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 回望戊戌變法110年 本文鏈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94254 . 1898年，光緒帝還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論，他確是一位有抱負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沒有足夠的權力，至少沒有改寫歷史、扭轉文明航向的實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必敗無疑，如果參與維新變法的大臣志士運籌好了，穩健地推動漸進的變革，逐漸化劣勢為優勢，雖說成事在天，畢竟謀事在人。從當時的情況看，論天時，危機感籠罩之下，為民族謀出路，得人心，許多士大夫都支持變革，至少慈禧太后一開始並不反對變法，否則，一百天都不可能。論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陳寶箴這樣堅定的維新派，湖北的張之洞、譚繼詢也基本上支持變法，其他地方在觀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時日，也並非不能跟上來的。論人和，皇帝站在了變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許許多多有科舉功名的讀書人站到了這一邊。不能說變法就註定了失敗。歷史沒有命定。現在有人提出，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謀不臧」，康有為他們急於求成，鹵莽急進而不是穩健漸進，導致慈禧太后老臉一怒，整個局面翻盤。這一說法未嘗沒有一點道理。當然把失敗的主要原因歸到他們身上也不合乎歷史事實。 康有為因身歷戊戌變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十六年，「周遊大地，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晚年在他所反對的民國安享富貴尊榮。他支持張勳復辟，可惜只撈了個弼德院副院長的虛職。他在西湖邊築廬，娶得孫女輩的西子姑娘為六姨太太。他在《大同書》中鼓吹的一夫一妻從來沒有想過要身體力行，那只是給後人研究的思想罷了。我曾說，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會發芽的。在百日維新之後，他實際上已成了個拉倒車的。相比之下，他的學生梁啟超後來的貢獻要在他之上。 近些年來，研究這段歷史的專家作過許多努力，越來越多有關戊戌變法的歷史細節被挖出來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證實，康有為確是維新運動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動者，但並不是像他自己說的那麼天花亂墜，比如所謂衣帶詔是他偽造的，比如所謂一千三百多舉人聯名「公車上書」也與事實多有出入，當然，他起草的那份文稿還是所有上書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動人心的。諸如此類的史實正逐漸變得清晰起來。 一 1888年，康有為30歲，一介書生，沒有官爵，連舉人的身份都還沒有，按照清王朝的制度，他根本沒有給皇帝上書的資格，也沒有過問國事的權利。他卻寫下了一生中第一份上光緒帝書，當然他的上書根本就到不了光緒的手中，這一年光緒帝虛歲只有十八，還沒有親政[一年後大婚才親政]。 此後在1895年，康有為鍥而不捨，一而再，再而三地給光緒上書，從1888年到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的那年6月，他已經給皇帝四次上書。這些上書無一能上達天聽[康有為本人的說法，第三封上書皇帝看到了，而且很感動。]要是一般人肯定放棄了，堅持8年不容易，8年中他完成了科舉的幾個台階，先是成了舉人，再是甲午戰爭那年中了進士。到1898年1月，他又連續三次上書，年輕的光緒帝終於看到了他的變法主張，並大為感動，要見他。 從1895年到1898年之間，民族危機的壓力日甚一日，和他一樣關心民族前途與命運的還有大量青年讀書人，包括譚嗣同、陳三立等「翩翩濁世佳公子」，甚至一些體制內功成名就的官僚也在琢磨著怎樣才能挽救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鼎立支持他走上這條風雲之路的是他在廣州萬木草堂的門生弟子，才華卓越、少年中舉的梁啟超就是其中之一。 