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內外十學者縱論中國道路

提交者: 人文與社會 日期: 2009/09/0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摘要:閻學通，王緝思，衣俊卿，黃宗智，張旭東，鄭永年，傅高義，季塔連科，房寧，胡鞍鋼Tag: 閻學通 王緝思 衣俊卿 黃宗智 張旭東 鄭永年 傅高義 季塔連科 房寧 胡鞍鋼 1. 閻學通：加強民族國家建構是中國未來的重大使命　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教授 　　從清末的天朝意識到現代國家意識的發展，是中國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不僅中國的經濟社會得到長足發展，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觀念也日益加強，這是共產黨的偉大功績。但是，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尚未完成，而中國的和平崛起，首先要求以這種民族建構為基礎。幾十年來，中國在建設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面臨著一個巨大困難：一方面要培養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另一方面又強調要保護少數民族的文化，這是一對矛盾。所以必須要明確，建立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如果是正確的，就要採取一切有利於培養所有公民「中國人」的民族認同的政策。也就是說新中國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一些政策還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西方國家總是有人批評我們破壞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其實西方國家自己也沒有鼓勵用少數民族語言教學的政策，都採取了統一語言教學。面對西方批評的時候，應該明確一個問題：對一個國家來講，是讓全體公民有共同的民族認同重要，還是讓別人表揚幾句重要？究其原因，國際社會對中國民族問題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我們在民族建構問題上缺乏一個明確的方針。我們政策中的矛盾使得民族一體化進程嚴重受阻。這導致國際社會產生了一個印象，認為中國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或者國際社會認為一個分裂的中國是合理的。　　舉例來說，現代民族國家都實行統一貨幣，但當前我國卻存在著四種貨幣：人民幣、澳元、港幣、台幣。在這種情況下，促進民族統一是非常困難的。再如，中國的戶籍制度限制了民眾定居的自由，這必然造成不同民族的人混居速度緩慢。當前，全世界都在流動，而我們的戶籍制度卻阻礙國內各民族的流動。多種貨幣、戶籍制度、血緣主義國籍原則等政策實際上加強了國內的區域和民族認同，在某種程度上抗衡了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的形成。 　　國際體系的歷史進程可劃分為三種狀態。第一種狀態是國家不斷分裂、國家數量不斷增加。第二種狀態是國家數量日益減少，是一個統一趨勢。第三種狀態是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趨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進入了一個分裂時期。第一波是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解放運動，第二波是60年代的民族獨立運動，第三波是冷戰後的民主化分離主義運動。三次運動使國際上的國家數量不斷增加。至今，這個分裂進程並未完結。在以分裂為主的歷史進程中，能夠抵制住歷史潮流的國家就能維持國家不解體。對中國來說，面對一個分裂成為主流的國際環境，政府應在民族建構中投入更大精力，減少分裂的危險。2. 王緝思：世界認同中國文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王緝思，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教授 　　中國的發展道路是獨特的，所以我不認為有一種可以被普遍借鑒的「中國模式」。中國目前取得的成功，根本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點是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的。其他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其政治條件決定了不可能模仿或重複中國的發展道路。同時，中國的成功也與中國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有著某種聯繫。中國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決定了中國有自己獨特的道路，建立在文明傳統基礎上的很多政治模式是不可複製的。如果不理解這一點，就談不上中國模式，做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走中國式的道路。 　　中國的成功主要體現在經濟高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我們還面臨著很多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比如說要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法治、人權和更完備的市場經濟。這些方面顯然還有待完善，我們還有很多的試驗沒有進行，還有很多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海內外對中國的這樣一種發展道路存在疑問是很正常的。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也有不利影響。當一個文明的主流文化不能為外人所融入、所認同時，這個文明就不會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文明，這個國家也不會成為世界性的國家。