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建元改制」的風波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黃朴民　　　　　漢景帝後元三年（前141年）正月甲子日，漢景帝駕崩於當時的京師長安（今陝西西安市一帶）未央宮。當日，時年僅16歲的太子劉徹即位登基，是為漢武帝。他當上皇帝後，尊皇太后竇氏為太皇太后，母親王皇后為皇太后，妻子館陶長公主劉嫖之女陳氏阿嬌為皇后。二月癸酉日，歸葬孝景皇帝於陽陵，始建元年為「建元」，至此，西漢的皇權政治又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歷史的神奇之處，就是政治文化生態往往折射反映出當時最高統治者的性格與氣質。漢武帝的上台，意味著西漢政治將一改「文景之治」的內斂低調、平和穩重，而將轉變為恢弘張揚、大開大闔。這種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與漢武帝本人的氣質與格局有關，呈示出其強烈的個性色彩，換言之，漢武帝的雄才大略與好大喜功，決定了西漢政治文化在他登基伊始，即開始全面轉型。　　　英年早逝的庄春波教授在其《漢武帝評傳》中有云：「劉徹的精神素質繼承了曾祖劉邦的大度，祖父劉恆的沉潛，父親劉啟的果決」，同時「也秉承了母系工於心計的特點」(p14)。誠哉斯言。不過，如果要更精確地描述漢武帝的性格特徵，其實只需要用兩個字就可以了，即汲黯所說的「多欲」。　　　這位皇帝陛下，不僅僅是生理上「多欲」，更是心理上「多欲」。從他當少年天子起，就受內心衝動的強烈慾望所驅使，不斷地渴望，不斷地追求、不斷地縱慾，不斷地超越，這種情況，貫穿於他的一生，永無止息，至死方休。而它也恰恰成為了漢武帝政治的鮮明個性風格，影響並制約著西漢政治的歷史進程與時代精神。　　　任何事情都是利弊相雜，利中有弊，弊中寓利。漢武帝的「多欲」個性氣質同樣沒有例外。「多欲」給他帶來巨大的輝煌與成功，但「多欲」同時也給他造成明顯的失誤與挫折。荀悅稱其「恢萬世業，內修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製，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藝文類聚》卷十二引《漢紀》佚文)　　　桓譚的觀點也差不多：「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獲前聖故事，建正朔、定製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儀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惟漢家最為盛焉。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乃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也」(《新論.識通》)。很顯然，漢武帝成就有多大，其過錯同樣有多大。　　　我們在這裡暫且撇開漢武帝一生功過不說，他那種「內多欲」、不安現狀、熱衷折騰的性格特徵，也很容易在施政治國過程中患急躁冒進、好大喜功、眼高手低的毛病，他即位伊始所發動的轟轟烈烈「建元改制」最終落得個虎頭蛇尾、無疾而終的下場，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　　　「文景之治」是漢代歷史上最美好的階段，「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基本國策，使大漢皇朝在秦末農民暴動與楚漢戰爭的廢墟上迅速地恢復經濟、安定民生、和諧政治、走向強盛：「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不過，太陽底下有陰影，輝煌背後有危機，「文景之治」的無為放任，也導致了地方勢力離心力增強，制度建設相對滯後，管治效率不夠彰顯，國防政策消極保守，所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併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　　　因此，漢武帝即位後，的確面臨著所謂的「更化」改革問題，使通過「文景之治」業已形成的經濟上的積富之勢，卓有成效地轉化為政治上、軍事上的積強之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漢武帝登基後熱衷改革，打破幾成慣性的因循守舊局面，致力於富國強兵的願望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何時實施改革，怎麼推動改革，使「更化」穩妥紮實地向前邁進，避免引起既得利益勢力的強烈反彈，化解各種阻礙與消極因素，則需要有最大的政治智慧與傑出的領導藝術。滯於猶豫，過晚改革，固然不可取，但不諳政治形勢，一廂情願，過早發動，激化矛盾，惹火燒身，同樣是幼稚、魯莽的行為，同樣會落入南轅北轍、進退維谷的困境。《國語.越語》所載范蠡之言「時不至，不可強究」，對於如何高明地把握戰略時機，在事業奮進過程中做到把捏分寸，收放自如，恰到好處，始終具有不可忽略的哲學啟示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重新認識漢武帝的「建元改制」，我們不能不指出：漢武帝在這場舉世矚目的改革中，不免是過於冒失、倉促行事了。「建元改制」之遭遇狂風暴雨，被搞得灰頭灰臉，最後夭折早亡，這並不是偶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漢武帝的張狂個性、忘乎所以、率性冒進所惹起的。　　　