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焦慮與渾身是戲——凡一平小說論

[摘要]1992年是凡一平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個轉折點有兩個很直觀的標誌：一是凡一平基本放棄了長達十年的詩歌寫作，二是凡一平的小說題材像他的身份一樣，開始了從鄉村向城市的重大轉移。

黃偉林，男，壯族，文學博士，1963年生於桂林，現任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曾獲中國作家協會第八屆莊重文文學獎，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

凡一平小說中的人物充滿了對金錢、權力和性的關注和追逐，其手段多與犯罪和腐敗有關。凡一平為我們提供的，不僅是人物形象的陌生獨特，這些人物在過去的文學作品和其他小說家筆下幾乎從未現身，直到有了凡一平，這些人物才被曝光顯影，以其光怪陸離的姿態出現在小說文本和影視作品中；更重要的是，他挖掘出了一種潛伏在這所有人物心中的一種身份焦慮意識並賦予其人物一種「渾身是戲」的「變性」技法。這種身份焦慮和「變性」技法與當下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和社會文化語境有著內在的深刻的溝通。正是這種深刻的溝通，使凡一平的小說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力量。

凡一平，壯族，1964年生於廣西馬山縣，1969年返回祖籍廣西都安縣，1980年考入廣西河池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河池師專地處廣西宜州，儘管不是名校，但由於有一批熱愛文學的教師和學生，形成了濃郁的文學創作氛圍，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作家，凡一平和比他低兩個年級的東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還在河池師專上學的時候，1982年，凡一平在《詩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詩歌《一個小學教師之死》，第二年，在《金城》發表第一個小說《歲末》，就這樣，凡一平憑著他的詩歌和小說，以一個普通大學生的身份進入了文壇。

1992年，凡一平在經歷了十年的文學創作之後，終於從都安調入了南寧。這一次的身份改變對他影響很大。他寫過一篇《城市與我》的散文，其中這樣寫道：「1992年10月，當我十分疲憊地將戶口遷到南寧的時候，我竟然有一種失落了某種貴重東西的感覺，那貴重東西就失落在我生活和工作了多年的故鄉和故鄉的縣城。那是什麼東西？我想我可以找到它但我卻不能再撿起它，儘管我在心底將無限地懷念它，就像我無限懷念的童年記憶里的那架翱翔著我理想的飛機。」

暫時不必追問凡一平失落了什麼。可以肯定的是，1992年是凡一平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個轉折點有兩個很直觀的標誌：一是凡一平基本放棄了長達十年的詩歌寫作，二是凡一平的小說題材像他的身份一樣，開始了從鄉村向城市的重大轉移。

除了文體選擇和題材轉移這種明顯的變化之外，凡一平小說還有一些很內在的變化。首先，1992年以前，凡一平小說更傾向詩意結構和風俗畫意味，抒情性強，像《圩日》、《女人河》讀起來就像散文詩；1992年以後，凡一平小說明顯傾向敘事，小說的情節變得曲折豐富，可讀性大大增強。這種閱讀效果的選擇是有時代的原因的。1992年的中國文學與商品市場的整體性接軌正在進行，讀者對小說可讀性的要求非常強烈，可以猜想，剛剛進入城市的凡一平很快就被書商包圍，他們從市場的角度對凡一平的小說寫作提出了要求。許多研究者可能會對作家的市場化寫作不以為然，但不得不承認，相當多優秀的作家都曾經有過為市場寫作的經歷。比如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之外寫過大量的通俗小說，福克納在純文學寫作的同時也炮製過許多通俗的電影腳本，甚至廣西三劍客之一的鬼子在1990年前後也為書商寫過不少通俗小說。這種通俗小說的寫作經歷一個重要的好處是鍛煉了作家寫故事的能力，同時，促使作家走出單一自我的藩籬，關心社會，從而與讀者的接受溝通。當然，詩意結構的取消、風俗畫意味的變異還有小說家個人意識中很深層的根源，這同樣與凡一平生活形態以及小說題材的變化有關。我們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鄉村生活有一種天然的詩意結構和風俗畫意味，城市生活由於消解了與自然的直接關係，這種詩意結構也隨風而逝。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凡一平第一個長篇小說《跪下》有一個很可能帶來巨大煽情效果的情節，那就是主人公宋揚與即將為其母親獻腎的女孩羅幸的見面。這種涉及疾病、死亡、溫情、良知的情節在傳統文學中總是用來抵達高潮，煽動情感，凸現詩意的。但是，當我們讀到《跪下》這段情節時，所有傳統文學可能出現的效果都消失了，留下的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怎麼解釋這種敘述效果呢？我的回答是詩意是單純的，它的底色是善與美。然而，在《跪下》中，凡一平所要表達的東西已經變得複雜多元，單純的善與美已經退居邊緣，比重下降，詩意也因此消解。的確，凡一平真正進入城市後發表的第一個重要小說是《隨風詠嘆》，小說一開始主人公童貫就因為政治的失誤而面臨生活的重大變化，那種穩定的、隨遇而安的、有可能暗藏詩意的生活一去不復返。這種體驗本質上正是凡一平本人生活形態變化的審美投影。

