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遊小姐講了一個笑話

中國人的價值：導遊小姐講了一個笑話

源作者:林牧

——一個百姓的讀史筆記　　一、把歷史研究的著眼點從政權轉到人權上來　　2003年底，隋唐史專家胡戟教授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交流中心作了一個報告，他提出「把歷史研究的著眼點從政權轉到人權上來。」他提出「把人民的滿意度作為檢驗一個政權好不好的標準。」　　我認為胡戟先生這兩條原則提得很好。　　過去幾十年歷史學的著眼點，主要是政權興替的歷史。政治學的著眼點，主要是爭奪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遊戲規則。因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因為「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其實，真正的歷史應該是人的權利和人的素質成長發展的歷史。　　衡量一個政權、一種理論、政策好不好，過去也有一些權威的標準。譬如生產力標準，就是看一個政權是推動還是破壞生產力的發展，卻不問發展生產力是為了維護君權，維護國權、黨權還是維護民權。再如綜合國力標準，就是看一個政權是增強了還是消弱了綜合國力，而不問增強綜合國力，是為了爭奪地區霸權或世界霸權還是保障人權，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質量。還有實踐標準，檢驗一種思想、一種理論、政策是否正確，當然要靠實踐。但是，實踐的主體不同，例如：有一個政黨、一個政府、一個利益集團的實踐，又有全體人民的實踐；實踐的內容也不同，有維護黨權的實踐，有維護國權的實踐；有維護一部分人特權的實踐，又有維護人權實踐。只有以全體人民為主體，維護民權、民利為內容的實踐，才是我們所追求的實踐。因此，以人民的滿意度為標準來衡量一個政權、一種理論、一項政策的好壞，才是最根本的標準。　　二、中國人的價值　　一次出遊，導遊小姐講了一個笑話：中、美、日三國朋友在海上遭遇風暴，需要減輕輪船的負荷。美國人把貴重物品扔進大海，並且說：「美國有的是錢，扔掉這些物品不算什麼。」日本人把電腦、電視機、數碼相機把進大海，並且說：「日本有的是電子產品，扔掉這些東西不算什麼。」中國的上等人把幾個普通中國人扔進大海，並且說：「中國有的是人，扔掉這些人不算什麼。」這個笑話形象而又不免誇張地描述了中國人輕視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以至人的生命的劣性文化傳統和至今仍然存在的社會弊端。　　我向兩位考古學者轉述導遊小組所講的笑話。考古學者向我提供了中國不重視人的價值的歷史證據。例如：就古代器物紋飾來說，在希臘羅馬文明中，人物數量最多也最精美；在伊斯蘭文明中，幾乎是清一色的植物紋和幾何變形文；中國文明介於二者之間，植物紋最多，動物紋次之，人物紋最少。就繪畫來說，中國的人物畫遠不如西洋人物畫精巧和有價值。　　中國幾千年來的文明史，也可以說是戰爭史和殺戮史。孟子說的「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記實而不是藝求的誇張。歷史學家葛劍雄的研究表明：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遠遠超過統一時期，戰爭年代遠遠超過和平年代。戰亂必然伴隨著災荒和瘟疫，數以百萬、千萬計的中國人戰死、餓死、病死。以陝西地區為例，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人口40萬—50萬。西漢末年，全國人口5000餘萬，陝西340萬。在三國、魏、晉、南北朝期間，陝西和河南成為各民族暴君爭奪地盤和角逐皇權的最大屠場，到公元529年的北魏時期，只留下20萬人口；元代有1312萬人，明初又降至40萬人。宋元話本常常引用當時的一句民謠：「寧作太平犬，不作亂離人。」當人的追求底線已經降到犬的時侯，那裡談得上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人的尊嚴呢？　　辛亥革命以後建立起來的共和國，不過是變了顏色的龍，換了招牌的中華帝國、中華官國；普通中國人仍然處於無價值、無權利的境地。正象當代詩人江嬰吟詠的「民國何曾民有國，九州自古一囚城。」「天翻地覆狂歡後，總把新奴換舊奴。」　　在當代中國，毛澤東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寶貴的。」似乎很重視人的作用。