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的紙幣

交子是中國最早出現的紙幣，它產生於北宋時期的益州(今四川)。最初出現於民間，後由富商經營，最後收歸官府經辦，成為封建政府應付財政支出、聚斂財富的工具。

研究交子的產生及其流通過程，可以看出紙幣的本質及其流通的規律。交子雖然是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出現，但它的流通同樣受到一般紙幣流通規律的制約。

一

交子產生於中國北宋時期，它的出現是宋代商業、貨幣經濟發展的結果，具體是由鐵錢使用不便引起的。

趙宋政權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重建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封建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人口和墾田數都有較大的增加。在農業、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商業和城鎮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大都城的坊、市地段劃分及市場交易的時間限制已被打破，對外貿易也比以前更為發達，廣州、杭州、明州、泉州都是當時重要對外貿易城市，政府還設市航司收稅。

在貨幣制度方面，在宋代，由於商業、貨幣經濟的發展，唐代錢帛兼行的情況已不復存在，但白銀流通尚未普及，因而五代時期銅錢與鐵錢並存的局面就自然繼續下來，並成為主要的貨幣流通形式，後來形成了銅錢、鐵錢各自流通的區域。

當時江南、四川已流通鐵錢。宋初平定後蜀時，鐵錢繼續使用但不許出境。後來宋朝政府雖然力圖在四川用銅錢代替鐵錢，但由於銅貴，政府無力增鑄，因而鐵錢一直在四川流通，並形成國內重要的鐵錢流通區域。

後來西夏興起，宋朝政府西北用兵，由於財政開支不足，又先後在晉州等地鑄造小平鐵錢及當十大鐵錢，於是鐵錢流通區域又擴大到陝西、河東地帶。

鐵錢流通有許多缺點。鐵錢是一種賤金屬，價值比銅低(鐵錢價格只有銅錢的十分之一)，因而體積大，使用時很不方便。如李攸《宋朝事實》中引述張若谷、薛田二人的奏文中的話說：「川界用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1]。又如南宋人呂祖謙也說：「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為一千，行旅挾持不變【便？】。」[2]又據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趙安易回憶說，他「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為錢二萬[文]」。[3]

這些材料都說明鐵錢價值低，交易時使用不方便。如張若谷、薛田所說的，「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確實如此，讓我們計算一下。每貫是6.5斤，三貫就重19.5斤，如果是五貫，就重32.5斤了，所以是「難以攜持」。如象趙安易說的，「市羅一匹，為錢二萬」。二萬就是20貫，10貫重65斤，20貫就重130斤了。賣一匹羅，要用車拉去130斤的鐵錢，(當然，不用車拉，用馬馱也可，一個人是拿不了的)。這樣進行交易，自然是非常不便的。

鐵錢使用不便，於是就產生了紙幣——交子。曾鞏說：「蜀人以鐵錢重，私為文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4]這個概括是比較準確的。同樣說法，還見其他文獻。[5]

不過，應該看到，交子的產生也與當時信用關係的一定發展有一定的聯繫。交子是紙幣，也是一種信用票據、信用兌換券。交子就是鐵錢持有者因感到鐵錢攜帶不便，將鐵錢交與交子發行者(最初是私人交子鋪，後來是官府辦的交子務)，填寫錢數在預先印好的交子票據上，划上密押，這種交子就可在市面上流通，也可以隨時兌換，所以交子實際上是一種票據。如果社會上沒有一定的信用關係存在，它是不會出現的。

我們知道，早在唐朝中葉時，已經出現了飛錢。飛錢就是一種信用票據，它是一種匯款票據，這是我國最早的匯兌制度，這種匯兌業務在宋代繼續存在。匯兌業務的特點是持券人在一地交款後，而在他地取款，而交子則是在一定地區流通的票據，隨時可以兌現。所以如果說匯票是在「異地」取款的話，交子則是「異時」取款，兩者都是一種信用票據，有類似之處。所以，有人認為，作為紙幣的交子就是由飛錢發展來的。如《宋史·食貨志下三·會子》：「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紙幣交子的產生，雖然直接導因於四川鐵錢的使用不便，但與唐宋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特別是信用制度的發展也是有一定聯繫的。

二

交子是在什麼時侯產生的?據分析，大概是在10世紀末期，下面看幾條材料：

據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二月庚辰條記：「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歲鑄錢五十餘萬貫，自李順作亂遂罷鑄，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為市。奸弊百出，獄訟滋多。」下文是，因此乃復鑄錢。[6]王小波、李順起義於淳化四年(993年)二月，到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復鑄錢，是十二年。交子在此期間已經流通，而且已經「奸弊百出，訟獄滋多」了，所以在此期間，交子已經出現。