其次，1992年以前，凡一平小說多採用第三人稱外在的敘事角度，作者好像是一台照相機，客觀地記錄風俗與人事，人物的內心世界多是關閉的，人物心理主要通過對話、動作和景物描寫來傳達，《冉婆》、《婦道》就很典型。這種敘事模式其實與鄉村生活形態有某種深刻的聯繫。由於鄉村生活的歷年不變，因此，鄉村人物的內心世界也相對穩定，其道德觀和價值體系千百年一以貫之。表面上看作家沒有直接描寫鄉村人物的內心世界，但這種內心世界已經由構成鄉村生活的情境表露無遺，作者也就沒有必要畫蛇添足。1992年以後，凡一平小說開始大量使用第一人稱敘事角度，敘事者成為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人物的內在世界在一定程度向外敞開，心理表現的成份大大加強。這裡不妨舉一個極端的例子，長篇小說《順口溜》本來是採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寫的，但寫到一半以後，作者似乎覺得僅僅是第一人稱敘事角度已經不夠，進一步改成了第一人稱日記體的敘述方式。日記體敘述顯然比第一人稱敘述更直接暴露主人公的內心世界。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主人公彰文聯做了寧陽市副市長之後，得知市長夫人、教育局長楊婉秋已經病入膏肓，立刻趕到廣州看望，小說專門描寫了彰文聯安慰楊婉秋時的自我心理表白：

我像哄小孩一樣說了一大套安慰的話，安慰著這位病入膏肓的市長夫人。我在嘴裡稱她楊局長，但心裡卻把她當作市長夫人——市長夫人哪，你的丈夫是市長，所以李論才捷足先登來看你，我才迫不及待來看你。還有誰、已經有多少人來看過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和李論這兩位新上任的副市長爭先恐後地看你，在很大程度上是沖著你丈夫的地位才來的呀，因為你丈夫是市長！我們來看你，是為了讓市長看的，你明不明白？我想你心裡也一定明白。假如你丈夫不是市長，李論是絕對不會來看你的，我也是沒有這麼快來看你的，這是實話。但是實話不能實話，不說你心裡也明白。話又說回來，因為你丈夫是市長，你患了癌症，才能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條件和力量，不惜一切代價，對進行救治。你得明白和承認，這也是事實。但願你轉危為安，幸運地回到市長身邊，市長夫人。

這段內心表白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它既涉及臨終道德，又關係權力規則，還與世態人心相聯。作者將過去溫情脈脈的表達變成了赤裸裸的揭露，這種揭露動搖了最基本的人情倫理。這段敘述其實也是1992年以後凡一平小說敘述的最典型的敘述，也許有的人會認為這種直白的、短兵相接、圖窮匕見的敘述損害了小說的審美效果，因為中國傳統審美是以含蓄、隱喻、象徵為更高境界的。比如，人們在欣賞《紅樓夢》時，總是能從波瀾不驚的敘述出看出波瀾起伏，從微言中看出大意。然而，不得不承認，凡一平並不是不懂這一切，1992年以前他的小說也是這樣做的。但是，1992年以後，凡一平還是不惜以顛覆傳統審美原則為代價，赤膊上陣，用最直白的敘述呈現世態人心。這種審美原則的變化同樣與1992年前後作者生活形態的變化以及中國社會面臨的價值體系的變化直接相關。從整個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看，1992年是中國實現市場經濟意識合法化的重要年度。市場經濟意識合法化使商品經濟意識終於成為主流的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傳統意識形態遭遇根本性的顛覆，整個中國社會走到了一個根本的轉型時代，禮崩樂壞，人心動搖，原來一元的文化語境被現在多元的文化語境所取代。這種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導致凡一平小說中的人物在意識形態方面同樣不再恪守一端，原來強硬的道德人文意識變得風雨飄搖。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從鄉村進入城市的凡一平的價值觀念也面臨轉型，長期鄉村生活形成的價值觀念遭遇解體。如果凡一平繼續採用傳統的審美表達方式，讀者是很難體會其中蘊藏的世態人心的，凡一平的表達可能就是軟綿綿的、軟弱無力的。凡一平只有採取這種赤裸裸的心理呈現才能最大限度地傳達世道人心的變異，獲得藝術震驚的效果。