但是，他重視的是人的什麼作用呢？毛澤東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可見，他重視的只是人手，而不是人口，更不是人腦。人，除了有一雙能勞動能生產的手以外，還有一張口和一個腦袋。人的口有兩大功能，一是吃飯，二是講話。人的腦有一大功能，就是思想。人之異於禽獸者，就是能夠思想，並且能夠通過口講、手寫，把思想表達出來。只有解放了人的腦袋，解放了表達思想的口和手，人們才能創造性地出主意、發議論，創造性地進行生產和工作，創造性地進行科學研究和文學藝術創作。如果給人的腦袋戴上緊箍咒，給人的嘴巴貼上封條，給人的手腳戴上鐐銬，那是不可能發揮人的積極作用的。　　所以，我們說尊重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不是只講人手論，而是要講人口論、人腦論、人身論。要保障人身的生存權、安全權、發展權、醫療保健權。要保障人口的吃飯權和講話權，要保障人手的勞動權、工作權和休息娛樂之權，特別是要保障人腦的思想自由、表達自由、信仰自由。　　現在，人們常說中國國情、中國特色，講得最多的國情和特色，就是人口眾多，居世界第一位。善於體察中國這個最大的國情，善於發揮其積極作用和避免其消極作用，就能促使中國走向民主、富強、繁榮，並為人類作出最大的貢獻。　　除了堅持計劃生育和優生優育以外，首先要把不尊重人改變為尊重人，尊重每一個中國人的個人價值、個人權利、個人尊嚴，徹底解除對人腦、人口、人身的一切不合乎人性、不合乎國際公法、公約和中國憲法的禁錮與摧殘。　　同時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質：要普及義務教育以掃除文盲；普及公民教育以掃除不懂和不會維護公民權利的法盲；普及最必需的科學技術知識以掃除科盲；在三個普及、三個掃除的基礎上，發展衛生保健事業，發展高等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和科學文化事業。現在，國家在教育保健和科學普及、科學研究方面投入太小，不如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且商業化嚴重，不利於占人口大多數的弱勢群體受教育、學科學和接受醫療保健，這是很大的失策。今後，應該爭取把教育、科學和醫療保健方面的國家投入提高到初步發達國家的水平，真正實現「科教興國」的國策。寧可少建一些豪華街道豪華商廈和豪華住宅等「面子工程」，也要把教育、保健和科學技術搞上去，追趕發達國家的水平。　　總之，尊重中國人的價值，爭取和保障中國人在思想、言論、勞動、工作和人身方面的合法權利，全面提高中國人的素質，讓中國人都能手腦並用，手口並用地發揮其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國人口眾多就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生產力，是維護世界和平、保護人類生態和政治、文化生存環境、促進人類共同發展進步的最強大的積極力量。　　三、歷史文物有二重性　　一切歷史資源，都有二重性：既有對後代啟迪、借鑒的作用和經濟、文化價值；又是妨礙後代創新進步的歷史包袱。　　文物古迹自然也有二重性。中國人以擁有萬里長城、秦始皇兵馬俑、明清故宮和300餘座帝王陵墓而引以自豪，因為這些文物古迹，氣勢宏偉，工程浩大，工藝精湛，反映了古代中國人的文化水準；在現代和未來還是旅遊觀光的資源，能夠繼續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歷代統治者剝奪和奴役人民，使人民付出巨大犧牲的見證。魯迅曾經吶喊：「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長城為什麼可詛咒呢？魯迅說：長城「從來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嘗擋得住。」他又說：「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指的是長城對國門的封閉和對中國人精神的禁錮。他告誡後人不要為長城增加新的磚瓦了。中國的奴隸們對萬里長城的情感和權勢者不一樣。他們創造了一個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凄美的故事。清朝有人在山海關孟姜女廟上題寫了一付對聯，上聯是「萬里長城築怨」，「築怨」二字，非常精闢，非常深刻！