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自我救贖

逆境中的自我救贖

——試論蘇軾對黃州貶居生活的適應及其人生智慧

郭杏芳

摘要：被貶黃州，蘇軾面臨人生失意的生存逆境，精神苦悶，生活困難，為適應新環境和新角色，他接受現實、適應現實，做到躬耕自給、精神自適，親近山水、廣交朋友，勤奮創作，並取得了文學藝術創作的輝煌成就，確立了與「舊我」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價值取向，他在困境中的自我救贖，體現了中國傳統文人的處世態度與人生智慧，是此後歷代知識分子寶貴的精神財富。

關鍵詞：蘇軾；貶居黃州；角色適應；人生智慧

在我國古代眾多優秀的文學家中，北宋蘇軾無疑是其佼佼者，無論是文學成就還是品德胸懷都少有與其比肩者，就是仕途的坎坷也是文人官員中少有的。貶謫黃州是其仕途首遭劫難，但他不僅適應了艱難的貶居生活，還活出了人生的新境界，取得了平生最輝煌的文學藝術成就。他的文學成就和人生智慧近千年來滋養了一代代文人學子，至今仍然值得我們繼續研究和學習。在此，筆者試對其逆境生活的適應過程及其處世態度和人生智慧作些粗淺的探討。

一、黃州生活的適應——從想像到現實

北宋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新春佳節之際，蘇軾逃脫了言官構陷的「烏台詩案」劫難，卻不得不立即起程赴貶所黃州，接受那「不得簽書公事」的團練副使的任命。歷經一個月的路途顛簸，他與長子邁於當年二月初一抵達黃州。當他因罪臣之身而不得入住黃州官府，只得寓居城內破寺定惠院時，他的身份已由徐州、湖州等地獨擋一面的地方行政長官，變成了如今「著本州安置」的罪臣，閑人。他不是赴任，他是接受改造。他要面對的是全新的身份和環境，首先要考慮的是生存的問題，然後才是如何給自己的人生重新定位。當然，這二者相輔相承，相互影響，生活方式的取向是人生價值取向的體現，人生價值觀又影響著生活方式的選擇。但此時蘇軾只能被選擇，他要做的是如何儘快找到接受被選擇的生存法則。

在未到黃州之前，蘇軾完全不知他將到之地會是怎樣。當他被「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獄後就賦詩兩首，其中第二首前六句詩云：「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1]47

他被捕入獄是文字之累（是詩直接惹的禍），過去還因詩文使其聲名太高，如何正臣所言「軾所為文字，傳於人者甚眾」，舒亶（dǎn）說他「傳播中外，自以為能」，李定也說他「濫得時名」。此詩前兩句似是他的反省和自律；三四兩句兩個典故寫出了他的後怕和自潔；五六句則是他的現實考慮和長遠打算，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家貧無酒，因此為了家貧，蘇軾不敢休官；最後一句說的是精神層面的，以後如何面對現實呢？效維摩以法喜為妻，他將與佛法終老。　

此詩看起來好像蘇軾赴貶所黃州之前已作好了思想準備，但卻是抽象的大方向式的，不涉及具體內容和辦法。他大概只知道黃州在湖北、且在長江邊，而從唐詩里又知道了「雲夢澤」這個美妙的名字，便想像那裡應是魚米之鄉。所以，在經過淮河時，他作了《過淮》詩，其中就有很美好的想像：

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2]1022

從描述中可以看出，蘇軾把將要度過的貶謫生活想像得比較簡單，好像只要自己沒有過多要求，只要有「魚與稻」，就會無生計之憂，以後的生活現實證明他和家人的生存都存在很大問題。顯然，未到黃州之前他對未來生活的困難與痛苦還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

初到黃州，只是他與兒子邁兩人，生活容易解決，「隨僧蔬食」，還感覺不到生活上有多大的壓力，因此，他的《初到黃州》詩，筆調詼諧風趣，心氣平和。前四句詩云：「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1]49從詩中看不出詩人有多大的悲傷，倒看出了詩中自嘲透著自得，而且他總能看到生活中的美好，看到的是「魚美」和「筍香」。從此詩中既看到了詩人樂天的性格，也說明蘇軾對貶謫生活的困難還沒體會到，也可以說他將生活表面現象包裹住了心靈深處的創傷。其實，對他來說生活表象的困難可能更容易克服和解決，思想上精神上的傷痛是難以平復的，在他以後即使是情感洒脫放曠的詩詞中仍能體味他的悲傷。我們現在從他的詩文中之所以處處感覺到他好像不太在乎生活的困苦，表現出來的是樂觀豪爽的一面，我想，這正是他生活的智慧：他不想讓生活的苦澀消解了人的意志和精神。