那麼，在王小波、李順起義之前，有無關於交子的記載呢?沒有。有一條關於四州鑄錢的材料：據楊仲良(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十一，淳化二年十一月己巳條載：「宗正少卿趙安易嘗使蜀，見鐵錢輕而物價踴，市羅一匹，為錢二萬。"請如劉備時改鑄大錢，十當百，……』詔集三省官議。……今安易之請，乃患錢多。若以多改制，必不久。……」淳化二年是公元991年，這時趙安易使蜀，見鐵錢輕物價踴，建議鑄大錢來解決矛盾，但並末提及交子之事，可能當時還沒有交子。即使有，也恐不會很普遍，否則趙安易會談到的。從這裡也可看出，交子出現的時間不會比這時還早，大概是在10世紀末。

交子的發展過程大致是：先是由民間發行，即「私為券，以便貿易」，後來由16家富商主持發行兌現，最後被官府收歸官辦。據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十一月癸卯條載：「初蜀民……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資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1016年)，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戊午，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7]

上面的材料表明，「富民十六戶主之」以前，大體上是民間私人交子鋪，根據市場需要，自行印刷出納交子。這自然難以避免「奸弊百出」、「獄訟滋多」，於是改由「富民十六人主之」。但後來「富民」也不行了。因為這些富民賺了錢之後，就「收買蓄積，廣置邸店、屋宇、園田、寶貨。」[8]把錢轉移到別的地方了，這自然對他們發行的交子有很大的影響。況且，這些「富民」辦交子，「亦有詐偽者」，因而「興行詞訟不少」；還有，「或人戶眾來要錢，聚頭取索，即關閉門戶不出」，結果，「以至聚眾爭鬧，官為差官攔約。每一貫多隻得七、八百。侵欺貧民」。[9]總之，後來這些「富民」，資力衰敗，「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超【起？】」[10]，於是轉運使薛田才建議，「官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11]改歸官府辦理了。這是大中祥符末年(1016年)的事。

三

北宋四川交子制度及其流通情況，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即私人發行時期(天聖元年以前)和官交子時期(天聖元年以後)。

(一)私人發行時期

交子在16家富商主辦之前，是由民間一些小的商家私自發行的，他們發行的交子比較零散，沒有統一的形制，和普通收據類似。這種交子蓋有商號的印記並有密押等，可臨時填寫金額(根據拿來鐵錢的數目)。發行交子的目的是為了代替鐵錢，行使方便。鐵錢持有者可持鐵錢到發行交子的商號換取交子，然後到市面流通。任何交子的持有者，都可拿交子到發行交子的商號兌換鑄幣。所以，交於是鐵錢價值的符號，起著紙幣的作用，這一點是很明顯的。

後來16家大的富商主辦時，交子就有統一的形制了。這時主辦交子的商家，是由政府批准的，叫交子鋪或交子戶。他們是「連保作交子」，對政府負有一定的義務，每年要為官府交納一定的費用(如盤量倉庫、修理塘堰等費用)。

富商聯合發行的交子有統一的形制，「用同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12]有鋪戶印記「押字」和「密押」，「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13]交子面額則是應領用人的請求隨時填寫的，交子鋪收取現錢後便給交子，交子可以「遠近使用」。

交子發行後，隨時可以兌現。但兌現時，每貫要收費30文。「如將交子要取見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為利」。[14]交子流通甚廣，特別是每年絲、蠶、米、麥將熟時，商民需要較多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交子，所以這時交子發行量最多，「每歲、絲、蠶、米、麥將熟，又印交子一兩番，提為鑄錢。」[15]

後來這10餘家富商，因「廣置邸店、屋宇、園田、寶貨」而衰敗下來，資金獃滯，發生虧損，終於不能兌現，交子信用破壞，於是「爭鬧」、「爭訟」不斷發生，最後於天聖元年終於被收歸官營。

(二)官交子制度

官交子是從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開始實行的，天聖二年正式發行官交子，於是官交子流通於市面。

官交子發行過程大體是：先命令私人交子鋪中止發行交子，並把已經發行的交子完全兌換成現錢，然後發行官交子。官交子也和私交子一樣，依據持現錢人的託付，將攜來的現錢進行調換，把錢數寫到交子票據上，這個票據就是官交子，是由官府(交子務)發給的，這種官交子同樣可以隨時兌換現錢，不過要求兌換現錢時，也是每貫收取手續費30文。