至於秦始皇陵墓及其兵馬俑，那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羸政和他的兒子秦二世胡亥，用嚴刑峻法驅趕70萬「刑徒」，做了十幾年慘絕人寰的苦役修建起來的，據說在秦始皇下葬以後，還有三萬多名妃嬪宮女和知道墓道秘密的工匠被活埋在陵墓之中。　　總之，不論是萬里長城還是北京的明清故宮和南京的石頭城，西安的明城，不論是秦始皇陵、漢武帝陵、武則天陵或是明代的十三陵，這些文物古蹟中都安排過人肉的筵席，都拋灑過幾十萬、幾百萬奴隸們的鮮血和白骨，都飄蕩著幾百年、幾千年屈死的冤魂。　　現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和旅遊出版物只講長城、故宮、帝王陵墓的偉大和輝煌而不講那些文物古蹟中凝結著專制暴君的殘酷和奴隸們的苦難。這不僅愧對魯迅，連正確記載和批判法西斯歷史的德國人和德國政府都不如，豈不悲哉！！　　四、野蠻征服文明　　歷史並不像庸俗進化論者的推理———直線前進，而是有進化、有退化、有返復的。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有許多次是以野蠻征服文明。第一次，就是秦始皇橫掃六國，統一中國。　　在戰國末年，統一中國是必然趨勢，問題是由誰來統一中國。就當時文化的先進性來說，齊國和楚國有多元文化的態勢：儒、道、墨、名和溫和的法家乃至縱橫家、陰陽家，都有它們活動的空間，繼續進行百家爭鳴。齊國設稷下學宮，聚集各個學派講學、爭辯，異見選出，富有創造性和包容性。楚文化有自由精神，而且浪漫、華美，富有想像力。只有秦國實行法家一家的政治專制和文化專制。法家以耕戰立國，壓抑工商業和文化事業；鉗制思想，以吏為師，除了政府法令和耕戰、醫藥知識，沒有其他學問；以嚴刑峻法統治人民、獨創了籍沒、連坐、鑿顛（用金屬鑿腦殼）、抽筋、車裂（五馬分屍）、鼎烹（下油鍋）、磔（千刀萬剮）、滅三族等慘絕人寰的刑罰。總之，秦文化在當時是最為慘酷的反人道的文化。可是，秦國卻依靠都江堰和鄭國渠建成後關中和川西糧食產量成倍增長的經濟實力，和當時最鋒利的武器（如秦俑坑出現的鍍鉻的箭鏃），加上以人頭計功封賞的軍功令調動起來的殺人狂，離間六國各個擊退的「合縱之術」，用數十萬虎狼之師橫掃六國，以野蠻戰勝了齊、楚的文明。假如不是秦國，而是像屈原設計的齊楚聯盟統一了中國，中國的專制主義、奴隸主義、蒙昧主義，也許不會像秦漢以後二千餘年那樣嚴重呢？　　到了晉朝，沒有文化的游牧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又以強大的騎兵征服了農業文明相當發達的西晉，長期佔領了北中國，而且使偏安於江南的東晉和宋、齊、梁、陳處於弱勢。北宋以後，文化落後的遼、金、元、清又先後征服了文化先進的北宋、南宋和明朝，一再地實現了野蠻征服文明。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野蠻征服文明的現象？這是由於：在古代，政權的興替，決定於軍事力量的強弱；而落後民族，由於其生存環境的惡劣，「窮則思變」，改變生存環境的慾望能夠刺激他們侵略文明地區的蠻勇和鋌而走險的精神。　　由此看來，經濟發展和文明程度的地區差異、民族差異和階層差異，都是對社會安定和文明發展的威脅。努力實現地區、民族、階層之間經濟、文化發展的相對平衡，盡量縮小它們之間的差距，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任務。更為重要的是：要反對和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革命、暴力專政、暴力侵略，堅決制止國家和非國家的暴力恐怖活動傷害人類，破壞文明的事件。　　五、鄭和與哥侖布 康熙與彼得大帝　　明年（2005年）是世界上第一個遠洋航海家鄭和首次下西洋的600周年，國內外都有一批人現在就在宣揚鄭和的豐功偉績，估計調子是會越唱越高的。　　至於宣揚和美化清朝皇帝、太后的清宮影視劇和歷史小說經久不衰，尤其是對康熙皇帝推崇備至，把他和唐太宗看作中國歷史上最英明的皇帝。　　帶領世界上第一個最強大的船隊七次遠航的鄭和，當然值得我們給以高度的崇敬。對中國的發展起過積極作用的康熙皇帝也值得我們尊重。但是，把鄭和與同他從事同一事業的哥侖布加以比較，把康熙皇帝和與他同時代的俄國彼得大帝加以比較，我們在崇敬和尊重的同時，就不能不表示極大的惋惜！　　先說鄭和與哥侖布。鄭和當年擁有的條件和實力遠比哥侖布優越十倍，可是，他取得的成果卻遠不如哥侖布。　　第一，鄭和早於哥侖布。　　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在1405年，哥侖布第一次西航在1492年，鄭和早87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在1433年，哥侖布第四次西航在1502年，鄭和早64年。　　