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這種源自社會民心的民主憲政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收穫。對國民黨如是，對台灣如是。」 「戒嚴」這個辭彙，大陸民眾未必熟悉，對台灣民眾來說，這卻是他們整整38年的生活。 從1949年開始，根據國民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了抵抗「共產主義」，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宣布在台灣地區「實行戒嚴」。 根據《中國時報》的描述，「那是一段頭髮不能留長、報紙不能亂報道、話不能亂說、字不能亂寫，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個充滿『禁忌』的時代，報禁、黨禁，樣樣都禁。」
而那段日子留給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的記憶，只有八個字：「恐懼、不安、懷疑、猜忌。」 20年前的7月15日，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體制，進而宣布解除「報禁」——允許人民自由辦報，解除「黨禁」——允許人民自由組黨。 這份政令，蓋上了蔣經國的大印，用時任蔣經國秘書的馬英九的話說：「歷史的一刻，終於來到了！」 「台灣的大害——黨禁、報禁、戒嚴令」 著名學者馬克思·韋伯的書，剛到機場即被扣住，因為「他名字也叫馬克思」；法國作家左拉的書被禁，則是因為他名字帶一個「左」字；《資本論》倒是有機會逃脫劫難，警察們會以為這是教人發財的書本。 在言論禁錮的年代，五四運動以來知名作家，包括魯迅、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在內，其著作皆在台灣查禁之列。 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主委楊渡記得，「青年學子拿到禁書的一剎那，卻感到莫名興奮，有一種干『地下革命』的快感。」 台灣記者盛竹如，在其《熒光幕前──盛竹如電視生涯回憶錄》書中，有這樣一段描繪：「雙十節這天(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日」)，不能發生不吉利的新聞，任何火警、兇殺、搶劫、車禍等案件一律不播出，就連地震都不能發生。」 台灣《自立晚報》記者田士林，因為寫下「透過一位華僑的大腿，正巧看到蔣總統在校閱三軍部隊」一句話，《自立晚報》被停刊三天，而田士林則被送到了關押著政治犯、重刑犯的綠島「管訓八年」。 「整個台灣陷入沉默。」施明德回憶說，「(當時的)台灣社會是沒有聲音的，知識分子不敢講話，一般人民只有服從，或者是去當國民黨的『料被丫』(閩南語，指打小報告的人)。」
台灣《自由時報》將「戒嚴」與「動員戡亂」比作「兩尊門神」，「在大半個冷戰時代里，一左一右地，緊緊看管著任何顛覆國民黨統治的可能」。 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蘇起，特別向南方周末記者強調，「戒嚴措施對普通民眾影響有限」。不過謝長廷這樣的「黨外分子」，1981年中有一次打電話，聽筒里突然傳來罵聲：「電話不要講那麼久」，原來監聽人員聽得不耐煩了，令他收聲。 在此兩年前，謝長廷、陳水扁等作為「美麗島大審」的辯護律師，開始為台灣民眾熟知。而那次大審的「主犯」施明德，在法庭上大聲說：「台灣的大害，就是黨禁、報禁、戒嚴令。」 「解嚴，這是國民黨的歷史共業」 儘管國民黨的宣傳管理機構「文化工作委員會」一直試圖阻止，但是1979年的《中國時報》，依然對「美麗島大審」作了詳盡報道。 「國民黨解嚴和民主改革，經歷了一個漸變的過程。」蘇起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而這個「漸變的過程」，伴隨著「黨外反對運動」的風起雲湧和台灣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上世紀80年代，台灣經濟繁榮，民權運動風潮洶湧，終於在1986年促成第一次大規模、有動員的「反戒嚴」群眾運動。當時，台商與大陸間半公開的經貿已經悄然開展。 1985年，施明德曾傳話給蔣經國。「我要求他解放黨禁，釋放除了我以外的美麗島受難者。」施明德對本報記者說。 據蘇起回憶，也正是1985年，蔣經國指示成立了6個黨的「革新小組」，「革新」的議題，就包括了解嚴、開放報禁等。這一年的12月25日，蔣經國終於親口說，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再有人選下任總統。 「某種意義上，經濟發展初期，蔣經國實行的威權政治，贏得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社會安定。」前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於宗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這是為政治發展提供條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開放，因為富有的人們自然要求自由。」在於宗先的記憶中，那是黃金十年，沒有那個年代的準備，便沒有現今的民主和自由。
