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膽略功勛著

非凡膽略功勛著 呂黎平 【字型大小 大 中 小】【留言】【論壇】【列印】【關閉】 　　1986年10月22日，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我們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葉劍英同志與世長辭了。噩耗傳來，我很久不能平靜下來。寂夜沉思，勾起了半個世紀以來的許多往事。　　精心培育紅軍幹部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了會議。在這次會上，把毛澤東同志對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所提出的正確意見和批評，說成是「動搖並否定了過去勝利成績」和「不尊重黨領導機關。」會後，毛澤東同志受到排斥，被撤消了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調他做政府工作。接著，把紅一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同志從前線調回瑞金，接任劉伯承同志的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及瑞金衛戍司令員的職務。葉劍英同志接令後即來瑞金赴任，到上述兩個單位了解情況，進行了緊張的工作。　　11月初，在瑞金城東的謝家祠堂前面的操場上，舉行了紅軍學校第三期學員的畢業典禮。當時，雖已深秋時節，遍地顯露寒霜，但東面那條綿水清澈如鏡，環山油松一片青翠，蔚藍天空襯托出1000多名（我是其中之一）荷槍整齊站立在操場中心聽命待發的畢業學員的威武雄壯場面。　　那天上午，葉劍英同志頭戴淺灰色軍帽，身穿一套舊灰色軍衣，腰扎一條攜帶手槍的皮帶，腿纏綁帶，腳穿布草鞋，站立在用木板搭起來的檢閱台上，風華正茂，英俊洒脫，看上去三十多歲的樣子。他以濃重的廣東客家方言宣布：紅軍學校第三期學員經過半年的軍事政治訓練，各項課目按計划進行了考試與鑒定，完成了預定的學習任務，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現在准予畢業。葉校長以宏亮的聲音勉勵全體學員，把學到的軍事政治知識，同前方部隊反「圍剿」的作戰實際密切結合起來，帶領紅軍多打勝仗，用自己的模範行動為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作出更大的貢獻。接著，他宣布了全校畢業學員的分配方案已經學校領導批准，由軍事團、政治營首長點名公布。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劍英同志。在他那簡短而清脆的講話中，紅軍高級指揮員的才華聲望，在我腦海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畢業以後，我留在學校被分配到校政治部青年科當幹事。從此，我同葉校長見面接觸的機會便逐漸增多。　　同年冬，葉校長親自主辦紅軍學校第四期教學工作，舉行了莊嚴的開學典禮。當時，毛澤東同志離開紅軍領導崗位不久，紅軍學校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是按什麼方針辦校。是按「左」的一套辦？還是按照古田會議精神來辦？在這個原則問題上，葉劍英同志在召開全校幹部會議討論辦校方針時毫不含糊地指出：應堅持古田會議的精神，訓練課目從紅軍的實際情況出發，吸收幾次反「圍剿」戰爭的經驗，著重講解現有武器裝備，使幹部通曉本行業務，提高階級覺悟和基本戰術素質。在貫徹落實過程中，葉校長言傳身教，嚴格要求，用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訓練幹部。他親自審定訓練計劃，向學員講解示範，在進行攻防課目訓練時，大多選擇在沿羊腸田埂、密林深谷和黑夜陰雨天進行。劍英同志認為：平時訓練中的「難」，是為戰鬥中的「勝」打基礎的，如果紅校訓練中不堅持從嚴、從難的原則，就不能練精武藝，不能鍛煉意志。如果養成一種懶洋洋的作風，便帶不出有戰鬥力的部隊。他常常以「懶兵無戰鬥力」、「嬌兵必敗」告誡大家。葉校長帶領教員和機關幹部幾乎走遍了瑞金城周圍三十公里內的山峰小道，養成了一種雷厲風行、不怕艱苦的好校風。葉劍英同志這種精心培育幹部，嚴格要求，為人表率的好風尚，一直堅持不懈。時過23年之後，1955年秋季，在大連——庄河舉行的陸海空軍抗登陸演習時，葉劍英元帥又擔任了這次演習的總導演。這是建國以後我軍首次最大規模的實兵演習，我參加了這次演習。當時，葉帥已年近花甲，有條腿行走不方便，手柱拐棍，但仍風塵僕僕，同在瑞金紅校一樣，不辭辛勞地親臨課堂講授，現場指導正規化的要點，糾正和克服不符合三軍協同作戰的陳規舊律，在從大連到庄河的演習地帶，遍地留下了葉帥的聲音和足跡。通過這次聯合演習，葉帥為我軍摸索與總結出了從單一陸軍到與海空軍協同作戰的初步經驗，為我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1933年1月，我被選做葉劍英同志的機要秘書。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思想感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感到黨組織和葉校長對我的信任，能在他身邊做點事情，無比喜悅；另方面，我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地方幹部，不懂機要業務，過去又沒有接觸過紅軍高級領導幹部，怕貽誤軍機，有點忐忑不安。可是，當我到他身邊以後，葉校長對我倍加親切，以師長對小學生一樣的和藹態度，手把手地教我怎樣翻譯電報，關照我的生活，讓我同他在一個桌上吃飯。