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盛世文化 – 國學網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對中華崛起的光輝前景，已信心百倍，如今憧憬著建設時代盛世文化，企盼造就「大唐盛世」、「歐洲文藝復興」那樣的文運再現，要造就一個人性解放、社會文明高尚、科學技術蓬勃發展、文化藝術空前繁榮的偉大時代。這正是我們人民自信心和美好願望之時代文明理想。

　　我們在滿懷信心展望未來的同時，還需回首認真地研究一下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盛世文化」高潮迭起的歷史狀況，對我們更好地認識自己的文化發展史的獨特性和強大的生命力，是會有好處的。中華民族是一個以血緣家族（氏族）為基本結構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民族，這一特質從炎黃時代便已形成。從公元前五六千年至三千多年，磅礴於黃河中下游廣大地區的彩陶文化，證明了古代原始氏族公社制社會時代的文明史，彩陶文化從形制和裝飾紋樣的統一性、穩定性，說明了以「德治」政治為特點的氏族原始公社制社會的穩定性，這正是從炎黃時代龍鳳民族形成到堯舜禹的發展時代。半山型馬家窯時期的彩陶文化，就代表了這一時代的盛世文化，從陶器的形制、裝飾紋樣，其渾樸沉雄、靈動蓬勃、自由奔放的藝術特色看，充分地表現出時代文化的高峰水平。

　　從公元前21世紀至前221年秦王朝立國，是為先秦的夏商周三代，這是一個以青銅器文化為標誌的、以「禮治」政治為特質的血緣家族奴隸制社會。西周時代的「禮治文化」則代表了三代的盛世文化，在「成康之治」時代，其經濟、政治、文化都達到了三代的盛世高峰。孔子將周公創製的西周「禮治」社會，視為理想的「小康」社會，尊崇周公旦為創造時代文明的大聖人。從他編定的「六經」之《易經》、《詩經》看，的確顯示了三代哲學和詩歌藝術的最高水平，標誌著中華民族文化史開始步入高層次發展的歷史，顯示出精英文化的重要特色，從而成了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石和脊樑，引導著爾後兩千多年哲學和文化藝術發展的路向。

　　從秦至清是我國古代的封建「法治」社會時期，由唐宋時代創造了盛世文化，唐詩、宋詞和書畫藝術的輝煌成就，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空前絕後的高峰時代，真可謂是一個大師輩出、群星燦爛的文化盛世時代，總令後人仰之彌高而慨嘆不已。尤其是大唐盛世的精英文化，成為後人仰慕和憧憬的理想典範。

　　縱觀中華民族的文化史，每一個朝代都有其文化的興盛期和時代特色，但就古代整個文化發展史而言，以上三個時期的盛世文化，則代表了三個不同歷史時代的盛世文化，它們分別為原始公社制「德治」社會、奴隸制「禮制」社會和封建制「法制」社會，創造了文化藝術的輝煌高峰。在我們對這些盛世文化藝術嘆為觀止的時候，則需要研究一下其是如何造就的。歷史是一面鏡子，借古才能開今，下面擇其要而言之。首先，是營造出時代自由寬鬆的社會文化環境。如原始氏族公社制的彩陶文化時代，乃是一個以「德治」為特色的時代，從彩陶文化裝飾紋樣的蓬勃靈動、自由奔放的特點看，讓我們感覺到時代人們精神奮發的狀態，是自由、熱烈、歡暢、奔放的。雖然盛行巫術文化，但從裝飾紋樣的內涵意義看：由於陶器是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除部分為「禮器」外，大多是日常生活儲蓄器和煮食器，因此，幾乎所有裝飾圖案，都與天文曆法（農曆節氣）有關，旨在表現祈求農業豐收、豐衣足食的美好願望。西周亦是一個「以德配天、遵禮尚施」，社會文化壞境寬鬆的時代，其青銅禮器文化，是「禮治「文化的重要代表。三代的青銅器均由天子掌控制作，然後賜予各諸侯。青銅煉鑄技術極高，由國家百工專門製造，青銅只用於製造禮器和重要兵器，沒有用於製作生產工具。鼎，是國之重器，凡其上有饕餮紋者將之釋為食人不厭的怪物，是錯誤的，實是牛首紋或夔龍合體紋。牛是農業生產力的代表，龍是民族族徽圖騰，象徵著民族的團結和力量。所以，神農氏牛首人身，皇帝軒轅氏龍身人首，說明牛、龍賦有神聖的意義。其上還布有雲雷紋，是「易」理之陰陽化合、生生不息觀念的反映。祭祀天地山川、社稷，是天子特有的權利，須用「大牢」（牛）作祭品。諸侯只能祭祀氏族祖神，祭品用「小牢」（羊）。西周的青銅禮器，不僅工藝製作精美、技術水平高超，而且藝術上顯示沉雄博大、莊重典雅的格調和氣派，代表了西周盛世文化的風格特色。

