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律空間中的權力表演——基於行政服務中心的解讀

作者簡介：

韓志明，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公共治理、公共政策、中國政府與政治等研究。

人們或是從創新的視角闡述了行政服務中心的結構特徵、功能創新和運行機制，或者是對其建設和發展中的缺陷和弊病等提出了相關的對策建議等。從目前來看，「已有的研究大多帶有強烈的『非時間性』特徵，是對地方行政服務機構建設實踐抽離了環境、行動者和過程後的靜態解讀。」[1]相關研究「對行政服務中心這種新興服務模式讚美者多，反思不足者少」。也忽略了行政服務中心的「符號化」問題。[2]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也具有嚴重的「非空間性」特徵，研究者關注的是「空間中的生產(production in space)」，但卻忽略了「空間(本身)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忽略了行政服務中心的空間性質，以及在這個特殊空間中的人們的活動及其互動關係。

一、一種形式新穎的社會空間

行政服務中心是當代中國行政改革實踐長期孕育而生成的新事物，有「政務大廳」、「辦事大廳」、「市民中心」、「政務超市」、「便民服務中心」、「行政審批中心」等不同的稱謂。總的來說，行政服務中心就是泛指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設立的具有「一站式」服務特徵的綜合性公共服務平台。其中，政府或者是其職能部門(比如稅務部門或工商管理部門等)作為組織者，把隸屬於不同機構或部門的審批或許可等職能，從原有的辦公場所中剝離並遷移出來，整合歸併到一個新的地點，進行公開和集約化的辦理。

根據行政服務中心的建構邏輯，各種具有相同性質或特徵的業務在縱向上仍然隸屬於原有的政府部門，但其辦公地點和場所卻與其所屬政府部門(有限度地)分離開來，形成了所屬政府部門的「飛地」。各個政府部門對行政服務中心的業務仍然具有控制權，「遙控」著行政服務中心的業務。行政服務中心的公務員是各個政府部門分派或任命的，他們離開了本部門核心的辦公地點，進駐到行政服務中心來，同時也接受行政服務中心(橫向的)領導和管理，在這裡處理屬於本部門職權範圍內的相關事務。

空間是人類活動的場所，為社會互動提供了地點和場景。行政服務中心由政府(部門)投資建設和管理。政府公務員與社會民眾在行政服務中心會合，處理各種涉及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問題。在這裡，對於政府公務員來說，開展工作的主要方式就是同社會民眾打交道。區別於「管理官僚可以在公民缺席的場合下進行工作」，行政服務中心的工作「必須以公民的在場為前提」，要與社會民眾進行零距離的面對面互動。[3]因此，行政服務中心就像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結合部，為政府與公民的互動提供了固定的場所。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國家、政府及其權力很多時候都是抽象而遙遠的概念，而行政服務中心讓這些成為有形、具體而真切的「符號化」存在。

行政服務中心通常位於城市的中心地帶或繁華地段。「行政服務中心的空間分布特徵是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環狀展開」，正好對應於行政區劃的地域分布。[2]一般來說，地址的選擇也會考慮到交通是否便利，管轄區內的民眾是不是能方便地來這裡辦事，因此這些有某種關照和體恤民眾需要和利益的含義。由於「年齡」還比較小，行政服務中心通常擁有新建的大樓，其內部裝修和設備也都比較新。這也正符合其「新生事物」的特點，向社會展示出某種積極革新的社會形象。在行政服務中心的樓座上或正門前，矗立、懸掛或張貼著非常醒目的標識，人們很遠就可以看到它。

進入行政服務中心，裡面窗明几淨，溫度適宜，聲音嘈雜，還有叫號的廣播聲不時響起。人們進進出出，來往穿梭，或者走向不同的辦事窗口，或者找個空位坐下來。其中有諮詢服務台，有專門人員給辦事者提供諮詢服務；有紙質的或電子的導航圖或流程圖、公告欄或告示欄等，列出基本的業務流程、相關要求和注意事項等；公告欄或告示欄里張貼著工作人員的照片、工號和姓名等；有標準化或格式化的文本樣表，以便辦事者照著來填寫；觸摸排隊機，用於取號排隊，也可用於在網路上辦理部分流程；在等候區的報刊架或辦公桌上擺放諸如《辦事指南》、《服務手冊》和表格等材料，供人們閱讀和參考。