從1895年四次上書不成以後，康有為有將近三年沒有上書。這幾年，他其實也沒有閑著，他組織了北京強學會，發展到上海等地，參加或支持這個強學會的人有不少還是朝廷命官，比如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刑部郎中沈曾植、內閣中書（後來「戊戌六君子」之一）楊銳等人，還有一個當時賦閑的溫處道袁世凱。也是1895年，他令得意弟子梁啟超辦了《萬國公報》[《中外紀聞》]，每期發行3000份，隨朝廷的邸報免費贈送給各級官員，開啟管制。1896年，他令弟子梁啟超等人和汪康年等人合作在上海創辦了非常有影響的刊物《時務報》。1987年，又在澳門辦了一張宣傳自己政治主張的《知新報》，以他弟弟、後來被殺的六君子之一康廣仁是總理，主筆的都是康門弟子。理論上、組織上、輿論上，這一切都為他在戊戌年的出場提供了前提。 二 1897年，因為德國要強佔山東半島膠州灣，各國列強紛紛提出新的要求，英國要強租威海衛為軍港、俄國乾脆派軍艦佔領旅順、大連灣，法國要強租廣州灣為軍港，還要強租九龍半島、香港附近各島嶼、大鵬、深圳二灣，租期99年，美國也要了粵漢鐵路的路權。由此引發新一波的民族危機。呼籲維新變法的聲浪也隨之高漲。康有為的第五次上書1898年1月寫的，其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國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下策是「聽任疆臣各自變法」。 他說這三策，能做到上策，國家可以走上富強之路，能做到中策，則還可以勉強維持，能做到下策，則國家不至於全完蛋。請皇帝選擇。至於他自己會不會因言獲罪，已經顧不得了。這封上書中有一番很沉痛的話： 「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最後還有一句話，康有為說自己不忍心看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在煤山上吊的一幕重演。這次上書也沒能及時到達皇帝手中，但後來終於轉達上去，那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據說很是打動了年輕的光緒帝。 光緒提出要召見康有為，因為康只是六品，按大清慣例4品以上才能召見，所以被王公大臣勸阻了。皇帝只好派大臣王公1月24日在總理衙門接見康有為，又命他們轉呈康有為寫的《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考》等文章或書，前一本是講日本明治維新的，後一本是講俄國彼得大帝學習西方變革的。 康有為繼續寫他的摺子，第六次上書是1月29日寫的，這個摺子全名是《應詔統籌全局折》，實際上提出了一整套系統的變法綱領，其中最急的是三條： 第一、大集群臣於天壇、太廟，或御乾清門，詔定國是，躬申誓戒，除舊布新，與民更始。第二、一定輿論，設上書處於午門，日輪派御史二人監收，許天下士民，皆得上書……則下情咸通……。第三，設制度局於內廷，選天下通才十數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儀皆平等……皇上每日親臨…… 第一條的意思是，宣布變法，第二條很具體了，就是在午門設立專門的上書處，每天輪流派兩個御史去值班，允許天下讀書人、老百姓上書言事，下情可以迅速上達。第三條制度局是制度創新，他說可以仿造清廷早年幾個皇帝設南書房、軍機處的先例，但是他設想的制度局明顯是近代的產物，他自己有具體的構思，要在制度局下面設立12個局，包括：法律局、度支局、學校局、農局、工局、商局、鐵路局、郵政局、礦務局、游會局、陸軍局、海軍局等。 這完全是一個現代國家行政機構的規模設置，其中度支局就是財政局的意思，遊歷局是管理全國各政會、學會、教會、遊學等團體的，類似民政的部分功能。其中制度局是要害，如果設立起來，實際上就架空了原有的軍機處和六部，這在當時是個極為大膽的建議。這個上書到光緒帝手裡，據說皇帝「非常滿意」。 三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正式頒布《定國是詔》，宣布變法，著名的戊戌變法由此拉開序幕。