　　而《詩經》則是西周禮治社會盛世文化的代表，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名副其實的史詩。詩風健康，比興藝術手法高超。可惜的是詩的內容，從漢代以來，大多被誤釋，弄的面目全非，甚至被庸俗化。這是由於後代對西周時代歷史狀況缺乏應有的了解，胡猜亂釋所致。孔子曾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如果是「邪詩」，這位聖人會將其編定為教化典籍嗎？從詩的內容看，社會文化環境是寬鬆的，思想性是高尚清正的，感情是真切的。（筆者在八九十年代出版了《詩經辨義》、《詩經新釋選》，對歷代百分之六十多的誤釋詩作了糾正，正本清源，還其真相。）

　　唐宋時代中華民族文運大高潮出現，同樣有賴於時代文化環境的自由寬鬆，統治者推崇「王道」政治，尊孔弘文，重文化、倡教育，開創科舉制，獎勵、選拔德才兼備的優秀文士，以利治國平天下。從而造就出政治清明、國泰民安、文運昌隆的新時代，因此，營造了盛唐時代的「盛世文化」。而北宋則繼承了唐代的文化體制，尊孔弘文，尤重文人，大興科舉和教育，進士科錄取名額一次多達數萬人，而且年年有科舉考試，從而推動了全國各地大興辦學之風，形成了尊師重教崇尚文化的良好社會風尚，從而造就了兩宋文運的昌隆，與唐代相比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次，是唐代理性思想的大發展，儒、道、佛三家既並立又互融，作為佛教、道教，其宗教性在唐代已逐漸趨向消亡，而文人們只重於其思想哲理的探求，以利修身養性、開啟性智、升華精神境界和志趣，從而提高了時代的哲學、文藝理論水平，推動了文藝創作的空前繁榮，尤其是詩、書、畫藝術之成就，達到了文化發展史的最高峰，湧現了詩聖杜甫、詩仙李白、詩佛王維，他不僅是唐代的文化大師，而且也是民族文化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巨人。正由於有了這樣幾位空前絕後的文化偉人，才使唐代大師輩出、群星燦爛的文化成了民族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峰。

　　從民族文化發展史看，文運大高潮的出現，除了時代本身的特殊原因，還有文化史發展的必然原因。民族文化史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歷史轉折點，無疑是西周的盛世文化。由孔子編定的「六經」，這一西周文化的結晶，不僅代表了夏商周三代文化史的高峰，而且奠定了爾後三千年民族文化史發展的基礎，並成了民族文化史的脊樑，始終引領著民族文化發展的路向，因此而成為民族文化千古不易的崇高經典。

　　西周這一高峰文化，他是在繼承與弘揚先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依時代歷史發展的要求而創造出來的。如從《易經》看，其以「太極八卦」哲理為基礎而展開研究「天人之際」關係的奧秘，通過對社會生活實踐的體驗，不斷總結而集結成書，經孔子刪繁就簡而成經典。「太極八卦」，傳創始於伏羲氏，而從盤古分天地、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關及天文曆法創造的神話故事，和今天考古發現的一些新石器晚期的八卦數術符號看，說明「太極八卦」理念創立是十分遠古的事。而「易理」的形成應是廣大巫師們在「究天人之際」的實踐中，逐步集結而成。西周《易經》應是在「夏易」、「商易」的基礎上，總結前人的歷史經驗和成果而集之大成的結晶。其智慧性的哲理，從此成了民族文化史的靈魂，啟示並開發著一代又一代子孫的聰明才智。

