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過去

《西遊記》第十四回里，孫悟空打死六個剪徑的強盜，唐僧教訓說：「……你卻殺了他六人，如何理說？此事若告到官里，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過去。」

唐僧的話不經深思熟慮直接脫口而出，既是他內心思想的真實流露，同時也是長久以來中國人頭腦中法治觀念的生動地反映。

中國古代的司法制度是以宗法製為原則的，法制不能有違人倫。《論語·子路》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矣。」《禮記·王制》說：「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訴訟首先要考慮是否違反父子之情，君臣之義，如果有悖親親尊尊，就應當權宜處之。因此，中國的法律一直就是外法內儒，禮本刑用，表面上雖強調法不容情，實際上卻常為人情左右。唐代乾脆明確了「親親相隱」的制度，同居者相為隱，親屬之間有罪應當相互隱瞞，不告發、不作證，如果告發了、作證了，不僅不會得到大義滅親的讚揚，反而要受到法律的懲罰。經過兩千年的傳承，這種思想在國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左右著司法活動。做官的是老子和做官的不是老子，處理起來當然不一樣。不是老子就必須公事公辦，是老子就可以眼睛閉一點，處理輕一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不會有什麼不良後果，老百姓能認可，上級能接受，舐犢情深嘛！這就是中國的傳統法文化。

中國古代的司法制度的另一個特點是維護等級特權，公開贊成「同罪異罰」。先秦時期的法家曾提出「法不阿貴，繩不曲撓」，倡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儒家堅決反對。孔子就認為：「貴賤不愆，所謂度也。」 「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他們雖然也承認法律存在的合理性，但並不認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認為法律是用來治下的,應當上下有別。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法律受儒家這種思想的影響更加明顯。隋《開皇律》公開規定：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類權貴人物犯罪，司法機關不得按正常程序審判，必須按「大罪必議，小罪必赦」的原則，上報皇帝，根據他們的身份、地位、與皇室的關係等寬宥或赦免。宋《斷獄律》規定：「官人有被告者，不須即收禁，待知的實，然後依常法。」以法律的名義明確了官人與平民的差別。在這樣的環境下，當官的在司法活動中享有一些特權是很正常的，這不是人格問題而是制度使然。老子當官和老子不當官絕對不一樣，老子不當官就不能沾光，老子當官就可以有特權。今日你在台上如此，明天我在台上也是一樣，大家早就習以為常。所以，當有人喊出「我爸是李剛」時，千萬不要驚訝，明天你當官了，一樣是「李剛」，這就是中國的文化歷史積澱。

不過，凡事都有個度，當官的特權也是一樣，這個「度」就是社會的承受能力。當特權過於明顯，明顯超過一定的「度」時，就會發生從量變到質變轉化，民眾就會從認同轉化為質疑，從忍耐轉化為爆發，進而打破既有的平衡，破壞社會的和諧。為了保證長久的擁有，特權就不得不暫時收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老百姓敢於維權，對於推動法制進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對於官員來說必須學一點辯證法，懂得「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認識到百姓能容忍的「度」與其治下的態度密切相關，你對百姓好一點，百姓容你就多一點。必須學會善待百姓，剋制自我，不能只重自己特權，不顧百姓利益。你可以有一些特權，但絕對不能過分。否則，等到「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過去」的時候，你的特權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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