工作之餘，要我看書學習，思想上有抱負，不要浪費血氣方剛的年華；也同我嘮家常、講故事，用談笑風生、平易近人的方式教我怎樣辦事待人，毫無「官」氣。從此，我對劍英同志便由當初的拘謹轉為心悅誠服的尊敬。　　為了使我懂得機要保衛工作的業務，劍英同志特地派我到國家保衛局進行了20多天的專門訓練，鄧發局長、李克農部長親自給我們講保衛機要工作的重要性和具體業務，使我知道了對黨和紅軍的核心機密要守口如瓶，保衛首長安全要臨危不懼，挺身而出。回來以後，我負責葉校長的收發電報、保管文件、辦理他交待的事宜，管理警衛、勤務員。那時，學校機構精幹，一切訓練計劃與來往文電都由葉校長親自過目處理。他身兼數職，公務繁忙，日理萬機，我從內心敬佩他的工作精神，同時又感到不能為他多分擔辦理一些具體事務而不安。葉校長住在樓上，我經常看到他在辦公桌上那盞煤油燈下，工作到深夜還不休息，我就悄悄地上去勸他熄燈睡覺。劍英同志微笑地對我說：「我很快就辦完了，小鬼，不要等我，你年輕瞌睡蟲多一點，先下去睡覺吧！」有段時間，我腿上生了疥瘡，下身發癢。劍英同志知道後，既減輕了我的工作量，又親自找醫生給我治療，督促我每天早晚用熱水洗一次澡，清除毒菌。在他的關懷下，不到一個月就治癒了。　　當時，學校的生活比較困難，葉校長同我們吃一樣的飯菜。記得有一次，他單獨去衛戍司令部處理公務，該部參謀長看到劍英同志身體消瘦，悄悄地買了一條狗，為他改善一次生活。葉校長知道後，特意打電話把我叫去，同他共享了一餐狗肉。如果前方有幹部來看望劍英同志，順便請他到城裡下飯館時（因前方同志在打了勝仗時，分的伙食尾子錢較多，有一定的積蓄，故回到後方來要請上級、戰友到館子里吃頓飯，當時叫做「打土豪」），也要把我帶去。劍英同志這種照顧部屬、關心幹部的好風尚，幾十年如一日。1977年5月28日晚上，葉帥接見我時，有位負責同志向他彙報說，福州軍區原司令員皮定鈞同志因頭年飛機失事而犧牲，當時，因受「四人幫」的阻撓，喪事未能妥善處理，現在擬將皮的骨灰運回北京，安放在八寶山。葉帥聽後心情極為悲痛，當即指示：皮定鈞同志過去是戰將，有重大戰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又堅決抵制了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罪行，保護了一批高級幹部。他的骨灰應用飛機運回北京，舉行安放儀式。對定鈞同志的家屬子女，要很好安慰、關照，要他（她）們繼承定鈞同志的遺志和高尚品德。接著，葉帥又詢問了我的子女情況，希望年輕一代要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努力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儘力，很好地為人民服務。　　在葉校長的精心培養教育下，使我在工作業務上逐漸摸到了門路，他對我的使用也比較順心了。所以，我的成長與劍英同志的諄諄教誨是分不開的，敬仰之情永遠銘刻腦海。　　1933年春，葉劍英同志兼任福建軍區司令員。為了配合紅一方面軍主力反第四次「圍剿」，他奉命率領剛組建不久的紅二十四師和獨立團，經長汀、連城去攻打清流域的戰鬥。我跟隨他參加了這次作戰。劍英同志為了考驗我的戰鬥意志與指揮能力，讓我協助他偵察地形，草擬作戰命令。他的指揮所選擇在虎芒山上，戰鬥激烈時，令我到前沿陣地去向部隊首長傳達他的指示。當發現偵察敵情有誤，敵軍在數量裝備上佔優勢，並據守碉堡、河川有利地形，負隅頑抗，難以奪城取勝時，葉司令員毅然決定放棄攻城決心，又命我去向攻城部隊傳達在黃昏後分批撤退的命令。我按他的指示帶領通信員到第一線向部隊首長及時傳達，部隊在當晚退出了戰鬥，避免了更大的傷亡。劍英同志這種實事求是，不使部隊遭受無謂損失的果斷決心，在當時推行「左」傾教條主義時期，是很有膽略的。　　1934年夏，葉劍英調回總部擔任主管人事兵員的第四局局長之後，經常深入部隊了解考查幹部，親自找被「左」傾錯誤打擊排斥的幹部談話，甄別他們問題的性質，挽救了許多幹部。劍英同志明確地提出：一定要保護黨的骨幹。他適時擬定了調配使用幹部的意見，報請中央軍委批准。長征前夕，中央軍委任命葉劍英為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後，他深謀遠慮地向朱德、周恩來同志提出了保存紅軍幹部的方案：一是，把撤銷的六所學校的一部分教員、學員，分配到五個軍團去，以補充缺額。其餘的幹部學員，編成一個直屬軍委的幹部團，由公略步兵學校校長陳賡任團長，調師政委宋任窮為政委。幹部團保留隨營學校性質，空隙時間仍進行軍政訓練，在一般情況下不當作戰部隊使用，以保留骨幹。二是，把受「左」傾路線打擊排斥的所謂「犯錯誤」幹部，一部分安排到總部機關工作，另一部分編入幹部團隨軍行動。這一方案經軍委批准，從而保護了黨和紅軍的一批高級幹部，比如，肖勁光同志是1922年從共青團轉為黨員，曾在蘇聯深造過，1930年進入中央蘇區後，曾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紅五軍團政委、閩贛軍區司令員兼紅七軍團政委等高級職務，在反「圍剿」戰役和對紅軍的建設中均有重要功績。因受李德和「左」傾路線打擊而被撤職。是在葉劍英同志的提議下，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同志的保護與安排隨軍長征的。又如，郭化若同志是1925年的黨員，在蘇聯學過炮兵，回國進入江西蘇區後，曾任過紅四軍參謀處長、紅一軍團參謀處長、紅一方面軍代理參謀長等要職，因受「左」傾路線的打擊迫害，撤職到紅軍學校當教員，也是在葉劍英同志的保護安排下長征的。　　