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治理與公民社會的落差

06-18

人大教授張鳴來台參訪一個月後，跟我說他去台北市議會看到議員的表現非常失望;但同時他拜訪各個NGO，卻感受到台灣公民社會的活力。

他的準確觀察正是台灣民主20多年來的病徵：人民有了各種民主權利、公民社會團體十分活躍，但是民主治理的質量卻非常差。任何人去看「立法院」審理法案都會對這個民主機構的作用起疑，更不要說去看地方議會。議會的會議過程還只是這個政治場域的最表面一層;議場背後的各種利益掛鉤，政治人物低度的問責性(account-ability)，都是台灣民主體制的重大缺陷。

為什麼台灣民主的發展沒有促成更讓人滿意的民主治理質量?為什麼看似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治理質量之間出現了巨大的落差?

這或許是因為台灣的公民與政客的關係仍然延續著威權時代的遺產。

首先，政治學者指出公民與政客、政黨連結有三種：以個人魅力為基礎的奇理斯瑪型、以特定物質誘因作為基礎的侍從主義型，以及以政策為基礎的綱領型。台灣過去的地方政治是地方派系主導的侍從主義，亦即地方派系用經濟利益來交換選民的政治支持，因此選民不會自我組織起來監督政客或進行公共參與。時至今日，雖然許多地方派系已經式微或者重組，但在許多地方政治中，選民與政客的關係仍然主要是侍從主義的交換關係，很難成為主動的公民。

另一種選民與政黨的連結是基於政治認同。這種強烈認同立場的連結使得公民可能忽視對政治人物在政策上的監督，反之政治人物總是可以透過訴諸強烈認同立場來作為他的政治武器，這就是所謂深藍或深綠的群眾。

但在這兩種選民之外，未必就是特別積極的公民。威權時代下，統治者畏懼民眾政治化、打壓社會的公共領域。民主化至今，雖然台灣社會出現許多活躍的公民團體，但是整個社會仍然缺乏對公共政策的嚴肅討論，大部分選民也漠然於問責政治人物的重要性，所以許多NGO往往只能不斷大聲吶喊，喚起公眾對某些議題的關注。只有到重大事件發生時，人們才在民意調查或偶爾上街頭表現出憤怒。大部分時間他們是選擇幾年一次的通過選票表示意見。

換言之，如果侍從主義下網路的選民、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選民是容易被政治動員的，那麼這兩者外的許多公民，只會是扮演「選民」的角色，而沒有更多公共性。

尤其，原本在公民社會對政治的制衡與問責中，媒體應當扮演最關鍵的角色，去促進公共辯論、監督政治領域。但台灣的媒體，尤其電視媒體，卻不斷自我閹割。他們最喜歡批評候選人只打口水戰炒新聞，卻不端出牛肉，實情是他們自己對牛肉、對公共政策毫無報道興趣。尤其是那些政論性、談話性節目，口水不比政治人物少，頭腦也不比政治人物複雜，卻終日自以為代表民意在電視上亂砍。媒體的八卦化、瑣碎化、膚淺化，使得他們和政客一樣被視為最不被民眾信任和尊敬的。

這是台灣民主的異化：從威權體制下的被統治者好不容易成為了主體制下的公民，但作為公民的主要內涵卻只是作為定期出現的「選民」，而自我削弱了民主最重要內涵的公共生活。

人們把權力交給了政客，讓他們把政治領域建造為一座巨大的、隱形的利益競技場，在其中上演著各種利益交換的把戲。我們大多數人只是自願站在場外，等待時間到了再決定下一場看什麼。問題是我們甚至不是好的觀眾，因為這個劇院太多朦朧外衣、太多隱蔽角落，讓我們連戲都看不清。

作為每一個台灣公民，都必須重新佔領這個公共劇場、重構台灣的政治領域與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