官交子的發行和流通有以下規定：首先有一定發行限額和流通期限。據《宋史·食貨志》的會子條載，益州路轉運使薛田建議設置官交子務，「……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又《文獻通考》卷九錢幣考中也說：「交子，天聖以來，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為額」。所謂「界」，就是交子流通的期限，期限一般是2年或3年，到期更換新交子，調換舊交子。

兌界制度是從官交子實行時開始的。如《宋朝事實》中說：「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詒]【詔？】到本州。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出放[原作旋]。一周年，共出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萬四千六百貫」。在交子務建立前，根本無所謂兌界。那時「每歲絲蠶將熟，又印交子一兩番」，「收入人戶見錢，便給交子，出放無定時，無定數。人戶如將交子要取見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為利」。

至於創立兌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交子是楮紙制的，容易破損並出現偽製品，16家私人交子鋪由此而產生的訴訟事端肯定不少。所以薛田看到這種情況，才決定創建兌界，定期強制以舊換新，收回舊交子。另外，規定兌界到期全部換新，對封建政府來說，還可以收取不小數目的「紙墨費」。在16戶交子鋪時，已有回納交子要取現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為例」的規定。薛田辦官交子務時規定：「每小鐵錢一貫文，依例剋下三十文入官」。到天聖年間又有紙墨費的規定。「自天聖立川交子法，每再歲一易，人戶輸紙墨費三十錢。」[16]這項紙墨費若按256340貫為界額計算，每界可得36000餘貫，再加上其他費用和附加，[17]所以宋朝政府通過實行官交子制度搜括了不少錢財，官交子也成了一種聚斂財富的手段了。

③李士延：《宋代四川交子兌界考》載《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

應該說，官交子制度的最初實行並不是為了搜括錢財，而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適應商業及民間周轉支付所需，這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但是後來，宋朝政府卻利用它來彌補財政支出了。宋朝政府對西北用兵，官交子被用於彌補財政支出，並且不置準備金而不斷增發，[18]使交子流通擴大到四川以外地區並不斷貶值。到神宗熙寧時，四川交子開始兩界同時使用，已有通貨膨脹現象。紹聖以後，更大量發行。據《宋史·食貨志》：「紹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乏用，又請印選，故每歲出放亦無定數。」

哲宗朝以來，交子泛濫達到高峰。到大觀年間增發多達二千數萬緡，[19]因為沒有準備金，因而交子面額不斷下跌。到大觀元年交子制度改為錢引，[20]③並推行於四川以外各路。後來錢引也貶值，錢引一貫貶值到數十文或十餘文。《文獻通考·錢幣考》中載：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改四川交子為錢引，自朝廷取湟、廓、兩寧、借其法以助兵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當舊者之四，故更張之。」又《宋史·食貨志》：「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

宋朝政府為了西北用兵，彌補財政不足，「不蓄本錢」而大量發行交子、錢引，「以助兵費」，結果錢引大幅度貶值，「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到南宋時更進一步增發，自然也就更進一步貶值以至趨於崩潰了。

由上述分析可見，宋代的交子(後來的錢引)確實是一種紙幣，它的產生和流通，體現了紙幣產生和流通的規律。馬克思在分析紙幣問題時指出：「紙幣是金的符號或貨幣的符號。……紙幣只有代表金量(金屬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樣也是價值量)，才成為價值符號。」又說：「紙幣流通的規律只能從紙幣是金的代表這種關係中產生。這一規律簡單說來就是：紙幣的發行限於它象徵地代表的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 [21] 宋代的紙幣交子也是這樣。它本身並無價值，它是代表了實際流通中的鐵錢的價值。它的發行和流通一定要符合實際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鐵錢的數量，如果超額發行，必然要引起貶值，甚至引起自身的崩潰。我國宋代交子的發行和流通情況，充分證明了馬克思所揭示的紙幣流通規律的理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

中國是世界上使用貨幣較早的國家。根據文獻記載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證，我國貨幣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歷史，從原始貝幣到布幣、刀幣、圜錢、蟻鼻錢以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流行的方孔錢，中國貨幣文化的發展可謂源遠而流長。到北宋時期，我國出現了紙幣——「交子」。 「交子」的出現，便利了商業往來，彌補了現錢的不足，是我國貨幣史上的一大業績。此外，「交子」作為我國乃至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在印刷史、版畫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對研究我國古代紙幣印刷技術有著重要意義。

[轉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