今黨不斷分裂，救國更從何談起。汪先生說，中國的國力已不能再戰了，非設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我們難道袖手以待亡國嗎？現在我們已無路再退，再退只有過西北，我們結果必為共產黨的俘虜。常時我已辯無可辯，我說，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蔣先生之命至歐洲，當時原可以不必急急歸國，當日很多人在歐美多藉口辦理外交或採購物資，逍遙海外，以待世變，我不忍各同志在國內掙扎苦鬥，故願同甘共苦，匆匆求歸。我的志願如此，我寧願真到了這個時期，一同犧牲算了。汪先生說，我們革命黨死何足懼，難道眼前看幾千萬的老百姓也跟著我們同死嗎？汪夫人這時說，「好了，我們一定走的，你不走時，一個人留在此地好了。」我們辯論，到了此時，已無法可辯。我也無法可阻汪先生離渝。至於以後怎樣，我不得不再考慮。　　　　　　汪先生是決定於十二月二十左右離渝了，我回成都以後，苦悶達於極度，第一想到我不隨汪先生走，不難人家看作我個人在內地作汪先生內應的工作，就是不這樣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罵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罷，故年來我苦心孤詣，隱忍自重以求黨的統一的苦衷都盡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東北是丟了，內蒙共同防共也等於丟了，所謂華北經濟合作也等於共有，於中國前途絕無好處。自回成都以後，每夜都不能合眼，我祇有最後一個希望，即離川以後，以個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組織政府，更希望黨對汪先生的制裁能夠緩和，減少汪先生的衝動，這樣我可以從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夠中途中止他的行動，這是旦夕所祈求的。時日已記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日左右，汪先生派一個副官來成都通知我，叫我務於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氣關係，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飛雲南，但汪先生已前一日赴河內。到了河內，我寫了一封信呈蔣先生，託張岳軍和朱騮先兩先生轉呈，中間略述我的主張。並盼黨能對汪先生寬大，使我得盡最後的努力。　　　　　　在河內住了幾天，近衛聲明已發出，汪先生起草一個答覆，交周海佛，陶希聖，和我三個人帶去香港發表，是即所謂艷電。我臨行之時，力勸汪先生不要離河內，並且不要和日本人來往，以示無他。我回到香港以後，心想我的心願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動，或者可以得重慶各同志的諒解。　　　　　　中央黨部終於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對汪先生下令處分了，末後更有曾仲鳴之死，我想我勸汪先生不要離開河內的主張怕又會中變了。我那時悲觀達於極度，想請汪先生不要離開河內恐怕不能實現了。我那時真是感覺人微言輕。以我和汪先生二十年的關係，不能阻止他離渝，以六年來苦心孤詣以求黨的團結統一而敗於一旦，我尚有何話可說。恰值我的母親病重，我遂閉門不出，更不表示意見。不久聽見汪先生赴滬了，而且更聽見汪先生要到日本了，我忍不住打一個電報給汪先生，那個電文我已不存，我只記得大意，說以先生的地位萬不宜赴日，並且最後一句話說得很嚴重的，「先生如此，何以面國人。」汪先生覆我一電，說「弟為愛國愛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面國人？