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中國佛寺的最初形制

06-18

「中國佛寺的最初形制是以塔為中心的」，似乎在中國古建界、佛教藝術界和相關領域的業餘愛好者中，成為定論和共識。筆者對佛教史、對佛寺和佛塔、對佛像的認識，自認為是比業餘愛好者還要業餘，卻有一種不怕被笑話的初生牛犢般的愣勁，對這一主流定論表示質疑並提出自己的陋見，記錄下來，以期獲得有識之士的批評和幫助。

一、對塔與寺的最初認識

筆者驚嘆於中國古代塔式建築的奇異多姿，由此引發了探尋更多的關於佛塔知識的熱情，筆者積累的認識是：中國的塔，來源於印度的宗教和宗教建築。古印度的「塔」有兩種：一是埋藏佛舍利、佛靈骨等的「窣堵波」，屬於墳冢的性質；二是所謂的「支提」，內無舍利稱作廟。現存最早的印度佛教塔式建築桑奇大塔（圖1），始建於公元前3世紀。

圖1 桑奇大佛塔（印度中文網）

鹿野苑達密克佛塔（圖2），是釋迦牟尼成佛後初轉法輪處，建於公元前3世紀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一說4世紀到6世紀建於笈多王朝。

圖2 鹿野苑達密克塔（馬蜂窩網/山水與共）

也有學者認為，窣堵波與支提均有收藏遺骨的含義，但窣堵波是建築用語，支提系屬宗教用語，兩者在宗教機能方面相同而在構造上卻相左。有人主張支提作為禮拜的對象，屬於建築物的一種，其中包括支提在內。而一般的區分方法則認為，以桑奇大塔為代表的半球體形態的建築為st[pa（窣堵波），以石窟寺院內安置的小塔為Caiyta（支提）。儘管支提與窣堵波在語源上有著種種差異，然而伴隨著大乘佛教的興起，兩者已被視為同一語詞。在古印度「窣堵波」的前後左右，僅有少量、簡單的附屬建築。公元一世紀的東漢時期，隨著古印度佛教傳入我國，古印度的「支提」發展成為我國的石窟寺，而「窣堵波」則發展成為中國古代的塔式建築。在中國古塔的周圍，卻有由殿堂、廊廡、軒、亭等組成的建築群。

圖3湖北襄樊出土的東漢陶塔。（網路圖片）

中國的樓閣（圖3）與印度的「窣堵波」的結合，產生了中國最初的樓閣式塔，文獻記載中國最早期的佛塔，主要是樓閣式的建築。最初，塔在寺的中心。隨著佛殿在佛寺中地位的提高，殿、塔並列，或者將塔放在殿後，以至移於寺外，但古塔始終沒有離開殿堂。這是古印度「窣堵波」與我國宮殿、府第等建築形式相結合的結果。歷史上也有權貴把自己的宮殿、住宅，舍作佛寺，從而促進了古塔與宮殿、府第的結合。

上述認識，左右了筆者的思想多年。筆者信其然，卻不知所以然，因為網上極少有對這些認識的刨根問底。隨著筆者在網上看到更多的關於塔的介紹，特別是看到新浪博客「人生第一樂事無過讀書」的文章《大和路斑鳩巡禮·法隆寺南朝驚艷》（主要是涉及日本古佛寺形制的內容），舉一反三，觸動了筆者好奇心思。

二、問題的提出

「永平求法」之後的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漢明帝敕令在洛陽興建了我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其中就包括了佛塔（據說是中國的第一個塔）。到過洛陽白馬寺的人應當知道以下這個故事。據《釋源大白馬寺齊雲塔靈異記》記載：己巳年二月八日（公元69年），漢明帝劉庄駕臨白馬寺會見騰、蘭二位印度高僧。攝摩騰問：寺之東南是何館室？帝曰：很早以前，那裡忽然湧起一個土阜，高丈余，人們把它剷平，接而復出。其上時放光明，百姓皆以為奇，故稱「聖冢」，自周代以來，經常祭祀，祈求靈驗，然情由未知。攝摩騰道：《全藏》有云：如來滅度百年之後，有阿恕伽王，安放佛舍利於天下，共有八萬四千處，東土中國有十九處，陛下所言「聖冢」，即十九處中之一處。由此，帝便下詔，於「聖冢」之上，依二高僧所傳印度佛塔樣式，建佛塔九層，高五百餘尺，岌若岳峙，號曰：「齊雲」。