對參謀工作的建樹　　1933年5月，以博古同志為首的臨時中央決定：在瑞金組建中央軍委總司令部，同設在前方的紅一方面軍指揮機關分開，朱德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周恩來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在前方指揮作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仍由朱德擔任，同時增加博古、項英為軍委委員，在朱德留前方期間由項英代理中央軍委主席，任命葉劍英為軍委總司令部參謀長。劍英同志受命以後，我隨他赴任，選擇在沙洲壩的烏石龍村籌建總部機關。當時面臨兩個問題：一是組建多大的機關，是精幹一點好還是龐大一點好？二是選用幹部是量才錄用還是任人為親？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認為：中央軍委總司令部是全軍的領率機關，應堅持短小精幹，辦事效率高為原則；在幹部選配上應任人為賢，不分親疏厚薄。這兩條建議均為臨時中央批准。據此，葉總參謀長即組建了四個職能局和人選名單。即：第一局（作戰）局長左權，第二局（情報）局長錢壯飛，第三局（通信）代局長翁瑛，第四局（供給）局長楊志誠。劍英同志是知人善任的。他知道左權同志原為紅五軍團第十五軍政委，是大革命時期的優秀幹部，又到蘇聯深造過，只是在一年前五軍團整編後受到排斥，被調到紅軍學校當教員，劍英同志便建議委以作戰局長的重任。後來，我在左權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一年多時間，深感他是一位軍事學識廣博、待人謙虛的好領導。歷史已經證明，左權同志是黨的德才兼備的優秀高級將領，對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錢壯飛同志和翁瑛是剛從白區來的，錢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時，獲悉叛徒顧順章告密，蔣介石得知我黨中央在上海的地址後，妄圖一網打盡。錢壯飛不顧個人安危，及時趕到上海報告了周恩來、陳雲同志，使黨中央機關立即轉移，脫離了險境，為保衛黨中央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錢壯飛同志後來長徵到貴州省息烽地區時，遭國民黨飛機轟炸失散後而光榮犧牲。楊志誠同志是參加了南昌起義，井崗山時期紅四軍的副官長，紅軍學校的校務部長。當時，我記得劍英同志經常愛稱楊志誠同志是紅軍後勤供給工作的「老祖宗」。　　各局人選確定以後，葉總參謀長召集各局幹部共同總結了紅軍在前方反「圍剿」戰役的參謀工作經驗，又吸取了蘇聯紅軍和大革命北伐時期有益的參謀業務，從而開創了有中國工農紅軍特點的參謀工作局面。比如，作戰局除作戰科外，還設機要譯電科、教育訓練科、地面偵察科、測繪地圖科、生活管理科等；把破譯敵軍電報密碼與紅軍無線電台的收發電報業務分開，各成為一個專業職能局；把經理部改為物資供給局。這樣任務明確，分工具體，加強了業務建設。在劍英同志的領導下，使總司令部真正成為中央軍委的作戰指揮機關。我軍後來的總參謀部，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充實與發展起來的。　　總司令部機關組成以後，迅速建立了各項參謀業務工作，與全國各主要戰區的紅軍領導機關勾通了指揮、聯絡關係，卓有成效。　　由於葉劍英同志對我軍參謀工作有豐富經驗，受到了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政委等的高度讚揚，所以，後來在紅軍——解放軍的高級幹部都尊敬地稱劍英同志為「葉參座」。　　照顧大局任勞任怨　　1933年10月，葉劍英同志把總司令部組建起來開展工作不久，又奉臨時中央之命調前方任紅一方面軍參謀長，與劉伯承同志的職務相對調，協助朱德、周恩來同志指揮紅一方面軍的部隊作戰。葉參謀長臨走時，要我同他一道去前方，但項英同志不同意，讓我到一局機要科去主持譯電工作。我只好服從組織決定，從此我與葉參謀長分開了。　　當時，黨內正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排斥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對不同意「左」傾路線的幹部，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而國民黨反動派在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遭到失敗以後，蔣介石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內戰政策，在南昌成立了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指揮五十萬大軍和五個空軍隊的百餘架飛機，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在這內憂外患、情況複雜、戰事頻繁的日子裡，劍英同志以其對黨、對革命的一片赤誠之心，對職務變動毫不計較，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的工作精神，贏得了全軍的信譽。　　1934年1月，黨中央在瑞金沙洲壩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左」傾路線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朱德、周恩來同志率領的紅一方面軍指揮機關從前方回到瑞金與總司令部合併時，葉劍英同志調任福建軍區司令員。同年夏天，因為實際掌握中央軍委大權的共產國際顧問李德對劍英同志有意見，又把葉調回瑞金任總司令部第四局局長，管理人事兵員工作。那時，我在一局作戰科當參謀，劍英同志雖不是我的直接領導，但因工作關係經常向他彙報紅軍在反五次「圍剿」作戰的傷亡情況，請示他調配幹部、補充兵員。