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吉賢：汪暉——銜木填海的思想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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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吉賢：汪暉——銜木填海的思想者(2)發布時間:2011-09-14 14:12 作者:何吉賢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613次

　　這本書出版後，學術界有很多討論，哈佛大學出版社在為出版此書所做的評審報告中稱：「汪暉處理他的論題和材料的方式是如此細緻和多面，以致讓人想起布羅代爾有關地中海的研究，而他對10世紀以降中國思想型構轉化的強調又帶有福柯知識考古學的某些特徵。但這些對比也只能提供進入汪暉話語網路的一些入口。無論如何，汪暉所致力的是形成屬於他自己的宏大敘述，這個敘述構成了對於建立在傳統與現代、思想與實踐、上層建築與基礎構造等二元論之上的傳統史學的挑戰。」《亞洲周刊》在將此書評為2004年度「十大好書」時發表評論說：「長期以來，以費正清和史華慈及其門生為代表的純西方中國學陣營，與以晚清到近代新儒家學派，以及唐君毅、熊十力、徐復觀等學者為代表的中國研究學派各樹一幟。汪暉的方法學另闢蹊徑，大量引用西方人文學科理論，再結合自身深厚的中國舊學功底，對中國現代性進行深入的探索，不僅彌補了這個研究領域的缺失，也打通了中國研究中西兩大陣營『各說各話』的壁壘，為探索中國現代性的歷程，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關於這部書的討論，現在還在繼續進行，有學者甚至認為，關於此書的討論，會是將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思想界的話題。許多閱讀者都對書中所包含的龐大知識和理論體系感到震驚和棘手，也有人會由此對汪暉的閱讀習慣和經歷感興趣。在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汪暉回答說，他本人經歷了整個80年代，80年代是一個「熱鬧」的時代，尤其是在北京，你能比較容易感受到那種比較浮躁的氣氛，對年輕人來講，也有很多機會。汪暉自己從江蘇揚州來到北京，從1982年讀碩士到1988年博士畢業，閱讀和研究的精力主要圍繞著魯迅，雖然也參與了北京文化圈的一些討論，做了一些工作，但「心態上與周圍的環境一直是比較疏離的」。即使是在1997年《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發表後，產生了很大的爭議，為此，他也會寫一些文章，做一些事，以便進行回應，但心境上一直比較疏離，「我常常會覺得自己跟所做的事之間有距離，我自己在心情上始終不是一個愛熱鬧的人」。每天生活中的基本內容就是在房間里念書，即使是處於最風雨飄搖的時候，也是如此。他說：「我的思想史研究，都是通過一個個個案關聯起來的。」而個案的研究，就是通讀有關人的著作和材料，在閱讀材料的過程中，你就進入了歷史的情境，就會建立起對於這個人，對於其相關關係的理解。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是一個個人閱讀和思考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與理論和現實，與各個相關的學者討論和交流的過程。　　從90年代初到現在，汪暉有近一半的時間在世界不同國家講學或研究。這種不停的「遊歷」經歷給他的學術生涯打下了深深的印記。1992年至1993年，他先後在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訪問學者和博士後研究。在哈佛時，為了繼續研究梁啟超、胡適與實用主義的關係，他選修了普特南教授的新實用主義課程，閱讀了皮爾士、詹姆士、杜威、羅蒂等人的著作。後來到加州伯克利，又發現這裡流行的是福柯、布迪厄、薩伊德和後殖民理論，哈貝馬斯名聲顯赫，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為理論內核的各種理論構成了加州學術圈的基本氛圍。受這個氛圍的影響，汪暉又對當代理論有了濃厚的興趣，這個興趣也影響了他以後若干年的閱讀方向。「不過，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不能擺脫的問題仍然是這些理論與中國歷史的關係——1994年發表的《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就是這個思考的結果」。在加州的過程中，交往最多的是艾爾曼教授和溝口雄三教授。艾爾曼那時正在努力嘗試思想史和社會史的結合問題，他對今文經學的研究後來在中國研究領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關於清代中期今文經學的解釋，也就是在那時候的討論中開始孕育的。與溝口教授的交往則有更長的歷史，之前由於兩人所研究的科學概念和天的概念的交集，曾有過討論，在洛杉磯期間，討論更加頻繁。汪暉說，溝口教授「對日本中國研究的批判性的看法和對明清思想的解釋都給我很大的啟發」。