中國如果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中國文化就要有更多的普世性。現在的中國文化在包容性和普世性方面還沒有達到西方文化的水平，還不能被普遍認同並有效影響世界。當然，中國文化有影響世界的獨特方式，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成員也的確可以部分理解和接受中國文化。比如，我10年前就曾說，如果中國強大起來，連著名反華派、美國議員佩洛西這樣的人，也遲早會改變對中國的態度。現在，她果然有所變化。基辛格、老布希、小布希、施羅德、希拉克也早就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化」了。中國人在待人接物上感化人的能力，中國文化的這種包容性、滲透力，是很多文化里所沒有的。當然，這種包容性在他人看來也不完全是好事。西方人認為現在中國的一些做法不講原則，只講利益，而他們大都有一個明確的是非標準。在中西交往的過程中，我們用「大而化之」、求同存異的道德相對論，有時可以化解掉西方人的「原則」，但是不可能無限化解。對外國人來說的一些核心價值，比如宗教信仰，是化解不了的。再比如說氣候變化、環境惡化問題，它關係到全人類，包括中國人的生存，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甚至涉及宗教信仰。單純講利益的道德相對論解決不了問題。世界最終能否接受中國和平崛起、認同中國文明，取決於中國發展道路能否成功，中國人的文明素養能否令人羨慕，中國文化在倫理層面上能否不斷得到普世性的認同。3. 衣俊卿：推動「中國模式」在更深層次上的理論自覺 　　衣俊卿，黑龍江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黑龍江大學教授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一種既向世界和國際開放，又自主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已經形成，並正在展示出特有的發展活力、發展潛力和巨大的吸引力。作為理論工作者，我們一方面為「中國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歡欣，另一方面也要時刻保持理論的清醒和警醒，在對「中國模式」的巨大發展潛力和美好前景充滿信心的同時，要看到中國自身發展的基礎依舊薄弱，看到中國的發展所面臨的複雜的困難和壓力。具體說來，如何使「中國模式」在普遍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在日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規避風險把握機遇，如何使「中國模式」煥發出更大的創造力，為中國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動力，對世界的發展提供更多可資借鑒的經驗，等等，既是緊迫的實踐課題，也是重大的理論課題。一句話，「中國模式」不是完成的、封閉的模式，而是不斷豐富、不斷創新、不斷完善的發展過程，積極推動「中國模式」在實踐上的不斷完善和理論上的不斷自覺，是「中國模式」自身進一步發展的理論訴求，也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當我強調要積極推動「中國模式」在實踐上的不斷完善和理論上的不斷自覺時，並非斷言中國的發展模式本身不具備理論內涵。恰恰相反，一方面，「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本身就包含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或者是以這一理論體系為指導思想的，其中包含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等豐富內容；另一方面，許多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分別從中國的視角或全球的視角，從經濟的維度或政治的維度，對「中國模式」的內涵、特徵、價值、意義、發展潛力等，做了許多理論探討，取得了很多理論成果。　　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關於「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還有許多現實的和發展中的重大的、深層次的理論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研究和解決。實際上，目前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在國內，關於「中國模式」的理論認識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甚至相互衝突的觀點。例如，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發展持肯定和讚美的態度，並努力從中國的實踐中借鑒經驗，探索自己加快發展的途徑，而西方發達國家在對待中國經驗和「中國模式」的態度上，既有能夠相對比較公正和客觀地加以評價和認識的明智人士，也有很多懷有戒備、警惕或敵意的人士，他們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相關問題持否定的評價，從中國的發展中得出「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等論調。國內關於「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認識實際上也存在很大分歧，其中既有過分偏重西方的模式而限制「中國模式」的價值和意義，把「中國模式」限定為特殊的、地方性經驗的偏頗做法；也有出於愛國主義熱情，甚至出於某種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對「中國模式」盲目樂觀的極端認識。因此，我們在討論中既可以看到「『中國模式』他國可以效仿」的樂觀結論，也可以看到「『中國模式』不好推廣」的謹慎結論。總體上看，真正從人類社會演進和全球發展的大格局中認識中國經驗，客觀地、全面地分析「中國模式」的理論探討，相對較少。這是我們應當正視的問題。我們常常強調要推動理論創新，要在深層次的重大理論問題上尋求突破，在這種意義上，推動「中國模式」在更深層次上的理論自覺，無疑是哲學社會科學最需要創新的重大理論課題。