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正當性的高效率，根本就不是效率

　　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積極穩健、審慎靈活。為此要求各地，一定要從本地實際出發，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合理確定發展目標，更加註重增長質量和效益，更加註重促進就業和改善民生，切不可盲目追求高速度。

　　這樣的要求來得非常及時。

　　作為後發國家，中國建立了一種「趕超」體制。過去六十年中，從上到下，各級政府官員不管幹什麼事情，都追求高效率、高速度。在中國的政治辭彙表中，充滿了描述高速度的辭彙：多快好省，只爭朝夕，大幹快上，爭時間、搶速度，大幹多少天、迎接……

推薦閱讀　　這些頻繁出現的關鍵詞，無不傳達著一種速度至上的意識。自上而下的政績考核機制，更是固化了「快就是好」的政治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推動中國在各方面確實走得相當快，尤其是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增長；過去十年的城鎮化速度也非常快。

　　然而，在漢語中，「快」也有另一個意思：鋒利。而鋒利的東西是很容易傷人的。官員們運用手中巨大的權力拚命追求高速度增長，權力就必然與民眾的權利、利益發生直接、廣泛的關係。比如，在政府主導的城鎮化進程中，為了在最短時間內改造城市面貌，提高GDP增長速度，一味以只爭朝夕的精神，以最快速度制定規劃，進行拆遷或征地，則被拆遷戶和被征地農民的權利和利益很容易被忽視，甚至遭到侵害。這樣的「快」就不僅僅是蘿蔔快了不洗泥，而是直接以鋒利的權力之刀切傷民眾。

　　可以說，對速度的盲目追求，乃是若干年來社會緊張持續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本來，中國具有後發優勢，政府不必過急過多採取刺激性政策。但致力於趕超的政府在自然增長之外追求更高速度，為此建立一整套制度，採取一整套政策，往往導致宏觀經濟頻繁面臨風險，目前的通貨膨脹就是追求過高速度的產物；由此形成扭曲的經濟結構，市場秩序被擾亂。最為嚴峻的結果是，某些民眾的權利和利益遭到忽視、侵害，而這侵蝕了經濟增長的正當性。

　　面對經濟、社會、政治各領域的問題，發展完全可以而且必須慢一些、從容一些。治理社會，哪怕是尋求經濟增長，並不是建設一項工程。政府所要面對的，不是沒有生命的沙子、水泥、鋼材，而是活生生的人。他們具有自主意識，具有自己的自由和權利。在憲法和法律上，他們跟國家、跟官員是平等的。對他們，政府是不能隨意地予取予奪的，相反，他們天然地擁有與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的權利。即使政府為了公共利益，要他們讓點路，也需要與他們商量。2004年憲法修正案規定，政府為了公共利益在徵收或徵用公民私人財產時，應給予及時而合理的補償，體現的就是這種精神。

　　商量就需要耗費時間，而這樣的時間耗費，對於一個優良的決策來說是絕對必要的。所謂優良決策，不是專家提出的什麼科學決策，而是由各方通過合理的程序共同商議而作出的決策。社會中的權利和利益是多樣的，而每種權利和利益都有其正當性。當權利和利益，包括政府的權力與民眾的權利、利益發生衝突時，比如，當拆遷戶的利益與城市改造的進程發生衝突時，明智的政府必然會與當事人進行協商，或者通過政治程序，或者通過司法程序。

　　這樣的確會遲滯決策過程。比如在日本，土地徵用程序通常要耗費四五年，耗費十年也是正常的。經濟效率會有一定損失，但會有更多其他的好處來補償。以如此充裕的時間去協商，確保了決策的正當性，而獲得了真正的效率。今天，人們習慣於單純用速度來定義效率。然而，沒有正當性的高效率，根本就不是效率，而是反效率。而具有政治和法律正當性的低效率，再低也是效率。這一點，經歷了高速度之後的中國人當有切身的體會。

　　恐怕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高層告誡各地不要盲目追求速度。但要改變官員的心態，需要進行廣泛的制度變革。這包括轉變官員的考核機制，從自上而下的上級考核變為自下而上的民眾考核，從而讓官員面對民眾，多一些審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