因而對葉劍英同志的處境與工作情況，仍有所了解，我看到他毫不計較職務的高低而勤奮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葉劍英同志擔任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在劉伯承總參謀長受李德排斥，下放到五軍團當參謀長期間，劍英同志協助朱德、周恩來同志主持總司令部的作戰指揮工作，直接組織並帶領軍委第一縱隊進行大轉移。遵義會議以前，雖在博古、李德的逃跑主義指揮下，使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但葉劍英同志以縱隊司令員的身份向朱德、周恩來同志提出了許多有效措施與建議，減少了軍委縱隊的損失，保證了作戰、情報、通信等機關工作的連續性，使中央軍委的作戰意圖暢通無阻，中央領導同志的人身安全亦得到了保證。　　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後，劉伯承同志調回總司令部當總參謀長兼任軍委縱隊司令員，陳雲同志任政委，葉劍英同志為副司令員，協助劉伯承同志的工作。在突破烏江，智取遵義，首渡赤水的戰鬥中，劍英同志都作出了貢獻。他堅決擁護遵義會議決議，以實際行動貫徹執行了會議的正確決定，努力糾正「左」傾教條主義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1935年2月，在第二次攻佔遵義的戰鬥中，第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同志光榮犧牲。應彭德懷軍團長、楊尚昆政委的請求，中央軍委任命葉劍英同志為第三軍團參謀長。　　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葉劍英同志職務變動了八次之多，但我看到他每次調動都沒有怨言，始終以革命利益為重，工作上兢兢業業。每到一個新的單位，都富有創新開拓精神，生機勃勃，卓有成效。這種不計個人得失，能上能下，毫無私心，全力撲在革命事業上的高貴品德，正是我們當今應該大力提倡和學習的。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長徵到四川懋功（小金）縣的達雄，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6月26至2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70公里的兩河口舉行會議，張國燾從茂縣（茂汶）來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通過了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央軍委所作的戰略方針報告，作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確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會議否定了張國燾對於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的右傾估計及主張避開敵人主力，組織遠征軍向青海、新疆或四川、西康邊境地區退卻逃跑的方針。同時，中央為了照顧黨和紅軍的團結，於7月18日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原由周恩來副主席兼任），對張國燾進行爭取說服工作。我們作戰科的同志從兩河口會議後，亦看出了張國燾堅持錯誤路線，企圖分裂黨和紅軍，篡奪最高領導權的端倪。7月21日，黨中央、軍委在黑水決定：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任命徐向前同志兼總指揮，陳昌浩同志兼政委，應四方面軍領導的要求，任命葉劍英同志為參謀長。並從一方面軍抽調少量的參謀、機要幹部去總指揮部工作。22日，周副主席同我談話，決定我隨葉劍英同志去前敵總指揮部任作戰科副科長。　　當時擔任三軍團參謀長的葉劍英同志，接到命令後即來受領任務，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同志親切地同他談了話。隨後，葉劍英同志即帶領我們這些參謀人員從黑水出發，赴毛兒蓋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報到。　　從黑水到毛兒蓋，要翻越海拔4500多米的打鼓山，這是長征中最後一座雪山。那時雖是7月驕陽似火季節，可是爬到3000米以上，就感到寒氣逼人，抬頭望去，到處都被銀雪覆蓋著，沒有通路。山上空氣稀薄，呼吸困難。葉參謀長和大家一道，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他還大聲激勵我們：陡峭雪山，狂風烏雲，正是鍛煉革命意志和體質的好地方。只要不畏艱難，勇敢攀登，一步一個腳印，就一定能夠到達勝利的終點。　　翻過雪山，葉參謀長和大家一起徒步行軍。一路上，他不辭辛苦地給我們講述兩個方面軍會師後的新形勢，闡明北上抗日的偉大戰略意義。他有一句話，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照毛主席指引的路走無往不勝，北上抗日一定會勝利！」這不禁使我回憶起他在瑞金紅軍學校當校長兼政委時的情景。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以後，毛澤東同志受王明「左」傾路線的排擠，離開了紅軍的領導崗位。可是，紅軍學校在葉劍英同志主持下，還是按照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古田會議決議辦校。那時他就說過：「照毛主席指引的路走無往不勝！」