4. 黃宗智：中國走過的發展道路非常獨特 　　黃宗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 　　60年來，中國走過的發展道路是非常獨特的。前30年，中國在黨政國家集權制度之下，工業化建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這種發展模式的優勢基本上消耗殆盡，中國經濟要想繼續發展必須尋求新的推動力。　　經濟發展除了需要國家力量推動之外，私人企業家的創業也是重要的推動力。在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私人創業基本被完全扼殺。因為在那樣的制度環境下，私人創業的「成本」高得簡直不可能克服。改革開放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發動潛在企業家們的創業能力。要做到這一點，可以有兩種選擇：一個是解散舊體制，完全轉向市場機制。蘇聯和東歐採用「休克治療」方法來創造新制度環境，試圖全盤移植資本主義的模式和動力，正是出於這樣的邏輯和動機。但是，它們的經驗證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休克治療」在短期內只可能導致經濟衰退。中國並沒有採用蘇東的方法，而是選擇在舊體制的基礎上，採用計劃和市場的「雙軌」進路，「摸著石頭過河」來逐步市場化。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國家在舊體制和市場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個比較獨特的國家體制，這一體制創造了中國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奇蹟」。研究這一體制我們發現，推動中國改革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既不單是計劃經濟下的「國家」，也不單是市場經濟下的企業，而是兩者的結合。　　在維持總體制不變的客觀環境之下，其實唯有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體制性的障礙而實現低「成本」、高「效率」的創業。正是改革中形成的體制，把舊制度下政府龐大管制權力的弱點變成市場化經濟發展的優點。正因為舊體制所特有的國家威權，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夠高效率地動用舊體制所掌握的資源，包括人才（尤其是能幹的集體和國家幹部）和土地（因此才會有大規模征地的現象）以及資本、勞動力和原材料。正因為權威政府，才有可能在現有勞動法規之外，使用不必遵照勞動法規、也不必為之提供福利的廉價勞動力，即兩億多「非正規經濟」中的「農民工」和「下崗工人」。由此在追求全球資本的競爭下，提供極其廉價的勞動力，利用新古典經濟學家之所謂「比較優勢」，在短期間內使中國成為世界外資投入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然而，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有效地推動了經濟持續增長，另一方面也引發了一定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危機。可以說，中國經濟奇蹟的來源，也就是今天社會和環境危機的來源。在「招商引資」和「征地」等改革經濟發展所採用的方法下，便可能形成官員+企業家的「官商勾結」的新利益集團。同時，在「非正規」地使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下，也可能形成尖銳的貧富不均和社會矛盾。改革的地方國家體制在推動了「奇蹟」性發展的同時，也嚴重破壞了環境。正因為把GDP發展放在第一位，才會相對忽略環境政策的實施。其實，這不僅是一種忽視，它更是「招商引資」策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提高全球資本投資者回報率的一個重要結構性組成部分，是吸引外來投資的秘訣之一。　　從目前情況而言，改革開放前30年的發展模式現在也亟須進一步改革。關鍵在於怎樣來進一步改革這樣的現存改革體制。今天政府已經打出要從汲取型、管制型政府轉化為服務型政府的理念。這是個非常關鍵的理念轉變，意味著由政府來（再次）負起公共物品的主要責任，為廣大農村人民和農民工以及城市的（下崗的）非正規就業人員，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當前的世界經濟危機其實已經再度證明了原教旨市場主義和新古典資本主義的不足。過去的發展無可厚非，因為它幫助給予兩億多中國農民耕作之外的打工收入，也給予中國經濟大規模的外來投資和技術轉移。但是今天，更關鍵的是要擴大中國自己的市場，藉此來推動更具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關鍵要做的是利用社會改革來推進經濟發展。低收入人群是消費佔可支配收入最大比例的人群，提高他們的收入，要比提高中產階層收入具有更快、更多的擴大消費效應。5. 張旭東：批判地考察問題的前提　　張旭東，美國紐約大學（NYU）比較文學系教授，東亞研究系教授、系主任 　　首先需要謹慎地反思，因為這樣的問題不是自明的，而是包含太多的預設、假定和想像。如果不批判地考查問題的前提，就不能把握它的歷史背景和意識形態場域，也就不可能作出有效的思考。必須首先把這些問題和用來思考它的理論體系歷史化、具體化。不在政治和思想表述的雙重脈絡里考察，就無法走出意見或議論的層面，表面上看你有你的立場、我有我的立場，其實卻都沒有跳出共同的大前提。　　要思考「全球視野中的中國道路」，首先要弄清「全球視野」指什麼，如果我們是以有「中國特色」的方式完成別人對我們的角色預期，甚至把別人的注視「內在化」，變成自己行為的無意識結構，那我們即便在所謂「中國道路」上走到頭，走的其實還是美國道路或全球資本化道路。這個意義上的「中國道路」或「中國特色」，就逃不出自我東方化、異國情調化的邏輯。按這種邏輯，所謂「道路」其實都是非歷史化、非政治化的，它的「文化」概念歸根到底也是空洞的，沒有價值內涵和價值指向的，因為它不植根於一種具有新的普遍意義的勞動方式，不能塑造一種具有新的普遍意義的人的概念，而只是一種經濟邏輯的感傷的裝飾。所以這個問題看似激進，帶有挑戰西方霸權、探索差異性和特殊性的味道，但其實也就是「接軌論」的另一面，即通過一種膚淺的，即非歷史化、非政治化的多元論，用「文化」取代經濟、政治、制度和價值領域的實質性衝突，客觀上為更深層次的單一性和標準化辯護。 　　