此前幾天，康有為代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御史楊深秀起草的兩份摺子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事實上，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包括康有為在內的許多人已付出長期的努力，1895年準備參與他起草的那份「公車上書」的就有一千多舉人啊，僅僅1895年5月2日這一天就有十五起呼籲變法的上書，還有那些參加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的人們，那些辦報、著書、寫文章的，是他們、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有名的與無名的，共同推動了轟轟烈烈的悲壯的維新運動。這其中光緒帝自身的決斷非常重要，鼎力支持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貢獻也不會比康有為少。我們更不能忽略下達這道關鍵的《定國是詔》前，光緒帝到頤和園請示過慈禧太后，得到許可。 兩天以後，也就是6月13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了一道有名的摺子《密保維新人才折》，保舉五個人：康有為[工部主事]、張元濟[刑部主事]、黃遵憲[時為湖南鹽法長寶道兼署湖南按察使]、譚嗣同[湖北巡撫譚繼詢的兒子、江蘇候補知府]、梁啟超[廣東舉人] 。 摺子希望皇帝能重用他們。有人考證這個摺子是康有為自己代擬的，不過這一點並不太重要。光緒帝當天就硃批：「二十八日預備召見」康有為和張元濟。這次他再也不徵求王公大臣的意見了，畢竟變法已啟動。四月二十八日是農曆，就是公曆6月16日，也就是要在三天後召見康、張，速度之快令人意外。同時，光緒帝下旨召黃、譚進京，安排梁在各國總理衙門查看。6月15日，他們倆還和開缺回原籍的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一起吃晚飯。根據翁同龢日記，早在5月26日光緒帝就向他索要康有為的「所進書」，翁的回答是自己與康不往來，光緒問為何？他回答說「此人居心叵測」。問他以前為何不說，他說最近看了《孔子改制考》才知道。 其實康有為和翁不僅認識，有交往，而且康為了取悅翁，獲得他的支持，專門在一本書法著作《廣藝舟雙楫》中肉麻地吹捧翁同龢父子的書法成就。翁身為清朝重臣、帝王之師，不貪財，但好名，康有為的馬屁拍得到位，為什麼他還是沒有幫助康有為，而且說了康有為的壞話，耐人尋味。 6月16日，康有為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了光緒帝，也是唯一的一次。為了這一天，他等待了足足十年。為了這一天，他將付出全部的後半生，還有一個親弟弟的生命。這一場君臣際會、百年佳話終於進入了正戲。康有為就這樣從遙遠的南海邊走來，一步步登上歷史的大舞台。這一年康有為正好40出頭，離他第一次上書正好是10年。光緒帝28歲，親政進入第十年，一個正想大有作為的君主。他們一拍即合。 四 光緒帝在西苑勤政殿召見了康有為、張元濟兩人。當事人之一張元濟記得很清楚。光緒帝和康有為談的時間不長，也不能深談，因為隔窗有耳，什麼話都會被彙報到頤和園的慈禧太后那裡去。所以，光緒帝說話時聲音很低，語氣極為溫和，龍椅後面的窗外隱約似有人影。康有為談的主要一點，是希望皇上能以現有之權，做可變之事，雖然不能放開手腳大變，只要能抓住扼要的進行變革，也足以救中國了。光緒到底說了些什麼，我們今天知之甚少。我們只知道，在這次會見之後，光緒帝面諭軍機大臣：「康有為著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品級沒有提升。皇帝之所以未能給他高的職位，據說是榮祿、剛毅這些大臣反對。康有為自稱皇帝准予他「專摺奏事」，有台灣史學家考證，這個說法並不可靠。 6月19日，也就是三天後，康有為上了一道摺子《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折》，我猜想這是系統回答皇帝三天前面談時的提問。這個摺子強調的還是在內廷開制度局，選天下通才，由皇帝親臨商決國家大事。但這個提議阻力太大、難度太大。光緒親政雖已進入第十個年頭，但名為皇帝，實際上慈禧太后對他授權有限，重要事情都得到頤和園請示。此次變革也是得到慈禧同意才得以展開的，慈禧在准許他嘗試變法後，先是決定榮祿為文淵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仍兼步軍統領，剛毅協辦大學士調兵部尚書兼軍機大臣，崇禮調刑部尚書仍兼總理衙門大臣。