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盛衰興亡、國家分合交替之謎新解

摘要：地主階級屬於被統治者，地主階級參加的起義叫做「社會起義」，只有貧苦農民參加的起義稱為「貧民起義」。中國歷史循環的特點是，分裂割據經兼并戰爭建立短命王朝，短命王朝激發「社會起義」形成長壽王朝，長壽王朝發生「貧民起義」導致分裂割據。王莽代漢和清軍入關造成兩次重大例外，在本該出現分裂時卻出現了東漢和清朝兩個大王朝。西方的擴張為中國社會摻入了全新的變數，也使中國永遠擺脫了周而復始的歷史循環。

關鍵詞： 短命王朝 長壽王朝 社會起義；貧民起義；國家統一； 分裂割據

《三國演義》開篇第一句就說，「話說 天下大勢，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從春秋戰國到鴉片戰爭，中國共經歷了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統一，這就是戰國分裂到秦漢統一，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統一，五代十國宋金遼的分裂到元明清的統一。中國王朝盛衰興亡和國家分合交替的特點是十分明顯的。 傳統的階級鬥爭範式在解釋歷史何以出現這些特點時顯得無能為力。認識中國歷史，需要在方法論上有所創新。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為我們創立了用經濟學原理闡明歷史過程的方法。下面我們應用經濟學原理，構建出「公共產品範式」，對中國歷史循環的特點給予解釋。

一、公共產品理論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象國防、交通、立法等一些不通過市場交換，而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勞務 ，這些商品和勞務也具有生產成本。公共產品具有技術上或經濟上的非排他性。例如，人們不可能把國家內那些不願意為「國防」出資的居民排除在「消費」者之外，這就是技術上的非排他性；又如，修築一條封閉的高速公路，可以很容易地排除不出資金者對它使用，但是修築一條鄉間土路，要「排除」不出資者對它使用，就必須增加設施和僱用人員看管，在經濟上顯然很不合算，這就是經濟上的非排他性。公共產品還具有非競爭性，即無論增加多少消費者，都不會減少其他人的消費，例如對村莊的防衛，不會因別人增加了安全而使自己的安全減少。 公共產品的這些特徵，使得它們一旦生產出來，人們便不可能不享受。由於不出資者也能受益，所以人們都想讓他人為村莊防衛和修築道路出資出力而自己卻坐享其成。為要克服這種「白搭車」的刺激，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確立政府權威並向一切受益者徵稅。 因此，在任何社會中，政府都是必需的。我們可以把政府看成是向其居民提供「保護和公正」等公共產品，而以稅收 作為報酬的組織。 從無法考證的年代起，中國就形成了以糧食為主要消費品單一種植結構。糧食的特點是生長期長而收穫期短，農民必須把糧食儲存起來陸續消費，這一情況為盜匪偷盜和搶劫提供了可能。定居農業生活使人們有兩種方法獲得產品，一種是自己生產，再一種就是偷搶。為對付他人偷搶，農民就需要為防衛投資。但是農戶和村莊顯然無力對付大規模的搶劫，這就必須有人在大範圍內提供「保護」；農戶之間發生糾紛也需要有人處理，也就是需要有人提供「公正」。如果沒有人提供保護和公正這些最基本的公共產品，任何社會都不能正常維持。從「公共產品」的角度看，不論是全國大一統王朝還是分裂時期的割據政權，其政治經濟功能都是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二、「分久必合」原理 全國範圍內統一政權的產生，可以用經濟學上的規模經濟效益原理給予解釋。公共產品的提供具有規模經濟效益。