「普世文明與中國道路」也許根本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它其實並不帶問號，而是一個設問句：有一個叫做普世文明的東西擺在那裡，你要還是不要？那回答自然只能有一個：要。從簡單的語義和形式邏輯上講，如果有「普世文明」或「普世價值」，就無所謂文明或價值意義上的「中國道路」，因為後者最多只有手段或途徑的意義，而沒有目的或本體論的意義。我們知道，「道路」的含義是一種具有新的普遍意義的社會實驗和價值創造，它對應著一種新的歷史主體（「新人」）的出現，是「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性集體行動，它必須同時具有明確的烏托邦指向和具體的實踐上的可操作性。但在今天中國的知識界，關於「中國道路」的討論，基本上仍是「中國崛起論」的文化版，它的物質前提是中國改革30年來經濟上的成功，但要進一步追問「中國道路」的政治指向和價值指向，問題就變得模糊起來。　　真正的理論性和政治性思考，一定是重新界定和把握普遍性問題的內部矛盾及複雜性，從而在普遍性的高度上，為普遍性問題再一次打開一個理論的、政治的和歷史的可能性空間。每一個「世界歷史的民族」，都通過自身的社會實踐和政治激情，通過勞動、犧牲和代價高昂的錯誤（包括戰爭），為這個普遍性問題提供正、反兩方面的教訓。今天中國人提出這個問題，某種意義上的確暗示了中國人新近獲得的自信和使命感，暗示中國人又一次處在了想像或現實中的「世界歷史」的潮頭。 6. 鄭永年：社會改革是今後幾十年漸進改革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如果從未來的國際關係史來看，中國崛起也許會成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最重要的歷史事件。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經驗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中國模式」是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中國模式」和經驗不僅屬於中國歷史，也屬於世界歷史。　　中國發展道路對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具有不同的意義。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模式」的意義在於，中國的發展經驗是否會成為有別於西方的另一種發展模式。二戰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的模式發展，但並不成功，尤其在拉美、非洲和亞洲一些國家採取西方民主模式並不成功，所以對「中國模式」很感興趣。而西方國家更關注「中國模式」背後隱藏的價值觀，它們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對西方的價值觀產生衝擊。　　在國際學術界比較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這種說法阻礙了很多人們對「中國模式」的認識。　　中國的政治模式很重要。如果不理解中國的政治模式，就很難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因為，中國的經濟模式是政治模式促成的。不承認中國的政治改革，就很難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成果，也很難理解當今中國政治與改革開放前中國政治的巨大差別。這裡的關鍵，在於如何定義政治改革。我覺得不同的國家因為國情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內容。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政治改革的內容也不一樣。如果僅用西方民主化的觀點來衡量中國的政治改革，就會認為中國政治改革進展緩慢，然而只從民主化的觀點看，中國很多的寶貴經驗就看不到，因為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基本國家制度建設。從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民主化並不能幫助它們建立現代國家制度。只有建立了基本國家制度，民主化的發展才會是良性的；如果沒有建立基本國家制度，民主化是不會成功的。國家制度建設就是中國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國領導層一直在強調國家機構改革，民主化只是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之一，不是唯一目標。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多重轉型曾給很多發展中國家帶來很多麻煩，很多國家因為同時進行幾項改革，結果改革反而很不成功。 　　中國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很好地處理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第一，就是漸進改革。中國沒有採取蘇東國家激進改革的方法，漸進改革使國家有時間和空間來調整自身的問題，適應社會經濟的變化。第二，中國採取的是分階段的改革。每一階段，各方面的改革秩序不同，我認為中國的改革基本上分為三大類改革：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 　　從1978年到21世紀初，中國改革的主體是經濟改革。從21世紀初，尤其是十六大以後，中國改革已經進入了以社會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我認為，中國同樣需要二三十年的時間進行社會改革。在這個階段，以民主化為主體的政治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　　基本的社會正義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就是要解決社會正義問題。中國未來的改革核心就是要保證社會正義。 　　民主化改革必須在社會改革之後進行。如何造就好的民主，一要有國家制度建設，二要有社會經濟發展。中國就遵循了這一路徑，先經濟發展，再社會制度改革，在此前提下逐步推進政治改革。　　