這個故事雖經不起佛教常識對其的推敲，卻也透露出了四個基本的信息。一是漢明帝駕臨白馬寺時，寺中並沒有塔（卻有佛經、佛像）；二是建塔是為了特定的紀念（祭祀、舍利藏和經藏）；三是漢明帝敕建的齊雲佛塔，並非處於白馬寺的中心位置（寺之東南）；建塔的緣由，明顯是「窣堵波」產生的印度學說的地道中國版的杜撰。由此，筆者產生了疑惑：中國最初的佛教建築真是塔嗎？中國最初的佛教寺院真是以塔為中心嗎？

三、筆者的陋見

一般以為，佛教傳入中國的基本形式是佛經、佛像和佛塔。有學者指出，已有的考古（壁畫、石畫像和建築遺址）證明，「中國佛寺的最初形制是以塔為中心的」。筆者孤陋寡聞的認為，這種認識或判定，似有管中窺豹之嫌。

筆者以為，一種文化的傳播，首先是它的內容被適度接受，然後才有這種文化在被傳播地區的物化形式的固化，物化形式的固化又進一步推動這種文化在深度和廣度的再擴伸。中國傳統地區信奉的是大乘佛教，而在中國最初流行的大乘佛教，在形式上顯著有別於「小乘」佛教的，並非更專註於佛塔信仰，恰恰相反更專註的是佛經和佛像信仰。筆者妄論，中國自秦、漢起，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隨著董仲舒將儒家思想引入官方意識形態（「獨尊儒術」），中國由此進入了等級更為分明的社會管理形態。中國出現了與世界上其他文明所沒有的特殊的文化現象，即在一個階層流行某一種信仰時，容忍且不排斥其他階層的人信仰不同的信仰（這是華夏文明之所以能夠同化其他文明與文化的最為基礎的基因）。從漢末的地方武裝割據、到兩晉形成的氏族門閥統治、到南北朝時期民族間和氏族間的連年戰爭、到隋唐的重新統一，社會發展需求更為公平、開放和平和的社會環境，在思想領域也需求重新認識宇宙、解釋世界。佛教的引入，以及與道家學說的共存與辯爭，形成了華夏文明的批判哲學的高峰，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政治與經濟的發大展（標誌即是唐玄宗時期的極度文明與富庶）。與這一時期社會發展相對應的，就是佛教信仰雖在漢代傳入漢地，但其爆發性傳播則是在南北朝時期，而成為社會普遍被接受的成熟的宗教信仰則是在唐代。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大的滅佛事件，都是發生在這一時期（普通的寺院容納了大量的僧侶，使其兵員和田間勞動力緊缺，滅佛的直接經濟原因，即是為了釋放社會生產力）。而被湮滅的佛教傳播的對應物，即是以佛經、佛像以及佛寺附屬規模龐大建築物（法、講、律）堂、（僧）舍為主的佛寺，這正是以殿為主形制佛寺的特徵。從而反證了以尊崇佛經和佛像的以佛殿為主的寺院，比以佛塔為主的佛寺來的更為普遍和重要。

