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騰：傳統家訓濡化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經驗及啟示

（潘玉騰：福建師範大學教授）

每一個時代都有適合該時代的社會核心價值觀，也都需要合適的方式傳播和普及該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作為中華民族特有文化遺產的家訓，乃「治家立身之言，用以垂訓子孫者也」[1]，它在傳統社會核心價值觀傳播和普及中一直擔當著重要角色。傳統家訓採取最貼近大眾生活的教化方式，注重親情的濡染和感化，在人倫日用中潤物無聲地培育起和該社會核心價值觀相承接的價值理念和行為習慣，成為傳統社會核心價值觀傳播和普及的橋樑。對傳統家訓在濡化傳統社會核心價值觀中的重要影響進行學理分析，總結其濡化的經驗與規律，可為更有效地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重要的啟示。

一、傳統家訓是傳統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生動表達

中國傳統社會形成過穩定而又影響深遠的核心價值觀，這就是儒家所倡導的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道德體系。「『三綱』基本上屬於腐朽和束縛人性的『糟粕』，而『五常』則可以視為維護人與人之間和諧發展的『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重要紐帶，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中的精華。」[2] 儒家核心價值觀能夠深深地紮根於人們的思想觀念里，並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選擇，除了「儒者宣而明之」（《隋書·經籍三》）外，傳統家訓對其向民間傳播普及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儒家核心價值觀內化為傳統家訓的精神實質，而傳統家訓則架設起儒家核心價值觀從「聖人之學」通向民間的橋樑。通過這座橋樑，儒家核心價值觀才能深入人心，積澱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層，成為社會各階層的價值共識和文化傳統。

（一）傳統家訓以儒家核心價值觀為基本遵循

產生、發展和繁盛於中國傳統社會的傳統家訓是關於治家教子的訓誡，它是以「一定時代社會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內容作為教育內涵的一種家庭教育形式」[3]。歷經千百年來的立言、積澱，關於傳統家訓的資料卷帙極其浩繁。其所蘊含的思想非常豐富，所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但究其根本，無不彰顯著以儒家思想體系為基本內核的傳統社會核心價值觀，無不引導著社會的細胞——家庭始終為合乎統治階級利益需要的社會秩序服務。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傳統家訓始終緊緊地攀附在儒家文化的主幹上，受儒家核心價值觀的影響深厚。先秦時期家訓更多集中在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聖賢的對話語錄中，主要體現在《禮》《詩》《易》《書》《春秋》《論語》《孟子》《孝》等典籍中。兩漢三國時期的家訓，往往直接引用儒家聖賢的語錄，儒家經典往往被奉為格言、準則及信條，在闡釋中體現自己的看法和見解。從劉邦敕太子讀書學習、禮敬老臣到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至曹丕擇大儒教曹睿；從西漢初《孝經》問世，到東漢班固《白虎通德論》、班昭《女誡》、馬融《忠經》等；從劉備《遺詔敕後主》、曹操《諸兒令》、諸葛亮《誡外甥書》與《誡子書》，到王昶《誡子侄文》等；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累世為官的世家大族的家訓都呈現出以儒家核心價值觀為導向的發展趨勢。魏晉隋唐時期是家訓的成熟期，有被稱為「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的我國第一部家訓著作《顏氏家訓》，有把古代帝王家訓推向顛峰的李世民《帝范》，還出現數量眾多、膾炙人口、影響深遠的以詩文為體的家訓，如杜甫的《又示宗武》與《宗武生日》、韓愈的《符讀書城南》以及陸遊的《示兒》等。這些家訓積極主張學習儒學經典，所謂「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顏氏家訓·文章》）《顏氏家訓》遵循儒家經典進行家庭教育，飽含著儒家倫理的基本精神和文化內核，對後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宋元時期是家訓的繁榮時期，司馬光的《家范》和《居家雜議》博採經史群籍，彙集歷代人士治家教子的名言和道德故事，對家人子弟進行儒家倫理教育；范仲淹首設義田、義莊及其對族人的教化，賈昌朝《戒子孫》中的「官德教育」，包拯刻石立銘告誡子孫不得貪贓枉法；被稱為「《顏氏家訓》之亞」的《袁氏世范》立意「訓俗」，明確了「厚人倫而美習俗」的宗旨，拓寬了家訓教化功能，奠定了其在中國古代家訓史上的重要地位。宋元時期社會動蕩，道德滑坡，理學興起，社會比任何時期更需要封建倫理道德教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一時期家訓教化思想及其實踐。明清時期，伴隨著儒家倫理思想體系趨於定型與臻於完備，眾多的家訓著作紛紛問世。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龐尚鵬的《龐氏家訓》、朱元璋的《祖訓錄》、姚舜牧的《葯言》、吳麟征的《家誡要言》、康熙的《庭訓格言》、孫奇逢的《孝友堂家訓》、朱柏廬的《治家格言》以及林則徐、曾國藩的家訓等。這個時期的家訓內容更為精細，涵蓋了國家、家庭以及個人等各個領域，用儒家綱常名教訓導子弟修齊治平、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為人處世、經世應務等各個方面，構成了這一時期家訓的主體性內容。[4] 總之，從傳統家訓歷史演化軌跡可以看出，作為一種深入到家庭的社會意識形態形式，它始終受儒家核心價值觀為主軸的社會文化的影響和制約，發揮了鞏固與延續封建制度的作用。

