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宣稱反傳統 為何反成封建傳統的復辟?
2013年05月28日 15:32來源:鳳凰網歷史 作者:秦暉,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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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徹底反傳統」的「文化大革命」倒變成了一場徹底的封建主義傳統的大復辟,而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等「儒家資本主義文化圈」內的新興工業化地區,卻在「弘揚傳統文化」的過程中進行了對傳統的改造並推動封建主義傳統的消亡。
文章摘自:《田園詩與狂想曲》,作者:秦暉,金雁,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什麼是封建社會?今天提出這個問題,可能會有人感到滑稽。我們這個有幾千年封建歷史,又搞了幾十年反封建革命的國家,還不知道什麼叫「封建社會」么?
當然這個反問不是沒有道理。但是認識無止境,我們曾經由於獲得了對於封建社會的理性認識而勝利地完成了土地革命,然而站在今天的高度看,我們過去的封建社會觀就大有反思之必要了。
什麼是封建社會?許多人以為,這就是地主佔有土地,以租佃方式(包括勞役地租方式)剝削農民的社會。然而事實證明,有許多地區是沒有或幾乎沒有租佃關係而仍不失為封建社會的。下文將要述及的舊中國關中農村就是如此。其實,在實行領主制的西方,封建主也很難說是擁有土地支配權的,否則「圈地運動」就沒有必要了,我國的一些書籍往往把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圈地運動」,描寫成類似我國古代權貴惡霸「跑馬占圈」強佔土地那樣的行為。其實,圈地運動實質上是「自由擇佃」運動,是封建主把其領地上納租較少的舊「佃農」趕走而代之以願意繳納較高地租的租地農業家(養羊業)。它與其說是用「大私有」取代「小私有」的運動,毋寧說是用自由私有權取代領主權的運動。毋寧說他們的權利主要來自對勞動者的人身的支配。
還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封建社會本身是地主大土地私有制佔主導的社會,而它的社會基礎又是小農經濟。據說小農經濟經不起風吹雨打,一定會發生兩極分化,於是就產生了地主與貧農,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在土改消滅了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後,就著手「改造」小農經濟,說是如果不這樣,就會有「舊社會復辟」,農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危險。然而歷史卻給我們開了個大玩笑,隨著「小私有」的尾巴越割越短,封建殘餘不僅沒有越來越少,反而在「小私有尾巴」被割得精光的年代裡出現了封建主義大泛濫的災難局面。
又有一種看法,說是在「最徹底的民主革命」即土地革命摧毀了地主階級之後,中國在經濟、政治上是沒有封建主義勢力了,然而在觀念上由於「中國傳統文化」(據說,它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或「儒道互補」文化)的影響,封建的東西還是很多。可是,我們恰恰是在號稱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文化大革命」與批孔運動狂潮中,在對仁義、孝悌、中庸……以至「學而優則仕」等傳統觀念的激烈批判中,在「破四舊」、「橫掃一切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民族虛無主義鼓雜訊中,在父子分派、夫妻互訐、干群對立、師生反目的「傳統道德危機」中,看到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最嚴重的一場封建主義橫行的悲劇!