根據業務性質的不同，行政服務中心內部進行了分區。分區使各部門及其成員都有各自的「專門位置」。對身體的安排與生產或服務的技術要求相對應，就像工廠中的流水線一樣，保證組織獲得最大的產出，也提供了實施紀律的基礎。[4]為了讓功能分區一目了然，或者在對應的檯面上放置部門的銘牌，或者是在其上方依次張貼或懸掛不同業務的名稱，或者是在電子顯示屏上標出各部門或業務的位置。部門如公安、稅務、工商、交通、民政等，業務如繳費、複核、打表、拍照、領證等。通常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的政府部門都設置了自己的窗口，以辦理審批、登記、稅費和證照等業務。

要順利地進行辦公，還需要將公民與公務員區分開來，將他們各自限定在某個明確的位置上，並使雙方的交流和互動按照嚴格的流程來進行。而這主要是由辦事的櫃檯來實現的。櫃檯大多是一道一米多高的磚牆，兩側貼上淺色的瓷磚，上面鋪上深色的大理石桌面。公務員坐在櫃檯的裡面，由各種圍擋給隔離出一個大小不一的辦公間，上面放置有電腦、印表機、掃描儀和文件櫃等。櫃檯的另一側對應放著一張簡易的凳子，辦事的公民就依次坐在這裡。通常，汽車站或火車站的售票口以及銀行的櫃檯等都安裝了玻璃的或不鏽鋼的柵欄，留下一個很小的孔道供服務人員和辦事者接觸，但行政服務中心取消了這些生硬的隔離物，避免了由此而產生的隔膜感和排斥感。

隨著行政服務中心業務的擴張，業務窗口越來越分化，來辦事的人也越來越多。這就順理成章地提出了維持現場秩序的需要，其核心是對人的安排和管理，主要做法就是區分出等候區和工作區，將正在辦事的人與其他等候者隔離開來，並且利用警戒帶等辦法讓人們排隊等候。為此，行政服務中心設置了一塊很大的等候區，以安置等候辦事的人群。如果讓進來的人一直站著排隊，也會讓人們辛苦和疲憊，進而導致不滿或抱怨。通常，等候區擺放了很多連排的塑料或鋼質的座椅，夠數十上百人就座。一些有條件的地方，在等候區配備了液晶電視，還提供免費的純凈水等。

作為表達性裝置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服務中心使用了大量的標語。典型的如：「為人民服務」、「小事不出窗，一般事不出門」、「辦事面對面，服務心貼心」、「等群眾找我們辦事，不讓辦事群眾等我們」。①作為中國特色的治理手段，「標語是一種官方題寫」，「在本質上是關於權力的題寫。」[5]這些標語或是貼在牆上，顯示在電子屏上，或是做成條幅懸掛在大廳里或大樓前。標語表達了行政服務中心的追求和承諾，傳播了基本的服務規範，帶來了積極而正面的暗示。

二、紀律空間中的人、活動及其情境

公共服務是人對人的服務，人們的活動及其關係是服務過程的核心。在一個有限而規範的空間中互動，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因此不僅服務者是必須要給予關注的，而且接受服務的人也是關注的焦點。從在場的角度看，行政服務中心的活動者主要有三種類型的人：基層公務員、來辦事的公民和工勤人員。

1.提供服務的街頭官僚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其潛台詞似乎是，空間比人更加重要，但「營盤」和「兵」也是相互匹配的。行政服務中心是一個舞台，基層公務員是這個舞台上的「演員」，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照章辦事，按規矩辦事，根據法律法規的「腳本」來提供服務。作為「街頭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cy)，他們處於官僚體制金字塔的底層，主要是科員身份，沒有職務，工資收入不高，以中青年人為主，他們主要是大學專科或本科畢業。在較高級別的行政服務中心，他們通常身穿統一的制服，個人形象也相對較好，能說一口較為標準的普通話，特殊崗位根據需要會有較好的外語水平。