再次，1992年以前，凡一平小說中的人物在觀念上基本保守傳統道德觀念，女人相對重視貞操，男人相對固執善良，有正義感。即使存在善與惡、是與非，但小說的價值傾向基本稱得上是非分明、善惡對立。《還鄉》、《蛇事》等作品都是證明。1992年以後，凡一平小說中的人物在善與惡、是與非、正義與邪惡、貞潔與淫蕩的道德邊界遊走，價值判斷遭遇懸隔抑或莫衷一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92年以後中國社會人的生存狀態發生了變化。這一點與凡一平個人的生存狀態的變化恰好吻合。這種變化就是社會中的人從穩定的一元角色向動蕩的多元角色轉移。人的存在決定人的意識，如果說凡一平1992年以後的小說中觀念意識出現了重大變化，那麼，這種變化首先出現在他塑造成的人物身上。1992年以前，凡一平小說中的人物多是生活在傳統的社會文化語境中，人物多是傳統的農民身份。1992年以後，凡一平小說中的人物不再是傳統的農民身份，也不再是面目清晰的城市單位人（傳統體制內人物），而成為面貌曖昧的遊走於體制外的人物，並且相當一部分遊走於社會的灰色領域。這當然與凡一平本人的生活經驗有關。剛剛從鄉村進入城市的凡一平顯然還沒有進入城市主流地帶，城市邊緣的生活體驗使他更容易獲得體制外的生活素材，更容易體認邊緣地帶人物的心理。還有一點值得指出，從整個中國文壇看，1992年中國文壇王朔熱方興未艾，他創造的對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構成反諷意味的頑主形象在中國社會和文壇大行其道。如今看來，王朔筆下的頑主形象完成的只是對中國當代持續30年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解構，它暴露出來的是那種意識形態的虛偽性和空洞性。王朔的頑主形象顯然對凡一平小說人物形象的塑造有重大影響。但必須承認，王朔的人物是屬於歷史的，凡一平的人物卻真正屬於當下。王朔的人物完成一種舊的意識形態的顛覆，凡一平的人物卻生長在一種新的文化語境中。仍然以《隨風詠嘆》為例，這個小說寫了童貫、黑米和耐安三個人物，童貫是一個帶有藝術至上色彩但在生活中不斷受挫的貧窮書法家，黑米是一個暴富的歌星，耐安是時裝公司的模特，童貫和黑米雙雙愛上了她。小說涉及權力對藝術的強暴，愛情對金錢的玷污。可以想像，在傳統文學裡，作者處理這樣的題材時會表現出強大的道德完善意識，會對權力與金錢進行有力的鞭撻。在王朔小說里，小說會更多傾向於暴露政治道德的虛偽和空洞。但是，凡一平既沒有重複司空見慣的道德審判，也沒有像王朔那樣對左派政治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他關注的是童貫這個最可能成為正義者代表或者成為對極左政治解構符號的藝術家與金錢妥協和交易的心理滑坡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的敘寫中，凡一平感知並觸摸到了一個與傳統道德詩意或左翼政治體系為主流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與這個社會文化語境相適應，凡一平塑造了一批獨具一格的人物形象，這批人物形象所內涵的特質令人驚心動魄又莫衷一是。

這也是本文接下來所要討論的兩個問題，即凡一平小說的人物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內涵特質？這種內涵特質的生成原因以及它傳達了一種什麼樣的文化信息？

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我想說，凡一平小說的人物具有兩種特別令人關注的內涵特質，一是身份焦慮，二是角色多元。

凡一平最早表現這種身份焦慮意識的小說仍然是1993年發表的《隨風詠嘆》。在這個中篇小說里，主人公童貫本來身份明確，是體制內電影院的職員，但因為一次書法事件導致了職業危機，開始在體制內與體制外的邊緣遊動。小說里有一個很醒目的細節，為了籌集資金辦自己的書法展，童貫假稱體驗生活找了一份看廁所的差事，當他坐在廁所門口的時候，小說這樣寫道：

