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體」的形成及影響

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南朝詩歌很值得注意。雖然這一時期詩歌反映的社會現實比較狹窄，然而在藝術形式和寫作技巧方面則有重要的進展，為唐詩的繁榮準備了條件。而在南朝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瞄p元嘉體、永明體、宮體詩）中，尤應注意「永明體」。「永明體」亦稱「新體詩」，這種詩體要求嚴格四聲八病之說，強調聲韻格律，對「近體詩」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永明體」詩的產生，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首先，南齊永明年間（483—493），社會政治相對穩定，經濟比較繁榮，為作家們潛心公創作，鑽研聲律和詩歌創作規律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永明是齊武帝蕭賾的年號。蕭賾自幼跟隨其父齊高帝蕭道成東征西討，擔任過縣州郡的地方長官，有比較豐富的統治經驗。他奶多歲繼位作皇帝時，已經相當成熟。即位後，特別注意調節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以及和北齊政權的矛盾，又注意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因此，他在位的11年間，社會比較穩定，生產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士民富庶。《南齊書·良政傳序》說：「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作者蕭子顯是南齊宗室，雖然不無溢美之詞，但多少反映了當時的現實。

其次，統治階級對文學的重視以及文學集團的活動，大大促進了詩歌創作的繁榮和寫作技巧的提高。南朝從劉宋以來，文學的獨立性大大加強，元嘉十六年（440），宋文帝在儒學、玄學、史學三館外，別立文學館；嗣後，宋明帝立總明觀，分儒、道、文、史、陰陽為五部。從此，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與經史等分開來了。幾十年間，經幾代人的不斷努力，終於將文學從封建統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來，使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到了南齊永明年間，由於統治階級的重視，文士們經常受到統治集團高層人物的徵召而集中到他們的門下，除擔任一定工作之外，還集體進行文學創作，切磋技藝，共同探索文學內部的發展規律，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據史籍記載，永明年間至少有四個比較大型的文學集團的存在，依據其成立時間的先後順序，依次是：衛軍將軍王儉集團、竟陵王蕭子良集團、豫章王蕭疑集團、隨王蕭子隆集團。其中蕭子良集團存在的時間最長，人數最多，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永明體」詩人絕大多數出自該集團。當然，文學集團之間的人員也是可以流動的，比如謝跳朓、蕭衍在永明八年後先後轉入隨王蕭子隆集團，隨府到荊州去了。

再次，佛教活動的大盛，導致了「四聲」的確立和「聲律論」的產生。南朝佛教盛為流行的情況，典籍常見，此處不贅。唯因佛經之轉讀而導致四聲的確立『事須加以說明。在四聲論創立之前，李登撰《聲類》、呂靜著《韻集》均用五聲命字，唐封演《聞見記》說：「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魏書·江式傳》論到呂靜《韻集》，指出這五聲是「富商角徴羽各為一篇」的，看來是由音樂的五聲轉化過來的。到了宋末，始有四聲之名。《文鏡秘府論》天卷引隋人劉善經《四聲指歸》云：「宋末以來，始有四聲之目。沈氏乃著其譜論，雲起自周顒。」《南史·閡顒傳》說：「顒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封演《聞見記》說：「周顒好為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王融、劉繪、范雲之徒，皆稱才子，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陳寅倍先生《四聲三問》論述了四聲產生之因，認為這是從轉讀佛經之三聲轉化而來的：「以除去本易分別、自為一類之入聲，復分別其餘之聲為平上去三聲，綜合通計之，適為四聲也。但其所以列其餘之聲為三者，實依據及摹擬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而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又出於印度古時聲明論之三聲也。」這確是不易之卓見。