為了讓工作過程「看得見，管得住」，行政服務中心越來越多地採用了現代信息技術，最典型的就是利用「電子眼」對工作過程進行全程監控。對公務員監控的重點是防範各種違規行為的發生，比如遲到、早退、上班時間做與工作不相關的事情(如上網聊天、打遊戲或炒股等)、態度生硬、辦事拖拉、刁難群眾等。這些也有可能受到公民的檢舉或投訴。但技術是中性的，監控是全方位的，指向所有在行政服務中心活動的人，因此監控也可以記錄下公民的尋釁滋事或無理取鬧等，從而避免不必要的糾紛。

與銀行或電信公司等企業一樣，行政服務中心也建立了顧客評議機制，比如發送服務評價簡訊和使用電子「評議器」等，即在業務辦理完畢後，工作人員就提醒「顧客」——公民——就其服務進行評價，並將其作為工作人員績效評價的重要依據。評議器設置了「滿意」、「一般」或「不滿意」等選項，人們根據自己的判斷來選擇相應的按鈕做出評價。同「電子眼」的全程監控一樣，這也是行政服務中現場控制的重要機制。②當然，大多行政服務中心也設置了投訴或監督窗口，將監控機制建立在現場，以隨時處理各種矛盾糾紛。

行政服務中心也利用「不在場」的監控來強化管理，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民眾對服務不滿意，現場表達不滿和要求，要求不在場的較高層級的管理官僚來解決現場的過錯或糾紛等；二是公布申訴、投訴或舉報電話，以便民眾藉助權力監督機構甚至新聞媒體的力量來制約公務員的過程行為。

2.來辦事的社會民眾

行政服務中心裡最多的人無疑是來辦事的民眾，他們人數眾多，職業各不相同，身份也複雜多樣，包括社會的各個階層，甚至是每一個人。比如辦理各種證件——身份證、戶口本、駕駛證或護照等，是每個公民都可能需要的，因此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到行政服務中心去辦事。正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來行政服務中心的，都是需要辦事的人。因此，區別於街頭或廣場中閑逛或漫步的人群，這裡的人們很少有悠閑自得或閑庭信步的姿態，而更多地表現出某種急迫、焦慮和緊張的神情。

有學者指出：「官僚制被視為本質上中產階級擁有的制度，它無力應付所謂的『下層階級』。」[6]就服務對象或顧客群體而言，來行政服務中心辦事的人基本上是普通民眾。對於有權力或有地位的人來說，除非是必須要其本人到場的事務(如辦理結婚證或駕駛證等)，他們總是有辦法不用過來的。特別是對於大多數公共服務，比如養老保險或社會救助等，需要這些的人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人，而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往往則不需要這些服務。

民眾來自社會的各個角落，相互之間素不相識，只是偶然和隨機地同時出現在行政服務中心而已。即便是申請補貼或福利等，他們之間並不存在競爭關係，相互之間既沒有導致衝突的誘因，也幾乎不需要什麼合作。因為任何人得到了來自政府的服務，並不會減少其他人獲得這些服務的機會。人們就像是到超市裡購物一樣，各取所需，互不干擾。也許只有在排著長隊等候「交易」的時候，才因為擁擠而成為彼此的(輕微的)妨礙。在等候區的座椅上，人們不經意地攀談起來，相互請教問題，交流各自的經驗，包括發點牢騷，表達怨言，提供簡單的相互幫助等。

3.少數的工勤人員

行政服務中心裡最不起眼的人是工勤人員。工勤人員並不是行政服務中心的功能性裝置，因為他們並不直接參与公共服務的過程和結果。但如同行政服務中心的電子屏幕或者等候區的座椅一樣，他們也是這個空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一般來說，由於各行政服務中心的規模不同，在大廳服務的工勤人員少則1-2人，多則3-5人，負責保潔、門衛、保安和信件收發等工作。他們保持著拘謹而謙遜的姿態，或者是安靜地站在某個偏僻的角落，或者是在大廳中持續而緩慢地移動，小心地觀察和處理各種情況，比如有人隨地扔下了垃圾、不明白電子屏的操作、不按規定排隊等。他們的年齡大多是四五十歲左右，其中打掃清潔衛生的多以女性為主，負責保安的則多以男性為主。他們是社會的下層人群，對他們來說，在這裡工作就算得上是不錯的美差了。