從傳統家訓的內容來看，由於中國傳統家訓源遠流長，積累深厚，形成了家誡、家范、家書、家法、庭訓、庭誥等形形色色的家訓成果，內容十分龐雜，涉及的領域極其廣泛，幾乎涵蓋了睦親、治家、勉學、立業、為官、處世等人生的方方面面。但究其根本，歷代家訓以儒家核心價值觀亦即綱常倫理為主，結合作者的人生經驗和生存智慧，始終圍繞齊家治家、教誡子弟、處事指導等三方面展開的。[5] 在齊家治家方面，與儒家倡導的「齊家」思想相適應，傳統家訓都把家庭和睦作為「家道隆昌」（《孝友堂家訓》）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在調適家庭成員之間關係時，基本上以儒家家庭倫理思想為依據加以闡釋和發揮，如在父子關係上，強調父慈子孝；在夫妻關係上，強調夫義妻順；在兄弟關係上，強調兄友弟恭。在教誡子弟方面，與儒家強調「修身」的思想相適應，許多家訓都把立身修德擺在突出位置，反覆強調子弟家人要蒙以養正、勵志勉學、應世經務、奉公廉潔、報國恤民。在處事指導方面，與儒家「處世之道」相適應，許多家訓提出要和待鄉曲、寬厚忍讓，審擇交遊、近善遠佞，救難憐貧、講究人道，明哲保身、謹言慎行。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儒家所倡導的核心價值觀正是傳統家訓的主要價值取向，或者說，傳統家訓的基本內涵，無不是在彰顯儒家經義的。所以《鄭堂讀書記》的作者周中孚提及《顏氏家訓》時，謂其「全書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黨之間，其歸要不悖於六經，故舊史皆入之儒家」。[6] 可見，傳統家訓形式上雖在家庭內部進行，但其內容本質上卻是社會的。它一直以儒家的「修齊治平」思想為價值旨歸，以儒家的「三綱五常」道德規範為基本遵循，閃爍著忠孝仁義、中庸之道、立身揚名的儒家文化精神。