就邊境防衛來說，所需要的費用（保護成本）大致與該地域的周長成正比，而收益則與地域面積（實際上是對應的人口）成正比。從簡單的數學原理可以知道，面積擴大100倍，周長才擴大10倍。簡單地說，隨著統治地域的擴大，收益成比例增加而費用卻增加無幾。如果能將這一純收益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適當分配，將對雙方都有利。這一原理促使統治者力圖擴大統治範圍，而被統治者則都擁護建立統一的國家，於是在戰國之後形成了統一的國家政權。過去人們過分強調形成統一國家必須有統一的全國市場為基礎，實在是自縛手腳的見解。如果硬要強調「統一市場」在國家統一中的作用，那麼這種統一市場只能是「公共產品市場」。在長久分裂之後，總能夠由某一政權建立統一王朝，其原因並不是由於各地需要交換基本物質產品，而是由於統一王朝生產的「公共產品」較為便宜。 也許有人會說，既然統一王朝生產「公共產品」的費用較低，那麼為什麼在漢末和唐末的農民起義後會，國家由統一走向分裂，而沒有形成統一政權呢？ 從交易費用原理說，之所以形成分裂割據，肯定是因為當時建立統一政權所需的交易費用太高，沒有人能夠承擔得起（後面詳細探討）。而在分裂割據的長時期內，割據政權也都在各地建立了提供「公共產品」的各級組織，在此基礎上通過兼并戰爭建立統一王朝時，只是從上層推翻了割據政權，可以直接接收其下的各級統治機構，所以所需總費用已不太高，那些所轄地域資源豐富、條件優越、人口較多、力量較強（主要是軍事力量較強）的政權，這時候往往能夠通過兼并戰爭獲得統一。中國三次大分裂（春秋戰國、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宋金遼）走向統一，走的都是這樣一條路。歷史學家范文瀾早就認識到，地方政權實現的局部統一，也為全國統一政權的建立打下了基礎。歷史上之所以出現「分久必合」的趨勢，基本原理就是如此。

三、「社會起義」和「貧民起義」 按照公共產品理論，我們可以把社會成員大致劃分為公共產品的「生產者」（即統治者）和「消費者」（即被統治者）兩大類。那些政治上沒有特權，經濟上必須向國家繳納賦稅的人，都應當屬於被統治者。中國歷史上大部分地主階級成員，實際上既要向國家交稅，又沒有什麼政治特權。因此，與傳統觀點相反，我們把地主階級劃歸被統治者。按照這樣的劃分，被統治者就包括被剝削者僱農佃農、自食其力的自耕農民和剝削者地主階級三個層次，其中自耕農民占絕大多數。 客觀地說，地主階級具有兩面性。作為剝削者，他與受其剝削的僱農、佃農相對立；作為被統治者，他與統治者也有對立的一面，當統治政策和措施嚴重侵害他們的利益時，他們也會參加反對統治秩序的鬥爭。 早已有人發現，朱元璋參加的反元起義與李自成領導的反明起義，起義基礎、發展過程和最終結局都有很大不同。所以，我們有必要對傳統的農民起義予以分類。 歷史上全國規模的大起義共有八次，依次是秦末大起義、綠林赤眉大起義、黃巾大起義、反隋大起義、黃巢大起義、元末大起義、李自成大起義和太平天國大起義，其中秦末大起義、綠林赤眉大起義、反隋大起義和元末大起義的參加者不僅有貧苦農民，而且還有廣大地主階級成員。我們把包括地主階級在內的全體被統治者參加的起義稱為「社會起義」。而黃巾大起義、黃巢大起義、李自成大起義和太平天國大起義的參加者，卻幾乎都是被生活所迫的貧苦農民。我們把只有貧苦農民參加的起義叫做「貧民起義」。這樣，全國規模的「社會起義」 和「貧民起義」都有四次，它們對王朝的盛衰興亡和國家的分合交替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歷史循環的特點 有人把歷代王朝的壽命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西漢、東漢、唐、明、清這五個延續了二百多年的「長壽王朝」，都是農民大起義後建立的。而由兼并戰爭或內部篡位建立的王朝（兼并王朝或篡位王朝）秦、新莽、隋、元等壽命都較短（稱為「短命王朝」），其中秦15年、新莽10年、隋38年而亡，元朝雖然延續了九十年，但比起幾個長壽王朝卻短得多。我們發現，推翻短命王朝的起義都是「社會起義」，而長壽王朝後期發生的起義卻總是「貧民起義」。如果暫不考慮王莽代漢和清軍入關造成的兩次重大例外，中國歷史循環的特點可以大致歸納如下： 1、分裂割據由兼并戰爭獲得統一（分久必合）； 2、兼并王朝很快發生「社會起義」建立大一統的長壽王朝； 3、長壽王朝後期發生「貧民起義」導致分裂割據（合久必分）。