當然筆者決不是企圖證明「文化大革命」沒有傳統背景,或者說反封建與反傳統文化無關。但是顯然封建主義是不能以泛泛的「傳統」視之的。事實上,從語言哲學的角度看,任何從「傳統」中繼承下來的概念、術語、命題、名詞都是一種語言符號。這種符號與它要表達的語義之間並不可能完全吻合。「傳統」的符號下可以表達現代的語義,反之亦然。因此,「徹底反傳統」的「文化大革命」倒變成了一場徹底的封建主義傳統的大復辟,而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等「儒家資本主義文化圈」(筆者使用這一概念並不意味著同意「儒家文化復興論」者把日本與諸「小龍」的成功歸之於儒家文化的論點,只是想指出一個簡單的事實:這些地方封建主義消亡過程確實並未伴以「徹底反傳統」的激烈文化運動,儘管人們可以對這一事實作出不同的價值評估)內的新興工業化地區,卻在「弘揚傳統文化」的過程中進行了對傳統的改造並推動封建主義傳統的消亡。袁世凱、張勳之流可以在傳統文化的大旗下復辟封建主義,「四人幫」同樣可以在「與傳統決裂」的民族虛無主義大旗下復辟封建主義。反之,「五四」運動可以在激烈反傳統的大旗下反對封建主義,而日本和東亞的「儒家資本主義」也同樣可以在傳統文化的大旗下克服封建主義劣根性。
歷史已經證明,正如孔、墨、老、庄的一系列概念可以在予以新的解釋後為現代文化服務一樣,自由、平等、博愛、人性、民主、紀律乃至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等西方近現代文化中的範疇,都可以予以封建主義的解釋而後以扭曲的形態為封建主義服務。在宗法社會裡,我們可以看到集體無意識支配下的「民主」、非理性的「自由」、宗法式的「平等」、披著「人性」外衣的中世紀人情、打著「博愛」旗號的溫情脈脈的宗法面紗、人身依附基礎上的「紀律」,乃至井田制式的「社會主義」、人人都像烏眼雞似的「階級鬥爭」、焚書坑儒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在宗法社會的基本結構不變的條件下引入西方文化的一些行為模式,其結果很可能是:播下了民主,收穫的卻是群眾性歇斯底里;播下了自由,收穫的卻是散漫;播下了平等,收穫的卻是平均主義。然而人們卻將其稱之為「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絕對平等觀」等等,彷彿現在是民主、自由、平等太多了,只要加以束縛,使其既不「極端」又不「絕對」,即可盡善盡美!
而當人們播下「產品經濟」,卻收穫了自然經濟,播下了「計劃調節」,卻收穫了超經濟強制,播下了紀律,卻收穫了專制時,又往往驚呼社會主義的步子邁得「太快」、「管得太死」、「集中過分」,彷彿只要向傳統「讓步」、「後退」、「放寬」、「鬆綁」,便可解決改革的任務。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在許多人格依附型社會中,「自由放任」的結果只能使中央集權變為一盤散沙,統一國家變為領主林立,並不能使自然經濟變為商品經濟,只能「放」出無數山頭、土圍子與眾多土皇帝,卻「放」不出一個代表現代文化的企業家階層!
可見,反傳統文化也好,改革也好,都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封建主義,把「什麼是封建社會」這樣一個人們往往認為已經解決的問題,重新提到了人們面前。
其實,如果說重新認識封建社會的現實意義在改革時代才突出起來,那麼它的理論意義早在50年代學術討論中已很明顯。眾所周知,對新中國史學發展影響巨大的「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就是以封建社會從什麼時候開始為爭論焦點的,它自然要涉及什麼是封建社會的問題。在論戰中居主流地位並成為正統的「教科書」觀點的郭沫若學派,建立了這樣一種封建社會觀:
封建社會不是在自然經濟化過程中形成的。相反,「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是「向封建制轉變的一個特徵」。
封建社會不是古代公社軀殼對財產關係的束縛。相反,卻是土地自由買賣的「真正的私有財產」制度。
封建化不是人身依附化過程。相反,卻是「奴隸解放」過程。
封建社會並不意味著理性的沉淪。相反,它是在「百家爭鳴」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產生的。
這樣一種觀點可以稱之為中國的「自由封建主義」學說,對它的評價我們以後再說。這裡要指出的是,與學術理論上這種把「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等等視為封建化特徵的正統觀點相呼應,我們卻把自然經濟宗法農村中的中農、貧農與僱農稱為「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與「農村無產階級」,並且一直在自然經濟、宗法共同體與人身依附關係色彩濃厚的現實生活中大反「資本主義」。
可見,「學術上」對封建主義的認識水平與現實生活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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