第二，鄭和所處的明成祖朱棣執政時期，中國人口約有七八千萬，統一了現代中國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全部版圖，還是朝鮮、安南、緬甸等國的宗主國。而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人口不過百萬左右的小國。　　第三，鄭和所率領的船隊，在船隻數量、質量和船員人數方面，都遠遠超過哥侖布的船隊。　　鄭和第一次、第六次和第七次遠航的規模相當。船隻少則100艘，多則200艘。每艘船，最大者長44丈，寬18丈；中型船長37丈，寬15丈；小船長13丈，寬15丈；桅杆，大者九桅，小者二三桅。艦隊共有將士27500到27800餘人，鄭和為正使，掛元師印，副使掛副元帥印，其下屬有水監、火監、內監，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舍人、戶部郎中、鴻臚寺戶班、陰陽官、醫官、醫士、旅校、勇士、力士、軍力、買辦、通譯、書手等等。鄭和等人在南京繪製的《鄭和航海圖》，標明了航線所經過亞非各國的方位、航道里程，以及航道方向的牽牛星高度與礁石淺灘，途中對船隊經過之地都給以命名，其中外國名300多個，最遠的在東非曼八撒灣，就是現在的肯亞的蒙巴達薩。顯然，這在15世紀是全世界最強大、最先進的艦隊。　　再看哥侖布，他第一次西航，只有三條帆船和1000多名船員。第二次西航，才有17艘帆船。第四次西航，遭遇部下叛亂和暴風雨的襲擊，處於缺衣少食的困難境地。　　可是，哥侖布第一次西航就發現了新世界的土地瓜拉哈尼島；第二次西航就在多米厄加北部海岸建立了新大陸第一個歐洲人的城市伊薩貝拉，並發現了牙買加；第三次西航，發現了特立尼達，並登上南美大陸；第四次西航，發現了提尼克島。這些發現創造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而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收穫僅限於：把中國的政治勢力擴展到東南亞和南亞，使舊港和馬六甲成為藩屬，孟加拉成為盟邦；錫蘭島在中國遙控之下；印度洋上諸海港和東非的忽魯謨斯、木骨刺遣使朝貢。這些都是明朝在政治上的收穫。在經濟上卻是得不償失，得的只是可供皇室享樂的珍寶和特產，失的是「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且萬計。」　　為什麼鄭和下西洋不能獲得哥侖布開闢新大陸的巨大成果呢？恐怕是不同的文化傳統在起作用。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國家，在文藝復興以後，繼承了希臘、羅馬開拓、進取、冒險的精神和商業文明、海洋文明。西歐國家連續派遣達?伽馬、麥哲倫、哥侖布遠航，是為了從海上開拓殖民地和尋找新的通商地區。中國自秦朝以後，就實行重農抑商、重大陸輕海洋的政策，五代十國以後，又喪失了漢唐盛世開拓、進取精神，明成祖朱棣派遣鄭和七次下西洋，一不是為了開疆拓土，二不是為了和海外通商，而是為了宣揚大明朝的聲威，擴大稱臣納貢的範圍，同時搜尋奇珍異寶，供皇家享受。我認為，歷史上中西對外關係的根本區別在於：西方政府是求實利，中國政府是爭虛榮，也就是爭「面子」。所謂爭「面子」，就是只要外國國王、酋長稱臣納貢，承認我是天朝上國，我是王中之王就行了。至於開拓新大陸，我們天朝夠大了，不感興趣；說到通商貿易，我們天朝萬物皆備，只需要一些奇珍異寶；只要外國、外地稱臣納貢，我們可以「賞」給外國人遠遠高於貢品價值的金銀、絲綢、瓷器、茶葉。這也是一種精神勝利法。在這樣一種文化傳統和對外政策的支配下，即使西方有的學者考證出鄭和的船隊到過美洲，也不可能完成發現和開發新大陸的偉大歷史任務。　　再說，清朝的康熙皇帝玄燁和俄羅斯的彼得大帝。　　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1651——1722）是中國歷史上極少數符合儒家「內聖外王」標準的明君。中國歷代君主得到「聖祖」廟號者，恐怕只此一人。中國史學會所編的《中國通史》對玄燁有一段結論式的評價：「康熙帝在位61年，殫精竭慮，勤於政事；用兵臨敵，無所畏懼，定三藩，統一台灣，親臨噶爾丹，進軍西藏，業績可嘉。平日力戒驕奢，節用愛民，不尚虛文，力行實政。在位期間，社會經濟相對發展，文化政策以懷柔為主，提倡程朱理學，兼容西方科技，整理文化遺產，對清代文化影響卓著。」　　彼得大帝一世（1372——1725）是俄國沙皇。他比康熙皇帝遲生21年，遲死3年，大體上是同時代人。他和康熙都是才智超群大有作為的君主。但是，他們的價值取向和治國之道卻大異其趣。康熙是儒化，彼得是歐化。