前面已經分析了在長期分裂割據後由兼并戰爭實現統一的原理（分久必合），下面探討另外兩個歷史階段的形成原理。

五、兼并王朝何以都激起「社會起義」短命而亡 兼并王朝都無一例外地引發了「社會起義」短命而亡，決不是偶然的，我們應當從社會生活的一般條件中尋找其必然原因。 根據公共產品理論，割據政權的職能也是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並取得稅收。兼并王朝消滅地方政權統一以後，同樣要向居民收取提供公共產品的報酬，所以不但不會免除被統一地區居民的賦稅，往往還會加重他們的負擔。從經濟上看，兼并王朝很難為被統一地區的居民帶來什麼實際利益，於是就會受到人民或強或弱的抵制；從政治上看，地方王朝的各級統治者不甘心失去其政治地位，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參加推翻兼并王朝的鬥爭；從意識形態上看，地方王朝經過長期統治也在百姓中形成了「正統」觀念，由兼并戰爭建立的統一王朝把新的「真龍天子」強加給被兼并地區，那裡的百姓很難接受這一外來的「正統皇帝」，他們很容易對兼并王朝懷有抵觸情緒。 更為基礎的原因是，在割據時期，各地人口已大大增長，到統一王朝建立時，全國人口已經飽和或接近飽和，人口飽和引起的勞動報酬遞減必然使農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有人會把不滿情緒集中於兼并王朝。這時，偶然事件就會成為起義的「導火線」，例如大雨使人耽誤了戍守日期導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引發了全國大起義。起義一旦爆發，大部分貧苦農民都會擁護和參加起義，對兼并王朝不滿的各階層也都會參加到起義中來。所以，推翻兼并王朝的起義必然是「人民起義」。在各階層人民的共同打擊下，兼并王朝必然很快被推翻，成為歷史上的短命王朝，秦、隋的結局都是如此。 有必要對秦代的人口狀況作出說明。根據現有資料，秦代人口約兩千萬，所以大部分人認為那時人口不可能飽和。我們卻有不同的看法。雖說秦代管轄地域較小，不會像此後的朝代一樣人口達五六千萬，但也不會只有約兩千萬。早在商鞅變法時代，關中已經人多地少，土地成為稀缺資源，所以出現不少地界糾紛，於是秦律規定移動地界（盜徙封）要判兩年徒刑；李悝任魏相時對魏國農戶的情況做了記載，那時自耕農已經入不敷出，證明中原地區早已人多地少。戰國時期各國的兼并戰爭對人口的毀滅作用並不大，所以秦統一時全國大部分地區人口已經飽和，所以才會發生一呼百應的全國起義。從反面來說，如果不是人口飽和出現嚴重的馬爾薩斯抑制，則很難理解劉邦建西漢時何以出現「自天子不能具純駟」的破敗景象。 過去普遍認為，秦和隋都是由「暴政」導致了滅亡，這一認識其實是比較膚淺的，它忽略了兼并王朝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人口等多方面不穩固的基礎性原因。另外，從經濟人理性選擇原理來看，這兩個王朝選擇「暴政」，恐怕應當歸結為王朝面臨的特定約束條件。在這一約束條件下，他們不可能選擇「仁政」。退一步說，即使秦和隋都由劉備那樣「愛民如子」的帝王來統治，它也不可能象農民大起義之後建立的王朝那樣長久。 從這一觀點看，元朝雖然沒有大起義後建立的五大王朝長壽，但考慮到其由兼并戰爭實現統一的基礎不穩，能夠維持九十多年確實是一個奇蹟。 由內部篡位建立起來的新莽王朝短命而亡，原因則是不言自明的。新莽政權沒有正統性，所以遭到擁護正統王朝（西漢）的廣大地主階級成員的抵制。王莽的改革又不可能解決人口飽和引起的人地矛盾危機，所以當人地矛盾危機引起貧苦農民起義時，必然會擴大演變為全國各階層人們共同參加的「社會起義」，導致「篡位王朝」迅速滅亡，成為又一個短命王朝。