　　再如《詩經》，其詩藝術成就最高的是「風詩」，其現實主義的特點是真實地再現了各諸侯國的社會風尚和生活實際。各諸侯國乃是不同氏族（家族）從原始社會發展而來的，不同的民俗文化特色正是其氏族文化地方性特點的表現。如其中一些帶有民歌性質的詩歌，應是民間流傳已久、不斷加工而成的巫歌，藝術性顯的特別高。《詩經》之詩音韻、節律十分講究，是由自古以來詩樂歌舞結合之巫術文化特點發展而來。詩言其志、樂和民心，故興盛不衰。從《周禮﹒樂記》看，詩、禮、樂是不可分的。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便是三代文化的特質。

　　從《周禮》和《書》看，集中地反映了西周時代的政治思想和社會體制文化。由於周族在取得天下之前，尚處於氏族原始公社共和制後期階段，周文王雖為殷諸侯，卻有如氏族族長，能與族人同甘苦同安樂，他秉鞭作牧，勤政為民，與殷族紂王為代表的腐朽奴隸主集團之殘暴統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正是殷亡周勝的重要原因。周文王高舉反殷大旗，深得飽受欺凌的各諸侯國的響應，因此徹底地推翻了殷紂王的統治而得天下。西周立國，鑒於歷史的教訓，周公旦輔武王、成王，倡導「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禮尚施」、「重賢任能」、「知稼穡之艱難」等重要治國思想，採取了一系列除暴安良、安撫團結各諸侯國的措施。制禮言詩作樂，以為制度。以孝悌為本，建構起天子——諸侯——大夫——士為結構的等級統治體制，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大夫、大夫與士之間，皆是血緣兄弟甥舅關係，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大夫建邑、士食田，諸侯為天子陪臣，皆為天子叔伯甥舅，天子為長兄，諸侯們以兄呼之。大夫為諸侯家臣、士為大夫家臣，士為基層管理者，以井田制組織庶民。以禮為法，形成國家、社會嚴密的家天下組織網路體系，從而使八百諸侯國之間和諧相處，天下晏然，營造了「成康之治」的盛世文化。這是周公旦將古代原始公社「德治」政治和夏、商時代的「禮治」政治互相結合、改造而創立的成熟而完善的「禮治政治」新時代。孔子因此將其視為理想的「小康社會」，尊崇周公旦為聖人。在西周政治興平、社會和諧安定的形勢下，完善的「井田制」農村公社體制，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在國泰民安的新形勢下，禮治文化促使社會風尚文明度的提高和文化藝術的蓬勃發展。《詩經》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盛世時代，國家、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如畫卷，真實地描繪出西周時代社會文明蓬勃發展的生動景象；詩之思想性與藝術性密切結合的特色，充分表現了西周盛世文化的卓越水平，總令後世嚮往和讚歎。

　　再來看大唐盛世文化，唐朝建國，李世民為首的新興統治集團的開明性，雖然是有鑒於隋煬帝楊廣的專橫暴虐、濫用民力、不育於民，造成舉國皆叛的歷史教訓，而更重要的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所致。回顧歷史，夏商周三代奴隸制社會的結束到秦國封建社會的建立，是經過了東周「五霸」更迭和戰國群雄混戰，在完全掃清了大夫以上的奴隸主貴族集團，使諸侯之國、大夫之家，徹底垮台退出了歷史舞台之後，才得以建立的。作為三代奴隸主貴族統治集團的基層貴族士，由於其掌管著庶民、土地，在動亂的春秋戰國時代，或以軍功、或以開墾私田發家而形成時代新興的地主階級社會勢力，與一部分沒落的大夫貴族結合，成了秦漢封建社會國家的統治基礎。由於他們仍然維持著傳統的血緣家族結構體系，通過兩漢三百多年的發展，便形成豪強士族統治集團，儼然又是地方諸侯林立的局面，從而造成了漢末、三國、兩晉至南北朝四百多年的軍閥大混戰、大動亂。這些造成社會動亂的禍根——士族集團勢力，直到大唐開國之前，才被徹底地橫掃殆盡。唐朝立國，才真正形成了中小地主階級為基礎的封建國家。唐太宗為了鞏固新興的地主階級封建制政權，創立了科舉制度，以利選拔大批中小地主中的優秀文人學士進入國家各級機構，同時倡導發展文化教育，不僅國家興辦學校，而且獎勵地方興辦私學。因此，使得大批出身寒門的文人學士有進身仕途、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機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現實。從而有利於唐王朝社會基礎的擴大和穩固，使國家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和教育蓬勃發展，至盛唐時代便造就出輝煌的盛世文化。