（二）傳統家訓是儒家核心價值觀的普及物

中國傳統社會核心價值觀教育有兩種基本方式：一是以政治制度的形式，通過規範學校辦學制度、完善科舉程式等具體途徑，自上而下地對廣大民眾實施強制灌輸；二是以家訓、家規、族規等家庭教育形式，通過家教和家風的熏陶實現家庭成員之間的濡染和感化，使社會核心價值觀得到廣泛的滲透和普遍的認同。但對整個社會而言，對廣大普通百姓來說，單靠政治強制模式強行灌輸儒家經典，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這是因為儒家典籍深奧莫測，只限於官吏和少數有一定文化知識的人能夠理解，社會傳播效果是有限的，因而必須解決儒家核心價值觀普及化的問題。但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變得神秘莫測，使人敬而遠之。這樣自然就把儒學輸往民間的通道隔斷了。誠如《顏氏家訓》所言：「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跡，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復，遞相模仿，猶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顏氏家訓·序致》）既然這些「理重事復」的解經之學不能發揮對子孫後代的教育作用，就不得不另闢蹊徑。而連接官方儒家文化和民間家庭文化之橋樑的家訓似乎是最好的選擇。藉助深入淺出、婦孺皆知的家訓形式，用儒家核心價值觀來引領和規範子孫後代的思想與行為，方能使他們「立身揚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斗閱，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顏氏家訓·序致》）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裡，顏之推所言並不是要拋棄堯舜之道，而是說不能把儒家思想神秘化，相反要使儒家經典易曉易知，有如傅婢、寡妻誨諭子弟的言語，便於理解記憶和自覺踐行。宋代印刷術的發展，為家訓著作進一步突破家族範圍創造了條件，主要由有文化背景的士大夫官僚之門，轉向普通老百姓之家。袁採的《袁氏世范》一改以往意求「典正」的傳統，立意「訓俗」，所以書成之後取名為《俗訓》，明確闡述這本書秉承「厚人倫而美習俗」的宗旨。明朝中後期，伴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漸發展，市民階層的不斷興起，開始出現了新的家訓體——通俗家訓，如姚舜牧的《葯言》、吳麟征的《家誡要言》、彭端吾的《彭氏家訓》等。這些家訓多為語錄體，它不太刻意追求內容的系統性，語言通俗簡短，近似白話，有的還對偶壓韻，便於記誦，越來越淺顯世俗化。清代朱柏廬的《治家格言》是將儒家思想和中華傳統美德世俗化的典範之作，無論是官宦士紳、書香世家還是販夫走卒、普通百姓，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其流傳之廣，超過了中國傳統家訓中的任何一部。[7] 可見，傳統家訓在高深莫測的儒家思想與凡夫俗子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使得儒學能滲透於千家萬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儒學的社會化，客觀上起到了普及儒家核心價值觀的作用。

（三）家國同構是傳統家訓濡化儒家核心價值觀的社會基礎

傳統家訓之所以能擔負起濡化社會核心價值觀之功能，主要是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國同構的社會形態所決定的。在傳統社會，以血緣和婚姻關係為紐帶的家庭是集生產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傳遞以及日常生活於一體的社會基本單位，在社會結構中擁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宗法家庭和家族是整個封建社會的基石和細胞，處理好家庭內外關係，對維護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發展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孟子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離婁章句上》）家是小的王國，國是大的家庭。「家」維護的是「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家庭秩序，「國」維護的是「君為臣綱」的政治秩序。由於傳統宗法家國一體的制度，不斷強化「在家事親」與「在國事君」是一致的，「在家盡孝」與「在國盡忠」也是一致的，故而要想達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界，必自家庭教育而始，甚至將家庭教育的意義提升至國家興衰存亡的高度，「所謂治國必先齊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大學·釋齊家治國》）「家」與「國」相互統一的典型表現莫過於被儒家所體認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信條。在儒家看來，「家」是個人與國家、天下之間最重要的連接點，「齊家」的意義和價值甚為特殊。究其緣由，社會成員是分屬於不同的家庭，個人品行優劣，不僅與其家庭環境直接相關，而且必須首先藉助於家庭才能實現；而不同家庭的狀況是否安定有序，就直接關聯著整個社會是否和諧發展。家齊是國治的必要前提。明代名士羅倫有言：「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佔山林、不尚爭鬥、不肆強梁、不敗鄉里、不陵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侄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戒叔父等書》）家庭狀況是社會狀況的一個縮影，父子關係是君臣關係的一個縮影。一旦出現子不孝父，就會埋下臣不忠君的隱患。人人在家做孝子，在國為忠臣，家無逆子，國無奸臣，必然是社會安定，天下太平。這正如魏象樞所言：「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既行，在家則光前裕後，在國則端木澄源。10年之後，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從此中出，將見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矣。」（《寒松堂集·奏疏》）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認為「齊家」是「治國」的基礎。因此，儒家核心價值觀藉助於傳統家訓這一載體濡化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以傳統家訓普及儒家核心價值觀，使家庭生活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同時將儒家核心價值觀滲透進家庭里，落實到人倫日用中，使國家政治文化紮根於到民間、基層，並開花結果。這樣的家國文化和家國結構相輔相成，互為表裡，使得以傳統家訓對家庭成員濡化儒家核心價值觀有著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制度保證。