1986年9月28日，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彼時「黨禁」尚未解除，但是《中國時報》用大字標題報道了這則消息。 9天後，蔣經國接見美國客人時，宣布「即將解除戒嚴」。當時的英文翻譯正是馬英九。回憶二十年前的那一刻，馬英九說，感覺是「身上好像有電流通過！」 施明德記得，在那幾天之後，蔣經國就派了人去監獄裡找他。「他告訴我蔣經國答應撤除戒嚴令，但是需要一點時間。」施明德說。 這之後，到最終簽署政令宣布解嚴，又是近10個月時間。無論對這個成立了75年的老大政黨來說，還是對這個和父親一起威權統治台灣38年的老人來說，無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這都不會是一個朝夕而得的決定。 「解嚴，這是國民黨的歷史共業。」施明德說。 一夕鬆綁，百花齊放 解嚴之後，反應最快的或許是在台灣的大陸籍老兵和在大陸的台灣籍老兵。等了近40年，他們獲准返鄉探親或定居後，一天也不願再多等。而歷史學者秦風也發現，「以前常年認為的『搗蛋分子』，突然和執政黨平起平坐了」，一開始「還真不習慣」，「新的價值體系，需要學習」。 不過，解嚴之於台灣，最顯著的變化，還是媒體，和管媒體的機構。 1988年元月「報禁」解除後，緊隨而至的，是不斷冒出的有線電視台、報紙、雜誌，用台灣媒體的話說，是「春雷一聲響」，「所有報老闆與記者都鉚足勁，好像等待開跑前的預備哨」。 「過去的禁忌沒有了，各種形式的深入報道與調查報道出現，媒體加速了台灣政治民主化。」第一位到大陸採訪的台灣記者徐璐這樣對《自由時報》說。
而據於宗先觀察，「有了表達的自由，社會運動反而少了」。 那一年，現任職於《中國時報》的夏珍剛進入報社不到一年。「我們已經沒有了前輩記者的感受，什麼地方是禁區，什麼地方要曲筆，我們已經沒有這個概念。」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87年，《中國時報》固定12版，現在已經發展到至少36個版。同樣經歷了真正市場化的發展的，還有《聯合報》、《自由時報》。它們迅速取代了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成為台灣「三大報」。 同樣經歷著深刻變化的還有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文化工作委員會」。這個曾經管理所有媒體的機構，迅速失去了曾經享有的「尊榮」。 「文工會偶爾還會來電話，讓我們不要報道什麼事。」夏珍說，「報社老闆有時候會給面子，但是下面的編輯記者，誰也不會理會這樣的招呼了。」 現任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副執行長的張榮恭，彼時也在「文工會」擔任「非正式職務」。他回憶說：「以前都是文工會的中層直接打電話給各個媒體的高層，解嚴之後就反過來了，文工會的高層打電話給媒體中層，人家也愛理不理了。」 「國民黨的身份變了，凌駕在上的心態和作風也必須改變了。」張榮恭說。「文工會」後來改製成為「文化傳播委員會」，主要職責也變為「與媒體溝通，為媒體服務」。張榮恭一度任其主委，「我們唯恐怠慢了媒體。」他笑著說。 「彷彿打開了一扇關閉了很久的門」 「得益於台灣四十年地方自治選舉的民主訓練，和經濟大發展後很小的貧富差距，解嚴之後，台灣社會並沒有發生什麼混亂。」秦風說。 而國民黨反倒是經歷了一場深刻質變。到1990年，台灣政黨總數已經近百，「國民黨也只是在民政機關註冊的政黨之一了。」張榮恭說。
如果說1988年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其黨內民主進程推向縱深，那麼，1996年國民黨正式推動「總統直選」，「則可以說國民黨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黨的轉變，」蘇起說。「這正是國民黨在解嚴之後，最大的收穫所在。」 但是第二次「總統選舉」失敗，國民黨失去了政權。 「失敗原因不在於解嚴，而在於自身分裂。」蘇起說。於宗先還提到，「從李登輝時代開始，財團的政治獻金泛濫，甚至成為了常態。」「執政黨對自己沒有了約束，才真正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其實正是國民黨推動的民主進程，給了國民黨新的機會。」秦風分析說，「如果國民黨堅持威權統治，那麼一旦這個政權被台灣民眾推翻的話，國民黨就將徹底退出歷史舞台。而現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它還有自新的機會，它還有重新通過選舉贏得政權的機會。」 「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改革，如何提供人民更好的願景。」張榮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誠如施明德的觀察，「戒嚴太久了，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現在的台灣社會，謾罵、懷疑、攻擊、爭權奪利、算老賬，這些都是戒嚴的後遺症」。 「解除戒嚴20周年，到底是在慶祝什麼？難道只是慶祝一個黨取代了另一個黨嗎？」施明德這樣問道。 「解嚴對台灣來說，彷彿打開了一扇關閉了很久的門」，「台灣社會開始學習認識人的尊嚴與平等價值，思考更為開放，觀念更為多元，生命力也更加自由亮麗。」《中國時報》的評論，似乎是一個回答。 在於宗先看來，20年來，有兩種力量很了不起。「立法院，政黨們可以在這裡互相揭短、攻擊和辯論，執政黨很難為所欲為，因為有對手在看著；另一種就是狗仔隊，除了最高長官們，做大官的人都有狗仔隊在盯著，一不小心就會被拍下來。這也是約束的力量。」 秦風的闡釋是：「20年來，民主憲政的目標已經實現了不少。」「而這種源自社會民心的民主憲政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收穫。對國民黨如是，對台灣如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