　　另外，唐代文運高潮的出現，與魏晉南北朝時代理性思想的飛躍發展，玄佛哲學的勃興和文藝理論的成熟，有著重要關係。玄佛哲學乃是智慧之學，經「魏晉風度」的社會思潮，士族文人們對玄、佛、易、老、庄、孔、孟哲理的「清談」探討，推動了玄佛合流，以無、空為本使易之「天人合一」、「陰陽不二」，玄的「本末不二」和佛的「心物不二」、「依正不二」、「空有不二」融合，形成了智顗的「三諦圓融」、「十界互具」、「一念三千」的新思辨哲理，創造了民族哲學理論發展的空前高峰。而文藝理論，如文論、詩論、書論、畫論等理論水平，同樣創造了空前的高峰。在唐代社會政治思想環境自由寬鬆的條件下，儒、佛、道並立，推動了時代理性思想和文化藝術的蓬勃發展，從而造就出「大唐盛世文化」而光照千古！

　　今天，人們夢想「大唐盛世文化」的再創造，這無疑是我們的雄心和理想的展示。懷抱希望，就有動力，就能開啟智慧，創造奇蹟！

　　作為一個開創性的新時代，我們已經走出了兩步：第一步是完成了中華民族由落後腐朽的封建專制主義社會向現代社會主義社會的飛躍，經過一百多年的橫掃，已徹底清除了兩千年封建主義的污泥濁水。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的建構。可以說，新時代的雄偉大廈已經巍然屹立起來，只是尚未完成裝飾，因此，還不輝煌。「裝飾」靠文化，營造盛世文化，已歷史地擺在了面前，這是一項要比搞政治、經濟更為艱巨的任務。

　　首先是如何確立起時代哲學，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的革命哲學，其先進性、實踐性已經為我國近百年的革命史所證明。而唯物主義辯證法哲理，可以說至今仍然屬於世界現代哲學高水平的理論。然我們在理解和運用的實踐中，既有成功的一面，又有欠缺的一面。如唯物主義的「存在決定意識」的理念，使我們學會了一切須從實際出發，重視實踐性，少犯主觀主義、本本主義的錯誤。但於唯物、唯心之理論研究和討論中，關於「心物」是「一分為二」還是「合二而一」的問題，由於被政治性誤導，使理論研究成了「禁區」，未能很好地深入下去。其實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原理，「心物」是「不二」的，是圓融辯證關係，在一定的條件下，存在（物）決定意識（心），同樣，反之意識（心）可決定存在（物），所以既是一分為二又是合二為一的。人的意識（心）與身體（物）之關係不就是「不二」的嗎？難道可以分開嗎？那不就變成了不是癌症患者就是精神病患者了，才會互相割裂。所以，我們在心物關係問題上是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式馬克思主義，是完全正確的。它不僅為中國的革命實踐所證明，而且還將為建設我們的時代文明所證明。毛澤東的唯物辯證法哲學，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哲學的「圓融辯證法」原理，即「不二」方法論：如天人、依正、心物、陰陽、本末、有無等「不二」法門之「中道」理念相結合而形成的。他的著名《矛盾論》、《實踐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一些關於「戰略和戰術」重要論文，無不充分地展示了他的「中道」辯證法思想和卓越的哲學水平。可以說，毛澤東的辯證法哲學理論，至今仍然昂然屹立在世界現代哲學的巔峰上。毛澤東思想的內核，就是他的圓融中道哲學，這應是我們今天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思想文化的靈魂，因為它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核心哲理在現代的發展和飛躍。毛澤東不僅為中華民族開創了新時代，而且為我們新時代創立了新哲學、新思想。我們對這位新時代的哲人，認識是不足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似乎已忘卻了這位偉人，同時也丟棄了時代的最高哲學。今天思想理論界和文化界的亂象，已經日益顯現出危機的嚴重性。一個沒有正確哲學以為脊樑的時代，是不可能建設時代盛世文化的。

