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專訪嚴歌苓：捍衛文學寫作自由 注重寫作質感

【編者按】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第25屆香港書展，於7月16至22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今年書展以「從香港閱讀世界—越讀越精彩」為主題。作家嚴歌苓一到現場受到大家歡迎，回答問題有板有眼，貽笑大方，從容淡定的回答記者提問，每個字都特別清晰，席間穿插一兩句地道英語，設計政治問題也毫不避諱。張藝謀說：「《陸犯焉識》這部小說我很喜歡，嚴歌苓真的很有才華，很有歷史感。但是我當時買版權的時候就知道，我是沖著後20頁買的。」對於近期剛上映的電影《歸來》嚴歌苓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一直與影視劇改編結緣的嚴歌苓現場，不斷抱怨近期總被國內的諸多出版社催稿，不如前幾天的寫作狀態，如為了寫《小姨多鶴》去日本體驗三次。而國外的出版社比如蘭登書屋，從不催稿。對於中英文寫作，嚴歌苓更鐘愛用中文寫故事。從《陸犯焉識》看導演選擇文學作品的尺度漸漸變寬騰訊文化：《陸犯焉識》去年改成電影之後，一直有人評價說他把一個特別長的故事一直到文革之後的故事縮減成了一個特別短的，同樣，您的《第九個寡婦》，改編成電視劇之後，把故事縮成1949年之前這麼一點點的抗戰的經歷，您認為這種改變會不會削弱原作品的思想性？嚴歌苓：我覺得你們會認為我大概站著說話不腰疼，因為影視審查制度，所以一個導演選擇像文學作品的尺度是要有選擇，就是大家都是明白大陸搞影視的人的苦衷是多麼深，他們在那麼窄的一條縫隙里使他們的創作力發揮出來，還要使他們的精力去對付那些要繞過激流險灘，所以有一些批評對大陸導演來說都是很不公道的。騰訊文化：有評論說《陸犯焉識》的結構很精巧，但我認為您的作品對於結構雕琢越來越用心，小說結構跟文學性之間會不會存在衝突？假如我覺得你如果看了我其他的小說，比如說是我1995年得時報大獎的叫《人寰》，那部小說是一個女人跟一個西方的心理學家來解釋所有中國的這個話的概念，就把他一個個人的情感史秘密吐露出來了，這個心結吐露出來，這個小說的形式還有叫《白蛇》的這部作品，他的形式是非常精妙的，作為現在的我來說，已經達不到了，任何藝術的形式美就是它本身的美的一部分，所以從來不會放棄我寫作的形式，比如像《第九個寡婦》，其實很省力就可從頭往下寫，還有《小姨多鶴》，也是從找到從買來日本小姑娘開始往下寫，都是很簡單的結構。實際上在60年代西方的那種小說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小說形式探索的階段，那麼現在我們也不應該放棄。騰訊文化：張藝謀的《歸來》只拍了後面那一部分，您也說可以只拍後面那幾十頁？嚴歌苓：我覺得每個導演他看書都不可以跟他進，這個地方我認為寫的比後面好，因為每個導演可能在看同一部小說的時候，他會有他認為的這個小說里所含有的一個電影，那麼最開始我聽說是要拍上下集，但是就說上下集也很難把這麼一個長篇小說這麼長的一個40萬字左右的一個長篇小說都拍進去，所以莫如就用最後的這麼一個框架，讓你能夠通過這個小窗戶看到這個，看不到但是你也能夠去想像他經歷了什麼才會到今天和他妻子的這樣一段重逢。所以我覺得張藝謀導演他最被感動的是後面，這對老夫妻經過了一個世紀，大半個世紀的這種蹉跎，然後走到一起，雖然已經什麼都不記得了，他在喚醒當中讓人能夠去猜測，他忘掉的都是些什麼，所以用這個不記得講到記得的來引出記得，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妙的一個點子。將出版新作描寫高考壓力騰訊文化：我知道您在做每一部創作的時候都會非常的勤奮，在小說創作和這個電影劇本創作的時候，在準備時間和心態上面，都有具體哪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嚴歌苓：現在我有點被鞭子趕著往前走，不像前幾年在非洲在台北，那個時候還沒有這麼密切的跟影視結合，那時候我基本上是想寫什麼寫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就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就什麼時候結束，所以像我寫《小姨多鶴》的時候我就能夠三次去日本，然後要一直想抓住如何描寫日本女人的感覺。我現在寫了兩部當代的長篇小說，一部是寫中國大陸的賭徒澳門賭錢的故事，是今年1月份出版的，那我也是就是兩三年前聽到了這麼一個故事，我就覺得這個故事簡直是很魔幻，怎麼有這麼一夜之間就輸掉幾千萬的人，有什麼拖著幾億的債就消失了的，而且都是很成功的企業家。這部書出來了以後，反映還是非常好的，也是大概在半年之內銷量已經達到了15萬，電影版權電視劇版權也賣了。