現實的貶謫生活遠比設想的要嚴峻，隨著家眷的到來，生活窮困更顯露出來，快到揭不開鍋的地步了，雖然痛自節儉，仍有難以為繼之虞。在與學生和好友的書信中，蘇軾多次提到他面臨的困境和擔憂。元豐三年五月在給參知政事章子厚的信中說到他抵黃後的生活：「現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便。」家眷到來後「廩祿將絕」，所以「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元豐三年十一月和元豐四年七月，在給學生秦太虛和難友王定國的信中，分別描述了他生活的窘境及如何痛自節儉生活用度：「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大塊，掛屋樑上，平日用畫叉挑起一塊，即藏去叉」（《答秦太虛書》），「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聊以自娛耳。」此時的蘇軾「饑寒並日，臣亦自厭其餘生」[3]25。

這種困境的破解，有賴於一位對他不離不棄的朋友馬正卿，馬到黃州府請得城東數十畝故營地，於是，蘇軾在黃州貶所開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自食其力的躬耕生活。放下做官的身架，放下讀書人的身段，從過去不懂稼穡到現在開荒種地、精打細算，蘇軾一家的溫飽得到了解決。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精神生活才能談得上安適，靈魂才能有所依存，在生存之上的精神創造也從此有了可能。

二、精神上的惶恐與自我調適

面對新的人生考驗，蘇軾既不能像陶潛那樣掛冠而去，又不能改變朝廷的決定，那麼，就只有接受現實，適應變化。其實，這時最難安置的還是自己的思想和心靈，身份只是外在的因素，內心安定了才可以四海為家，寵辱不驚。支撐他精神復原的仍然有儒家思想的內核，入世出世思想此後一直伴隨其終身。此時應急養性的，他藉助的主要是釋家的超脫和道家的養生。

為適應新的角色，確立新的人生觀，蘇軾經歷了複雜而痛苦的心靈煎熬。一開始不免有些畏人畏事，憂讒畏譏。在給一些同僚和朋友的書信中，往往流露出他的愁苦和餘悸心情。「軾自得罪心來，不敢復與人事」；他還感嘆「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有書與之亦不答」。最初可能有相當一段時間「不敢作詩與文字」，他說「筆墨荒廢，實以多難畏人」[3]27。　

任何人要適應一個不同於以往的生活都有一個過程，何況蘇軾又是個情感豐富的詩人，更是被貶之人，自然更容易引起情感的波瀾。當他「宿黃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時，記起了少年時在一村院牆壁上題詩中的兩句「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便因此作一絕：「佛燈漸暗飢鼠出，山雨忽來修竹鳴。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可以看出蘇軾貶謫黃州後心境是何等凄惶，這恐怕是一般人難以深入領會的，在壁上題此詩的人大約能理解吧？出可以說，此時此地此情此景，蘇軾也理解了那個題詩人的情意及詩中的意境。但他作的詩意境更清絕，可以想見他當時的心境又是何等的凄涼。生活的清苦和精神的寂寞，他還會想辦法克服，但對陷他於絕境中的人他卻沒辦法對付，即使被貶黃州遠離朝廷，他仍有一種後怕和退避，所以「幽人無事不出門」（《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而要「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給神宗皇帝的《黃州謝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其二詩句「饑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1]1034，《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所嘆「只有名花苦幽獨」、「天涯流落俱可念」[1]1036-1037，《卜運算元·黃州定惠院寓居作》（孤鴻）「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5]，等等，都透露出詩人遭受政治打擊之後遠未平復的心理恐懼與巨大的精神痛苦。此類詩句，初居黃州時的詩詞中處處可見。

在生活清苦，精神孤寂，前途渺茫的境況下，學道禮佛，「厚自養煉」，以「焚香默坐」來達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成為黃州時期蘇軾精神自我調適的主要方法。他不僅到安國寺沐浴，還借僧房閉關修鍊，從內心到行為他都在努力嘗試用一種宗教的虔誠和超脫來平復內心的憤懣，恢復精神的原氣。初到黃州時他經常往來於佛寺道觀，這在一些詩文和書信中都有記錄。元豐三年（1080）歲末，他寫給秦觀的一封書信中說：「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煉。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4]151蘇軾在天慶觀閉關四十九天的「養煉」，不只是出於強健身體的考慮，而是為處世立根本，這個根本就是他此後的處世態度和新的人生價值觀。立足於這種人生態度，蘇軾的價值取向與生活方式已經與過去完全不同，誠如他信中對朋友所言「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4]157，他日即便再返官場，他也可以做到「事已則心返」，不再把名利和地位作為人生目標和實現生活價值的抉擇依據。

