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楊絳先生的《我們仨》

楊絳先生的新著《我們仨》，標題十分醒目，書中記敘她和錢鍾書先生及女兒錢瑗一家三口的生活，最近由三聯書店在國內出版，在香港則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刊印了繁體字本。[楊絳，《我們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以下引用此書均據此版本，並在文中註明頁碼。] 這本書從一九三五年楊絳與錢鍾書結婚同赴英國牛津求學起始，記敘女兒在英國出生，全家在一九三八年回國以及後來的各種經歷，一直寫到文革後以至於現在，前後一共六十多年一個家庭的歷史，記錄了三個人生活中許多情深意長的片斷。楊絳先生說：「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77頁）。讀者把楊絳先生這部新著和《幹校六記》、《將飲茶》等回憶性質的著作合起來，就可以比較全面地了解他們這一家，也了解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的環境和狀況。

學者家庭的聚散

錢鍾書先生年輕時就以學識淵博、文采斐然，又精通數種歐洲語言，在長輩和同輩學人中享有盛名。他的小說《圍城》已成現代文學經典，而《管錐編》、《談藝錄》和《七綴集》等學術著作更展現出他對東西方文化傳統的深刻理解，對中外典籍的熟練把握，其中浩瀚的學問和俯拾即是的真知灼見，實在令人嘆為觀止。楊絳先生也是一位才女，早在抗戰時期的上海，就以《稱心如意》和《弄假成真》兩部喜劇成名，後來又出版短篇小說《倒影集》和文學評論《春泥集》，文革後更有膾炙人口的《幹校六記》、《洗澡》和《將飲茶》等多種著作問世。他們的女兒錢瑗自幼受到父母熏陶濡染，在北京師範大學先教俄語，後來改教英語，都很有成就。但五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不斷受到各種政治運動干擾，沒有思想和創作自由，並一直成為思想改造的對象。錢瑗和成千上萬她的同齡人一樣，在這樣的環境里成長，和她的父母比較起來，才能天賦都沒有可能充分發揮，甚為可惜。楊絳先生說錢瑗是她的「生平傑作」，是她公公錢基博老先生心目中的「讀書種子」，可是錢瑗「上高中學背糞桶，大學下鄉下廠，畢業後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卻始終只是一粒種子，只發了一點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254頁）。《我們仨》附錄中有錢瑗隨筆為她爸爸畫的像和幾幅速寫， 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她的天分，而且分明展現出父女之間的骨肉親情，讓人似乎可以聽見他們在家中嬉戲的歡笑聲。在文革前中國那時的社會政治狀況下，無論外間有怎樣的風風雨雨，錢鍾書、楊絳夫婦二人數十年互敬互愛，心心相應，對女兒親情厚篤，三個人構成一個令人艷羨的學者家庭，家中有的是書香和學養，又充滿溫馨的愛和高尚豐富的生活情趣。文革之後，隨著中國的改革變化，逐漸開放，整個生活和學術環境也相應改善。一九七九年，錢鍾書先生的煌煌巨著《管錐編》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五年，《談藝錄》增訂本出版，八十年代初《圍城》重印，九十年代初又改編成電視劇，在眾多讀者之外更增加了無數觀眾，使向來淡泊名利的錢鍾書「一下子變成了名人」。楊絳描寫當時情形說：「許多人慕名從遠地來，要求一睹錢鍾書的風采。他不願做動物園裡的稀奇怪獸，我只好守住門為他擋客」（254頁）。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興起「錢學」熱，錢鍾書更成為學者和讀者研究討論的對象。楊絳先生文革後發表的《幹校六記》和其它著作，以清澈明朗、平淡如水的語言，道出深切的情感和深沉的意味，使我們對他們一家的經歷有更多了解，在國內外都受到廣大讀者喜愛。

然而天地無情，正如楊絳先生所說：「人間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255頁）。就在錢楊兩位著述正豐，受到學界和眾多讀者普遍尊敬和愛戴的時候，錢鍾書先生卻在一九九四年夏因病住進醫院，長期卧在病榻上，錢瑗也在一九九五年冬住院，一家三口兩人染病，只剩下本來就柔弱的楊絳先生，每天要看望病人，多方照料。不久這令人艷羨尊敬的一家，竟永遠失散了。讀到《我們仨》結尾幾句話，真令人心酸得欷歔嘆息，潸然淚下：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256頁）。

最後這幾句話使人想起陶淵明《雜詩八首》之七的詩句：「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也想起李白《擬古十二首》之九的句子：「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這是把人生視為旅途，家不過是旅途中的客棧，死才是最後的歸宿。然而這不只是詩的聯想，而是經歷了生離死別的痛苦之後，實實在在的人生體驗。楊絳先生在九七、九八兩年之中，先失去唯一的愛女，又失去了終生伴侶，那是何等的悲痛！在這種時候，古人詩句中經過提煉苦吟出來的人生體驗和道理，與自己的思想、心情融為一體，就好像一粒粒鹽化在水裡，已經沒有古今彼此之別，那些詩句感人的語言和意象，就最能傳達深遠的意緒。楊絳先生追憶過去一家三口經歷過的一切，以九十二歲高齡寫出《我們仨》這部回憶錄，似乎最後想到的是如何再回到親人身邊，回到「我們仨」那個家。

古驛道上的離別之夢

這部回憶錄分為三部分，前兩部以文學虛構的形式，第三部再以紀實的形式寫成。文學虛構的部分看似平淡，卻沉鬱凝重，其中化用了許多古典詩詞里的意象，傳達出深刻悠遠的思念緬懷之情。第一部寫的是「一個長達萬里的夢」，夢見他們夫婦二人一同散步，卻突然間不見了鍾書先生。作者道：「鍾書自顧自回家了嗎？我也得回家呀。我正待尋覓歸路，忽見一個老人拉著一輛空的黃包車，忙攔住他。他倒也停了車。可是我怎麼也說不出要到哪裡去，惶急中忽然醒了」（4頁）。這夢好像是預兆性的，因為在楊絳先生，當初的夢境似乎就是今日的現實。這究竟是夢還是現實，是文學虛構還是心境實錄，實在不可貿然斷定。那個拉一輛空黃包車的老人，竟停下車來等客人上去，在充滿象徵意味的夢境中，這個尋常的意象似乎並不尋常，總使我想起美國女詩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有名的詩句：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He kindly stopped for me—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And Immortality.

因為我不能停步去見死神，他竟關切地為我把車停——車上只坐著我們倆——還有一位便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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