我盡量把臉往下壓，幾欲埋進抽屜里。我回憶著我與生俱來認識的所有年輕女人和所有如果活著也都變成了女人的女孩，我的腦海里像過電影似地掠過她們的名字和面貌。越想我的頭埋得越深，我覺得一個個都是這位少婦，她們正排著長隊，朝著我看管的這口廁所紛至沓來，並呼喚著我的名字——那時候社會彷彿律動著她們的步伐和充盈她們的聲音。我坐對她們，收她們的。然後她們鄙夷的目光燒著我，我像一捆重大的木炭，在料峭的春寒中寂靜地焚燒。童貫身份改變導致的身份焦慮在這裡表現得刻骨銘心。長篇小說《跪下》中，男主人公宋揚的身份焦慮是因為罪犯的陷害引發的，宋揚因此成為下崗警察。小說中有這樣的內心獨白：「我除了槍和證件這兩樣東西，就什麼都也不是。」《尋槍》中馬本山的身份焦慮也是通過槍的丟失顯現的，槍的丟失不僅意味著他的警察身份的喪失，甚至直接導致了他的男性功能障礙。長篇小說《順田溜》中的主人公彰文聯身為博士，博士作為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最高學位，其培養目標是專業領域的高級人才。然而，小說中彰文聯卻基本沒有機會表現其專業才能，他的專業追求竟然需要通過為學校弄批文，為政府官員「拉皮條」來實現。這裡，彰文聯的身份焦慮已經具有明顯的現實批判意義。政府官員的腐敗在小說中已經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存在。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凡一平並不把現實批判作為他小說寫作的目標，也不打算在他的小說中表現道德激情，他更關注的是人在這種複雜現實情境中的應對方式。不過，一旦我們願意深究這些小說中人物何以表現出這樣的應對方式，那麼，凡一平小說的社會批判功能也就嶄露崢嶸。

顯然，凡一平小說中多數人物曾經努力維護他們既有的身份，比如《跪下》中的女主人公過彤彤，她試圖恪守她的畫家身份，但終於被流氓大亨馬禾所擊破；《理髮師》的主人公陸平，連一個理髮師的身份也保不住；《順田溜》的主人公彰文聯，本想做一個單純的教師，但最後還是被各種複雜的力量拖進了權力場。同樣，為什麼《渾身是戲》中的宋揚對書商七段感激備至？那是因為七段給了宋揚寫小說謀生的機會。小說寫到宋揚到昆明後感覺最愜意的一件事就是七段派了人去接他，這個細節對許多人可能可以忽略不計，但對宋揚這種充滿身份焦慮的人來說，則意味著一次令他心理踏實的身份確認。現代社會個人的身份往往是以這種他者確認而非自我確認的方式完成，為了謀求他者的確認，現代人就這樣陷入了循環往複的身份焦慮之中，以至於《跪下》中的宋揚感覺到「一個人的尊貴往往是通過另一個人的謙恭或卑賤顯現」，他只有在有身份的人對他表示謙卑的時候，才相信自己找到了貴人的感覺。

身份更多是一種社會屬性，用於對其所命名的人物進行社會職業和社會地位的識別。然而，凡一平小說所表現的身份焦慮之所以特別醒目、特彆強烈，不僅因為他1992年以後的小說大都涉及身份焦慮的命題，更重要的是其小說中人物的身份焦慮已經呈現極端表現，開始從社會身份的焦慮走向性別身份的焦慮，小說中的人物不再是保守自己的身份，而是要改變自己的身份，對自己來一場身份革命。長篇小說《變性人手記》傳達的就是主人公夏妝（童漢）的性別焦慮。

夏妝本是一位有著百靈鳥的歌喉的歌唱演員，經歷了一系列的人生風波之後，她產生了通過手術變為男性的願望。小說常常提到夏妝變性的理由，「這個世界真是被男人操縱，他們不僅決定著世界的命運，而且決定這個世界女人的命運。」「假如你想征服世界或主宰生活，你得首先是一名男人。」小說中，夏妝如願以償，她不僅通過手術變成了一個男人，改名童漢，而且在原來的女友，後來的情人宋小媛的幫助下，童漢（夏妝）成為億萬富翁，以征服者的形象生活在這個世界。在這個小說里，夏妝以變性人的方式成功地超越了自己的身份焦慮。