這種「根本」性的人生態度轉變，在蘇軾整個為官一生中，黃州貶居是最大和最徹底的一次。他晚年在自題畫像中對自己的總結是「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其實他最大的功業是在黃州，因為在黃州已立下了應對人生的「根本」，故而在以後的歲月中就能從容地面對一切變故。

他還專門寫有《安國寺浴》：「老來百事懶，身垢猶念浴。衰發不到耳，尚煩一月沐。山城足薪碳，煙霧蒙湯谷。塵垢能幾何，翛然脫羈梏。心困萬緣空，身安一床足。豈惟忘凈穢，兼以洗榮辱。默歸毋多談，此理要觀熟。」[1]1034

中國蘇軾學會理事、四川師範大學碩導楊勝寬教授把蘇軾到安國寺禮佛和洗浴作為其人生觀開始轉變的具有象徵意義的標誌性事件，在《蘇軾「適」的人生境界之形成與表現特徵》一文中對此詩作過專門分析，認為蘇軾「一旦從長期困擾自己的名利追逐中解脫出來，人生其實是與過去所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情景。這種頓然覺悟，對蘇軾認識過去和思考未來，都至關重要。」[6]詩人說「塵垢能幾何，翛然脫羈梏。」顯然他的洗浴不只是為了身體表面的「塵垢」，而是「豈惟忘凈穢，兼以洗榮辱」，決心要祛除的是過去思想上榮辱觀對人生的羈梏，從而獲得了解脫後「披衣坐小窗，散發臨修竹」的生活瀟洒與精神安適。

擺脫了憂讒畏譏、迷茫彷徨的思想狀態，就達到了自我調適、自我解脫的嶄新境界。雖然這個自我解脫也並非徹底的真正的解脫，只是求得對自己的心靈有一個交待而矣，但仍然可以幫助他確立一種讓自己能接受的不同於以往的處世態度和人生態度。

蘇軾的教養和思想修養都使他具有應對變故、適應變化的精神支柱和力量。其實，他的濟世思想和政治理想仍然還深埋心中，正如他《與李公擇書》[7]202中所說：「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在《與騰達道書》[7]207中說：「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我想，除有為國為民的忠誠和道義，他還保有讀書人的氣節，如他所言：「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雖是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元豐五年作《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4]99有這些精神內核作支撐，使得他在最悲苦的時候仍葆有開朗樂觀的生活態度。

三、身心的自我解救——創作與耕作

雖然有儒佛道諸思想作為精神支撐，但苦悶和調適仍要藉助寫作來宣洩和抒發。蘇軾雖說是為文字所累，但他仍離不開文字，否則那是要了他的精神生命，成為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可貴的是，不論多麼艱難，蘇軾始終沒有頹廢，沒有放棄寫作，他曾說「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矣。」（何蘧《春渚記事》）[8]。這是他在困苦時表達思想、宣洩感情的最好方式，同時為後世留下了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黃州短短的四年三個月時間，注《論語》、抄《漢書》、寫詩填詞數百，包括文賦、書法，碩果累累、高峰迭出。也正是憑藉他大量的作品，我們今天才得以了解他的心緒和思想、人格和品行。

蘇軾的苦悶、孤獨、迷茫、彷徨以及心有不平和不甘，以及自我解脫後的豪放洒脫等等，我們都可以從他的文學作品中品讀到。他謫居黃州初期的一首詞，很能看出他的幽怨、不平和不甘。這就是他寓居定惠院時所作的《卜運算元》[7]99：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詞中的意象都是缺陷不圓滿的：「缺月」、「疏桐」、「孤鴻」，作為「幽人」獨往來的背景顯得異常凄涼、孤苦；因此，很自然地就有下片的不甘和怨恨，這正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仍透露出主人公「揀盡寒枝不肯棲」，寧肯忍受「寂寞沙洲冷」的清曠和高寒。這正是蘇軾初到黃州時的心境與情感的真實寫照。一個遭過大難後被貶到遠離都城的僻陋之邦，而且剝奪了權力、失去了自由的人，所有的那種對命運的感嘆、對前途的失望、對有恨無人省的無奈，以及不肯同流合污、低頭屈服的堅持，都通過這首詞委婉曲折地表達了出來。今天品讀此詞，仍能感受到「孤鴻」寂寞凄惶而又高傲自許的孤苦與清高。景物是情感的意象外衣，孤鴻是心靈煎熬和掙扎的靈魂外現。

正是作者詩詞文中所表露的點滴堅守之情，使得他精神不垮，始終保有生活的勇氣，並想法調整心情，戰勝困難，從容應對苦難，在苦難中發現生活的樂趣和人生的意義。

說到蘇軾的創作和精神重生，不得不先說說他的東坡躬耕。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和生活，蘇軾不得不自食其力，躬耕東坡。我們今天說起來很田園很文化的東坡生活，當時詩人卻是付出了血汗的艱苦勞作的。他在給章子厚的信中就描繪過，「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而舊營地荒蕪、貧脊，為了養家糊口，他不得不與家人一道「刮毛龜背上」，撿去瓦礫石塊，挖掘薄薄的一層泥土，然後在上面種麥栽茶，自食其力。「東坡居士」這個名號，是從未做過活計的蘇軾，放下讀書人士大夫的身架辛苦耕作後得來的，而不是為了表達文人取號的雅興。