6月15日，帝師翁同龢開缺的同時，慈禧以親信榮祿署理直隸總督，掌握京師安全，下令凡是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職，都要具折到她那裡謝恩。所以光緒帝的許可權內只能提拔四個四品的軍機章京，康有為也只是從工部主事任命為總理衙門章京。實際上慈禧太后已經為這場變革一開始就設置了許多根本性的禁區，只是康有為不知道，或知道了也想沖一衝。 毫無疑問，康有為是那個時候最先進的中國人之一。他著書立說，講學授徒，傳播維新變法思想；他組織強學會、保國會，創辦報刊；他在戊戌變法前七上皇帝書，寫的也確實頗有見地，而且慷慨動人，文采飛揚。即使今天讀來，我們也還能體會到他當年激揚的神采和滿腔的愛國、救國之情，比他後來寫的那些保皇、衛道的文字要有文採得多，因為其中也確乎包含了他的真情。特別是1895年當中國在甲午海戰中慘敗於日本的消息傳來，他慷慨激昂，痛哭陳辭，連夜命筆作萬言書，文不加點，一氣呵成，滿紙愛國熱情，是個真正的血性男兒。但也不能因此就將他估計得太高。整個戊戌變法之所以一百零三天就失敗告終，與他心大急、籌劃太浮躁也不無關係。當然，罪魁禍首是慈禧太后和她代表的守舊的既得利益勢力，這一點要明確。但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我們同樣要對站在歷史正確一面的人物也進行必要的反思，看看他們身上是否也有缺點，有不足，有毛病，有失誤。 《時務報》總理是汪康年，主筆是梁啟超。汪本是康、梁變法的同志，《時務報》是民間報紙，輿論獨立，但他並不聽命於康。康為了爭奪這家報紙，借別人之手上摺子。結果，百日維新第四十六天光緒帝下旨將《時務報》改為官辦，派康有為去督辦。當汪康年釜底抽薪，改辦《昌言報》，給康有為留下一個「時務報」的空名，怒氣沖沖的康致電兩江總督，試圖再次動用權勢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藉助權力來奪取一家民辦報紙，即使在當年也不得人心。 任何歷史都是由無數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種合力的結果，並非某個人特別偉大、英明，獨自創造了歷史，那恐怕只在電影、戲劇當中。即使在轟轟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為的作用也極為有限。變法進入第三十七天，在許多官員的建議下，光緒帝下令把康有為書中關於「孔子改制稱王」的字句全部刪除，同時下令印發另一位改革思想家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千部，張之洞的《勸學篇》也是各省督撫、學政人手一冊。作為變法的思想家，康有為當時顯然並沒有得到什麼特別重視。作為政治家，他當時的職位只是六品的總理衙門章京，得力弟子梁啟超只是六品，辦譯書局事務，重要的「軍機四卿」中只有林旭、譚嗣同與他比較接近，楊銳、劉光第與他有些疏遠。他實際上還是不得志，不能盡施抱負，所以才一次次提出開制度局，重用通達之才，他自己當然是不二人選。 康有為最重要的開制度局的提議一直沒有得到光緒帝的積極回應，確實是阻力太大、難度太大。康有為有點著急，等不住了。和他同一天受到召見的張元濟回憶，他在百日維新後期，曾勸說康有為乘皇帝詔令各省廣設學堂之機，出京南下回廣東去，韜光養晦，避開攻擊鋒芒，專心辦學堂，搜羅才智之士，講求種種學術。等到風氣大開，再圖出山。等到那時變法之事也就不難迎刃而解。只爭朝夕的康有為沒有接受。 既然皇帝無權，制度局開不成，康有為有很急，怎麼辦？變法第九十二天（9月12日），百日維新已進入倒計時，湖南會黨首領畢永年來到北京找好朋友譚嗣同，無意中成了那幕大歷史的重要見證人。他親身經歷了康有為試圖藉助在小站練兵、手裡有7000新建陸軍的袁世凱實行軍事政變的密謀，這一密謀中還包括了由畢永年帶一百人進頤和園的關鍵細節。拉攏袁世凱，先是通過徐致靖上摺子讓皇帝給袁加官進爵，後來譚嗣同親到法華寺挑明，這些都已眾所周知。有爭議的是進頤和園抓慈禧太后的事，因為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梁啟超一直都不承認。 五 9月13日，經譚嗣同介紹，畢永年住到康有為他們落腳的南海會館。不過當14日，康有為正式與他密議利用袁世凱進行兵變，畢永年覺得沒有可行性。 15日，康有為、梁啟超和康廣仁又和他密謀兵變事。具體計劃是，先說服袁世凱以兵圍頤和園，由畢永年帶一百人「奉詔」去抓慈禧太后，然後廢掉她。