漢武帝在推行「建元改制」過程中的最大政治不成熟，毫無疑問，是他急於改變已行之多年的統治指導思想。汲汲於變「因循無為」的「黃老之道」為積極進取的「儒家教化」。　　　自西漢皇朝建立以來，當時統治者始終奉行的統治理論與原則，是「無為而無不為」的黃老君主南面之術，致力於因循「虛靜」，與民休息。這種文化氛圍，籠罩著整個漢初政治生活，「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閫如竇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處士如蓋公、鄧章、王生、黃子、楊王孫、安丘望之等皆宗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司馬氏父子異尚》)雖說儒家學說在當時仍有相當的影響，儒生群體在當時也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但在官方統治思想「黃老之術」面前，畢竟是處於下風，並沒有太大的話語權，「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故充其量，只能看成是一道蓄勢待發的潛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景帝到武帝初即位時，朝廷中擁有老資格和特殊權威的政治老人竇太后，是「黃老之學」的忠誠崇拜者與倡導者。她秉持大政，獨裁朝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是朝廷的真正掌門人，面對她的強勢，她的專斷，即使貴為天子的漢景帝，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委曲求全：「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儒林列傳》）　　　漢武帝在統治思想的關注與抉擇上，則與其祖母竇太后迥異其趣。在他看來，無論是進取還是守成，做到「定天下，萬物伏」，提倡君臣父子倫理綱常、強調尊祖忠君的儒家學說，是遠勝於「因循虛靜」的「黃老之道」的。所以，他要在「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也絀老子」(《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的較量過程中選邊站隊，以帝王之尊來扭轉並改變儒、道思想在政治現實生活中的基本格局，從而為漢王朝的政治統治重新選擇在他看來更為合理的指導思想。　　　漢武帝是行動派，想清楚後就著手部署落實。需要指出的是：在尊崇儒學的過程中，他是形式與內容相併重的，既有更多的體現形式特點的禮制構建，如建明堂、建制度、易服色、正律歷、興禮樂、行封禪、定軍規，等等；更有實質性的統治理論基礎的再次抉擇，主要官員的崗位調整，具體施政的指導引領，雙管齊下、致力於剋期成功。一時間，儒學呼之欲出，儒生躍躍欲試。政治文化氣氛悄悄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總是有不少人在那裡觀察和揣度皇上的意圖，希望能投其所好、緣夤而進。這本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態，一點也不讓人詫異的，當然，如果自己的想法與君主的思路合契，那就更是一拍即合、天遂人願了。　　　當時，劉徹的左膀右臂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都屬於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對儒學並無造詣，對儒生也沒有特殊的感情，但是，當看到漢武帝如此熱衷儒家的這一套東西，他們就迅速明確姿態，調整立場，跟風而上了。由於他們握有薦人用人的權力，於是就把一些儒生拔擢到相當高的官位上，為重振儒學創造條件，打下基礎：「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史記》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傳》）　　　當然，他們這麼做是與漢武帝的內心愿望相吻合的，這樣，才能夠速見成效：「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趙綰、王臧等人驟至高位，剛開始時尚能注意分寸，比較收斂，不敢過份張揚。所以，其初步的舉措還是倡導「設明堂，行封禪」等等，基本上做些形式上的禮儀整頓，而不曾去觸動改變「更化」最高統治指導思想這個「馬蜂窩」，治標而不治本，所謂「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云云。即在田蚡等人的鼓動、支持下，上奏請立「明堂」以彰顯天子權威，籌備「封禪」大典以神化絕對皇權。　　　不過，設「明堂」也好，行「封禪」也罷，都是有相當難度的「技術活」，在秦火餘燼之後成長起來的趙綰、王臧這批儒生，在知識積累、學術水平方面，乃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能言之不必能行之，能行之不必能言之」，提倡容易，落實困難，折騰半天，似乎成效並不顯著，以「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為己任的漢武帝見狀，多少有些不耐煩了，流露出失望的情緒。趙綰、王臧之流眼見情況不妙，就只好祭出最後一張好牌，請出自己的老師申公培前來幫忙，助自己擺脫困境。　　　於是，他們很可能在漢武帝情緒尚好的間隙，將申公培鄭重地向漢武帝作了推薦。