通過這些交流，包括自己的閱讀和研究，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個研究視野，即將思想的內在視野與歷史社會學的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　　1996年底至1997年底，汪暉到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研究，一邊做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一邊集中地閱讀舍勒、曼海姆、法蘭克福學派，以及稍早已經接觸的福柯、布羅代爾、卡爾？博蘭尼等人的著作。在這期間，結識了許寶強、劉健芝、羅永生、陳順馨等幾位香港嶺南學院的朋友，集中討論有關文化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他回憶說：「我們經常在浸會學院的邱延亮先生那裡聚會討論，我從這些定期討論中獲益良多。」在香港期間，剛好有機會與《新左翼評論》主編佩里？安德森教授有了比較長時間單獨交流的機會，從那以後，兩人交往不斷，汪暉將安德森看作是當代少有的思想者，他說：「作為一個歷史學者、社會理論家和批判的知識分子，安德森視野開闊，觀察極其敏銳，總是能夠抓住關鍵性的問題窮追不捨。在當代世界，像他這樣極為開闊而又深入觀察當代世界及其變化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2000年之後，汪暉又先後在華盛頓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博洛尼亞大學等學校和研究機構講學和研究。他特別提到了在柏林高等研究所的經歷，這個所云集了來自各個學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學）的一流學者，學者們每天都在一塊吃飯，吃飯的時候大家就一起交流，所里每周二還有一次公開的討論。在這裡，他參加了兩個小組的討論，一個是由歷史學家組成的，叫「帝國研究小組」，一個是「全球化小組」，由社會科學家組成。那時候，他已經寫完了《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上卷第二部，正在進行修改，在「帝國研究小組」里關於帝國、國家和民族問題的討論，尤其是與印度學者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等人的交流，在上卷第二部中對於汪暉來說，如何在當前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去構築一種新的「世界圖景」，在全球性的「中國研究」中，發出中國學者自己的聲音，是他學術工作的重要內容。不知道這種「游牧式」的學術生活，是不是他構築新的「世界圖景」實踐的一部分。　　《讀書》十年：漩渦與潛流　　從1993年起，汪暉逐步對以往的研究做了兩點調整：第一是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放置在「反思現代性」的理論框架中進行綜合的分析和思考；第二是力圖將社會史的視野與思想史研究結合起來。在中國80年代的文化運動和90年代的思想潮流之中，對於近代革命和社會主義歷史的批判和拒絕經常被放置在對資本主義的全面的肯定之上；他試圖將近代革命和社會主義歷史的悲劇放置在對現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的視野中，動機之一是為了將這一過程與當代的現實進程一道納入批判性反思的範圍，揭示這兩個對立的進程之間的互動關係。由於有了這一「批判性的現代性」的視角，他對當代問題的論述就具有了非常獨特的視角和穿透力，為當代問題的討論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問題意識和視野。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思想史研究與他對當代問題的論述也是互相貫通的，前者為後者提供了一個歷史和理論的視野，而後者的問題意識也內在於前者之中。　　作為對這一調整的理論性思考的結果，他撰寫了《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1997年）、《科學作為世界構造和合法化知識》（1997年）等文，並為《文化與公共性》（1998年）和《反市場的資本主義》（2000年）兩本文選撰寫了長篇導言。這些論文從不同方面回應當代社會面臨的危機、尋找「另類選擇」的可能性。《「科學主義」和社會理論幾個問題》是從歷史和理論的層面對當代新自由主義問題所做的一個批判性分析。它通過對哈耶克自然與社會二元論的分析，重新解釋了國家與社會、計劃與市場的二元論的理論的和歷史的謬誤，並試圖立足於中國的歷史語境，對資本主義與市場、市場經濟與國家的關係給予歷史性的分析。從總體上來看，《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對於中國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的思索，以及這篇《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所表現出的取向，正是汪暉在1997年之後捲入中國知識界的大論戰的內在動力，也是他得以展開自己對當代問題的看法的理論視野。　　