「永明體」詩的主要特點是講求聲律，因此，說到「永明體」詩，不能不談及永明聲律論3說起永明聲律論，又不能不談及竟陵王蕭子良文學集團。蕭子良，字雲英，齊武帝蕭賾的次子，太子蕭長娥同母弟，《南齊書》。卷四十和《南史》卷四十四有傳，生於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側）。武帝即位，封為竟陵郡王，都督南竟、競、徐、青、冀五州，任征北將軍、南競州刺史。永明二年起，先後擔任護軍將軍、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中書監、太傅等職。隆昌元年（494）夏四月卒，年35。蕭子良門下文士甚眾，永明五年開雞籠山西邸，游者更多，其中著名者為「竟陵八友」：沈約、謝朓、王融、蕭衍、任隨、范雲、蕭琛、陸倕。梁元帝蕭繹《金樓子·說蕃篇》說：「竟陵王蕭子良，開私倉賑貧民，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抄錄。居雞籠山西鄖，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段話。陳寅格先生《四聲三問》說：「南齊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聲沙門於京邸，造經唄新聲，實為當時考文審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時，建康之審音文士及善聲沙門討論研求必已甚眾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結集不過此新學說研求成績之發表耳。此四聲說之成立所以適值南齊永明之世，而周頤沈約之徒又適為此新學說代表人之故也。」他認為永明聲律論是竟陵王門下文士們的集體創造，周顒、沈約是這一新學說的代表人物。永明聲律論的基礎是辨析四聲，以上周、沈之書即是辨聲的著作。然而周頤的《四聲切韻》、沈約的《四聲譜》今已不傳，即令有人認為日僧空海《文鏡秘府論》天卷中的《調四聲譜》是沈約原書中的一部分，亦只有吉光片羽了。今天我們要了解永明聲律論，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有一段話倒很值得研究：「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這是沈約自己說的有關聲律的一段很重要的文字。「由乎玄黃律呂」二句，是說顏色聲音各隨物所適宜；「欲使宮羽相變」四句，是說應使高低輕重不同的字音互相間隔運用，使語音具有錯綜變化、和諧悅耳之美。所謂「浮聲」、「切響」，指字音的聲調不同。大約浮聲是指平聲，切響是指上、去、入三聲，即後人所謂的厭聲。浮聲切響，大概同於《文心雕龍·聲律篇》的「聲有飛沈」的說法。《聲律篇》說：「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解釋為：「飛為平清，沈謂仄濁。一句純用仄濁或一句純用平清，則讀詩亦不便，所謂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腸不還也。」這個說明是比較可信的。沈約要求「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就是規定平聲與上去入三聲，必須間隔運用，取得聲調的變化流美，和諧動聽，避免劉韶所說的「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陋不還」的毛病。「一簡之內」四句，和《南史，陸厥傳》的「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意思相同，都是強調五言的一句和一聯中的字音必須有變化。沈約所說的「八病」，就是這四句的具體註腳。所謂「八病」，是指在創作中區別四聲、具體運用時應當避免的八種弊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大紐）、正紐（小紐）。按照八病的嚴格規定，就能做到「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了。關於沈約的「八病」說是有爭議的，因《南史·陸厥傳》只提到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四種名稱，鍾嶸《詩品序》只提到蜂腰、鶴膝兩種，全部八種名稱到了宋代李淑《詩苑類格》才見，因此招致後人的懷疑。但考沈約定八病之說，唐人頗多稱述。如盧照鄰《南陽公集序》說：「八病愛起，沈隱侯永作拘囚。」皎然《詩式》說：「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唐代距齊梁近，這種說法應當是可信的。又《文鏡秘府論》天卷引沈約《答甄公論》說：「作五言詩者，善用四聲，則諷』詠其流靡：能達八體，則陸離而華潔。」而日僧空海《文鏡秘府論》西卷述及病犯時，有「八體、十病、六犯、三疾」諸名，知八體即八病，可知沈約自己也提到八病。八病中i前四病是聲調方面的忌病，後四病則是聲母和韻母方面的忌病。「四聲八病」，是永明聲律論的主要內容。永明聲律論形成之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鍾嶸《詩品序》言及此事時說：「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咸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梁書·庾肩吾傳》也說：「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於往時。」足見當時文壇上講求聲律的風氣之盛。

永明詩人，不僅有理論，而且還有大量的詩歌創作。《南齊書·陸厥傳》說：「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研王融以氣類相推毅，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水明體』。」