漢武帝「急病亂投醫」，很快地採納了他們的建議，也許，在他看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大多是理想化的想像而已，大多情況下，老師的學問一般都要勝過學生的。為此，他鄭重其事下特詔，將趙、王諸人的老師，著名《魯》詩學大師申公禮聘入京，以備諮詢。當時申公已是80多歲的老翁，「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漢武帝生怕「垂垂老矣」的申公經受不起長距離的旅途顛簸，還專門派出了可減輕車輛震動的蒲輪安車去迎接申公，真可謂求賢若渴，體貼關心，無微不至！　　　申公這人可不簡單，他80多歲可不是白活的，儘管長期僻居鄉下，邊緣政治，可心裡對朝廷政治的動態卻是細緻入微、了如指掌。政治敏感性這根弦綳得很緊很緊。從他內心的真實意願說，他對儒學的重振是樂觀其成的，也希望漢武帝所倡導的「建元改制」能順利成功。但他同時又是非常清醒的現實主義者，知道光有善良的願望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要看時機是否成熟，「過猶不及」，欲速則不達，如果急於求成，往往會適得其反。受這種想法的主宰，申公培到了京師長安後，入住高端的「五星級」的酒店，過著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悠閑生活，可就是保持令人匪夷所思的緘默。既不臧否人物，更不物議時政。顯示出一種不可捉摸的神秘氣象。　　　漢武帝是一個耐不住性子的人。他可不願投入這麼大的成本而請來一座只會吃飯、不會說話的尊神。於是，他一再向申公請教治國安邦之道，希望申公能為大漢王朝統治指導思想轉型提供足以服眾的建議。在漢武帝這樣非常誠懇的態度面前，申公也只能打破沉默，開口說話了，否則真的是太不知趣了。但他的話依舊是十分簡潔，簡潔到幾乎吝嗇的程度、即只有簡簡單單的兩句：「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　　　這裡,表面上是申公學風質而少文的體現，即要求漢武帝少擺弄儒家夸夸其談、繁文縟節那一套，懂得「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道理，少說話，多辦實事，實際上，情況並不這麼簡單，其中實有深意存焉。換言之，這僅僅是謎面，謎底另有意思，需要用極大的政治智慧，方可真正解開這中間的密碼。因為在這短短的兩句話背後，集中反映了申公所強調的如何在推行新政、發動改革過程中把捏分寸、掌握時機的戰略意識。　　　應該說，申公對漢武帝崇聖尚儒的內心渴望是洞若觀火的，對漢武帝不計成本將他從千里迢迢之外迎到京師的動機也是心照不宣的。本來，皇恩浩蕩、「投桃報李」、順著漢武帝的杆子爬，揀漢武帝喜歡聽的詞兒說話，乃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情，這叫做「人情練達，世事洞明」。但是，申公畢竟不同於通識「時務」、善於面諛阿上、曲意逢迎的叔孫通。他出於對江山社稷的負責，對漢武帝事業的負責，也是對自己人格精神的負責，還是要說真話、說實話。　　　在申公看來，漢武帝的志向可以理解，漢武帝的魄力值得敬佩，但漢武帝急於求成的做法則是錯誤的，如果一意孤行地做下去，必定是事與願違、南轅北轍。這種錯誤，歸根到底，是朝廷內外的政治空氣依然凝重，推行「新政」的戰略時機還不成熟，一味蠻幹，只會是欲速則不達，自取其辱。　　　而申公之所以認為漢武帝在當時推行「新政」屬於戰略時機不成熟，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為漢武帝的祖母大人---竇太后還健在，不但健在，而且還擁有特殊的權力與影響，還喜歡干預朝廷的政治，給前台的皇帝下指導棋。眾所周知，竇太后是崇尚黃老之道的，對儒學與儒生並不感冒，「以為儒者文多質少」，漢武帝設明堂，延攬儒生，已讓她十分惱怒，「太皇太后已怒」，「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悅魏其等。」(《史記》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傳》)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不加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全面推崇儒學，將其取代黃老之學而成為國家統治思想，那麼，一定會徹底惹惱竇太后，招致不測之禍。甚至會使得漢武帝在皇帝寶座上能否繼續坐下去都會成為問題，畢竟，竇太后才是真正的最高權力者，當年的太子劉榮既可廢黜，如今的皇帝又何嘗不能更換？很顯然，申公對漢武帝一味進取、大搞特搞所謂的「建元改制」做法可能會引起的後果是憂心忡忡的，他希望勸誡漢武帝，提醒他全面改革的時機尚未成熟，現在需要的是曲意順從、韜光養晦，等待機會，和竇太后熬時間，讓自然規律來最終解決問題，笑到最後。　　　可是申公是明白人，他懂得「疏不間親」的道理，這種謹慎的政治敏感性，決定了他不會也不敢在漢武帝面前把改革時機不成熟、竇太后活著情況下，一動不如一靜，改制「更化」要等竇太后百年之後再啟動之類的心裡話直言無諱地和盤托出。於是他才「以迂為直」、曲里拐彎說上一通「為治者不在多言」，皮裡陽秋、欲說還休，就看你漢武帝是否有悟性，有慧根，能夠透過謎面來猜出謎底，知道及時地改弦更張，收斂鋒芒了。由此看來，申公對漢武帝真的是充滿期望、愛護備至。　　　不過，此刻頭腦已經發熱的漢武帝是無法理解申公老先生的良苦用心的。他正沉浸於改制的初步成功的狂喜之中，根本聽不出申公話中的弦外之音，也不會去考究謎面背後的謎底。恰恰相反，他也許會看低申公，認為朝廷花大本錢、大老遠把他禮聘到京城，是個不盡高明的選擇，申公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當然，既已請來了，也不便再送回去，只好多少考慮在「尊老」與「愛才」的份兒上，讓申公當一個可有可無、聊備諮詢的太中大夫。 