為了樹立良好的形象，工勤人員上班期間要穿制服。隨著許多行政服務中心通過委託或外包的方式來進行物業管理，負責保潔的人穿的就是所屬物業公司的制服，而保安人員則穿著類似警服的保安制服。典型的職業著裝使他們與公務員和公民區分開來。保持清潔衛生，維持現場秩序等，是需要工勤人員的理由。但除此之外，工勤人員則不屬於行政服務中心。他們維護著空間及其運行，但他們對於這個特殊空間的權力關係及其活動和結果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力，也不能利用和享用其中的東西。

不過，工勤人員的某些活動也關乎公共服務的品質。例如，工勤人員較為熟悉這裡的情況，也積累了某些關於業務工作的知識，比如什麼窗口辦什麼業務，因此能給求助者某些簡單的幫助。工勤人員的言行舉止，或是拾金不昧，助人為樂，或是態度冷漠，是民眾體驗行政服務中心的重要素材，影響著人們對於行政服務中心的感知和評價。

三、行政服務中心的技術與衝突

社會空間是建構起來的，也是需要管理的。通過運用多種管理技術，空間不僅維持其應有的秩序，為公民與政府及其官員的表演提供舞台，也持續地、動態地實現其預設的目標和功能。相關的技術影響了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及其關係，建構並維持著空間的秩序，表達著行政服務中心的立場和取向，但也帶來了許多矛盾和衝突。

1.透明化技術

公開透明是行政服務中心運行的原則和目標，也是行政服務中心空間管理的重要技術。透明化技術包括各種著眼於實現公開和透明的措施、規章和制度，具體包括政府信息公開、辦事員信息公開、辦事流程公開、辦事標準公開、收費標準公開和辦事結果公開等操作性規定。與此相對應，作為管理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各種規章制度也對公民提出廣泛的信息要求——主要是提供各種資格文件或權威證書，以保證管理與服務的精確性和有效性。透明化使互動雙方建立起明確的預期，降低了權力運用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及其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因而也有助於減少矛盾。而且，作為政府的「前台」，透明化技術也是與行政服務中心整潔乾淨的外部形象是高度匹配的。

2.排隊的技術

排隊是一種具有平等內涵的文明狀態，也是一種得到廣泛應用的支配和管理的技術。區別於根據權力、金錢、暴力、血統、知識等標準實施的排序，隨機地排序具有強烈的自然正義的色彩。排隊技術通過對「流動的身體」的安排來實現空間的秩序。比如，如同銀行等企業所做的那樣，行政服務中心也大量使用取號機或警戒帶等對來辦事的人進行先後排序。排隊技術與等候區的結合，避免了人們站立等候的辛苦，也讓公務員不用面對長長的排隊所產生的壓力。排隊是一種簡單而易於操作的技術，先來後到，人人平等。人們根據序號依次辦事，可以避免關係、人情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擾，也能減少任意插隊帶來的衝突、混亂和不公平。這樣的排隊不僅讓人們感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也使公共服務沾染上平等的色彩。

3.在場控制技術

區別於個人在辦公室中獨立工作的情景，行政服務中心多方共同在場的事實構成了多方位的現場監控機制。首先，在業務同質性程度較高的地方，公務員的工作相互形成某種參照、競爭、檢驗和監督體系，有利於督促各自按照法律規範或制度標準去處理業務；其次，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面對面的互動，迫使參與者動態地調整其態度和行為，從而形成了權力與權利的互為控制機制；最後，電子化設備對工作過程進行全程監控，並有監督者隨時接受舉報或投訴，建立起有效的現場糾錯機制。總之，在一個身體並置的開放空間中，公民與公務員的行為相互作用，理性的個人成為對方任意行為的尺度和限制。在此情形下，無論是非對錯，滿意與否，都能得到現場的反饋，並可以適時進行變化和調整。