五、長壽王朝與「貧民起義」 與兼并王朝和篡位王朝都激發了「社會起義」短命而亡的情況正好相反，在大起義之後建立的西漢、東漢、唐、明、清五大王朝大都延續了二百多年，並且除了西漢末年還未發生起義就被王莽取代以外，其它四個長壽王朝後期發生的起義都是「貧民起義」（西漢末年例外，後面分析）。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一結果呢？。 我們知道，西漢、東漢、唐、明四個大王朝都是在全國規模的「社會大起義」後建立起來的。那些在「起義」中「打江山」的開國皇帝，都為戰亂的社會建立了各級統治機構，為居民提供了保護和公正等公共產品，因而在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此後繼位的「守江山」的皇帝，維持了公共產品的「簡單再生產」，往往也能夠得到百姓的擁戴。王朝通過開科取士制度吸收地主階級精英參與統治，使地主階級的利益與統治者的利益長期保持一致。王朝長久的統治，也使得「真龍天子」的正統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因此，當長壽王朝後期人口飽和遇到嚴重天災爆發農民起義時，廣大地主階級成員是不會參加起的，所以這種起義必然是「貧民起義」。 由於「貧民起義」幾乎完全由人地矛盾危機所引起，所以參加者的動機大都只是為了生存，於是其矛頭往往並不指向專制王朝，而主要指向地主土豪，這就必然遭到統治者和地主階級的聯合鎮壓。由於「貧民起義」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因而往往被統治者稱為「賊寇」，他們根本無法與統治者和地主階級的聯合力量相比，所以必然歸於失敗。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把李自成起義的失敗歸咎於其領導人驕傲自大、貪污腐化，其實是只看到其淺層次的表面原因。從深層次原因看，「貧民起義」軍與社會其他階層的利益都是對立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建立穩定的統治秩序。中國歷史上「貧民起義」領袖中個人政治成就最大的，要數唐末五代時後梁武帝朱溫了。朱溫最後之所以能夠代唐稱帝，並不是由於他是黃巢的愛將，而是由於他的「叛變」投唐，這一叛變使他獲得了地主階級和地方軍政官僚的擁護，他在混亂的中原地區建立正常統治秩序的努力又獲得了渴望安定生活的老百姓的擁戴。而歷史上真正的貧民起義，無一例外地都歸於失敗。 「貧民起義」必然失敗，還可以用交易費用原理給予解釋。我們知道，任何社會都必須有人為其提供公共產品，這就必須建立各級統治機構。而建立各級統治機構，就要與居民就接受這一機構達成「契約」，這是需要很高交易費用的。農民軍佔領某個地區後，首先查抄和沒收貪官污吏、地主土豪的家財，留下必需的「軍費」後，大都分給窮人以獲得他們的支持。但是富豪的家財歸根到底來源於對老百姓多年勞動價值的搜刮，它們不可能象韭菜一樣割了一茬沒幾天又長出一茬來。所以依靠抄沒富戶錢財籌措「軍費」和發動農民，在任何地方都只能實施一次。但農民軍把富人財產分光用凈以後，也就沒有力量再建立各級統治機構了。即使能夠建立統治機構，要使其正常運轉，也需要經常的維持費用，這一費用歸根到底也只能由廣大農民來承擔，這就需要向農民徵稅，而徵稅就會影響他們對起義軍的態度。為了發動群眾，農民軍提出的口號都是「均田免糧」之類。當然，均田可以做到，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中就實現了這一點。但是長久免糧卻不可能，除非流動作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最後走向垮台。黃巢起義和李自成起義儘管都聲勢浩大，一度佔領京城並登基稱帝，但實際上走的都是這樣一條路。 「社會起義都推翻了專制王朝」，而「貧民起義都歸於失敗」。對於一般讀者來說，理解這一結局的反差也許並不困難。但兩類起義的另一個重大反差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就是「社會起義」之後都形成了大一統王朝，實現了國家統一，而「貧民起義」卻往往導致分裂割據。下面我們對這一結局進行分析 。