所以對我來說是個鼓勵，我就開始對中國大陸當今的生活開始感興趣，我剛剛馬上要出版一本叫做《老師好美》，寫高考生那種在這種巨大的心理壓力下的一種情感和畸戀，我覺得這都是現實給我的故事。故事本身是完整的，但是只是你不能夠站在這個人物的這個鞋子裡面，你就去作為他來想，去作為他來感受，這是就是說我必須要到一次那個像我聽到那個故事，高中生的故事已經6年了，那麼我直到今年才把他交稿，所以這個就是從容的選擇題材和從容的準備題材，一直到從容的寫出來，這是一個非常必要的創作狀態，但是由於影視的不斷的跟我的文學寫作在不斷的發生和密切關係，我現在這種從容正在失去，我正在準備捍衛我的自由，就是文學寫作的自由。寫作注重質感 導致與影視劇結緣騰訊文化：您的很多作品都非常的有影視劇緣，您也跟很多導演都合作過，包括您的閨密陳冲，都合作張藝謀導演陳凱歌導演等等，我想問一下您覺得跟這些不同的導演合作，您覺得他們各自有什麼特色，您覺得哪位導演和您合作起來是跟您的創作上您想追求的那種東西是最相通的？嚴歌苓：其實這也有個誤區，我的影視緣很好，其實你們說 《陸犯焉識》他能拍電影嗎，我從這個小說我自個兒看不大可能拍電影的，還有就是比如說像《扶桑》這樣的作品，非常的抽象和寫意，也很難拍成電影，但是他的版權一次又一次的被賣。這是什麼感覺呢，就像說趕緊買，不買沒了。其實很多作品他們買回去沒辦法拍，我老勸說他們說這個作品不適合拍，這也就是我覺得他們對於我作品理解的一個誤區。我非常注重視覺寫作當中，我要讓人家看到形狀顏色，有觸感，有氣味，所有的東西我覺得要把他那種質感寫出來，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讓導演大概感覺到他好像已經在那兒了這個電影，實際上並不是這麼回事。我覺得是陳冲導演與我合作起來最順心，比如我們看電影就愛看同一種電影，看完以後兩個人從電影院里出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般都是我先發第一句評論，有時我還很糊塗的時候她就有一句評論出來了，我就發現跟我心裡想要說的還沒說出來的話一樣，所以我們很默契。騰訊文化：改編過程中，您對改編這件事情包括比如說改編的成果會有什麼樣的看法？以及您覺得文學作品應該適合被改編嗎？嚴歌苓：我看完《尤利西斯》被改編的三個版本以後覺得沒有什麼文學作品不可以被改編了，這就是我的感覺。適合被改編和不適合被改編，也都是相對的。比如說你看《英國病人》他很不適合被改編，因為內容跳來跳去，不是線性敘述，講故事不是按照順序，形式感太強，他被改編出來也很好，所以都是有例外，像《洛麗塔》的故事很有戲劇感，但改編出來的每次都以失敗告終，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取決於誰來改，怎麼改，哪個導演怎麼改等，這是不能一刀切的。中英文寫作就像人格分裂騰訊文化：因為很多長年旅居在外的一些作家，可能選擇了完全用英文寫作，也有一些還是堅持他還是覺得用母語寫作更恰當，您自己也有英文寫作，也有母語寫作，您怎麼看這件事，這兩者寫作對你來說有很大的不同或者其實是相同的？嚴歌苓：作為我這個人來講，我老說我有人格分裂，有兩個人格，一個是英文的一個是中文的，英文就是我容易講話有點放肆，有點開玩笑開的比較勁爆，因為我不知深淺，只是美國人那麼說，我也就學過來了。雖然多年生活在國外，但我發現始終還是寫中文更得心應手，很多也因題材而定，比如像《宴會蟲》，我覺得是個黑色幽默的作品，用中文寫可能達不到這種效果，還有就說作品反映的是媒體的腐敗，寫到這種媒體的腐敗很可能在中國會通不過，我說何不用英文來寫。其實用英文寫了也不只一部小說，還寫了《第九個寡婦》，是整個重寫的。這就是其實有的時候就是說我很想一年用中文寫一部，另一年再用英文寫一部，可是英文出版社沒有像中文出版社這樣催稿子的，但是比如說美國這個蘭登書屋等，他們都不會這麼催的，現在就是他們講究一個出版節奏，兩三年一部，這是一個市場規律，不可能首先先出精裝本再出平裝本，他們有一個節奏，所以他們不催，沒人催我也就不想寫了，就這麼個原因，很簡單。延伸閱讀：嚴歌苓，著名旅美女作家、好萊塢專業編劇。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一個女人的史詩》《扶桑》《人寰》《雌性的草地》等。短篇小說《天浴》《少女小漁》《女房東》等。中篇小說《金陵十三釵》《白蛇》《誰家有女初長成》等。作品被翻譯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國文字。 多部作品被拍成電影或電視劇，最近幾年的有《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陸犯焉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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