1997年，汪暉在大陸正式發表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被認為是正式拉開90年代末以來中國知識界大論戰的標誌性論文。這篇引起廣泛爭議的文章當初只是一篇讀書札記，後經長期的醞釀和修改，於1997年發表于海南島的《天涯》雜誌。1993年10月汪暉從美國回北京後，當時在京的韓國學者李旭淵向他約稿，他便將自己自1989年以來陸續記下的一些筆記整理後交給了他，這篇題為《中國的社會主義與現代性問題》的長文首先於1994年在韓國的《創作與批評》上全文刊出。當時在國內，此文也僅在一部分朋友圈內小範圍流傳。文章在《天涯》雜誌發表後，隨即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此後，該文也先後在日本（《世界》雜誌）、美國（Social Text）和台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等地的雜誌上發表。這篇文章對當代中國的思想界狀況進行了總體性的分析，除了上文提到的反思現代性視野之外，也與1989年之後中國知識界關於中國道路選擇的討論直接相關。汪暉談到，在經歷了1989年以降最為壓抑的時期之後，中國在民主進程受挫的條件下再度大規模地推進市場改革，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新一輪權力市場化也以極為驚人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本身也是一種隱含的邀請，即重新思考我們的歷史遺產，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歷史遺產。這個時候，關於俄羅斯和東歐「轉型」的討論已經展開，崔之元等人在1994年對俄羅斯「自發私有化」的批評和對產權問題的討論可以視為對當代中國的相關進程的警告和提醒，但在當時這種聲音引來了一片批判之聲。汪暉說：「如何擴展我們對民主的理解，將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鬥爭擴展到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並在新的全球條件下重新思考中國的發展模式，這是我在當時思考的主要問題，也是《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的主旨。」　　與此巧合的是，1996年初，汪暉應邀擔任了在中國知識界具有極大影響力的《讀書》雜誌的執行主編。同年底，社會學家黃平也加入，共同擔任執行主編，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加上剛發表的那篇文章引起的激烈反響，《讀書》雜誌便在之後的爭論中，一直被指責為「新左派」的「大本營」，而汪暉本人則被稱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平靜的學術生活從此也捲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風暴中，「至今沒有停息」。　　在汪暉看來，無論是中國改革的成就，還是中國改革帶來的社會危機（如城鄉分化、區域分化、社會保障體系的瓦解，制度性的腐敗和在私有化名義下的權錢交易），都證明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姿態包含著最為保守的政治含義。當中國知識分子將希望寄托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計劃及其價值觀之上時，恰恰喪失了對當代進程的理解和批判的能力，因此，《讀書》雜誌參與推動了一系列有關討論，這些討論涉及「三農危機」、國企改革、亞洲問題、戰爭與革命、金融危機、恐怖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女性主義、生態危機、法律與民主等等，參與討論的主要作者來自國內，但並不限於大陸，許多海外留學生和台灣、香港的學者也成了《讀書》的作者，歐美、日本、東南亞、印度的知識分子也有不少為《讀書》撰稿。汪暉認為，《讀書》應該成為一個跨越邊界的知識和思想的空間，這不僅有利於批判和反思，也有利於拓展我們自身的思想空間和社會空間。　　在汪暉看來，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大爭論是一場新的有關社會性質的論爭，它內在於90年代以降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和當代世界的普遍性危機中。在涉及歷史價值、現實判斷的一系列分歧中，批判的或者左翼的知識群體與「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真正區別，在以下幾個問題上值得注意：一個是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上，批判的或者左翼的知識群體注重觀察二者的曲折複雜的聯繫，而不是僅僅根據兩者之間的二元關係簡單地選擇站在市場一邊或國家一邊。國家是內在於市場的，整個市場運作是與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國家退出本身是政治性的。