雖然，梁啟超當面恭維他是當世兩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湖南的唐才常，也是譚嗣同的朋友），說他「沉毅」，說唐「深騭」。畢永年沒有答應，只是提議把唐才常叫來，電報當天發出。17日，他和康廣仁談話，表示擔憂，康罵他書獃子、書生氣、拖泥帶水。當天晚上聖旨下達，催促康有為出京。他感到大事不妙。北京已在風雨飄搖之中。19日，康等都沒有露面，他從譚嗣同那裡得知袁世凱沒有承諾，當天搬出了是非中心南海會館。不到兩天，9月21日，政變發生的那天一早，他就匆忙離開了北京。後來他參加過孫中山的革命，削髮做了和尚，1901年底，在一寺院病故，年僅32歲。在他倉皇離京的前一天，9月20日康有為已離開北京。 康有為至死都不承認自己曾密謀圍頤和園、抓慈禧太后，他不知道畢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日記。這本日記在八十五年後被歷史學家湯志鈞從日本挖掘出來，塵封的歷史開口說話。這本叫做《詭謀直記》的日記逐日記載了那段驚心動魄的大歷史。 這本日記中透露，譚嗣同其實並不贊同康有為的密謀，但他毅然夜訪法華寺，主動承擔這個重任。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諾、明大義的豪傑，聯袁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9月21日政變發生後，他也完全有機會出走，但他選擇了留下。當時他和梁啟超、徐仁錄一輛騾車到了日本使館，他與日本參贊筆談：「梁啟超君應避死，留為大用，托君重義，使之不死」。自己則「義不應避死」， 「譚瀏陽侃侃而談，神態堅定」。譚嗣同被捕前對徐致靖說：「變法維新失敗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館掩護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賊黨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問：「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頭：「小侄已經預備好這個了。變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國就從譚某開始。」即使在面臨生命危險時，他仍談笑自如，真正是豪傑之士。他擔心的是康有為能否逃出。 六 康有為南下是在天津取道海路，兩次遇險。先是慈禧太后派兵艦飛鷹號追康有為乘坐的重慶輪，飛鷹號回報，中途油不夠，開回天津，艦長以辦事不力被監禁。後來才知這位艦長劉冠雄[做過民國海軍總長]是故意放走康有為的。當時有識之士贊成變法，對康有為抱有同情。到了上海吳淞口康有為又差一點被抓，因為英國領事館及時救援而倖免，乘英國船到達香港。梁啟超在日本人幫助下化裝離京到天津，乘船去日本。康有為也隨後去了日本。從此開始16年的流亡歲月，他自稱身上帶有光緒帝給他的衣帶詔，內容曾在上海的《新聞報》、《字林西報》及《台灣日日新報》等報紙上發表過： 「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他在日本拒絕見孫中山，理由就是自己負有衣帶詔，不便與革命黨人接觸。事實上，確有一份密詔，但並沒有提到康有為的名字，也不是寫給他的。1898年9月14日，光緒在變法期間第十二次去頤和園請安，請示開懋勤殿議新政，被慈禧太后嚴厲駁回，這是變法啟動以來前所未有的。 9月18日，光緒帝已感到岌岌可危，命楊銳帶出衣帶密詔。當天，康有為就看到了抄件，不是原件。 在海外多年，康有為在海外號召華僑和留學生參加保皇事業的「密詔」就是他修改過的偽詔。楊銳將密詔原本交給了他兒子，康有為看到過的只是楊銳的抄本。光緒帝給楊銳等人的密詔原文很長，不像康有為公布的那份簡練。其主要內容如下：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荒謬昏庸之大臣罷黜……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兩個不同版本的衣帶密詔一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最關鍵的有兩處：一是康版密詔是說光緒帝交給楊銳的密詔是給他本人的；二是康版密詔是要康等「設法相救」，而後面的這份密詔雖然著急，卻是要他們想辦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變法繼續下去。所以要他們把辦法交軍機大臣。一個是呼救，一個是問計。 