4.標準化技術

如果是基層官員進行街頭巡邏或深入社區上門服務，由於交往對象和具體情境千差萬別，他們所遇到的是非常規化的決策情境，因此需要採取不同的行為和措施。但行政服務中心處理的不是個別的和零散的案例，而是大數量的、具有同質性和常規性等特點的業務，因此必須要依靠標準化的技術來進行工作。標準化技術以專業分工和科學技術為基礎，致力於實現平等、精確和有效率的服務。工作的過程是由標準化的流程和方法所定義的，工作的績效主要體現為所處理業務的數量的多寡，形式上是否合乎規範等。標準化技術集中體現在環環相扣的流程、格式化的表格和數量化的操作要求上。作為行政服務中心的核心技術，標準化是高效完成工作任務的重要手段，同時也顯現出平等、精確和效率等品質。

正是通過上述技術，行政服務中心獲得了應有的秩序，實現了其預設的功能和目標。但成百上千人在這裡彙集，普通公民與公務員之間面對面地互動，每天辦理數百上千件業務，而且涉及的都是與個人權益息息相關的問題，差錯和紕漏是在所難免的，矛盾和衝突也是經常出現的情況。

5.身份衝突

身份衝突是公共服務過程中的家常便飯。在面對面的互動過程中，公民和公務員都需要按照既定的情境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求順利地完成各自的表演。行政服務中心雖然被「定位」成是公共服務的平台，但這些只是「降尊紆貴」的策略而已，是權力自定義的典型的表演劇目，雙方之間的互動並沒有改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官與民的身份差異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政府與公民之間管理(支配)與被管理(支配)的關係更是不容迴避的。事實上，在行政服務中心刻意營造的「服務」氛圍中，官民關係只是暫時性地被「掩藏」或「冰凍」起來，只要公務員出現了差錯和不適當，有「演砸了」的地方，公民遇到了不滿意的問題，身份的對立就會被瞬間激活，演變成激烈的衝突。很多時候，這些衝突可能與具體的物質利益沒有關係，而只是從簡單的言語不和而開始升級的，其內容無足輕重，卻很容易激發人們的社會情感，大有「一觸即發」或「一點就燃」的意味。

6.知識的衝突

行政服務中心的工作是由龐雜的規則、繁多的表格和複雜的流程所建構起來的，而且它們主要是以「便於管理」而不是「方便民眾」的目的而建立起來的。對於公務員來說，這些當然是很簡單的東西。因為這就是他們必須要精通的業務，要掌握的技能。但普通公民並不熟悉這些東西，也沒有興趣去了解這些東西。在陌生的程序和表格面前，他們往往會顯得非常無知和笨拙，也很少能順利走完相關的流程。常見的情況或者是政府需要的文件、資料或證件缺東少西，或者是基本的辦事程序前後顛倒，或者是簡單的電腦操作卻不得其法……公民不僅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還有可能招致公務員的冷眼、呵斥和指責，形成沮喪或挫敗的心理，引發各種牢騷、抱怨和憤怒。當然，聰敏而機靈的辦事者也會小心翼翼地陪著笑臉，表現出謙卑和恭順的姿態，以獲得公務員的指導、幫助和理解。

7.文化的衝突

官僚體制有自己的文化精神，尤其是理性精神；也形成了獨特的辦事風格，主要就是照章辦事。在權力分明的等級制中，處於金字塔底層的基層公務員既不同程度地受到管理官僚及其權力的壓制，也常常因為遇到蠻不講理的公民而不得不忍氣吞聲。如此一來，為了補償個人遭受的委屈和不滿，「他們冠冕堂皇地指責比他們地位還要低的公民，不顧人們真實的需要而隨便解釋法律條文，對待那些服務對象時，官僚也從不根據良好的願望出發，而是用獨斷的不可理喻的口吻，平白僵硬地故作權威。」這些情況加劇了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而且，由於官僚體制的中產階級性質，社會的下層階級很難理解官僚制的文化體系。「在接待處的前台和機構的等候室以及辦公室里往往會爆發『文化戰爭』。」[6]對於少數民族或社會弱勢群體，異質性的文化摩擦尤其容易釀成嚴重的社會衝突。

