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為什麼沒有越獄？

蘇格拉底在法庭申辯時，對雅典人和雅典法律毫不客氣，直斥他們生活得謬誤，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來警醒雅典人，最後被判處死刑。在死刑執行之前，蘇格拉底被關在監獄，他的好友克力同買通了監獄的看守，打算幫助他越獄，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絕，原因竟是他不想違反雅典的法律。申辯時的蘇格拉底與監獄中的蘇格拉底，對待雅典的態度判若兩人，這到底是為什麼？

要理解蘇格拉底為什麼在《申辯》中反對雅典的律法而在《克力同》中尊重雅典的判決，需要結合柏拉圖的《申辯》、《理想國》與《克力同》三篇對話來參照閱讀。理解好這個問題，對於認識政治哲學有莫大的幫助，對於深刻認識哲學與政治的關係也是必要的。蘇格拉底的這種看似不一致，是蘇格拉底作為哲學家與作為雅典公民的體現，更是蘇格拉底作為政治哲學家清醒的體現。

《申辯》發生在法庭中，大部分內容是蘇格拉底在雅典人面前為自己辯護，實際上是對雅典人的「勸諫」，對話的部分很少；《理想國》發生在雅典周邊的比雷埃夫斯港——一個新事物不斷湧現的港口，以討論「什麼是正義」為線索，展開討論了「什麼生活值得人過」和「什麼是最好城邦」，討論這些問題的對話者是蘇格拉底和幾位年輕人；《克力同》發生在監獄中，克力同勸說蘇格拉底越獄，但最終克力同卻被蘇格拉底說服放棄讓他越獄。從對話發生的不同場景與對話中的人物，我們可以發現蘇格拉底站在不同的視覺說話。這三篇對話能夠展示三種主題，分別是哲學與城邦、哲學、城邦。

哲學與城邦的關係在《申辯》表現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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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被控告為敗壞雅典青年、不敬雅典的神，他需要在審判時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最後他為了哲學的生活甘願被雅典判處死刑。為什麼蘇格拉底會這樣？因為這時，蘇格拉底是以哲學家的身份，告誡雅典人要過有德性的生活，他對雅典人說他不是「在為自己申辯，而是為你們申辯，以免你們判了我的罪，從而犯了錯誤」（30e1），他把自己比作一隻「牛虻」，把雅典比作一匹巨大的「馬」，「因為大，就很懶，需要一隻牛虻來驚醒」（31a1）。站在這種角度，政治哲學家蘇格拉底無所畏懼，批判雅典人「只想著聚斂儘可能多的錢財，追求名聲和榮譽，卻不關心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麼樣使靈魂變得最好」（29e1~2），他希望他的批判能夠讓雅典人能過上有德性的生活。蘇格拉底認為他這樣的「申辯」是正義的，因為它有利於城邦的好。儘管這樣，雅典人似乎並沒有理解蘇格拉底的苦衷，他們要求蘇格拉底痛改前非，放棄與青年對話，不再警醒雅典人而「保持沉默」，「流放後可以重新生活」（37e4），否則就判處死刑。 面對這種困境，蘇格拉底堅持自己的生活——哲學的生活，認為人不僅僅應該活著、更應該活得好，認為「一個未經審查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生活——這對人而言恰恰是最大的好」（38a6）。但是一般的雅典人卻並不贊同蘇格拉底的觀點，如果說蘇格拉底代表哲學，雅典人代表城邦，那麼哲學的觀點與城邦的觀點就存在很大分歧，尤其是在關於什麼是好的生活上。這種分歧幾乎是不可調和不可解決的，哲學與城邦存在永恆的衝突。蘇格拉底正是知道這種衝突的不可調和性，才決定不向城邦屈服，否者哲學就消亡了。選擇流放意味著向城邦屈服，雖然能夠保存肉體的生命，卻敗壞了哲學，因為這樣表明蘇格拉底必須放棄哲學對話的生活，哲學從而也就不能質疑城邦，哲學從而也就消失了。蘇格拉底選擇肉體的死亡，正是為了保存哲學的火種。最後蘇格拉底說，「不過，是該走的時候了，我去死，你們去生。我們所做的哪個更好，誰也不知道，除非神。」（42a4~5）哲學在《理想國》中表現得最明顯。

與《申辯》中蘇格拉底在雅典人面前為哲學辯護不同，《理想國》可以被認為是蘇格拉底真正的申辯（阿蘭·布魯姆，《理想國釋義》），是哲學家蘇格拉底與喜歡哲學的青年一起探討「什麼生活值得過」的對話。對話以「什麼是正義」為線索，引出「正義的生活是否值得過」，「什麼是最好的生活」，「最好的生活需要什麼樣的城邦」。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都是在言辭中進行，蘇格拉底與格勞孔兄弟在言辭中建立城邦，言辭中的城邦與現實的城邦有根本的不同，它不像現實城邦一樣對哲學充滿敵意。最早建立的城邦是「豬的城邦」，生活在城邦中的人從事不同的「技藝」，只有簡單維持生存的自然慾望，隨著慾望的擴大，城邦慢慢變得繁華，需要對外擴張，這導致戰爭的產生，從而出現了一種新類型的人——護衛者。護衛者剛出現的時候，僅僅是為了滿足膨脹的慾望，他們內心有強大的激情，熱愛榮譽，非常好戰。然而，這時候的城邦是不健康的，是「發燒」的城邦。因此，蘇格拉底與格勞孔兄弟開始凈化發燒的城邦，通過教育護衛者馴化他們的激情，這個時候城邦變成「護衛者的城邦」。教育護衛者是個漫長的過程，首先通過詩歌，培養護衛者勇敢與節制的德性，其次通過數學、幾何學、天文學和哲學培養護衛者智慧的德性，最後那些有智慧的人成為城邦真正的護衛者，那些勇敢的人成為城邦的輔助者。城邦的正義在於，「賺錢者、輔助者和護衛者這三種人在城邦中各司其職」（434c7）。這種城邦是完美的城邦。

