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將、皇帝的領導方式與風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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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任用房玄齡、杜如晦等賢相，知人善任，進忠賢，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能夠虛懷納諫，以魏徽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諍，這就避免和糾正了不少錯誤。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輕代重，君臣執法能不避權貴。太宗還重視吏治，慎擇刺史，嚴懲貪官污吏，實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的政策，以恢復經濟，發展生產。他本人節儉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傳身教的影響下，唐朝二十年間風俗淳樸。通過上述政策和措施，貞觀時期形成了連年豐收、谷價低廉、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的狀況。

　　明太祖的作風與唐太宗差異極大。他主要是靠兩支力量開創帝業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鄉武將謀臣，號稱「淮西功臣」或「准西勛貴」，其中包括徐達、常遇春、湯和等能征慣戰的將領，以及馮國用、馮國勝、李善長、陶安等運籌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則是以宋濂、劉基等人為代表的浙江文臣。在推翻元朝、消滅各路割據力量的過程中，這兩批人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元末朱元璋攻佔集慶(今南京)後，實行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發展生產，且耕且戰，為軍需奠定了雄厚基礎。這條策略就是徽州儒士朱昇提出來的。

　　明太祖奪取了全國政權之後不是繼續利用這些文官武將的長處，相反，他對創業功臣心懷猜忌。為了保證朱家子孫能坐穩天下，朱元璋大肆屠戮有功之臣，正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借胡惟庸案、藍玉案大肆誅戮功臣。胡惟庸案是明太祖以丞相胡惟庸謀反為借口，大規模誅殺功臣宿將的事件，起於洪武十三年(1379)。胡惟庸是鳳陽府定遠縣人，早年隨朱元璋起兵，很受寵信。明朝建國後，他任右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胡惟庸日益驕橫跋扈，擅自決定官員的生殺升降，在朱元璋之前審閱內外諸司的奏章，凡是對自己不利的奏章，他一律匿不上報。各地喜好鑽營、熱衷仕進之徒與功臣武夫失職之人，爭先奔走其門，饋送金帛、名馬、玩好。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極大注意。洪武十三年，有人告發胡惟庸謀反。朱元璋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將胡惟庸處死。胡惟庸死後，其謀反「罪狀」繼續被揭發，牽連韓國公李善長、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延安侯唐勝宗等人。朱元璋借題發揮，為肅清「逆黨」，株連殺戮了三萬多人，前後延續達十年之久。被列入「胡黨」而受株連至死或已死而追奪爵位的有開國功臣李善長、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殺後，朱元璋廢除了丞相，罷去中書省，嚴格規定以後的君主不能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重新設立丞相的，一律處以重刑。丞相廢除後，原來由丞相管理的政務由六部分理，皇帝隨之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藍玉案是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借口涼國公藍玉謀反，殺戮功臣宿將的又一政治案件。藍玉是鳳陽府定遠縣人，也屬於淮西勛貴。他有謀略，作戰英勇，屢立戰功。洪武二十年拜大將軍，大敗北元，獲人畜甚多，被封為涼國公。但藍玉居功自傲，日益驕橫跋扈。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告發藍玉謀反，朱元璋利用這個借口，族誅藍玉等人，並株連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員，被殺的約有兩萬人。朱元璋還手詔布告天下，並把這起案件的始末編成《逆臣錄》。列名該書的所謂「逆臣」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等重要大臣。

　　藍玉案與胡惟庸案被合稱為「胡藍之獄」。經過這兩次案件，明朝元功宿將差不多被屠戮殆盡。

　　從政治制度的設計來看，明太祖走的也是集權路線。朱元璋在中央廢中書省和丞相，政歸六部，六部尚書直接聽命於皇帝，結束了自秦漢以來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從而加強了皇權。他又改監察機構御史台為都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