「中國模式」從目前來看是非常成功的，但它能否真正具有世界意義，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未來的社會改革能否成功。　　社會改革就是要消化經濟改革產生的一系列負面效果。經濟改革一方面創造了世界經濟史的奇蹟，另一方面，我們今天看到的一系列問題也和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有關係。社會改革也是要為未來經濟發展找到新的增長點。未來經濟增長必須依靠內需。另外，社會改革也是為未來的政治改革做準備。社會改革是中國今後幾十年漸進改革最重要的制度保障。7. 傅高義：中國需要在十年內健全社保制度 　　傅高義（Ezra F. Vogel），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 　　中國的發展模式在很多方面是十分獨特的。中國的歷史這麼長、規模這麼大、發展這麼快，1978年後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改革開放，走向市場經濟，這個過程的確有其獨特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我個人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跟日本、韓國有很多相似之處。日本、韓國等雖然沒有共產黨，但是它們剛開始也是權力比較集中，自由並不多。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與它們相同的地方還是很多，都屬於亞洲後期快速發展的一種模式。　　現在有人批評美國是冒險主義，因為最近幾年美國欠債太多、赤字太多。中國每年的經濟發展很快，沒有赤字，只有貿易順差。所以有人說，中國政府做得不錯，美國政府做得不好。我個人看，這不一定是長期的情況。中國的情況很特殊，中國是個勞動力密集的社會，廉價勞動力很多，另外中國市場很大。從日本、韓國的經驗看，勞動力工資很快就提高了，勞動力密集的產業很快就不行了。但是因為中國農業人口太多了，可能勞動力密集產業還可以持續一段時間。這是中國的特殊情況，所以經濟有望繼續發展。我覺得中國政府的政策也比較明智，所以經濟成績顯著。當然，從社會角度看，中國還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農村問題和社會不平等問題等。我個人認為，中國和美國的發展都有極其獨特的條件，但是不能用所謂的「中國模式」和「美國模式」來概括。　　對於中國的未來，我當然是客觀派，但是偏向於樂觀派。中國有一些問題，比如農村問題，但中國政府的確想把農村搞好。中國社會的一些不滿，很多都是對地方政府的不滿而已，不是對中央政府的不滿。中國文化本來是不能批評領導的，現在批評政府的多了，這也是進步和自由度提高的一個標誌。有的人認為中國目前的問題很嚴重，我不同意。《華盛頓郵報》一位在中國住了很多年的記者說，改革開放後，中國很多人擁有了自己的房子、車子和財產。這些人是支持穩定的，因為他們要維護自己的社會地位，保護自己的財產。農村裡面土地雖然不是私有，但是包產到戶，農民有地種，能種自己要吃要用的東西，因而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但是與日本的中產階級相比，中國城市白領的地位很不穩定，很多社會階層也沒有基本的保障。所以中國未來發展需要儘快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希望中國的社保制度能在10年時間內發展健全。8. 季塔連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成功的關鍵 　　米哈伊爾·列昂季耶維奇·季塔連科，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院士 　　我認為，中國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能夠按照變化了的時代條件，及時平穩地調整黨和國家的發展政策，用不斷創新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實踐。中國60年的經驗，特別是30年改革的經驗，就是實行了最大限度地調動個人積極性的政策，這些政策對於實現國家的整體發展和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 　　眾所周知，早在1938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就說過，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因此，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不同的時代里，都是將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掌握豐富的民族遺產並利用其為國家的發展和完成新任務服務。胡錦濤在十七大上號召，要努力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全黨，這不是偶然的。 　　還有，中國領導人多年來不斷注意研究蘇聯解體和蘇共亡黨的原因及教訓。在一系列黨的代表大會特別是十七大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領導人對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悲劇性教訓的嚴肅思考。這表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就是考慮到國家發展的特點，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鞏固執政地位的主要條件，是保障中共領導作用的前提。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實現三個「偉大的歷史任務」相聯繫，即實現現代化，實現國家統一和在推動現代化發展的情況下捍衛世界和平。如果內在的「中國化」計劃是指全方位加強中國文化的地位，在中國民族土壤中挖掘改革的政治源泉，那麼主導對外政策的思想，就是引領中國和平發展的觀點。在當前階段，用胡錦濤的話說，就是「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9. 房寧：中國道路如何形成 　　房寧，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近60年來，特別是實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強國。