老師幫不上忙（或者說是不肯幫忙），漢武帝只好回過頭來找老師的學生來抬轎，於是，他更加信任趙綰、王臧等人，倚重為自己的左膀右臂。而趙綰、王臧諸人的水平顯然不如老師申公，很快就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趾高氣揚了，在險惡的政治不歸路上死心塌地、死不旋踵地大步行進。 他們既然蒙承聖上的恩典，也就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寫下政治上的最大敗筆、釀成生命中的致命苦酒。這就是他們居然在歷史上第一個公開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候、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王)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漢書》卷六，《武帝紀》) 當然，在推動此事過程中，王綰、趙綰等人還是對竇太后的威權有所忌憚的。所以，他們不敢公開地將罷黜「黃老之言」列入任務的清單之中，免得「投鼠忌器」，直接冒犯和觸怒竇太后的「天威」，招惹不測之禍，而只是將法家、縱橫家的學說作為直接打擊的對象，當然，這也是一種投石問路、旁敲側擊。想觀察竇太后本人對此的反應之後再相應地推進改革。 可是，他們也太低估竇太后的政治智商和政治魄力了。竇太后可不是好唬弄的，她眼睛雖盲瞎，可心裡卻明白如鏡。趙綰、王臧等人的小伎倆哪裡能騙得過她，其奏議中所包藏的禍心，竇太后洞若觀火、一清二楚。她知道，王綰、趙綰、王臧之流主張廢黜法家、縱橫家學說，不過是虛晃一槍，屬於「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竇太后看來，趙綰、王臧之輩的真實意圖，是針對「黃老之學」而來，是企圖用儒學來替代「黃老之學」，從而實現國家統治指導思想的「鳩佔鵲巢」、「桃代李僵」。這根本不是簡單的學術問題，而是關係到國本動搖的政治和平演變問題，居心叵測、莫此為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為「黃老之學」的堅定信奉者，作為西漢王朝當時實際上的最高權威者，竇太后是絕對不能容忍這種可惡的政治挑釁行為的。她決定反擊，決定給其對手及其幕後支持者以最嚴厲的懲罰。讓他們明白，究竟誰才是大漢王朝的真正主宰者，「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你如果讓我一時間不痛快，那麼，就對不起了，我就讓你一輩子都不好受。 竇太后的雷霆之怒，很快就落到了趙綰等人的頭上，在強大的政治權威如泰山壓頂之勢掃蕩過來時，儒生人物的趙綰、王臧等人，絲毫沒有抵抗的餘地，只能是大敗虧輸、束手待斃：「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史記》卷一百十七，《儒林列傳》)「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史記》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傳》)在竇太后的絕對權威面前，作為趙綰、王臧等人後台的漢武帝也抗不住了，不得不忍痛割愛，丟卒保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儒林列傳》)。 趙綰、王臧入獄後，知道竇太后不會善罷甘休，一定會窮追猛打，弄個水落石出。這絕對是最糟糕的前景，很可能拔出蘿蔔帶出泥，最後窮根究底、查究到漢武帝那裡，使得漢武帝本人也難以擺脫干係，導致其皇位岌岌可危。為了保住漢武帝，趙綰、王臧只能有一個選擇，就是自我了斷，使事情到自己身上終結。於是，他們最終做出了平生唯一一件最正確的決定，「皆自殺」。 至此，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政治大較量中，竇太后終於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強侯庄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史記》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傳》)；「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用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史記》卷一百零三，《萬石張叔列傳》)漢武帝以儒學取代「黃老之學」成為封建帝國統治指導思想的第一次嘗試以失敗告終，轟轟烈烈的「建元新政」至此偃旗息鼓、灰飛煙滅。 建元六年前135年，身歷四朝的政治老人太皇太后竇氏終於抗衡不了自然規律的作用而壽終正寢了。這時，漢武帝的政治「禁錮期」遂告終結，他終於擁有了全權，可以乾綱獨斷、隨心所欲了。這樣，儒學統治地位的確立之時機才完全成熟了。漢武帝於是乎堂而皇之地徵召「賢良文學」們詢問治國安邦之策略，並鄭重其事地公開宣布：「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也。」 在這樣的熱忱鼓勵下，「一代儒宗」董仲舒走到了歷史舞台的中心，正式呈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建言，並為漢武帝所欣然採納，西漢王朝的統治指導思想遂有了徹底的改變，整個中國的歷史文化進程從此揭開了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