康有為還偽造了光緒帝要去辦報的另一道密詔。事有其事，詔有其詔，不過是9月17日的明發上諭，不是密詔，而且措辭內容都被康有為改了。 康版衣帶詔是假，當時在日本有一個知情人就是王照，他是那個導致形勢惡化的那個人之一。他本來是禮部主事，曾上書請光緒帝出洋遊歷，奏摺被堂官攔下，最終導致六堂官被光緒帝罷免，成為戊戌政變的一個導火線之一。平時康有為都讓梁鐵君（精於技擊）看住王照，在東京，他的一切行動皆不得自由；說話有人監視，來往書信亦被拆閱檢查，就是軟禁。王照在犬養毅家親筆寫下出京一切經過以及康有為所稱衣帶詔是偽造的等，洋洋數千言，與康有為後來所記多有出入，康有為作偽的真相因此為部分日本人所知。不過，當然大多數人都蒙在鼓裡。而且康有為以為楊銳已死，死無對證，有恃無恐。他不知楊銳死後，其兒子扶棺出京時，將衣帶詔原本縫在同鄉舉人黃尚毅的衣領中帶回了四川老家。1909年光緒和慈禧太后死後，楊銳兒子將這份密詔交給了都察院，轉呈光緒帝的弟弟攝政王載灃。從此真密詔的真相大白。但是直到今天，很多人還以為康有為手裡拿的是真的衣帶密詔。 七 從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光緒帝下的新政詔書就有一百多件，幾乎每天至少都有一件，真的是像雪片一樣飛到全國各地，涉及經濟、教育、工業、商業、農業、行政等各個方面，令人應接不暇、眼花繚亂，就是要認真執行也來不及，何況多數地方還在觀望中。到了9月22日，北京政變已發生，已開缺回原籍江蘇常熟的帝王之師、前戶部尚書翁同龢還在日記中說：「自明發皆歸電報後，絡繹紛紜，新政煥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讀到21日的電傳閣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簾。當時全國的 18行省，只有陳寶箴主持的湖南，才真正推行了新政，儘管不斷遭到守舊勢力的反抗、抵觸。而且，湖南 新政的起步要比百日維新更早一些，到戊戌年已有一定基礎。 湖南新政是整個19世紀末維新運動的重頭戲之一。從某些方面看，要比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更紮實、更有望推進文明轉型。陳寶箴父子當時在湖南所開闢的途徑，毫無疑問就是通向現代化之路，而且達到的一定高度。 南學會、保衛局、武備學堂、算學堂、時務學堂、《湘報》、《湘學新報》…… ，這一切都是新生事物。短短兩年間，電線、鐵路、輪船、電信、銀行、礦務總局、銀圓局、鑄造錢局、官錢局、機器製造公司、電燈公司、火柴廠、煤油公司，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運。種桑公社等農工商業也都在這個時候出現，從改革書院到改革幣制，從教育、新聞到實業建設，湖南新政興盛一時，生氣勃勃，開全國風氣之先。 1897年成立的「南學會」，一方面推動政治參與，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講的方式介紹新知識，內容涉及學術、政教、天文、輿地等，聽講時可以發問，可以辯論，學會還有圖書館，人人可以借書。和民眾接觸最深的就是空前的「南學會」，特別是通俗講演，當時的少年范旭東[以後成為一代實業家]幾十年後仍記得：「那時候年紀很小，住在鄉下讀書，只見到過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講演的時候，也不站起來，聲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點不懂。我記得我只看見他們坐著搖扇子，彷彿還有一位抽著水煙，……不要笑他們腐舊，要知道那時候，凡是官府出門，就要鳴鑼清道，排場十足。他們這樣不同流俗，降格相從，和民眾接近，的確下了最大決心。如果不是真正讀通了書，而且有為國為民的心，決做不到。」 在「南學會」的示範、帶動下，湖南各地各種學會如同雨後春筍般冒出來，除了「南學會」的分會，還有輿地學會、算術學會、公法學會、化學會等等。很多年後，史學家張朋園在《湖南現代化的早期進展》中評價湖南新政運動，「在政治方面提倡參與，以群策群力來發揮團結一致的力量；在經濟方面，力主開發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強社會實力；在社會方面，提倡教育，發展人民知識，主張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為國家效力。」 以開民智為宗旨的時務學堂受到光緒帝的關注，曾夜讀時務學堂章程，並特批以湖南部分鹽稅資助經費。