如今，他講北上抗日時，又提到了這句話，我完全理解他的感情，聽了深受教育。　　途中，葉參謀長還對我們講紅四方面軍吃苦耐勞，勇敢戰鬥，服從命令等長處，要我們到了那裡注意學習，尊重領導，搞好關係。並要求我們嚴格組織紀律，加強請示報告，還說：我是你們的參謀長，有事及時跟我講嘛！在葉參謀長的教育下，我們個個充滿著團結勝利的信心，於7月底到達毛兒蓋。　　我們到總指揮部以後，受到了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政委和機關同志們的熱情接待，在總部首長介紹情況之後，葉參謀長領著我們很快就開展了各項業務工作。　　黨中央、軍委縱隊亦在我們之後，到達了毛兒蓋地區。　　毛兒蓋，是有十多里長，幾個村莊的小平川壩子，是若爾蓋大草原的邊沿，沿壩居住著三四百戶藏族人民，每個村莊都有一個藏民念經的小經堂，老百姓因受反動派的欺騙宣傳，都撤離村莊逃避了。我們駐的藏民房子都是上下兩層，通過一根獨木梯子上下，上面住人，下面圈養牲畜。這時，地里的青稞麥子已經黃熟，為了準備北上，部隊都在收割青稞，準備乾糧。我們總部機關的同志除了值班，處理日常工作外，也同部隊一起籌備糧食。部隊離開時，給每戶留下了收割青稞數量收條，給了銀元，作為購買費。　　過草地的開路先鋒　　在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於8月初才抵毛兒蓋。但他一到又無視兩河口會議的決定，繼續反對黨中央對形勢的正確估計，不同意紅軍北上。為此，黨中央政治局於8月4日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了會議。會議批評了張國燾對中國革命形勢處於低潮的錯誤估計。5日，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決議在闡明了當時全國政治形勢的特點以後，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強調指出：「創造川陝甘的蘇區根據地，是放在一、四方面軍面前的歷史任務。這個根據地的造成，不但是紅軍作戰的後方，而且是推動整個中國革命前進與發展的蘇維埃國家的領士。」決議針對張國燾反對黨和破壞紅軍團結的嚴重錯誤，指出要進一步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號召黨和紅軍堅決執行黨中央的路線，同誇大敵人的力量，不敢大膽前進等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作鬥爭。　　會議還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擔任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由於張國燾的無理糾纏與阻撓，致使紅軍北上的時間延誤了四十多天，使蔣介石有了調整部署的充分時間，而我軍則失去了攻佔松潘的有利時機。這時，胡宗南的部隊已集結在松潘地區築碉固守陣地，李家鈺部向鎮江關、松潘方向增援，薛岳的部隊已由雅安進抵文縣、平武，向胡宗南部靠攏，楊森部已佔領懋功、綏靖（金川），企圖圍殲我軍於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區，使我軍陷入困境。　　為了繼續貫徹黨中央的北上方針，8月上旬，中央軍委召集會議，針對上述敵情，重新確定紅軍的行動部署，決定放棄原定的松潘戰役計劃，改為執行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戰役計劃，以紅軍主力出阿壩，北進夏河地區，爭取在洮河流域殲滅敵人，創造甘南根據地。據此，紅軍總部決定：將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軍為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和參謀長劉伯承率領，經阿壩北進，其先頭部隊於8月15日開始由卓克基地區向阿壩前進；在毛兒蓋地區的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軍為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參謀長葉劍英指揮，經班佑北上。黨中央、軍委縱隊隨右路軍行動。　　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同志均參加了軍委召開的這一會議，徐、葉均擁護北進的夏洮戰役計劃。葉參謀長會後親自向總指揮部機關幹部及時進行了傳達教育，具體布置了進草地的各項準備工作，並要我們作戰科調查研究，提出行動路線的意見，以供徐、陳首長作決策時參考。　　然而，張國燾在毛兒蓋參加了政治局沙窩會議和軍委關於改向甘南的夏洮戰役計劃會議以後，在向阿壩前進的途中又變了卦，他向中央提出：紅軍西出阿壩後，以紅軍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地區的主張。針對張國燾的這一錯誤意見，8月20日，黨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兒蓋召開會議，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報告，作出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指出：在目前情況下，為了實現6月28日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紅軍主力應「迅速佔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甘陝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繼續發展之有力的支柱與根據地」。