1697年，彼得化名為米海伊洛夫下士，隨同「大使團」到西歐，他用4個月時間在薩爾丹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造船廠學習造船技術；又到英國德特福德皇家海軍船場作工，並參觀工廠、學校、博物院，到英國國會旁聽。回國以後，彼得把迅速趕上西歐發達國家作為奮鬥目標，進行了涉及行政、商業、工業、文化和科學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他創建了各種學校，提倡翻譯西歐各國書籍，創立了俄羅斯科學院，創辦了俄國第一家報紙，改造了陸軍，建立了海軍。他還取消了國家機構中按門第升遷的舊規，代之以按照官員實際表現晉陞的制度。他為俄羅斯近代工業、教育、科學和海軍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康熙皇帝自己懂7種「夷語」，精通西方的數學和天文學、物理學。可是，他卻不能像彼得大帝那樣，發展近代工業，發展科學和教育事業，發展航海事業。這就不能不從文化傳統方面去找原因了。中國以儒學為主體，融合佛、道、法思想的文化傳統太強大了。康熙只能認識到，人口不過100萬的滿人要統治百倍於滿人的漢人，只能「運用綿延2000多年的孔孟儒學。俄羅斯就不同，他們沒有中國這一套壓大嚴整，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容易接受西歐的先進文化。所以，康熙皇帝和同時期的彼得大帝根本不能相比。康熙同創造盛唐文明的唐太宗和唐玄宗也不能相比。唐太宗和前期的唐玄宗並不是一個只會以儒求治天下的儒君，他們有世界眼光和大國胸懷，兼容國內和國外的各種文化，各種宗教，實行「華夷一體」、對外開放的政策，創造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和最先進的文明。　　六、乾隆非盛世　　近十餘年，一些歷史小說家和影視劇作者把清朝的帝王將相炒作到狂熱的程度，美化到顛倒歷史是非的程度，流毒全國，貽禍子孫後代，急需歷史學家和文藝評論家們出來撥亂返正，正本清源。影視和小說炒作得最多、最厲害的是乾隆皇帝。　　炒作乾隆的人，無非由於他有「十大武功」，而且在乾隆中期經濟發展、國庫充盈，這都是從國家主義立場出發的，如果從人權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在他的「十大武功」中，兩討金川是對國內少數民族小題大做的殘酷鎮壓，征緬甸、征安南是對弱小國家的武裝侵略，只有討平準噶爾和回疆，使新疆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從國家主義、大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說，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是有利的，從人權的角度也難說是好是壞。大興文字獄，絕對是反人權、反文明的罪惡。據統計：清朝從康熙到乾隆三朝共製造「文字獄」160餘起，僅乾隆一朝就製造了130餘起。還有六次下江南，為了個人遊樂，大肆勞民傷財，正像《紅樓夢》中說的「銀子花的淌水似的，甚麼罪過也說不得了。」　　在乾隆晚年，據戶部奏報，全國各州縣的府庫已經空虛，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吏治也越來越壞，乾隆寵幸最隆用事最久的的古今第一大貪官和珅私人財產的一部分就值銀二億二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國家三年的財政收入；全部財產估計有八億兩，相當於國家十餘年的收入。白蓮教教的大起義和海盜的猖獗，就發生在乾隆末世，到嘉慶時期釀成大亂。　　由此可見，乾隆皇帝在他執政初期，一度糾正雍正的暴政，實行了一段「以仁德治天下」的治國方略。乾隆後期，暴政很多，弊政也很多，算不上什麼「乾隆盛世」。　　七、諸葛不足法　　自唐宋以來，中國的文人學士把諸葛亮美化為智慧和道德的化身，士丈夫的完美典型。其實，按照人文主義的標準，諸葛亮的智慧和才能是可取的，道德和事功是不可取的。　　當時，在魏、蜀、吳三國中，蜀漢的國土相當於曹魏的1/3，孫吳的1/2。蜀漢的人口，在劉備稱帝時只有90萬人，相當於曹魏的1/5，孫吳的2/5。而且，蜀漢大部分地區開發的程度遠不如魏和吳。諸葛亮治理蜀漢的主要任務應是發展生產，增殖人口並改善其生活和素質，也就是孔夫子說的「庶之」、「富之」、「教之」，可是，諸葛亮卻把主要力量放在戰爭上面。公元222年，劉備以傾國之兵在夷陵大敗。諸葛亮在大敗以後三年225年就出兵南中，七擒孟獲。226年又率領10萬大軍進駐漢中，伺機出擊。