　　其次，是教育與文化藝術，這是兩個文明建設的基礎。「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和文化藝術受西方的影響是巨大的，可以說是史無前有的。在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生產力的現代，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地學取西方現代化的先進科學技術，是正確的。從而使我國不僅在經濟上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科學技術上亦步入世界先進行列。然而，在物質文明建設成就日趨輝煌的新形勢下，卻日漸顯出精神文明建設步履的遲滯。在教育和文化藝術上，日益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功利主義、拜金主義思想的泛濫，腐蝕了人們的心靈，導致社會道德的退化，物慾橫流，唯利是圖，扭曲人性，人變得自私、虛偽，社會各類罪案頻發，文化風尚瀰漫著污濁的空氣。如果我們對精神文明建設不採取強有力的措施，趕上飛速發展的物質文明建設步伐，我們就會步西方兩個文明發展失衡的後塵，危機也就來了。

　　中華民族是一個以血緣家族為基礎結構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民族，是世界上唯一有五千年文明史綿延不斷地發展到今天的民族。其深厚的傳統文化，始終貫穿著以人為本這條紅線，倡導以道為本，以器為用；以德為本，以利為用；崇尚「王道」，反對霸道，卻能「王霸」並用；德、禮、法，以德為本，禮、法為用；上層建築體制：家國一體，以倫理政治綱常為主導思想；以「均貧富」的「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為最高理想。而西方文化傳統，是由古代的神本文化發展到近現代的物本文化，倡導重器不重道，重知識、重科技，崇尚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拜金主義，推行「霸道」，提倡民主和法制，以法為本，以德為用；重個性和競爭。「道」，在中華文化中含有規律和真理的意義；在西方文化中，「道」屬於上帝、神靈的理念。中華的道文化，重人輕物，重德輕利，主張天人合一、心物不二、道器不二。重宏觀的、聯繫的、辯證的思維方法。西方的器文化，重物不重人，倡天人、心物、道器相分。重微觀的、分割的、孤立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道文化重智慧，器文化重實用知識和科技；強調科學性、專業性、功利性。重才輕人，以工具化、商業化為導向。

　　因此，西方教育，以物為本，強調功利性、專業性，重知識、重科學技術。中華教育，以人為本，重通才教育，重德操、才智、理想，如《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們今天的教育受西方的影響已很深了，只重知識教育，專業化、商業化、工具化嚴重；加上應試考試製度，使學生從小到大被束縛在教課書有限的書本知識上，導致學生知識結構單一，智力薄弱，品德情操平庸，學校已成了產業化的商品化人才工廠。而文化，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文化已向產業化發展，功利化、商業化嚴重。以市場為導向，金錢至上，促使快餐式大眾消費文化泛濫，文化的平庸化、低俗化已使社會風尚不斷地平庸化。

　　我們的教育和文化，不能繼續徘徊在低層次上發展，應該確立崇高的時代性理想，高瞻遠矚，在以人為本的原則下，認真研究如何中西互補，處理好道與器、人與物、德與才、智慧與知識、功利性與非功利性、提高與普及、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等等關係問題。為了培養和造就時代的文化脊樑，須大力宣揚古今中外那些文化偉人，以為典範和榜樣。我們的宣傳媒體，不能以娛樂化為導向，更不能庸俗化，應講究理想性、高尚性、雅俗共賞性，以利社會教化水平的提高。所謂盛世文化，不僅大眾文化蓬勃發展，而且精英文化高度發達，大師輩出，群星燦爛。有如「大唐盛世」和西歐「文藝復興」那樣的時代文化。我們應該借古開今，樹立起崇高的奮鬥目標，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努力去實現我們美好的理想，再展中華民族盛世文化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