「集結最大限度的主力於這個主要方向，堅決與果敢作戰，靈活與巧妙的機動，是這個戰役勝利之保證。」尖銳指出：張國燾的方針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其政治的來源，是畏懼敵人，誇大敵人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的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8月24日，黨中央將上述會議所作出的補充決定電告張國燾，並明確指出：「目前應令右路軍全力迅速奪取哈達鋪，控制西固（岩昌）、岷州間地段，並相機奪取岷州為第一要務。左路軍則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並肩東進。」　　前敵總指揮部指揮右路軍從毛兒蓋地區北上，必須經過一望無際、沒有人煙的茫茫大草原。當時，因無詳細地圖，好象需要經班佑、拉卜楞才能到甘南。為了查明與找到過草地的捷徑，以減少損失，縮短路程，葉參謀長到三十軍講完打騎兵的戰術要領後，在軍部同程世才軍長談話中，知道他們找到了一個去草地姓李的人。劍英同志就親自向這個老李作調查，問他紅軍過草地到班佑、拉卜楞再到甘南需要幾天時間？草地的情況如何？老李說：草地沒有路、沒有人煙，氣候變化無常，忽而晴天無雲，忽而烏雲滾滾，傾盆大雨，是一片爛草淤泥的沼澤地帶，部隊行軍艱難，不好走；從毛兒蓋到班佑需要六天時間，再去拉卜楞，還要往北走四天草地，才能到甘南。葉參謀長向老李說明：我們紅軍是要北上去打日本帝國主義的工農隊伍，要衝破蔣介石的阻撓北上抗日，請他幫助紅軍過草地帶路。老李經這番教育說服後，答應願當嚮導。劍英同志高興地回來向毛主席和徐、陳彙報了這一情況，並提出自願率一部分兵力先行開路。軍委與毛澤東同志同意與採納了葉劍英同志關於右路軍北進路線的建議。於是，葉參謀長率領紅三十軍的二六四、二六五團於8月18日從毛兒蓋出發當先鋒，程世才軍長、李先念政委率領三十軍主力跟隨前進。徐、陳首長率指揮部機關在三十軍之後於21日亦從毛兒蓋向草地進軍。黨中央、毛主席和右路軍其餘三個軍，亦先後經草地北進。　　葉劍英、程世才、李先念同志指揮的紅三十軍經過六天的草地行軍，於23日到達班佑地區，與敵人騎兵兩次相遇，因事前有充分準備，很快把敵人打跑了。這時，嚮導老李對葉參謀長說：你看右前方是一片森林，如紅軍右轉灣翻過山去走大路，經巴西就可到俄界，出甘南。這樣就不必經拉卜楞寺，少走四天草地。葉劍英同志認為老李的意見很好，即向軍委建議改變行動路線，以縮短過草地的行程。軍委立即批准了這一計劃。我軍到達班佑地區後，已獲悉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已從松潘北上向包座地區急進，與駐守在求吉寺、欽多的第一師康莊團相配合，企圖堵截我軍北上。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同志，在班估制定了以三十軍全部和四軍一部殲滅企圖堵截我軍的包座敵人的作戰計劃。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批准了這個計劃。於是，以四軍第十師圍攻求吉寺、欽多的守敵，以三十軍全部於8月29日向包座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發起全面總攻擊，經過一天多的激烈戰鬥，於31日殲滅該師5000餘人，其中俘虜800餘人，取得了偉大勝利，後來聽說蔣介石對此十分懊喪，說伍誠仁包座之役指揮無力，於11月19日將其免職。　　包座戰鬥是在部隊經過一星期的草地行軍，缺乏糧食，體力疲勞，又與敵人騎兵作戰之後翻山越嶺的情況下，在沒有居民點的一片原始森林地帶進行的。徐向前、葉劍英同志是在上包座與求吉寺之間的未巴山上親自指揮了這一戰鬥。紅三十軍與紅四軍在戰鬥中英勇頑強，不怕犧牲，機智殲敵。體現了紅四方面軍打仗過得硬，如徐向前同志說的狠、硬、快、猛、活的優良戰鬥作風。這次戰鬥的勝利，打開了通向甘南的大門，為紅軍北上創造了有利條件。因此，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的高度讚揚。　　前敵總指揮部於8月末經班佑、下巴西，順利進駐明代古城潘州村。　　黨中央、軍委直屬單位隨後亦進駐上、下巴西、牙弄、阿西茸一帶。第三軍亦同時進抵上述地區。第一軍則已向俄界進軍。　　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及時將包座戰鬥的勝利和第一軍正向俄界前進的情況，以及當時甘肅南部地區敵人兵力不多，尚未構成碉堡封鎖線的敵情，電告了朱德總司令和張國燾，要求左路軍迅速向班佑前進，與右路軍靠攏。但是，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後，不顧朱德、劉伯承同志的堅決反對，卻按兵不動，反而借口葛曲河漲水，無法東渡（實際上，經朱總司令親自偵察，最深處也不過馬肚子，部隊是完全可渡河的）；還說部隊缺乏糧食，強令已東進到墨窪的第五軍返回阿壩。9月3日，張國燾向黨中央發電，不僅拒絕向班佑北進，而且提出「右路軍即乘勝回擊松潘敵」的南下主張。9月5日，又電令尚在松崗、黨壩、卓克基等地的左路軍後續部隊停止北上。此後，張國燾不僅繼續違抗黨中央的命令，拒絕北上，而且企圖分裂、危害黨中央和紅軍。葉劍英同志同張國燾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勇敢機智的鬥爭，在關鍵時刻為黨為革命立了大功。這一段歷史情況，我已寫了《嚴峻的時刻》一文，發表在1979年5月1日《解放軍報》上，這裡不再細述。　　遠望運籌三軍建設　　1935年9月10日，在四川若爾蓋縣的巴西鄉潘州村，我同葉劍英同志分別以後，直到1949年1月初，我和東北航校保衛科長張孔修去向當時出任北平市長兼軍管會主任的葉劍英同志請示關於北平地區的航空接管工作時，在良鄉城才重見面。