《變性人手記》中的另一個主人公用很詩意的文字描述了夏妝（童漢）的這一變形結果，她是這樣說的：

我知道傳說中有這樣一種鳥：它非常非常美麗和高貴，無窮的吸引力和魅力令百鳥朝拜使人類讚歎。

當它羽毛豐滿、色彩絢爛的時候，它就盡情地凌空翱翔，而當它羽翼衰老、姿色黯淡的時候，它則從容地向烈火飛去，在火中涅磐——這種鳥經過涅磐，才獲得新生，再創生命的輝煌。

這種鳥就是鳳凰。

曾經很美麗的的女人夏妝在衰落的時候把生命投入熔爐，她就像鳳凰一樣。

鳳凰涅磐——這是對我的朋友夏妝最好的形容。

在這裡，超越身份焦慮的途徑是變性，是鳳凰涅磐。變性，在《變性人手記》中實指人的先天性別的改變。但在凡一平的其他小說人物身上，我們同樣可以讀出「變性」的意味。這裡的「變性」指的是改變人的天性，它並不局限於人的生理性別，而擴大到人的精神品質、道德倫理等文化內涵。於是，「變性」作為凡一平小說的一個關鍵詞，它具有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意思。當然，並不是所有人物都能抵達這種極致的境界。不過，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凡一平小說中的人物在面對自己的身份焦慮時，都有一種應對的方式，即角色多元。

這裡所謂角色多元指的是凡一平小說中的人物在丟失了自己原來的身份之份，往往能比較自如地扮演新的角色，有時候甚至能扮演多個角色，借用凡一平一個小說的名字，這些人物「渾身是戲」。

凡一平部分作品

的確，凡一平小說中的人物形形色色，但如果仔細分析其人物的特質，會發現其中重要的角色普遍具有一種特殊的才能氣質，即渾身是戲的表演才能。凡一平小說中的許多人物本就是藝術家，比如《隨風詠嘆》中的黑米是歌星、耐安是模特，《渾身是戲》中的鞏俐不僅名字與明星演員鞏俐重名，而且自己也是演員。《跪下》中的宋揚有繪畫天賦，女主人公過彤彤是畫家，沈冬是歌星、彥小追是詩人。《變性人手記》中的兩位主人公一個是舞蹈演員，一個是歌唱演員。其他小說中的人物雖然沒有藝術家身份，但無不具有某種特殊的表演才能。像《隨風詠嘆》的童貫儘管是書法家，但他在受黑米之託解決耐安的身孕問題時，已經顯示了演員的潛質。《渾身是戲》中的男主人公宋揚本是一位小說家，卻意外地被一個電影攝製組請去扮演一個影片中的殺手，從無演員經驗的宋揚竟然有出色的表現，稱得上渾身是戲。《跪下》的主人公宋揚，似乎更是一個表演天才，頭一次參加聖誕節聚會就以一個警察的身份出色地扮演了歸國天才畫家的角色。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既然我能成功地扮演一名嫖客，就能成功地扮演有錢人和有名份的人。」《變性人手記》中的夏妝做了變性手術後，把一個男性角色表演得天衣無縫。《順口溜》的主人公彰文聯，似乎也能在教授、處長、副市長、情人、朋友多種角色變換中遊刃有餘。《卧底》中的主人公黃山永以一個司機身份突然接受卧底的任務，同樣無師自通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理髮師》的理髮師陸平既是逃亡者，又是情人，還是無功受祿的將軍和改造自新的戰犯。仔細想想，當下中國很少有一個小說家像凡一平小說中人物的角色那樣變化多端，反差強烈。

這種天賦的演戲才能被宋揚發揮到極致。凡一平顯然特別偏愛宋揚這個名字，或者，他特別偏愛宋揚的演技。所以他分別讓宋揚這個名字兩次出現在自己的小說里。第一次是出現在《渾身是戲》中，第二次則出現在《跪下》中。在長篇小說《跪下》中，作者著意描寫了主人公宋揚的三次「跪下」。第一次是因為母愛，宋揚的母親在凜冽寒風中端坐一個夜晚為兒子看守汽車，宋揚在母親面前跪下了。第二次是在馬禾母親面前，宋揚假裝是馬母失蹤多年的另一個兒子，在馬禾的請求下，又一次跪下。第三次是在馬禾面前，宋揚為了讓馬禾改變焚燒過彤彤畫展的決定，向馬禾跪下。如果說第一次跪下緣自天賦的母愛，第二次跪下暗藏對利益的追逐，那麼，第三次跪下則出於對強權的乞求。顯而易見，三次跪下只有第一次的跪下才是真誠的，另外兩次則屬於理性的支配和現實的無奈。下跪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禮儀，它往往與神聖的感情和生命攸關的情形有關，《跪下》中的第一次和第三次跪下就分別表現了神聖情感和生命攸關的情形。第二次跪下，則帶有明顯的演戲色彩，但宋揚仍然像一個職業演員一樣將它做到盡善盡美。凡一平用這種涉及人類神聖情感和生命攸關情形的禮儀作為小說的連貫意象，顯然有其特殊用心，也許他是想暗示人們，在一個先天性別都可以改變的時代，人類所有的情感都可能因為高明的演技弄假成真。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身份焦慮是凡一平小說人物的心理狀態，角色多元是這些人物的外在形象。接下來我們需要討論的是這種內涵特質的生成原因以及它傳達了一種什麼樣的文化信息？