中國崛起的背後，是在不到60年，主要是在30年時間裡，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初步實現了現代化。　　從人類歷史看，中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堪稱歷史上最成功的工業化與現代化。中國在實行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探索形成了符合本國國情、具有本國特色的一整套社會發展模式，其中包括經濟模式、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等，鋪就了一條「中國道路」。　　中國道路是無數先烈和仁人志士艱苦奮鬥、前赴後繼換來的，其中最智慧、最勇敢、最富有犧牲精神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先輩們。 　　需要從兩個維度來考察中國道路，一個是從歷史的維度，一個是從實踐的維度。這兩個維度其實是統一的。中國道路既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也是在實踐中形成的。 　　中國道路的形成與國家的歷史環境和主要任務有關。如果這種制度有利於發展，就會被人民普遍接受、被歷史所選擇並且在實踐中站得住腳。這種道路的選擇不是人為的，是客觀的，不是想學哪個制度就可以學的。　　為什麼學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會成功呢？因為它能解決中國人生存和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解決了主要問題，這種制度就站住腳了，成為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誰能夠把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把日本帝國主義趕走，誰就是中國人民的救星。這已經被中國100多年來的歷史所證明。　　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入侵下，在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地探索著中國的發展道路。當時的世界，從西方到東方崛起了許多資本主義強國，他們已經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在整個人類走向工業化的道路上，留給中華民族的機會已經不多了。然而，就在三座大山的壓迫和西方列強的傲視之下，中華民族從群峰之間的一條狹路上衝殺出來。　　建國後的兩個30年是貫通的，是一體的。雖然改革開放是一場革命，但是縱向來看，兩個30年都是中華民族的探索和奮鬥。　　前30年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探索和奮鬥，改革開放後30年是在新時期探索和奮鬥。探索和奮鬥一以貫之。改革開放吸取了前期的經驗教訓，是在堅持中變革，不是改弦易轍。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堅持」，有繼承、有改革、有發展，基本精神就是探索和奮鬥。在吸取前30年的經驗教訓之後，我們成功了，發展了。因此，前後兩個30年共同構成了中國道路。兩個30年都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探索和奮鬥，後30年的發展全面總結和吸取了前30年的經驗教訓。　　縱觀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20年，我們總結和借鑒了國內國外四大經驗教訓。　　第一，蘇東劇變發生後，中國黨和人民從中學習到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貴性。 　　第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我們看到全球化的兩面性。既有風和日麗，也有狂風驟雨，我們要在積极參与的同時注意趨利避害，關注民族利益。　　第三，21世紀初拉美「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使得拉美國家損失慘重，因此需要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第四，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們要吸取教訓，加強金融監管，不能全面自由化。　　什麼是中國道路要由中國人自己說。政治發展道路很多，但中國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等有機統一，這是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基本規律。「三統一」體現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基層群眾自治等很多政策上，這就是中國道路。　　我們不要忘記自己的歷史環境和任務。要實現民族振興必須走不同於西方的道路。　　我國已經形成一個既有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又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集中資源用於跨越式發展的局面。這不是人為編造出來的，這是中國的實踐。所以說，中國是有史以來工業化、現代化最成功的一個國家。其標準是：第一，快速、全面的發展；第二，沒有對外侵略擴張，而且內部沒有發生重大的社會對抗、分化。　　這個成功，就是中國道路的成功。10. 胡鞍鋼：中國道路從自發走向自覺 　　胡鞍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996年，我到美國國務院交流訪問，談到未來中國的經濟總量是否能夠超過美國，他們的專家就認為，中國的經濟總量遲早會超過美國，只是時間早一點或晚一點而已，差異是多長時間的問題，即15年、20年或是30年。 　　時間過去了13年，我對中國崛起比那時更具自信心。今天，無論在美國、日本，還是其他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已經成為談論的熱門話語。人們都在問，為什麼中國會出人意料地迅速崛起呢？