而且在此國家敗亡之時，更不計及個人地位。」我接到這個電報，又只有長嘆而已。　　　　　　大概是二十八年夏末罷，汪先生到了廣州，叫我到廣州一行，並且派人對我說，他和日本已定有一種君子協定，他不求我贊成，只希望一見以便討綸。我到了廣州住了兩三天，汪先生出示中日的君子協定，現在內容我也記不清，大致和近衛聲明及後來的中日基本條約差不多，我終認為不滿，以為非中國所能接受。　　　　　　不久，上海召集幹部會議，邀我和何炳賢出席，我決定不去，只是何炳賢赴滬，我矚咐他最要緊是阻止「汪先生」組織政府，其餘善後問題，我再設法挽救。其後何炳賢的確極力反對組織政府，並且和當日出席的人起了非常激烈的辯論。我當日有一種痴想，以為我什麼都不參加，或者汪先生不致於組織政府。那裏知道以我個人之力，阻不了汪先生的決心，更不能排除當日的群議呢！　　　　　　到了十二月，汪先生又要我到上海一行，說中日基本條約的草約已開始討論，如果我不到上海，以後就是反對也來不及。我想或者是一個關鍵罷，如果我逐一反對，那麼組織政府可以延擱，以後就要和平也可以等到全國一致才舉行，因此我又到上海住了半個月。那裏知道我到上海時候，所謂基本條約已討論了一半，因此我知道汪先生是不必等我來才討論了。我在上海住了半個月，只是和須賀辯論些海軍問題，這都是無關宏旨的虛話，我再無心逗留，終於十一月底又回到香港。在將離開上海的幾天，一夜汪先生請我吃飯，我碰見影佐禎昭。我說：「這那裏是基本和約，簡直日本要控制中國罷了。」影佐答覆我說：「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飯後我把影佐的話報告汪先生，此希望汪先生慎重。汪先生忿然說：「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　　　　三　南京政府的組織和我決定的原則　　　　　　我是二十八年十二月三日到香港的，當我在上海的時候，已經見有組織政府的消息。可是汪先生始終沒有談起，只是從旁聽說某人預備做什麼部，某人預備做什麼部而已，我反正不願與聞，就不願與聞到底，我心想趕快離開上海再說。同時我希望重慶急急出一個辦法，我不是因為汪先生要組織政府，要重慶不能不及早謀和，而是重慶最好有一種表示，使上海一般人們不至急於出以積極行動。可是回香港以後，我沒有辦法通知重慶，在香港誰人可以代表重慶，我是不知道的。我在二十七年到歐洲時候，曾攜張岳軍先生一本「群密」，在八月時已知道不適用了。正在焦急之中，在二十九年一月的初三或初五罷，陶希聖和高宗武兩位早上忽然來訪我了，我吃了一驚，問他們為什麼來香港。他們說我上船之後，他們也隔一兩日便走了。他們兩人當時並沒有說什麼，祇說他們走後，汪先生便要找我了。我當時實在驚詫不已，找不到什麼話可談，等到第二天再找他們時，一個也找不著，我那時實在不知高陶二位的意見。在滬時候他們對於佛海不滿意，說佛海許多閒話，我是知道的，至於對基本條約不滿意，我始終沒有機會聽到。直至後來他們公開發布基本條約初稿，我才恍然大悟。對基本條約不明白的，但為什麼不對我說呢？　　　　　　不贊成汪先生組織政府，也為什麼不早對我說呢？汪先生畢竟赴青島舉行會談了，在事前我是毫無所聞，不過至今回想，就是事前有所聞也毫無用處，那時似乎箭已離位，扣弓無益。我心想汪先生實在太危險了，在一般和運的份子，我所稍為諗熟的只有周佛海和陶希聖兩人。佛海是我在民國十年認識，其後因職務的不同，不但談話很少，就是見面也很少。至於希聖是比較諗熟的，現在已和高宗武脫雄。在上海汪先生左右的，我實在找不出一個熟人。汪先生脾氣易於衝動，我是知道的，如果逕情直行，對於汪先生的前途，對於中國的前途，我真抱莫大的憂慮。　　　　　　如是又延至三月初旬，汪夫人又來邀我到上海，我問汪夫人是不是要組織政府。汪夫人說你對於這點贊成或反對，請你到上海對汪先生說。我還記得在我臨行之前數夕，曾和錢新之杜月笙兩先生見一次面，他們問我是否要到上海，我率直答覆：「是的。」他們託我最好勸汪先生不要組織「政府」，我說當然要勸汪先生，同時我表示我實在對高陶兩位不滿，倘然他們早些對我明白表示，或者三人之力，可以阻止汪先生。