二、傳統家訓濡化傳統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特點和經驗

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為目的的傳統家訓，蘊含著深刻的教化思想，在濡化社會核心價值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呈現出許多特點和優點，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一）內容的共同性與訓誡的多樣性相結合

傳統家訓種類繁多，一般可分為帝王家訓、高層官宦地主家訓、士大夫和名儒家訓、中下層地主家訓以及平常百姓的家訓。各類家訓側重點有所不同，各具特色，不同時代在內容上有所差異。如先秦時期的家訓內容為家國一體，移孝為忠，父兄對子弟十分注重維護尊卑長幼的禮制教育。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確定，對於「門第」的倚重，以讀書求仕為內容的家訓增多。宋明時期理學興起，日趨系統、成熟、完備的儒家核心價值觀憑藉各種載體滲透於家庭和家族之中，家訓重視禮教，尤以孝悌倫理為突出內容。明清時期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地位的大幅提升，儒者不再恥言「治生」貸殖之業，特別在一些手工業、商業發達地區，出現了「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丰南志·百歲翁行狀》）的情況，因此歷來以耕讀為主要內容的士大夫家訓，增加了教導子孫後代「棄儒就賈」的新要素。雖然家訓內容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和充實，反映其時代特色，但從整體上看，幾乎所有家訓無不以儒家核心價值觀為主導思想的，一般都涵蓋著睦親、治家、立業、勉學、為官以及處世等基本要求，整體上呈現出「大同小異」的特徵。

家訓內容上的共同性，並不排斥訓誡方式方法的多樣性。傳統家訓形式多樣、不拘一格：從文本上看，有娓娓道來、沁人心脾的《袁氏世范》；有引經據典、語言精練的《溫公家范》；有體系龐大、質樸明快、說理深刻的《顏氏家訓》；有字字珠璣、朗朗上口的《朱子家訓》；有如若家常、歷久不衰的《曾國藩家書》；有家法嚴明、操作性強的《鄭氏規範》等等。從文體上看，有銘（把家訓內容刻在器物上經常觀看）、誥（以文告形式訓誡）、敕（上命下、君王對臣子之告誡）、令（以命令形式訓誡）、誡（警戒家人子弟）、疏（以敘述前言往事教導子弟）、法（用家法、族法、家規的形式強制家庭成員遵守）、書（以書信或遺書教導遠在異地的子弟）、詩（把家訓著為詩歌讓子孫後代朗誦）、聯（通過寫帖對聯的渠道教導子弟）、名（藉助給子孫或建築取名的方式進行教育）以及格言、警句、匾額等；從行為養成看，傳統家訓通過舉行訓誡儀式、填寫功過表格、召開討論總結會等形式，不斷強化家庭成員的行為習慣的養成，以取得教化的最佳效果。如《鄭氏規範》就嚴格規定：每天清晨，擊鐘為號，家人集中於「有序堂」，讓未冠男孩、女孩分別朗誦勸善懲惡及和睦家庭、慈愛子孫等家庭道德內容的《男訓》《女訓》，此外每月初一、十五，家長還要率領家人朗誦夫和婦順、兄友弟恭之類的訓詞。再如，袁黃的家訓《訓子言》中就介紹了填寫「功過格」的具體方法。袁黃把「功格」和「過格」分別為50條，每一條都相應地標識出完成此事後該得的分數。如，「救免一人死」，「准百功」；又如，「遇一病告救不救」，「准五過」等等。他嚴格要求其子每夜必認真填寫，希望能達到「改過錯遠禍害，行善事得福保」的目標。又如，《龐氏家訓》第五十則規定:「每月初十、二十五兩日，凡本房尊長卑幼，俱於日入時為會，各述其聞。或善惡之當鑒戒，或勤惰之當勸勉，或義所當為，或事所當為者，彼此據己見，次第言之。各傾耳而聽，就事反觀，勉加點檢，此即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之意。」