這在30年前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時，沒有任何人能夠預見到。 　　從歷史的發展角度看，中國崛起是否有其發展規律或發展軌跡？中國最初的發展是摸著石頭過河，但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後，是否將發展軌跡由自發向自覺發展，最後成為一套完整的中國道路體系？這些都是應該仔細思考的。孟子說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從近代歷史看，中國至少失去過兩次「天時」，一次「地利」。在第一次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黃金時期（1870—1913年），中國佔世界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比重都是下降的。在第二次全球化和世界經濟黃金時期（1950—1953年），也是東亞地區迅速發展時期，中國佔世界經濟比重下降至歷史最低點。由於中國不能實現「人和」，也就無法利用「天時」和「地利」。1978年之後，中國進入了歷史上極其難得的「天時、地利、人和」時代，開始了偉大復興的時代，這是中國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的時代。 　　這裡所說的天時，一是經濟全球化，即中國大規模參與世界經濟，迅速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之一；二是中國至少有可能創造和獲得40多年的國際和平環境（1978—2020年），通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同時通過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和平；三是全球性的知識革命，中國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實現三大效應，即人口規模效應、大國實力效應、技術蛙跳效應。 　　這裡所說的地利，一是指亞洲地區集體性的高速增長和迅速崛起；二是指中國成為亞洲地區最大的貿易體，成為這一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推動者；三是我們創造了歷史上少有的良好的周邊環境，東亞復興促進了中國的復興，中國的復興帶動了整個東亞的復興。 　　這裡所說的人和，一是指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和諧，即我國正在進入的全面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二是指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即中國正在進行的資源節約型社會與環境友好型社會；三是指對外和平發展，構建和諧亞洲與和諧世界，創造更大的天時地利。　　我相信，一旦中國能夠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話，無論在什麼樣的國際競爭環境下，中國都會像我們的先哲孟子所言：「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作為集中了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就是中國崛起之路，它是一幅十分宏大、雄偉、壯觀的發展圖景，也是一個充滿著巨大變化與不確定性、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甚至沒有人能夠完整解讀的「發展之謎」。 　　在建國60周年之際，回顧新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我發現了三個重點：一是這條道路非常符合湯因比的「挑戰—應戰」模式，現代化既是國家之間競爭的最大挑戰，也是國家興盛的最大機遇，當我們的領導人選擇了現代化的目標就意味著拋棄了被動應戰，選擇了主動應戰；二是中國的現代化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現代化，誠如鄧小平所言，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是中國的現代化並非是一條筆直大路，從中長期看呈現出「成功—波折—調整—再成功」的演進路徑。　　現代世界歷史證明，現代化發展是人類共同的主題。但是在差異甚大、多樣化的世界沒有同一的模式，不同國家和地區對發展目標的設定、發展戰略的選擇及其發展路徑的演進並不相同，甚至相去甚遠。　　在我國，我們始終面臨兩個問題：選擇什麼樣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如何成功實現現代化發展的階段性目標？這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決策者的發展意願、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二是不同時期的國情條件，包括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我們的經驗已經表明：與國情相適應、相協調的發展戰略催生成功的發展，反之，則會導致發展的停滯甚至倒退。因此，我們的發展戰略，必須根據國情的變化進行適時、可行的調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可以概括為「八個社會」和「一條道路」：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社會，全民學習型社會，全民健康社會，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安居樂業型社會，開放創新型社會和知識社會，和諧社會與穩定社會，民主社會與法治社會；堅持對外開放、走和平發展道路。以上九個方面構成了對內和對外相統一、相協調、相互補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與「中國發展之路」。（採訪整理　本報記者 王廣　范勇鵬　袁華傑　張飛岸　何蘭芳　李彩艷　□特約記者 李瑞琴　孫中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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