當時，劍英同志住在良鄉縣國民黨政府的一座平房裡辦公。他聽說是東北航校的訓練處長專程來向他請示工作時，就放下纏身的公務，立刻接見了我們。當我向葉劍英同志行舉手禮時，他一見如故，親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說：啊！原來是呂繼熙呀（我原來的名字）！你怎麼搞起航空來了？待我們在他辦公室坐下來以後，劍英同志關切地問道：十幾年沒見面了，這些年你到哪裡去了，什麼時候學的航空？我說：我是隨西路軍余部進入新疆的，1937年10月，黨中央駐新疆第一任代表陳雲同志指定我們一批紅軍幹部在迪化（烏魯木齊）盛世才的航空隊學飛行。1942年9月，在新疆的一百多名共產黨人被軍閥盛世才無辜逮捕了。1946年7月，由黨中央營救，張治中將軍履行《雙十協定》，宣布我們無罪，無條件釋放，回到了延安。次年2月到了東北航校，恢復了飛行技術，現任該校訓練處處長。他聽後高興地說：你們經過曲折而又艱苦的長期鬥爭，終於勝利了。現在好羅！你當了飛行員，我們黨很快就要建設空軍了，你要為培養黨的飛行人員奮發努力啊！我們已經有了強大的陸軍，但眼下還沒有空軍和海軍，中央不久就會考慮這個問題，因為現代戰爭是立體戰爭，沒有這兩個軍種是不行的。我手下正缺乏接管北平國民黨空軍的懂行幹部，你們來得正好，補了這個缺。東北航校來的同志就是北平軍管會的一個單位，負責北平的航空接管工作。你們應把東北的接管經驗應用到北平來，雖然國民黨空軍的腿比陸軍長，大部分飛機已經飛離北平，但其人員與設備總不能全部飛走嘛！能接收一部分為我們建立空軍所用，就很有好處。但在接管北平時有一點和東北的情況不同：那裡是打進去的，有些工廠與航空設備打得稀巴爛；對北平，中央有條明確的方針，就是力爭和平解放，使這座明代建立起來的中國文化古城，盡量做到少損失、少破壞。因此，無論對傅作義的部隊還是國民黨文職人員，都採取全部包下來的政策，以穩定人心，維持社會秩序，儘快恢復與發展生產，以利國計民生。北平的航管部門今後是雙重領導關係，同時受東北野戰軍首長與軍管會的領導。根據中央的指示，正在做傅作義將軍的工作，已經開始同他談判，爭取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不久，軍管會將從良鄉進駐北平以西的青龍橋地區，今後可到那裡去同我們聯繫。我們向葉市長說：一定按您的指示，做好北平的航空接管工作，今後有什麼問題，及時向軍管會請示報告。　　最後，劍英同志樂呵呵地對我們說：「十四年沒見面了，又是東北來的『貴客』，我本應招待你們吃頓飯，但因公務太忙，不能如願作陪，請你們去吃頓便飯再回去吧！」隨即吩咐工作人員領我們去食堂吃午飯。我們對葉市長的親切關懷與盛意，表示衷心感謝之後，就告辭了。　　我們回到南苑以後，傳達與學習了葉劍英同志的上述指示。後來，我和方華同志又經常到頤和園去向軍管會彙報，還在萬壽山腳下參加了幾次同傅作義的全權代表鄧寶珊將軍的有關談判。在天津戰役結束後，傅作義將軍接受了我黨提出的停止抵抗，把其部隊撤出城外，進行和平改編的條件之後，北平航空處在葉劍英同志為首的軍管會領導下，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對北平的航空接管工作任務。　　1959年6月，空軍在大連舉辦了第一期師以上幹部毛主席著作讀書班。我那時在空一軍當軍長，參加了這期學習。劉亞樓司令員請葉帥向讀書班作了重要的啟發報告。葉劍英同志著重闡述了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與發展過程。他從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的親身經歷中體會到，毛澤東同志是在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後，運用調查研究的方法，根據南昌、秋收、廣州起義的實踐，找到了建立鄉村革命根據地，掌握槍杆子，發展武裝力量，走農村包圍城市的發展道路。以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統一戰線的三個法寶，同蔣介石進行了22年的武裝較量，才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奪取了全國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智慧，是在長期的實踐中而產生的，中國革命的勝利來之不易。他號召空軍幹部認真學習《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戰略思想，指出以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實事求是，分析研究問題，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與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取得更大的勝利，葉帥要求空軍的同志們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的真理同自己的實際、特點密切結合起來。他說：「你們空軍的飛機已進入噴氣、超音速時代，武器不僅是炮彈和炸彈，而且發明了火箭、導彈，而戰鬥又在空間進行。往往是幾分鐘甚至幾十秒鐘之內決定一次戰鬥的勝負。這就要求有高度的時間性與準確性，真是『差之一毫，失之千里』喲！所以不能套用『持久戰』的戰術，應該分秒必爭，因為錯過一秒的幾分之幾，一個微小動作的差錯，就可招致一次空戰的失利。