五、「人民起義」形成統一王朝 按照歷史學家範文讕的意見，在農民大起義的混亂局面中，如果形成了一個較大的力量中心，就會出現大一統王朝；如果幾股力量彼此爭鬥得筋疲力盡，誰也沒有力量實現統一，國家就會出現分裂割據局面。但是我們想問，在何種情況下會形成較大的力量中心，而在何種情況下又會爭鬥得筋疲力盡。 按照我們對兩類起義的劃分，在「社會大起義」之後，社會總是形成了較大的力量中心，從而完成了國家統一。例如，秦末陳勝、吳廣領導的「人民起義」造就了統一的西漢王朝，劉秀參加的綠林、赤眉「人民起義」造就了統一的東漢王朝，隋末的「人民起義」造就了統一的唐朝，反抗蒙古統治的「人民起義」則造就了大一統的明王朝。 而在「貧民起義」之後，則總是出現各派勢力爭鬥得筋疲力盡，如果沒有「外生變數」的摻入，國家就出現了陷入分裂割據局面。例如漢末「黃巾起義」導致三國兩晉南北朝幾百年的大分裂，唐末「黃巢起義」導致五代宋金遼時期的大分裂，明末「李自成大起義」後又將導致分裂，但分裂前夕被「外部」勢力（滿清）所統一，避免了一次大分裂。清朝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後國家未出現分裂，也是「外生變數」影響的結果（後面分析）。 「社會大起義」後都形成了大一統王朝，其原因是不難搞清的。以秦末大起義為例，當時「無道」的「暴秦」把社會各階層都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全體人民都努力推翻秦的殘暴統治，從推翻專制王朝上說，地主階級和自耕農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當利益一致時，各派力量能夠相互接受，所以社會就容易形成較大的力量中心，使社會秩序較快地得到整合，從而完成國家的統一。 劉邦參加反秦起義時，家庭沒有任何根基。但由於反秦起義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擁護，所以作為起義領袖的劉邦既能夠直接指揮起義的貧苦農民，又能夠利用廣大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力量，對各階層人民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號召力。所以他發展自己的力量，付出的代價並不高。在楚漢戰爭中，他那不可一世的敵手項羽，本身也沒有什麼根基（項羽帶領八千人從東南出發橫掃天下，但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建立根據地），所以楚漢戰爭只進行了四年，劉邦就瓦解和消滅了項羽的勢力，完成了全國統一。 楚漢戰爭的結局，對探討國家分合交替的原因很有價值。弱小的劉邦能夠打敗強大的項羽而獲得勝利，當然有許多具體原因。但從根本上說，他們的力量都來自「社會大起義」，其參加者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所以接受對方或融入對方勢力都不困難，所以劉邦才能夠用計收買項羽的部下（韓信、英布等），瓦解項羽的隊伍，從而形成了統一全國的力量。在「社會大起義」之後社會總能夠形成統一全國的力量中心，其基本原因就是如此。所以反莽起義、反隋起義、反元起義之後都建立了統一王朝。 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貧民大起義」卻總是導致分裂割據。下面我們分析其原因。