（二）親情感化與家規約束相結合

家訓是家長為子嗣而作，其教化方式是在蘊涵血親情感的環境中進行的，故而具有特殊的教育功效。其一，家庭中「知子莫若父」的優勢，使得家訓教化可以針對個體的特殊情況而開展。一代名相房玄齡教誡子弟，是「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舊唐書·房玄齡傳》）；中唐名臣穆寧也是「嘗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新唐書·穆寧傳》）。其二，家長因對子女「情至切、愛至深」，父母對子女的教誨有很強的責任心。家訓對子嗣的行為指導可謂無微不至、面面俱到，《顏氏家訓》《朱熹家訓》《曾國藩家書》等家訓都言語詳細，幾近瑣屑，非骨肉至親不能如此。其三，家庭成員之間「唇亡齒寒、榮辱與共」的目標，父輩期望子弟繼承祖業、維護家聲、擴展家業，使得子女對父母的教誨有很高的信度。如司馬談臨終時一再囑咐其子司馬遷要繼承世傳家學，勇挑修史重任，秉承自己的遺志。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回答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史記·太史公自序》）正因為父母與子女有著血濃於水的血緣關係以及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家訓的教化更具感染力、號召力以及權威性，也就是所謂「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顏氏家訓·序致》）。親子間的交互影響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自然天成、根深蒂固地存在著。這種影響使得家訓教化耳濡目染、入耳入心，能收到其他教育無可超越的效果，從而促進個體價值觀的形成。

家訓是勸導和約束的統一。作為家庭教育的一種基本形式，傳統家訓則是一種勸言，是非強制性的，但同時它又是一種規範，具有強制性的特徵，被視為家庭的法律。這是因為，家庭成員人各有性，其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閑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再者，「臨事之際，一以為是，一以為非；一以為當先，一以為當後；一以為宜急，一以為宜緩」（《袁氏世范·睦親》）。如果大家都依著稟性辦事，豈不亂了章法？有鑒於此，則家庭之間必得有一條可供大家依循的行為規則，以有效地消除因各人稟性差異或者認識不一而導致的矛盾，進而確保家庭成員之間和睦共處。既然這種行為規範是家庭成員必須遵守的，它必然帶有強制性和約束力，違犯者會受到應有的處罰。處罰方式既有精神性的懲罰，如將其不端行為予以示眾、將被宣布為不貞不孝的成員驅逐出家門等；又有肉體性的懲罰，諸如罰跪、鞭撻、禁食、禁閉等多種方式，最嚴重的甚至會被剝奪生命。例如《鄭氏規範》中規定：「子孫賭博無賴及一應違於禮法之事，家長度其不可容，會眾罰拜以愧之。但長一年者，受三十拜；又不悛，則會眾痛箠之；又不悛，則陳於官而放絕之。仍告於祠堂，於宗圖上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復之。」《龐氏家訓》規定利用祭祀聚會之機表彰先進，懲戒過惡，教育族人。「子孫有故違家訓，會眾拘至祠堂，告於祖宗，重加責治，諭其省改。」《葯言》中規定：「族有孝友節義賢行可稱者，會祀祖祠日，當舉其善告之祖宗，激示來裔。其有過惡者，亦於是日訓誡之，使知省改。」

（三）借物曉喻和實踐鍛煉相結合

傳統家訓多以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諄諄勸導為主，輔之以形象的歷史故事或者娓娓道來的現身說法，很注意採用以事明道、以物喻理的方法，絕少泛泛而談的空洞說教。東漢名臣王丹規勸其子要慎重交友：「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全知者鮮矣。」[8] 在這的短短一句話中，王丹言簡意賅地點出了八位歷史名人的交友經歷以警示兒子，用語極其精練。蔡邕在《女訓》中以梳妝為喻，指出「面一旦不洗飾，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人之。」從而說明道德修養的重要性，比喻恰到好處。唐太宗對太子李治，「遇物必有誨諭」，見他要吃飯，就問飯從何來，使知「稼穡艱難」，勿奪農時；見他騎馬，就問馬的用途，使知「不盡其力」，方常有馬騎；見他乘船，就以舟比君，以水比民，使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見他在曲木之下休息，就以木比君，以繩比臣，使知「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注重從事實和事例中引出普遍的意義，使子孫易於明白事理，這是傳統家訓教化的一個突出優點。

