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最不講民主的其實倒是知識分子群體

許紀霖：最不講民主的其實倒是知識分子群體2010年11月16日 10:26:40 南方都市報

[摘要]誰都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偏偏不願在自己的職權範圍裡面落實民主。最不講民主的其實倒是知識分子群體。大學缺乏民主，院係缺乏民主，連知識分子的各種學會、行業協會，有幾個是民主選舉産生的？

核心提示： 我曾經説過：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但我可以改變我的課堂。因為我的課堂我做主。假如我的同時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權的範圍之內，改變一點點，十年、幾十年之後，可能整個社會，就會有一些根子上的變化。如今的問題大家都在埋怨社會、埋怨政府、埋怨別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夠做什麼？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為。比如民主，誰都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偏偏不願在自己的職權範圍裡面落實民主。最不講民主的其實倒是知識分子群體。大學缺乏民主，院係缺乏民主，連知識分子的各種學會、行業協會，有幾個是民主選舉産生的？整個都是體制裡面那一套。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報》2010年11月12日第RB14版，作者：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著有《另一種啟蒙》、《中國知識分子十論》等。），原題：《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

我將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劃為六代人，以1949年為中點，前三代暫且不提，後三代以「「文革」」為中心，分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後一代。其中最受矚目的是「文革」一代，這一代有各種説法，老三屆、紅衛兵、知青、新三級等等。他們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響應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成為知青，「文革」之後其中的佼佼者通過高考進入大學，基本集中在77、78、79這三級，畢業之後成為各個領域的精英，今天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領域，都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我是「文革」恢復高考後第一批入學的77級大學生，同學裡面大部分是老三屆，他們塑造了我們那屆學生的主流風格。我當年只有20歲出頭，屬於紅小兵一代，在77級裡面是年齡最小的之一，比較邊緣。由於身在廬山，又處於邊緣，有些問題反而可以看得比較透徹。

我們這代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當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幾個共同的性格特徵：第一，有信念，是執著的理想主義者。這個理想一開始是毛澤東締造的共産主義紅色理想，到80年代轉化為實現中國的富強與現代化。這些理想是他們的生命所在，是支撐他們奮鬥的核心因素。第二，紅衛兵精神，質疑權威，敢説敢幹，有造反的傳統。第三，靈活嬗變。這代人經歷過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過上山下鄉，社會閱歷非常豐富。既是理想主義者，又是現實主義者。在某種狀況下，也會成為機會主義者，善變、識時務，跟著時代潮流走。這與理想主義既矛盾，又形成某種互補。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條式的（十七年一代有這種傾向），為了實現理想可以動用各種手段，最後手段代替了目標。這代人即使做學問，真正的興趣也不在學問上，而是為了救國救世，學問只是一個工具。他們是問題中人，並非學問中人。這與五四一代知識分子非常相像，但開風氣不為師。第四，有強烈的使命感。毛主席當年説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於是紅衛兵一代人思考的問題都很大，從中國到世界，都是宏大問題。有拯救世人的決心和野心。

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大學有一種特殊的氛圍。要了解這代知識分子，就要從了解當時的大學氛圍開始。當時校園政治非常活躍。思想解放運動的各個波段，在大學裡面都有直接的反映，大家都非常關心國家大事，誰談個人前途誰庸俗。1980年競選區人民代表，當時從北大到全國各個大學，都是一件大事，民主選舉，激烈競選，大家都將它看做是中國民主的政治預演，許多學生都站出來競選，發表競選演講，因此還出了一些風雲人物。我們這代人很講政治，無論做什麼，政治敏感性都很強，這個特點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畢業之後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著大學這三十年一路變化，感到很明顯的一個變化是，當年大學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躍，校園裏充滿政治色彩，但是沒有私人生活的空間。今天是倒過來，大學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間相當狹隘。