228年3月12日，一年之內兩次北伐。229年三次北伐。231年和234年四次、五次北伐。10年之內打了6次大戰，而蜀軍實力薄弱，而又山高路險，千里運糧，打不起消耗戰，或以無功退兵，或以糧盡退兵。　　諸葛亮為什麼要不自量力地頻繁北伐呢？他在《後出師表》中說：「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讓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量，惟坐而待亡，塾與伐之。」　　從諸葛亮的後出師表中可以看出：他所以連年興師北伐，是為了維護劉漢政權的正統。他明知劉漢大勢已去，是否北伐都無法挽回由偏安到敗亡的殘局。但是，為了作劉漢政權的大忠臣，他不惜大量犧牲人民的生命財產，也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諸葛亮的這種精神，按照正統的君權至上國家至上的道德標準來看，是偉大而崇高的，按照人權至上的人文主義道德標準來看，是愚昧的甚至是有罪的。　　諸葛亮雖然是1800年以前的人，可是，他在現代中國仍然是受到崇拜的。從對諸葛亮的評價中，容易看到舊的歷史觀的荒謬和可悲。所以，我想起了這個人。　　八、中國經濟的4次高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25年高速增長，這當然值得肯定和歡迎，但也不應該自滿。其實，在近代史上，中國經濟已有4次高速增長的時期，但都沒有走上整個社會全面現代化的道路。　　第一次，是1901年到1910年，經過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庚事國難」，慈禧太后被迫實行「新政」。在這十年中，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平均以每年15%的速度成長。財政收入由7000萬——8000萬兩增長到1910年的2億餘兩，增加了2倍。與此同時，廢除了科舉制度，開始建立現代教育制度；進行了法律改革，制訂和頒布了現代性的民法、刑法、公司法、破產法和《著作權章程》。　　第二次，是中華民國建立以後袁世凱及其部屬北洋軍閥掌握全國政權的時期。袁世凱政府制訂了一系列推動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法規。同時實行銀本位制，由中央政府鑄造銀幣，初步統一了幣制，銀行進入新的發展時期，證券交易開始在各地出現。袁世凱死後，繼起的北洋政府，繼續支持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據陳旭麓先生主編的《近代中國八十年》記載：1912—1919年，中國新建工礦企業投資加上原有企業擴建，新增資本一億三四千萬元，超過辛亥革命前50年投資的總和。以紡織業和麵粉業為主的輕工業增長最快。1913年至1912年，紗錠總數增加了2倍多，麵粉產量增加了3倍多。在教育方面，大學和專科畢業學生由1912年的490 人1926年增加到2300人；小學在校學生則由280萬人增加到1922年的660萬人。在思想文化方面，北洋政府尊重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程度，是以前的清朝政府和以後的政府都不能比擬的。新文化運動發生在1915年至1918年，「五四」政治運動取得了勝利。這在以前和以後80餘年都是辦不到的。　　第三次，是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的最初十年（1927—1937）。在這個時期，收回了關稅和海關自治權；實現了幣制統一；廢除了厘金。國民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8%—9%。在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蕭條時期，實現這樣高的成長速度，是難得的。　　以上這三次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都沒有改革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以致整個社會不能實現代化轉型，而且晚清、北洋軍閥、國民黨三個政權自取敗亡。　　由此可見，單靠經濟發展，不能帶動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和轉型，也不能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