再有，在漢畫石、南北朝石窟壁畫以及大雁塔西門楣的石畫像上所反映的佛殿，人們往往僅從建築史的角度來看單體的佛教建築，卻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種規模的有佛、有弟子、有菩薩的佛殿，應是一種特定的佛寺形制，且具有不同於以佛塔為中心的佛寺的特定作用（更適合於大乘佛教教義的傳播，如玄奘及之前的高僧，對佛法、佛經的宣揚和傳播，更便利借用佛殿位主的佛寺形制）。特別是在唐代以前，漢人的識字率不足15%（儘管比其他民族的識字率要高），這尤為顯得重要（唐代中晚期及宋代佛寺建築形成中軸概念，是與佛教逐步偶像化的趨勢是相對應的）。此外，人人皆知的南北朝時期的佛石窟，卻也首先應是被現今的人所忽視的一種佛寺形制（現今人僅認知為石窟）。北傳佛教地區以佛殿和佛石窟為重的佛寺，難以同時安置佛塔（以後出現的佛閣，雖晚於佛殿，但其地位高於佛殿）。佛塔與佛殿形制佛寺的融合，應是伴隨著佛寺建築群落中軸概念的逐步形成而融合的。筆者妄論，從邏輯上推理，古印度佛教在漢代、漢地的傳播，對佛經的信仰一定會早於對佛像的信仰，對佛像的信仰一定會早於對佛塔、佛窟的信仰。而塔的不易毀壞性，使其在以後的歷史長河中成為佛教建築群落的地標性建築物，而逐漸遮掩了其他形制的佛寺。

筆者以為，自東漢始，流行戰國至西漢的高台建築逐漸為居樓、譙樓、市樓、倉樓、望樓和碉樓等木構高樓所替代，建築木構高樓也體現了「仙人好樓居」的精神追求（主要是指居樓，其他形制的高樓，是後來逐漸產生的）。從出土的畫像石可看出，漢代的樓閣，並非居於群落建築（宅院）的為主位置（如將樓閣所處的院落，從群落建築中分割獨立出來，則樓閣就居於該院落的中心位置，出土的大量東漢陶樓就是這種情形的反映），畫像石鏡像反映的是樓閣處於群落建築的偏院。群落建築（宅院）為主的往往是似殿一類的跨間建築（殿，王者居之），漢唐的大型跨間建築，多為偶數開間，與後來的奇數開間不大一樣。至少在漢代，高層樓閣不處於建築群落的中心位置，且尚未形成中軸或中心的建築觀念和格局（與其相一致的，是直至唐代，不僅都城的結構，尚未形成中心與中軸布局，即使是在皇家，雖以殿為重心，卻在宮中布局上，也並不處於地理中心的位置）。

圖4、圖5 漢代畫像石反映的漢代庭院建築群（網路圖片）

據此，筆者揣測，佛寺初期的形制，應有以殿為主的寺、以塔為主的寺、以窟為主的寺和以閣為主的寺等形制的區分。最初的寺以塔為中心的主流說法，一是來源於東漢陶塔的出土；二是史料記載：公元200年前後，漢末有官吏笮融，「大起浮圖，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采」（見《後漢書·陶謙傳》）。三是由於塔的建築形式的特殊性，決定了其更為視覺直觀，更易於藝術表現，也更難以湮滅（包括佛塔建築本身的遺存和遺址的辨認）；四是由於從遺址考古的角度看，有塔的建築群落極易被判定為寺，而以佛殿（閣）為主的建築群落就很難被後來人判定為寺，不要說在漢代，即使是唐代更為普遍存在的「一殿二樓」形制的佛寺（「寺制殿，象王者之居」），於今又有幾人還能提起？

圖6 新疆若羌米蘭佛塔（建於東漢時代）（網路圖片）

再有，關於中國最早的塔是漢代的重樓與古印度的「窣堵波」的結合，筆者妄論未必。圖6新疆若羌米蘭佛塔與圖2 印度鹿野苑達密克塔比較，相似者多多。或許說明，除了中原地區的樓閣式塔和閣亭式塔之外，與之完全不同的「窣堵波」也是中國最早的塔式建築之一，只不過遠在現在的新疆域內，不在正統史書的視野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