傳統家訓非常注重實踐鍛煉，以增長處世經驗。讓家庭成員參加實踐活動，不僅能學到知識、增長才幹，而且還是加強自身修養的必經之路。曾被皇帝旌表的家規家訓範本——《鄭氏規範》中明確強調，為了培養和提升子孫後代治家、謀生之能力，使之人情練達、世事通明，「凡子弟當隨掌門戶者，輪去州邑，練達世故，庶無懵暗不諳事機之患」。有些家訓主張在不良的環境中，甚至創設特定的情景進行鍛煉，不斷增強年幼子弟對不良行為的抵抗能力。再如袁採在《袁氏世范》中就不贊成有的人家為防子弟「酒色博弈之事」而「絕其交遊」的做法，認為這樣會使子弟缺乏社會閱歷，而且一旦「禁防一馳，情竇頓開，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會幹出更大的錯事。不如「謹其交遊，雖不肖之事，習聞既熟，自能識破，必知愧而不為」。又如清代徽商馬逢辰60歲時，想把產業交給兒子馬山來經營，但又放心不下，便將他帶到蘇州歷練。馬逢辰先是不惜揮霍錢財讓馬山結識一妓女，後又讓馬山敝衣破鞋去找這位妓女請求幫忙，結果被無情地逐出妓院。這一用心良苦的安排，使馬山真切地認識到「妓女愛我，是圖我財；商行取媚我，是想藉我的貨發財。人情反覆，世態炎涼，今後當擇人而友，謹慎處世。」[9] 從此以後，馬山勤儉持家，「數年致富巨萬」[10]。

（四）言傳與身教相結合

言傳是家庭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教化方式。家庭教育之所以離不開言傳，是因為言傳可以提出明確的目的和具體的要求，不僅能告訴子女應該這樣做，更重要的可以告訴子女為什麼要這樣做，體現著教育的本質和規律。所以傳統家訓都主張要用富有哲理的情感語言對子弟家人進行說服和引導，用規範、文明、人性化的語言去影響子弟家人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但家庭教育中的「言傳」，與學校教育中的「講授」相比，有其特殊性。與學校中頻繁使用的「報告」等方式不同，家庭教育中的「言傳」要注重「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注重「通俗易懂、便於操作」。如宋代陸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宋史·陸九韶傳》）。再如袁採在《袁氏世范》的後記中談到寫作目的時說道：「今若以察乎天地者而語諸人，前輩之語錄固已連篇累牘，姑以夫婦之所與知能行者，語諸世俗，使田夫野老，幽閨婦女，皆曉然與心目間。」而要達此目的，語言通俗易懂、便於效法是關鍵。他在《治家》篇中談到防火時，就仔細分析了容易引起火災的部位、物品、時機、氣候等等；在談到小孩安全時更是不厭其詳，十分周全；在談到婢僕自殺事件的處理時，不僅告訴了如何保持現場以待官府查驗，而且非常具體地傳授了自縊、跳井、溺水者的搶救方法。又如，朱柏廬的《朱子家訓》僅有五百多字，講的內容儘是尋常百姓家應該怎樣處理日常事務，行文通俗易懂，一改以往硬性說教的家訓語言風格，堪稱格言化家訓的典型代表。

常言道：身教重於言教。家長們的行為本身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在家庭教育中，身教是言傳所不能取代的教育形式。孔子就主張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孟子繼續發展這種思想，他說：「吾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孟子·萬章章句上》）所以我國傳統家訓繼承了以身示範這一優良傳統，主張家長們要用自身行動影響和教導子弟，發揮率先垂範、榜樣帶頭的作用。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提到：「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在生活中很難設想那些虐待老人的人能得到孩子的孝敬。司馬光在其所著的《家范》中，采輯了眾多「自卿士以至匹夫」的「家行隆美可為人法者」的典型事迹，引導家人藉以學習和效法。司馬光更在《居家雜儀》中囑告家人：「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眾。」李昌齡《樂善錄》云：「為父為師之道者無他，惟嚴與正而已。」家長只有當表率、作示範，公正不偏，才能使家庭成員和睦融洽地相處，進而實現家庭秩序井然。

三、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啟示

傳統家訓藉助其獨特的方式成功地將儒家核心價值觀傳遞、普及給廣大民眾，對家庭成員價值觀的形成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影響。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傳統家訓在內容上必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具有時代的局限性。對此，我們要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但是我們更應注意到傳統家訓在濡化社會核心價值觀方面所發揮的重要功能。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家訓的獨特作用。