東坡耕種對蘇軾而言意義重大，勞動的結果改變了他的生活狀況和思想狀態，他建造了茅屋「雪堂」，擴大了生活空間，也改變了精神境界和生存狀態。此後他漸漸變得更為豁達洒脫而無欲無懼。經過了幾年無望的貶居生活的磨鍊，他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撐，對人生價值有了新的認識。身心上有了一些輕鬆和快慰，交遊廣泛了，創作豐收了。在元豐五年，即他被貶黃州的第三年，是他命運轉折的一年，他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變，黃州時期創作的名篇大多在這一年。他敢於說「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7]132；甚至說「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浣西沙》山下蘭芽短浸溪）[7]134。他還悟出一條人生之道：不論是自然還是社會，都「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赤壁賦》）[7]166這可以看作是蘇軾讚美江山如畫，陶醉其間，忘我地融入大自然之中，同時，這也是身心的一種修鍊和自救，是健康正直的人生態度的外現。

明白了取捨得失，心緒變得平和寧靜，思想和精神不為外物所役，那又有什麼想不開、放不下的呢？東坡初入黃州時曾說：「便為齊安民，何必歸故丘，」正如「吾心安處是吾鄉」，現在即便要他永做齊安民，我想他大概也很容易接受了。

此外，交友與遊覽既是蘇軾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他擺脫困境的良方妙法。

其實，蘇軾的心情一直是矛盾複雜的，時時處處在用哲人的眼光在觀察世界、打量生活，並往往在困苦窘迫之中發現生活之美好；同時，他懂得在自然中放浪身心是對精神最好的救贖，在答好友李端叔的信中表達了他那種忘記身份得失的生活狀況，他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這是一種恬淡自適、返樸歸真的生活，也是一種思想放鬆忘卻身心痛苦的生活。

四、結語

蘇軾對黃州貶居生活的適應過程，體現了他的生存智慧和人生智慧。我認為他對我們的啟示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一是從傳統優秀的思想文化中尋找精神支柱，煉就應對劫難的能力，並愛惜身體和生命，學會養生；二是靠自己的雙手和智慧養活自己和家人；三是親近自然，無私而博大的自然能為人治癒心靈的創傷；四是廣交同情理解自己的朋友，友情也可以療傷；五是聽從心靈的召喚，有感必發，形諸文字，創作應是情感最好的宣洩方式，作品又是他人了解自己的依據；六是找到適合自己生存處境的生活方式，及時調整心態，確立正確的人生觀。

蘇軾在黃州的適應過程便是他人生觀的改變過程。他從悲凄彷徨，到鎮定從容，並突破自己的局限，創作出大量著名詩文，如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篇，便是他人生觀、世界觀重新確立的過程。能如此遭難而不失志氣，歷困窘而成就斐然，這大概就是千百年來，蘇軾一直被人所推崇的主要原因吧？這也應該是我們今天研究學習他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1]陳邇冬.蘇東坡詩詞選[M].北京：工民文學出版社，1982-07（二次印刷）：47.

[2]（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第四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2.1022.

[3]饒學剛.蘇東坡在黃州[M].京華出版社，1999-05.

[4]梅大聖.蘇軾黃州詩文評註[M].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38。

[5]朱靖華、饒學剛、王文龍、饒曉明.蘇軾詞新釋輯評[M].中國書店，2007-01.石聲淮、唐玲玲.東坡樂府編年箋注[M].台灣：華正書局，1988.

[6]楊勝寬.蘇軾與蘇門文人集團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7]饒曉明,方星移,朱靖華,饒學剛.蘇東坡黃州名篇賞析[Ｍ].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07.

[8]袁行霈，莫礪鋒，黃天驥。中國文學史（第三卷）[Ｍ].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08；2001-06.

[9]葉飛.蘇東坡的千年人生智慧[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7-06.

[10]顏中其.蘇東坡軼事彙編[M].長沙：嶽麓書社，1984-05.

[11]林語堂.蘇東坡傳[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06.

來源：《學術研究》2012年第3期

作者簡介：郭杏芳，女，湖北羅田人，黃岡職業技術學院公共課部副教授，中國蘇軾學會會員，黃岡市東坡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唐宋文學，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湖北黃岡，438002）。

註：該資料為新安中學學生專題研究性學習之用。謹向作者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