蘇格拉底的這種觀點，在現實的城邦中，很容易遭到反對，尤其是在民主時期的雅典，但是在言辭中卻不會，因為言辭中的城邦，不會急於改變現實政治。與最完美的城邦對應，也存在一種最好的生活方式。蘇格拉底認為，人的靈魂也有三個部分，分別是慾望、激情與理性，城邦是對靈魂的模仿，賺錢者模仿慾望，輔助者模仿激情，護衛者模仿理性。人的靈魂也有相應的德性，當一個人靈魂中的「三個部分彼此友好和諧，理性起引導作用，激情和慾望一致贊成理性的引導而不反叛」，就形成節制的德性（442d1~2）。當一個人的「激情無論在快樂還是痛苦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給的關於什麼應該懼怕什麼不應該懼怕的教導時，」就形成了勇敢的德性（442c1）。靈魂的正義在於，靈魂中的各部分各行其是，從而達到一種靈魂的和諧。智慧在於靈魂按照理性生活，研究世界上永恆不變的事物，也就是過哲學的生活。在蘇格拉底看來，最值得過的生活就是思辨、反思的生活。

最後，為了證明反思的生活是最值得過的生活，蘇格拉底講述了最好的城邦是如何墮落成最差的城邦。最好的城邦是有智慧的人統治的城邦，次好的城邦是有德性的人統治的城邦，次次好的城邦是寡頭統治的城邦，壞的城邦是民主統治的城邦，最壞的城邦是僭主統治的城邦。最好的生活是哲學的生活，次好的生活是有德性的生活，次次好的生活是追求財富的生活，壞的生活是追求民主的生活，最壞的生活是僭主的生活。之所以蘇格拉底認為這些生活是在依次下降，是因為它們每次都放棄了很多值得追求的東西，德性的生活沒有能力追求最高的智慧——對理念的追求，追求財富的生活把追求財富作為最大目標，民主的生活所有滿足慾望的都是值得追求的，僭主的生活是民主生活的最大化，它把滿足慾望作為最高的追求。然而，僭主的靈魂是最不健康的，因為慾望成為他靈魂的主導，激情與理性都是慾望的工具，此外，僭主的慾望還是不斷變化的，它永遠得不到滿足。蘇格拉底說，「智慧王的生活比僭主的生活快樂729倍，反過來說，僭主的生活比智慧王的生活痛苦729倍」（587e2~3）。

值得注意的是，蘇格拉底所說的這些有關「最好生活」與「最好城邦」的觀點，都存在於言辭中，而不是現實中的。雖然最好的城邦——智慧王統治的城邦，是值得欲求的，也是符合自然的，但是它的實現卻是非常困難，幾乎不可能。蘇格拉底提出智慧王的城邦，是為了「尋找一個樣板，按照樣板體現的標準，判斷我們的幸福與不幸，以及我們的幸福或不幸的程度。並不是要表明這些樣板能夠成為現實上存在的東西」。（472d1~4）這也是蘇格拉底在《理想國》中出現很多看似「激進」觀點的原因。

《理想國》中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他最想探討的是「……是正義」，「……德性」以及所有的「……是」的問題，由於沒有政治對哲學的限制，所有他能夠暢所欲言，把自己對哲學的思考和盤托出。哲學家最渴望的生活是反思的生活，反思意味著質疑，對城邦建立的基礎與意識形態也會質疑，最渴望的政治是能夠允許他過反思生活的政治，但這在現實政治中幾乎不可能，沒有那個政治體能夠允許任何人質疑他權威的合法性。

城邦在《克力同》中體現非常明顯。

作為哲學家的蘇格拉底與作為公民的蘇格拉底非常不同，作為公民的蘇格拉底表現得非常謹慎，他願意遵守城邦的律法。這一點在《克力同》中有很好的體現。在《克力同》中，蘇格拉底也很重視正義，但是不像他在《理想國》中談論「正義是什麼」一樣，他直接把正義等同為「不傷害其他人」，縱使別人傷害自己。在這個正義的原則下，蘇格拉底與克力同探討他是否應該越獄逃跑。判處蘇格拉底死刑，是「雅典人的意志」，如果蘇格拉底越獄就相當於違反雅典人的意志（48e4）。蘇格拉底認為，越獄實際上是沒有得到城邦的允許，私自離開，這屬於違反雅典法律的行為，縱使之前雅典人對他的判決不正義，會傷害到雅典的人民。蘇格拉底越獄最嚴重的後果是，「毀滅雅典的法律，毀滅整個雅典城邦」（50b1~2）。原來，蘇格拉底不想傷害城邦，因為他是城邦的公民。但這僅僅是這樣，更重要的是，蘇格拉底作為政治哲學家，他知道城邦與哲學的衝突，不管他走到哪裡他都會面臨在雅典的相似窘境，同時他也不想傷害城邦，這是他的清醒之處。

總而言之，蘇格拉底在《申辯》、《理想國》與《克力同》之中的表現，恰好表明蘇格拉底是個偉大的哲學家：一方面，面對城邦對哲學的詰難，他試圖想城邦證明哲學在城邦中存在的合理性，不讓哲學在城邦中消失，也不想城邦低頭使哲學成為城邦的意識形態（《申辯》與《理想國》部分）；另一方面，認識到城邦與哲學的差距，不但沒有試圖強制用哲學改造城邦，反而保護城邦的法律使它不受哲學的傷害，而僅僅把哲學作為城邦的標準，希望城邦能夠主動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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