（一）家庭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場所

家庭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也是價值觀塑造的起點。時代在進步，人們的價值觀念、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以及社會結構尤其是家庭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家訓里的立身之道、齊家之方，對文化的親近，對家國同構脈絡的提煉，依然對人的價值觀形成和發展意義重大。「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緊密結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11] 「家」是人們最熟悉且最難以割捨的港灣，「家」是一種歸屬，「家」是一種「美」的享受。從個人到國家到天下，「家」是最重要的基礎和紐帶，父母長輩對子女後輩的日常教導、勸導、訓誡是其他任一教育主體（包括各級學校）所無法取代的。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家庭建設、家風培育以及家訓教化是進行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特殊、「最接地氣」的載體，有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言傳更要身教

家訓不是掛在嘴上而是用來指導行動的。有些家訓就是普普通通的語言，卻能影響每個人的心靈，讓每個人刻骨銘心。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家訓家風直接影響著孩子的成長成才。好家教不僅要靠說出來，更要靠做出來。父母是孩子在生活中一切言行舉止的最早啟蒙老師，家教是個體社會化過程中的關鍵環節。要想孩子好，家長要正身率下，帶頭成為好家庭的建設者、好家訓的踐行者以及好家風的塑造者。「領導幹部的家風，不是個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領導幹部作風的重要表現。」[12] 家風與民風、黨風、政風緊密相連。家風好，而後才有民風淳、黨風正、政風清。在以核心價值觀為指引的家訓家風熏陶下，人們就會自覺對應遵守的社會核心價值觀進行體認、模仿與自覺維護。

（三）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灌輸更要滲透

傳統家訓植根於人民群眾生活中，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對廣大民眾發揮作用。家訓形成家風，家風是家訓的外化和具體化，是一種潛在性的直觀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無論從形成、培育到踐行都是一項長期、複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需要不斷拓寬行之有效的路徑，需要不斷豐富教育載體，使人民群眾在「日用而不知」中內化於心、外化於行。「要潤物細無聲，運用各類文化形式，生動具體地表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13] 作為一種具有高度統攝性的抽象價值理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從高高在上的「理論王國」飛入「尋常百姓家」，就必須接地氣、貼民心、順民意、進生活，轉化為廣大民眾喜聞樂見的「價值共識」和「民間知識」。家訓文化中所包含的有利於時代進步的價值追求和文化基因，具有深入人心的無形力量。憑藉家訓東風，化巨為細，會使得我們社會所倡導的核心價值觀念變得更加具象、鮮活，並更具操作性，進而實現其從精神層面的「深入」到具體行動的「淺出」。

（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大處著眼更要小處著手

傳統家訓所具有的大眾化、生活化、通俗化以及儀式性、情感性、日常性等特點，可以把抽象化的核心價值觀轉化為社會成員的日用常行。「一種價值觀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融入社會生活，讓人們在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要注意把我們所提倡的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聯繫起來，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14] 從家訓家風角度切入，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廣大民眾的家庭日常生活緊密聯繫起來，著手從小時、小處抓起，這必將有力地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細、落小、落實。家訓內容普遍存在於民眾的生產、生活中，於民眾而言有著天然而強烈的親切感。如《朱子家訓》中就有「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等關於老百姓日常所遇到的細節問題，所倡導的也是家庭成員為人處世的行為規範與價值追求。（編輯：李卓 校對：耿春曉）

注釋：

[1]羅竹風:《漢語大辭典》,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第1470頁.

[2]羅國傑:《論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精華」與「糟粕」》,《道德與文明》2012年第1期.

[3]張艷國:《家訓輯覽》,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頁.

[4]參見徐少錦、陳延斌:《中國家訓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5]陳延斌:《中國傳統家訓教化與公民道德素質養成》,《高校理論戰線》2002年第7期.

[6]馬玉山:《「家訓」「家誡」 的盛行與儒學的普及傳播》,《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

[7]徐少錦、陳延斌:《中國家訓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08頁.

[8]成曉軍:《名臣家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頁.

[9][10]朱世良等:《徽商史話》,合肥: 黃山書社, 1992年,第181頁.

[11]習近平:《在2015年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2月18日.

[12]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2月28日.

[13][1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5頁.

（文章選自《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