「永明體」的代表作家，歷來認為是沈約、謝朓、王融三人。沈約的詩數量最多，而且他在理論上的闡述代表著「永明體」的主張，但實際創作成就不如謝朓。謝朓的詩風上承曹植，善於以警句發端，在寫景抒情方面，兼取謝靈運、鮑照兩家之長，而避免了艱澀之弊。謝朓的五言詩，今存130多首，其中新體詩佔三分之一左右。這些詩都已具有五言律詩的雛型，只是有用仄聲作韻的。句和篇的聲律還不確定。儘管他的這些詩篇在聲律上還表現得有些混亂，但也可看到已漸有了些眉目。如其《離夜》詩：

玉繩隱高樹，斜漢耿層台，離堂華燭盡，別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渺難裁，山川不可盡，況乃故人杯。

這首詩的四聯，其中除了「高」、「知」二字應仄而平外，就每一聯看來，聲律都幾乎合格了，只是各聯之間尚未能粘著。宋嚴羽《滄浪詩話》對謝朓評價很高，說：「謝眺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

沈約也作過不少好詩，如《賜范安成》詩：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詩寫得淺顯易懂，明白如畫，最後一聯化用了《韓非子》中所載戰國時人張敏與高惠友善，張想念高，夢中往尋，中途迷路而返的典故，巧妙貼切而不露斧鑿痕迹，體現了沈約提出的作詩要「三易」即「易見事」（事即典故）、「易識字」、「易讀誦」的主張。

讀謝朓、沈約、王融等人的新變體詩，以律詩形式的標準來衡量，其中許多都已步到接近成熟的邊緣，即可作為律詩形式完成過程中的雛型看待。沒有這些雛型，是無由獲得最後的定型的。

再看絕句，那些從東晉到南朝的民歌，都已是風格清新的五絕，只是在聲律上純任自然，不合標準罷了。文人也寫過一些，但藝術境界不高。到了永明詩人手裡，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時期，首先在五絕上表現出卓越成就的還是謝朓和沈約。謝朓有《同王主簿有所思》：「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沈約的五絕如《和劉中書仙詩二首》之二：「殊庭不可及，風熛多異色。霞衣不待縫，雲錦不須織。」二詩都以極精約的語言，構造出一片雋永的意象，在藝術風格上已達到唐人這一詩體的高境，只是上下兩聯都未粘著，故仍應看作古體詩。

除了以上三人之外，范雲、丘遲等人也都寫過不少好詩，詩風也近於謝、沈。到梁代才成名的何遜、吳均、柳惲和劉孝綽等人也都各自成家。何遜詩風也接近謝朓，吳均較有古氣，很具特色。八友之一、後成了梁朝開國皇帝的蕭衍也寫過一些清麗可讀的詩歌，但不贊成「四聲八病」之說。

綜上所述，「永明體」詩的特徵如下：

第一，講求聲律，用韻已相當考究，其主要表現為押平聲韻者居多，押本韻很嚴，至於通於通韻，很多已接近唐人。

第二，詩的篇幅已大大縮短，句式漸趨於定型，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為主，也有一些是五言十句的。

第三，講求寫作技巧，講求駢偶、對仗，律句已大量出現，有些典故很自然地融入詩中。

第四，革除了劉宋時元嘉體詩痴重板滯的風氣，追求流轉圓美和通俗易懂的詩風。

第五，講求詩首尾的完整性，講求構思的巧妙，追求詩的意境，寫景抒情有機地融為一體。

在「永明體」以前，詩壇上流行的是「古體詩」，亦稱「古詩」、「古風」，每篇句數不拘，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諸體，不求對仗，平仄和用韻也比較自由。唐代以後，形成了律詩和絕句，稱為「近體詩」，亦稱「今體詩」。這是同「古體詩」相對而言的，句數、字數和平厭、用韻等都有嚴格的規定。而這「近體詩」的雛形，就是「新體詩」也即「永明體」詩。「永明體」的出現，標誌著五言古詩已暫時告一段落，預示著「近體詩」的即將出現。因此，即使後人對「永明體」詩提出了這樣那樣的批評，「永明體」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還是應該予以肯定，並給予恰當的評價的。

（作者單位：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

(本文選自《文史知識》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