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試，錄取學生40人，參加者章士釗、楊樹達等回憶，陳寶箴親自「監臨收卷」，陳三立親自「校閱文卷」。當年，黃遵憲向陳寶箴建議請康有為擔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陳三立主張請梁啟超。 陳寶箴欣賞康有為的才，不同意康有為的學，尤其不贊成借孔子託故改制，這一點康有為也深知。所以他在挽陳寶箴詩中還有「公笑吾經學，公羊同賣餅」二句。1898年5月27日，對於康有為的爭議鬧得沸沸揚揚時，陳寶箴上《奏釐正學術造就人才折》：「臣聞工部主事康有為之為人，博學多材，盛名幾遍天下，譽之者有人，毀之者尤有人。譽之者無不俯首服膺，毀之者甚至痛心切齒，誠有非可以常理論之者。……當此百度維新、力圖自強之際，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他奏請給康有為降旨，自行銷毀《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誤息爭，亦借可知非進德」，對康有為其實含有曲全之意。他在附片中表示自己與康有為素無一面之雅，只是讀他的論說，認為是「通達時務，信為有用之才」。可見，陳雖對康的某些思想和冒進主張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動變法這一點上仍視為同道，其奏摺主要還是保全康。在據說是康代擬請求褒揚陳的奏摺中，實際上隱含著康對陳在應付保守派時不夠強硬的婉轉批評或不滿。 百日維新轉瞬即逝，「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陳氏父子被革職，永不敘用。湖南新政化為烏有，深受郭嵩燾影響的陳氏父子對康有為他們急噪冒進，最終導致局面的不可收拾確實不無異議。和康有為的路線相比，他們的步子要走得更務實、更穩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無完卵。他們感嘆的並不是一己的榮辱進退，他們當時耿耿於心的是漸進穩健的改革終究被康有為代表的激進冒進而夭折，對康梁的不滿是可以想見的。 黃遵憲在分析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時曾說過：「幾百年積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來治。這次的失敗就是新派人『求快』兩個字的失敗。」「如有一般有學問、有辦法、有經驗、有涵養的老輩出來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話只說對了一半，一般老輩是不肯出來主持的，陳寶箴是個異數，可惜只居湖南一隅，扭轉不了大局。 當戊戌政變的消息傳到湖南，沒有意識到自己處境危險的陳寶箴還致電榮祿，希望他能「息黨禍，維元氣」， 9月24日，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及譚嗣同、楊銳等「軍機四卿」被革職拿辦。28日「六君子」被殺。接著，張蔭桓被發配新疆。御史黃桂鎏先後兩次上折彈劾遠在湖南的陳寶箴。10月6日上諭下達：「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姦邪，著一併革職。」 發生在110年前的戊戌變法，我們以往了解的情況基本上都是從康有為、梁啟超筆下來的，主要代表了他們這一派的說法。因為變法失敗，六君子殉難，康、梁亡命海外，繼續舉起維新、保皇的旗幟，贏得了海外華人和國際輿論一邊倒的同情。他們贏得書寫、解釋那段歷史的主導權。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當事人陸續離世，擁有很強宣傳能力和天生懂權謀的康有為，加上「筆鋒常帶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啟超，他們的聲音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漸放大。我們從歷史教科書中獲知的戊戌變法幾乎就是以他們為絕對主角的，連主動變法的光緒帝都成了陪襯、配角。其實，歷史從來都是合力構成的。回望戊戌變法，康有為固然不可迴避，光緒帝和陳寶箴、陳三立夫子等人同樣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