六、「自耕農起義」導致分裂割據 我們知道，「自耕農起義」都發生在長壽王朝（大起義後所建王朝）後期，並且都被鎮壓了下去。在專制王朝和地主階級共同鎮壓「自耕農起義」的過程中，全國各地形成了不少軍事集團（地主武裝），它們都極力擴充勢力，力圖重新建立統治秩序。在古代中國社會中，任何力量的基礎都來自農民。而在鎮壓「貧民大起義」的過程中，發展力量的關鍵是利用起義的農民。誰最善於利用起義的農民，誰就能夠取得最大的成就。但從經濟利益上看，這些依靠鎮壓農民起義起家的軍事集團，與起義農民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所以對起義農民沒有任何號召力，他們都不能直接利用起義的農民。他們的力量每發展一步，都要付出很高代價。即使最善於利用農民力量的曹操，也是先把農民起義軍打敗後，才「收其精銳者」，編為自己的隊伍。這一點與劉邦、劉秀直接利用起義農民軍打天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由於必須把農民起義軍打敗後才能重新組織利用，所以這些軍事集團發展艱難，大都成為地方上的割據勢力。曹操打敗青州的黃巾軍以後，得降卒三十萬，將其精銳改編為自己的軍隊，號稱「青州兵」，從此力量大振，成為一大軍事集團。但其發展速度並不快，公元200年官渡之戰打敗袁紹後又經8年，才趁劉表死亡荊州大亂的機會進攻南方。但此時，孫權繼承父兄基業，已經在東南站穩腳跟。曹操幾乎傾其全力指向赤壁，卻不能消滅孫權和劉備，反而一敗塗地，幾乎全軍覆沒，只好帶殘部退回北方。於是中國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 從經濟學上看，在鎮壓「自耕農起義」後中央王朝無力控制各地軍閥，無力在全國範圍內恢復秩序，就是沒有能力為社會提供「保護和公正」等公共產品。在社會的整合期，「保護和公正」潛在的提供者很多，關鍵在於誰有力量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一個有效的組織。在全國範圍內建立這樣的組織，需要很高的交易費用。曹操迎漢獻帝到許都，「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上是盡量利用東漢王朝原有的統治機構，以降低重新建立組織所需要的費用。由於那些依靠鎮壓農民起義起家的軍閥對農民群眾不能一呼百應，所以，他們建立提供公共產品的各級組織（統治機構），比「社會起義」的領袖建立同樣的組織，要付出高得多的代價。他們之中力量最大者，也無力承擔建立全國性組織所需要的交易費用。於是全國就會形成一些出擊無力，但自保有餘的割據地區。建立統一政權所需要的交易費用的巨額差別，是兩類起義後出現「統一王朝」和「分裂割據」不同結局的根本原因。 中國歷史上的「貧民起義」都發生在長壽王朝統治的後期，其結局又往往是國家分裂。從春秋戰國到明清之際，中國共經歷了三次分合交替的循環，於是文學家羅貫中就在《三國演義》中歸納出「合久必分」的特點。

七、兩次例外形成了東漢和清朝兩個大王朝 最後，我們有必要對歷史進程中的幾次例外做一點說明。 中國歷史上兩次重大例外是由王莽代漢和清軍入關引起的。按照一般規律，長壽王朝後期發生的起義都是「貧民起義」，「貧民起義」後出現分裂割據。但是西漢末年還未發生「貧民起義」，就從內部被王莽取代，歷史進程由此發生了重大改變了。 在西漢王朝統治中國的200年中，歷代皇帝並沒有施行暴政，並未激起全國人民的反抗。但後期人口已經嚴重飽和，此時如果出現大面積的災荒，引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西漢王朝必然號召地主階級起來鎮壓起義，這就極有可能出現（實際上是必然出現）象東漢以後那種長久分裂割據的局面。 對中國歷史來說「幸運」的是，天災引發的起義還沒有出現，西漢王朝就被王莽取代。不過，雖然王莽能夠解決社會表層的矛盾和危機，但是根源於人口過剩的人地矛盾危機，實際上是人們無力解決的。王莽代漢不久，天災引發了綠林赤眉大起義，那些在王莽改革中受損的地主階級也乘機起兵反莽。這樣，王莽不僅沒有達到改革的目的，反而把社會各階層的怨恨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從反面促使貧苦農民和地主階級的「利益」趨於一致。