我們這代知識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義，「文革」之後革命的理想迅速幻滅，但新的理想又出現了，變為個人的英雄主義理想。我們當時讀的暢銷書都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與舒拉的故事》，還有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普希金、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這本書現在幾乎沒人提，當年卻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因為它塑造的是資産階級革命者，充滿著個人主義的理想精神，這種精神在「文革」之後迅速煥發出來。那個時候的個人主義與今天不一樣，今天流行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而當年的個人主義充滿著英雄氣概，「小我」的意義最後要通過「大我」做出貢獻而得以實現。八十年代的啟蒙實踐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展開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紅的「走向未來」叢書，兩位主編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寫的文章，今天讀來充滿了理想主義的精神，他們的《公開的情書》哪怕是私人的愛情生活，都與國家與人類的宏大目標緊密相關。這種理想主義來自毛澤東時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內涵發生了變化，但理想主義的內在結構卻是一脈相承的。

理想主義精神在八十年代末期遭受到挫折，挫折之後，一部分人下海經商，但許多人還是選擇堅守。但從中發展出一種「後理想主義」。在理想與現實中遭受挫敗之後，人們普遍有一種幻滅感，讓人感到理想是虛無的。怎麼辦？他們不願認同王朔的痞子邏輯，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誰。這代人整個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是生命的價值所在，沒有了崇高，人生就沒有意義了。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虛妄性。在崇高與虛妄之間，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掙扎。就是在這種困境之中，發展出一種「後理想主義」，這種「後理想主義」精神在作家史鐵生那裏表現得最為明顯。目的是荒謬的，結果也是未知的，行動還有什麼意義呢？「後理想主義」與傳統的理想主義不同，不再在乎結果，而是注重過程。行動的意義不再是追求實質性的結果，只是自己戰勝命運的精神象徵。這像加繆所説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義不在於最後是否實現了目標，而是以一種知其不可為之的精神戰勝了自己的命運。

確切地説，到80年代後期，市場化就以商品經濟的形式出現，知識分子內部已經開始分化。最大的轉折出現在1992年，發生了整個社會世俗化的大轉型，人們的心態都變了，變得現實很多，理想主義開始衰落。社會發生急遽的變化。90年代的分化是買不買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買不買房。通過股票和房産兩波原始積累，原來都在同一個水準的一代人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層，不僅是資産，更重要的是心態的變化。

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很有社會經驗，「文革」時期是紅衛兵，下鄉受到挫折之後想辦法參軍、回城，恢復高考之後立馬考進大學，然後是抓住一次又一次晉陞和發財的機會。很會抓機會，非常有功利心，雖然有理想，關懷宏大，但在實現目標的過程當中非常實在，充滿了機會主義式的權變。只要目的是神聖的，採取什麼手段都不重要。中國政法大學的應星先生今年發表過一篇對這代人的批評文章，標題就很刺激：《且看今日學界「新父」之朽敗》，歷數如今在學界已經成為長輩的「新三級」一代學者的種種劣行：從鑽營投機到抄襲剽竊，完全喪失了領軍人物應有的道德感和學術分量，雖然年近六十，卻德不高望不重。應星這些後「文革」一代人在90年代成長的過程中可能對「新三代」有過敬仰，至少是趕超的對象，如今失望之極，自然語詞激烈。

市場經濟是外因，更重要的是缺乏內在的倫理感。這與「新三級」受的教育有關，喝狼奶長大，身上缺乏一種根深蒂固的人文主義和道德倫理感。如今的年青一代有弒父情結，兒子長大成人的標誌，便是殺死父親，但又有向祖父一代回歸的傾向。父親一代的壓迫是直接的，而祖父、曾祖父卻有很大的想像空間。如今的民國知識分子研究熱、閱讀熱，將民國一代人説得花好桃好，雖然有將祖父一代理想化的傾向，但1949年以前受過教育的那代知識分子就是不一樣。我有機會深度接觸過那代知識分子，比如王元化先生，他一直強調陳寅恪先生的那句話：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那是那代人骨子裏的東西。我們這代人雖然也追求自由與獨立，但總是有比自由獨立更高、更神聖的東西，一旦集體和國家的目標與自由發生衝突，就會犧牲個人的獨立性。