末後我仍希望他們兩位轉達蔣先生有無更好的辦法，使我得以從中盡我最後的努力。　　　　　　我是在三月十四日到上海的，比到上海時候，還都南京一切都準備好了，我簡直無法開口，我知道勸也沒有用的，不過勸雖無用，也不能不勸。汪先生說政府再不組織，只有宣佈和平運動失敗，人也全散了。我知道事已至此，挽救是無法了，今後只有從事補救的一法了。當時我向汪先生提出兩點，第一點，戰由蔣先生戰，和亦當由蔣先生和，南京地位只好處在一個中閒交涉的地位。換一句話說，南京極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優的條件，通知重慶，務必全國一致，然後乃和。第二點，南京對於日本在中國作戰，應常極力阻止，尤其萬勿命令所轄的軍隊參加作戰，以免由外患而轉變成為內戰的方式。這兩點意見，汪先生極為贊成，並且說我這些意見就是他的意見。　　　　　　汪先生允許我的提議，並且要我幹行政院，我堅辭不幹，轉而就立法院。我當時極願以閒散之身，使得心胸稍稍寧靜，徐謀補救，使國家和黨復歸於統一。至於我本身又該怎樣呢，我自己也決定應該做的幾件事：　　　　　　第一是反對中日基本條約。在基本條約簽定以前和在簽定以後，我都一直反對。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簽定了，在正式討論的時候，汪先生叫我參加討論，我堅辭不肯，因為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參加討論，那麼簽定以後，我再不好反對，我要保留反對的地位，所以不肯參加。在簽定後，阿部信行大將其時是駐南京的大使，他問我基本條約會不會發生影響。我說：「絕對不會發生影響，因為，第一，所謂基本條約，顧名思義，應該謀中日兩國友好的百年大計，照這樣條約的內容，連停戰協定都夠不上，更談不上基本。第二，照近衛盛明，口口聲聲說東亞新秩序，但基本條約內容無一條不是舊秩序，而且是舊秩序中最壞的惡例。不過這個條約固然發生了不好影響，也不會發生惡影響。」阿部問這是何解？我說，「一般現象已經壞極了，大家都已對日本不諒解，這個條約不過是對日本諒解中一個證明而已。」其後無論本多，重光來任大使，我都這樣反對。三十一年和東條英機見面，也是一樣反對，並且對任何各界人士，我都這樣解釋和宣傳。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謂中日基本條約廢止。　　　　　　第二是反對華北特殊化。在基本條約中華北中日經濟合作，只是那麼一句話，但事實上何止合作，簡直是獨立。在二十九年三月底，我得到美聯社一個消息，說北平興亞院的森岡很怕南京政府還都，影響到北方，曾秘密電東京，主張華北應常採取永久半獨立的狀態。我在二十九年五月以答禮的名義赴東京，首先對米內內閣總理和有田內務大臣提出質問，而且更對近衛文磨質問。米內和有田極力否認，而近衛則因已下野，說是否有此事，他以不在其位，毫不知情。然而事實上，華北何止獨立，簡直是一個國家。舉凡政治，軍事，經濟，金融，交通，無一而非獨立，尤其特殊中之特殊的是南京和北平的文書交涉，和一切接洽，都要經日本的手。我在三十一年又寫了一篇文章登在日本雜誌，題目是「告日本國民」，當中一段攻擊華北特殊化，並說我們絕無南北之見，要中國南北分立的不是中國，只是日本罷了。因為那時，日本宣傳說中國的南北見解不同，似乎華北的特殊化是出於中國北方的要求，而不是日本故意使其分立，所以我有這麼一篇公開的言論。華北獨立，一直至基本條約廢止之後，及日本採取所謂對華新政策，才慢慢有統一的傾向，然而也只是到傾向為止，因為日本軍人把持於上，商人把持於下，至日本投降時候，還保存一種特殊的狀態。　　　　　　第二是提倡民族主義。南京政府還都之後，三民主義重復在淪陷區內公開宣傳了，我尤其極力提倡民族主義，我深怕人民習慣於日本統治，更怕軍人習慣於日本支配，使得我國永遠不能翻身。我對汪先生提議重復設立政治訓練部，我的用意，因為在南京政府還都時候一個兵都沒有，所有的僅有任援道的綏靖軍，和日本利用完了的謀略部隊。