你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已經有了噴氣飛機作戰的經驗，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這是非常寶貴的，應該繼續研究與提高，才能把毛主席的軍事思想隨著時間、空間、條件的推移，向前發展。」　　我們聽了葉帥這場三小時的生動而又實際的講話，很受啟迪，開闊了思路，提高了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對聯繫空軍實際學習毛主席著作，起了良好的示範作用。　　1960年7月，年過花甲的葉劍英同志，從長遠的國防戰略眼光出發，到東北地區進行十餘天的實地考察，在旅途中興緻勃勃地寫出了「機過興安漸漸低，空中遙望海拉爾。草原城市興工業，煙突凌霄顯異姿。」等草原紀游十首七絕詩作。他在長春南湖賓館作短暫小憩時，把我找去了解空軍部隊的戰備訓練情況，彙報以後，葉帥問我了解內蒙民族風俗和寧古塔的歷史否？我竟答不出來。劍英同志以愛護的口氣批評說：當一個高級指揮員要對所在地區的民情、地形和重大歷史問題進行調查呀！不然怎能做到軍民魚水情呢？！在省委為他舉行的便宴上，葉帥談笑風生，大度樂觀，席間了解到我的年齡最小但已43歲時，他打趣地說：我才31公歲，比你還「小」呢，說得滿桌樂呵呵地大笑起來。大家都為葉帥老當益壯、身體健康而高興。　　1965年8月，葉帥到大連實地調查渤海灣海峽的情況，設想保衛京津的戰略方針，研究海軍怎樣封鎖海峽以及陸海空軍協同作戰的問題。我當時擔任瀋陽空軍副司令員，分管戰備訓練工作。劍英同志指定我到棒棰島向他作了關於空軍支援陸海軍作戰預案的彙報。他說：「從未來反侵略戰爭，確保京津門戶安全的戰略觀點出發，固然要發展與加強對海軍的建設，但還必須制定一個切合實際的陸海空軍協同聯合作戰方案，進行演練，才能防患於未然。有備才能無患，這是古今中外戰爭史上一條重要的經驗。就在這次調查中，劍英同志寫出了氣勢磅礴的《遠望》七律詩。　　高瞻遠矚期望青年　　十年浩劫結束以後，在葉劍英、鄧小平同志的關懷與批示下，康生等人泡製的新疆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我在瀋陽軍區空軍恢復了工作，很自然地回想起老一輩革命家對我的諄諄教誨，激勵了精神，增添了工作的力量。1979年8月中旬，我去北京開會，感到機會難得，很想去看望德高望重的葉劍英同志，同他老人家合個影，留作永久紀念。但又知道他當時正肩負著全黨全軍和國家領導工作的重任，而且年事已高，怕打擾他繁忙的公務。於是，我就通過有關同志捎了個想去看望他老人家的口信。我的意願很快實現了，第二天（8月 15日）葉帥就欣然同意，告訴秘書通知當晚接見。我同空軍何廷一副司令員按約定時間到接待室後，葉帥精神矍鑠，熱情洋溢地同我們握手問好，讓我倆坐在他的身邊。這是老一輩革命家對同志深厚情誼的體現。我們聽到葉帥說話思維敏捷，看到他身體健康的情景，內心無比喜悅。我們怕影響老人家的休息，沒有向他彙報工作情況。但葉帥卻深有含意地對我們說：經歷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把全國都搞亂套了，浪費了珍貴的時光。現在中央已作出撥亂反正，安定團結，把我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決定。語重心長地囑咐：我已年過八旬，你們也花甲開外的人了，要在各自的崗位上，奮力工作幾年，要下大力恢復被林彪、「四人幫」破壞了的黨風、軍風和社會風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儘快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使全國人民逐漸富裕起來，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繁榮昌盛的國家。要抓緊傳幫帶，讓年富力強和青年一代接班，使我們的事業後繼有人。當時，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馮文彬同志亦在場，葉帥囑託他要把黨的歷史儘快收集、寫好，起到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使青年和新黨員知道我們黨的曲折歷史，教育後代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端正黨風。希望年輕一代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中開創新局面，同過去戰爭年代的青年一樣，起先鋒模範作用，這是老一輩革命者的宿願。我們都向葉帥表示：一定按您老人家的殷切希望和諄諄教導去做。　　劍英同志侃侃談了上述高瞻遠矚的期望之後，招待我們看了一場電影。影畢，他老人家興奮地站起來，同我們手拉著手地合影留念。這種感人肺腑的革命熱情，使我永遠牢記在心。　　1927年，正當中國革命處於危急的關頭，青年時代的葉劍英同志就毅然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對黨和國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葉劍英同志是我黨我軍和國家的德高望重的傑出領導人。他的歷史功績，已有許多譽著，我僅從在他身邊工作和多次聆聽他的教誨的一個側面，作了以上片斷回憶。我願同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一道，學習葉劍英同志「在複雜的革命鬥爭轉折關頭表現出來的非凡的革命膽略，好學深思，勤奮工作，照顧大局，團結同志的高貴品格。」以劍英同志為楷模，為實現祖國現代化和共產主義事業，盡一分餘力。　　《縈思錄》 來源：中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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