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有父與子兩代人，父親一代是貴族知識分子，有內涵而沒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動猶豫；兒子一代是平民知識分子，有力量而沒有內涵，堅信與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當代中國兩代知識分似乎剛好倒過來，「文革」一代人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輕信而行動力強；而90年代之後的年青一代，因為在虛無主義環境中生長，經常懷疑行動的功效與意義，成為遊移不定的「多餘的人」。我們這代人的毛病在於虛偽，那是一種「真誠的虛偽」。有一個很出名的老三屆知識分子，90年代股票熱的時候，決定也要擠入俗流去炒股票。俗就俗了，換成下一代人，會大聲張揚，覺得很正常。但這代人不行，非要為自己找到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於是這位知識界名流對朋友説：「為了籌集革命經費，我們一起籌資炒股票吧！」你説他虛偽，他還真信這個，儘管這種信的裡面有虛假的成分，自我安慰，自我正當化。為了崇高可以做一些俗事，只要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再凡俗也就在所不惜了。

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於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好時代而已。這十年留給我們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紀之交，當十七年一代人逐漸退休時，我們這一代就開始在各個領域全面接班，成為最資深的領軍人物。這不是我們這代人爐火純青，有了這個實力，而只是時代的陰差陽錯。但這代人自我感覺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襲、腐敗的醜行，第一個反應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辯護，一口咬定一點問題都沒有！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觀念的啟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沒有留下道德遺産，很少像民國那代知識分子那樣有德高望重之譽。

早在十年前的1999年，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年的時候，中國曾經有一次知青熱，曾經在北大荒、大草原、雲南下鄉的知青，後來又考進大學、如今成為超級成功者的一批人，突然發思古之幽情，開始懷念上山下鄉那段歲月，苦難的經歷被染上了玫瑰色。北大荒知青在上海辦一個展覽，展覽的都是「文革」期間留下的青春煥發、戰天鬥地的擺拍照片，一群翻身上位的成功者在那裏大談青春不悔。現場就有同樣從北大荒回來的、如今已經下崗的同齡人，尖銳地責問他們：你們當然是成功者，可以青春不悔，但你是否知道我們大多數知青都被耽誤了青春，如今下崗待業，成為困難戶、低保戶？當知青一代中的極少數成功者彈冠相慶，一切苦難最終成為溫存的回憶，他們完全忘記了更多的被時代殘酷淘汰了的難友。他們缺乏對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虛驕，覺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文革」一代人的代表。事實上，少數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數同代人犧牲的基礎上的。我參加的77級高考，100個考生裡面只有不到5個人錄取，淘汰率最高，空前的殘酷，我們真的是極少數被命運特別關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的是感恩和謙卑，而不是自傲和虛妄。

我們這代人畢竟受過啟蒙思潮的影響，民主的觀念根深蒂固。畢竟不是在90年代後的世俗化環境下生長起來，大部分人不特別愛錢，雖然有些人愛權勢。我們這代人不大懂得生活的享受，因為他們年輕的時候，世俗生活是被壓抑的，也沒有覺得物質生活有多大的快樂。他們的追求是集體性、國家至上的，這就潛伏著變革的動力。特別是當我們這代人即將退休，前途已定，無所牽掛的時候，可能會做點有益的事情。我很希望我們這代人在退下來之前，都能做一兩件對得起我們時代的善事，能做多少算多少，那大概是對時代、對人民的最大的感恩。愛權不要緊，要緊的是掌權之後，是否為國家和百姓做好事。可惜的是，那些當官的同時代人，在位的時候屁股決定腦袋，慎言慎行。從位子上退下來之後，倒是慷慨激昂，體制的毛病比誰都看得清楚。

我曾經説過：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但我可以改變我的課堂。因為我的課堂我做主。假如我的同時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權的範圍之內，改變一點點，十年、幾十年之後，可能整個社會，就會有一些根子上的變化。如今的問題大家都在埋怨社會、埋怨政府、埋怨別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夠做什麼？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為。比如民主，誰都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偏偏不願在自己的職權範圍裡面落實民主。最不講民主的其實倒是知識分子群體。大學缺乏民主，院係缺乏民主，連知識分子的各種學會、行業協會，有幾個是民主選舉産生的？整個都是體制裡面那一套。

這代知識分子的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仍然在現實中書寫著自己的驕傲或恥辱。新三級知識分子開闢了何種精神傳統？將給後人留下什麼樣的歷史遺産？在人生進入收官階段的我們這代人，或許都應該忙裏偷閒，靜下心來想一想。歷史將會濃墨重彩地為我們記上一筆：或者是光榮與夢想，或者是恥辱與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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