前面已經說過，凡一平小說的這種變化是從1992年開始的。從作家的代際歸屬上看，凡一平可以算作晚生代作家，也就是20世紀60年代出生，90年代成名的那個小說家群體。值得指出的是，在晚生代小說家之前，右派小說家和知青小說家是沒有身份焦慮的。因為右派小說家和知青小說家都是倫理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幹部、工人、農民各種身份各得其所。他們的身份是「命定的」。他們可能會失去身份，但他們在失去的同時會有一種新的身份，他們會為挽回原來的身份而奮鬥。他們也可能為獲得一種新的身份而奮鬥。比如路遙筆下的人物，身份的歸屬意識使他們的人生目標明確，奮鬥意識實在。然而，凡一平這一代作家開始有了明顯的身份焦慮。他們開始生活在一個現代社會也就是法治社會中。他們的身份常常是變動不居的，失去了傳統身份的穩定性。「身份是"人們對世界的主體性經驗與構成這種主體性的文化歷史設定之間的聯繫』，是一個族群或個體界定自身文化特性的標誌。而所謂「身份焦慮」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確定，即主體與他所歸屬的社會文化傳統失去了聯繫，失去了社會文化的方向定位，從而產生觀念、心理和行為的衝突及焦慮體驗。」身份的不確定性導致了現代人的身份焦慮意識。顯而易見，凡一平小說中的人物已經置身於後現代社會的文化語境，為了獲得他者的確認他們不得不進行各種各樣的妥協和交易並造成嚴重的心理滑坡，這又是凡一平小說值得探討的另一種焦慮了。

眾所周知，因為拍成了影視的《尋槍》、《理髮師》、《跪下》和《十月流星雨》，也因為被中國影視導演們購買了版權的《卧底》、《投降》、《變性人手記》、《順口溜》等小說，凡一平在影視圈名聲大噪，並因此成為「備受中國當代導演群青睞的小說家」。

凡一平小說中的人物充滿了對金錢、權力和性的關注和追逐。其手段多與犯罪和腐敗有關。他確有理由獲得中國導演的青睞。以犯罪和腐敗為手段展開的對金錢、權力和性的追逐，使凡一平的小說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有大開大闔的戲劇衝突，有與我們身所共處的後現代語境直接關聯的複雜多元的道德體驗，還有，他提供給人們的總是獨具一格的人物形象。

《跪下》中陷身犯罪集團的下崗警察宋揚、《順口溜》中躋身權力場的博士彰文聯、《理髮師》中想做小人物而不得的陸平、《變性人手記》中通過變性手術改變自己性別的夏妝。凡一平塑造的人物形象確實與眾不同、與以往不同，這些人物在過去的文學作品和其他小說家筆下幾乎從未現身，直到有了凡一平，這些人物才被曝光顯影，以其光怪陸離的姿態出現在小說文本和影視作品中。

然而，如果不被導演的鏡頭誤導，導演總是更迷戀凡一平小說中那些視覺性的元素，而犧牲凡一平小說已經建構的心理深度，一旦認真考察凡一平的小說創作，我們會發現，凡一平為我們提供的，不僅是人物形象的陌生獨特，更重要的是，他挖掘出了一種潛伏在這所有人物心中的一種身份焦慮意識並賦予其人物一種渾身是戲的「變性」技法。這種身份焦慮和「變性」技法與當下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和社會文化語境有著內在的深刻的溝通，正是這種深刻的溝通，使凡一平的小說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力量，他吸引了中國當代導演的眼球，但不得不承認，迄今為止，似乎還沒有那一位導演能夠把這種身份焦慮和「變性」技法以影視形象的語言傳達出來。（文/黃偉林 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