因此，不是在要自由市場還是在要國家干預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在市場條件下國家職能的轉變，以及國家與市場之間應該形成何種關係的意義上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另一個是產權轉移或私有化問題，批判的或者左翼的思想群體反對公私產權的二元論，而主張從社會關係的角度理解產權，將其理解為一種「權力束」。他認為，今天圍繞私有化或產權明晰問題展開的爭論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有關私有產權的爭論，它涉及的是非國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的再分配及其公正問題，它不可能被化約為私有財產和國有財產孰優孰劣的問題，也不能被簡化為市場法則和國家干預何者更具有合理性的問題。在現階段，知識界面對的真正分歧不在於私有財產應否獲得保護，而是諸如：改革過程中由權錢交易和其他非法手段獲取的財產是否會藉此合法化？以何種機製為基礎對私人財產進行核算和鑒別？在現有的鄉村債務結構條件下，土地的私有化會不會導致農民再度喪失土地，形成又一輪極不公平的兼并過程？等等問題。第三個是如何理解民主，到底需不需要參與性民主，以及如何面對形式民主的問題。關於參與性民主，汪暉認為，怎樣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擴展民主的意義，而不是把民主看作是一個現成的和可以照抄的模式，這才是現階段問題的關鍵所在。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左翼對社會運動的同情導致了社會專制，但在汪暉看來，他們在這裡犯了基本的判斷錯誤：不是左翼或者批判性的思想，而恰恰是他們所倡導的不加約束的市場化擴張過程所導致的社會解體可能會導致新的專制形式。　　汪暉是最早在當代中國思想界的討論語境中提出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問題的學者。在寫於1999年的《死火重溫？序》中，他寫道：「某些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知識分子把市場過程抽象化，抹殺市場制度的形成與權力的關係，從而有意或無意地站在壟斷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團一邊討論中國問題。他們的抽象的『市場』概念掩蓋了中國社會和當代世界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掩蓋了改革過程中的急劇的社會分化，掩蓋了這一社會經濟過程與政治的內在不可分割的聯繫。這種廣泛的社會思潮被許多理論家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這一主義代表了通過權力瓜分國有資產、通過壟斷獲取超額利潤、通過權力與跨國公司的或國內的資本聯手霸佔市場資源的利益群體，它在名義上訴諸『自由主義』絲毫不能證明它對自由和民主（甚至反腐敗）抱有任何誠意，它在理論上訴諸『市場經濟』的觀念也絲毫不能證明它對市場的自由和公平的交往懷著城市的信念。這樣的『自由主義』與民主沒有關係，這樣的『市場』概念實際上是反市場的。極端的『市場主義者』最終傾向於取消政治變革的必要性，傾向於取消社會公正的基本訴求。」繼而，他寫了一系列文章，對當代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了歷史性的分析。　　2007年6月，在沒有經過任何過渡的情況下，《讀書》雜誌的主管部門突然宣布解除汪暉（和黃平）的執行主編職務，一時輿論嘩然，釀成了所謂的「《讀書》事件」。汪暉擔任《讀書》執行主編11年，這11年中，中國社會和世界格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由此，中國知識界內部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在這個過程中，《讀書》是批判的知識分子發言的一個重要的公共平台，它所展示的問題意識、批判精神和「世界圖景」，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雜誌曾經討論的一些問題，如「三農問題」，國企改革問題等，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展為社會性的議題，甚至改變了某種社會性的「共識」。也許由於這些原因，在有關《讀書》編輯部的「改組」的討論中，一些討論者對由這一「事件」所昭示的中國知識分子討論環境的「惡化」表示了擔憂，並對汪暉（和黃平）主持《讀書》期間做出的貢獻表示了極大的敬意。在談到當代論爭及其產生的各種「事件」對他的影響時，汪暉說，影響肯定是很大的，但作為一個學者，他的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仍然集中在他的現代思想史的研究上，「這已經成為我的生活的一個重心，就好像漂浮在風浪之中的船隻，錨的位置是穩定的」。也許，從此以後，他能有更多的時間集中到他準備已久的關於「重新思考20世紀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的研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