王莽代漢成為眾矢之的，客觀上為劉秀建立東漢造成了群眾基礎，結果反莽力量很快匯合成「社會大起義」，最後既推翻了新莽王朝，又避免了國家分裂，使歷史例外地出現了西漢和東漢連續兩個大一統王朝。如果沒有王莽代漢這一偶然事件，當時由天災引發的「貧民起義」就不會吸引廣大地主階級成員參加，那就沒有什麼力量能夠使社會各階層的力量指向同一目標，混亂局面中就難以形成較大的力量中心，在鎮壓貧民起義後國家就陷入四分五裂狀態。因此，正是王莽代漢改變了歷史進程，「造就」了東漢這一大一統王朝。 1644年的清軍入關，也大大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明末發生的李自成、張獻忠起義是典型的由天災引發的「貧民大起義」。按照一般規律，在鎮壓起義後國家總是出現分裂割據局面。但是明朝後期，滿族建立的後金政權在東北崛起，它迫使朱明王朝分兵遏制其向本部的擴張，這就削弱了抵抗農民起義軍的力量，為李自成攻佔京城造成了機會。也許更為重要的是，清軍的勢力使明朝皇室在「貧民起義」攻入北京時沒有迴旋餘地，結果崇禎皇帝被迫自盡於煤山，導致明王朝迅速垮台（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滿清的力量比中國本部的任何勢力都要強大，最後在混亂局面中實現了統一。當然，作為「外來者」，滿清容易遭到本部人民的抵制。但正因為是「外來者」，他們此前也沒有在中國本部樹敵：貧苦農民可以把它看作腐朽王朝的對立面，而明朝的官僚、地主又可以把它看作農民起義的對立面。從實際情況看，廣大人民逐漸接受了這一「保護和公正」的提供者，使中國避免了一次大分裂，歷史又一次例外地出現了兩個大一統王朝相連的現象。 可以設想，假如沒有滿清勢力對明王朝的「夾擊」，那麼崇禎皇帝在李自成即將進入北京時也會象唐玄宗李隆基拋棄京城長安一樣從北京撤出，到外地組織力量繼續與農民軍對抗，那麼明朝就不會直接被「貧民起義」所推翻，國家就會出現漢末或唐末那種分裂混亂的局面……清軍入關使中國本部摻入了一個重要的「外生變數」，從而也大大改變了歷史進程。 滿族在東北的興起，對於滿清發展的進程來說可以說是必然的，但對於中國本部的發展進程來說，卻應當認為是偶然的。站在整個中國歷史的角度來說，滿清統一中國這一事件，就是必然原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清朝太平天國運動（貧民起義）被鎮壓後，國家仍然能夠保持統一，也是外部力量影響的結果：當時鴉片戰爭已經失敗，資本主義列強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吸引了中國「精英」的注意力，那些通過鎮壓「貧民起義」而崛起的地方軍事將領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不得不依靠已經衰落的中央王朝支持他們興辦「洋務」、變法圖強，所以他們不但沒有成為分裂勢力，反而成為清王朝的「中興名臣」。因此，是「外生變數」抑制了中國內部的分立傾向。如果沒有這一外生變數的制約，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清王朝能否控制地方軍事集團，將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對中國社會具有根本意義的是，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客觀上使得中國社會的微觀結構發生了變化，最終導致了100多年後驚天動地的政治巨變。從宏觀上看，是資本主義擴張這一「外生變數」使中國歷史擺脫了王朝盛衰興亡和國家分合交替的周期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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