這些部隊在廿六年底即歸日本軍隊支配，到二十九年初已有兩年多。日本所謂謀略部隊，只求他們不對日本放槍，其他事情日本是不問的。因此思想龐雜，紀律廢弛，我深怕他們貽害人民，尤其怕他們傾向日本，則國家將貽無窮之患。因此我把各部隊軍官抽調來京訓練，灌輸他們以民族思想，提倡不可靠人，更鼓勵他們以國家自由獨立的精神，勿為外人利用。我就用在成都時對中學生演講的「三民主義與科學」作藍本，另外寫一本「政治工作須知」，最注重「負責任，求知識，守尊嚴」；我所謂守尊嚴，固然一個軍人，一個國民不能驕傲，同時更不能卑屈。我當時實在看不慣有些人對日本那樣卑屈的態度，我不獨引以為國民之恥，更恐怕由此附墮落而使民心不能自拔。　　　　　　第四是提倡廉潔政治。我最引為恥辱的是民國二十三四年，聽到日本批評中國無一公忠體國之人，同時我更反省到，中國之受外侮，常因政治不修而起。我感悟到四書有句話：「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因此我想，我不來則已，既來應當示日本人中國並不是沒有公忠體國之人。以此首倡廉潔政治，而為人表率。而且我更標出四句格言：「復興中國，從做人起，建樹人格，從立志起。」我以為不會做人，也無從救國，國家雖然喪敗，如果人人能夠立志做人，不以和平為發財的門徑，或者中國還有出頭的一天。不過我承認失敗了，我雖然這樣標榜，而且在上海實際上幹了四年，對僚屬發生不了很大的影響，貪污還是層見疊出。社會也發生不了影響，奢侈****還是茫無止境。人們都如食狂藥，似世界末日將至，能夠享樂一天算一天，什麼是中國的危險，他們似乎不在乎，怎樣才可以使中國復興，他們更以為不干他們的事。這真使我非常之痛心的。　　　　　　南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說無日不與日本鬥爭。除了和日本力爭和平條件之外，在政治上爭行政的自由和統一，在軍事上爭軍事上的獨立和脫離日本的束縛，在經濟上爭取物資的保存和國家人民心元氣的保存。至於具體事實，我因為沒有檔案在手邊，而且太長而瑣碎，只好問各部門的負責者了。我還記得去年有人對我說，「和平運動是失敗了」，我說，「南京這幾年中對日本就沒有和平過，無日不在那裏鬥爭小，和日本的總軍部鬥爭，和日本大使館鬥爭，更和東京政府鬥爭。」既然沒有和平過，那麼更談不上失敗。至於全面和平更談不上，這都是五年半的事實。　　　　四　敵性的南京和危險的南京　　　　　　我所謂敵性的南京，是日本人眼中的南京，我所謂危險的南京，是我眼中的南京。現在我分兩段略述如下：　　　　　　甲、敵性的南京　日本對於汪先生是相常尊敬的，同時也認為南京是含有敵性的。因為汪先生有汪先生的理想，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見解。汪先生的理想：以為我以誠待人，人總是有良心的，也會感格的，近衛既然聲明日本並無滅亡中國之心，那麼日本在華軍民也是一樣的，因此日本應當讓南京統一南北，使南京得到行政上的自由；使南京得以建樹強有力的軍隊以保持和平區的治安；使南京支配一切經濟以保持國家人民的元氣；使南京可以自由處置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數年以來的戰爭痛苦可以稍得蘇息；使南京自己可以保護人民，排除日本憲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而日本的見解那就大不同了，許多軍隊和官吏曾受日本支持的，他們不得不繼續支持，至於貪污與否與日本無關，有時或者因為貪污，他們才更容易利用。至於南北對立，更是他們奪取物資的機會。軍隊不必強有力，只須能夠做到日本人的步哨為已足，南京政府軍隊有了力量，總有一天會聯合重慶反攻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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