總之，空間是建構權力的重要媒介，具有「強化」或「軟化」權力的功能。這些是通過具體的空間技術來實現的。行政服務中心中的基本關係是基層公務員與普通公民之間的關係。這是國家、政府與公民關係的集中體現，也落實、再現並再生產了這些關係。在這種面對面的情境中，兩種典型社會身份的人群的緊密互動，主要的、經常的和普遍的是合作的關係，但也蘊含了衝突的可能性。當破壞性的情況或問題發生時，雙邊的互動就可能陷入混亂之中，作為服務平台的情境定義也就暫時性地崩潰了。只有了解了行政服務中的人，考察了行政服務中心的技術，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中的衝突。

四、空間的再生產及其權力關係

一切社會活動都是在特定的空間中進行的，空間是人們活動的場所、地點和背景。「空間是帶有意圖和目的地被生產出來，是一個產品，空間生產就如任何商品生產一樣，它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產出來的。」「空間不是自然性的，而是政治性的，空間乃是各種利益奮然角逐的產物」。[7]社會和空間存在著一種基本的辯證關係，「空間和空間的政治組織表現了各種社會關係，但反過來也作用於這些關係。」[8]社會創造出了空間，但又受到空間的限制，並且空間也具有能動性，反過來形塑著社會構型。[7]因此，考察人們的活動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不僅要了解參與者本身的狀況，而且也要理解這些活動得以發生或進行的空間。

首先，「空間的組織和意義」是「社會變化、社會轉型和社會經驗的產物。」[8]行政服務中心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是權力轉型與社會需要匯流的結果。政府部門以專業或業務為基礎進行劃分，造成了條塊分割的權力體制以及相應的利益結構，這產生並固化了各自為政的本位主義，導致了權力打架，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民眾的要求也得不到滿足。因此，建立集中辦公的行政服務中心，打破政府部門的邊界，提供「一站式」的服務，是對於既有權力體制和利益結構的巨大拆解。這些抽離出來的權力將不只是服從職能部門的單邊性規範，而且也要接受更具透明性、標準化和合理性的行政服務中心的規則體系的約束，從而也再生產了新的權力及其技術，並拓展了權力的範圍，提高了其適應能力。

通常，與民眾打交道的「對外的」政府機構或部門通常被稱之為是「窗口單位」。「窗口」隱喻指出了組織體系中一個特別的方位和場所。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政府既有人們看得見的「前台」，也有深藏不露的「後台」。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行政服務中心及其背後的職能部門，構成了「前店後廠」的職權結構。兩者的權力量級、工作對象以及工作內容也有很大的差異。作為「前台」，行政服務中心是開放的和透明的，是行動者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規律地」進行表演的情境。[9]而「後台」是神秘的和不可知的，也是封閉的和排外的。「前台」是「後台」的延伸，代表和表達著「後台」的意志，也受到「後台」的控制。但作為一個獨立的空間，「前台」在承載和表達權力意志的同時，也向社會傳遞著與具有封閉性、保密性、權力本位等特點的政府「後台」不一樣的形象。

在異質化的社會空間中，只有參照其他的類似空間，一種空間才能恰當地定位自己，獲得意義。行政服務中心對應的參照物是政府大樓。一般而言，政府大樓是高大的、威嚴的和莊重的，有著高高在上或居高臨下的神態，透露出權力的傲慢和審視。政府大樓由荷槍實彈的警衛看守著大門，有嚴格的門衛制度，要想進到裡面去，必須要經受嚴格的審查，包括登記個人信息、扣押身份證或填寫接待單等。人們「仰視」著政府大樓，不自覺地產生出敬畏感、壓迫感、距離感和隔膜感。相對於「等級主義」主導的政府大樓，行政服務中心則具有「平等主義」的氣質，它向所有的辦事者敞開大門，儘力為人們提供有效率的服務。人們不但可以「平視」那些為自己「服務」的政府公務員，還可以審視、監督和問責他們。

應當承認，行政服務中心帶來了全新的空間經驗，比如，「記者走進這個中心，撲面而來的是走進商店、銀行、民航和鐵路售票的感覺」[10]；到行政服務中心去辦事，「就像逛超市一樣方便」[11]；以前找政府辦事要四處去「跑審批」。「一個『跑』字，道出了辦事人曾經穿行在各職能部門間的尷尬。行政服務中心的出現，使審批大印不再旅行。」[12]這些感覺是真實的，至少相對於政府大樓長期以來「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印象，行政服務中心帶來的是親切、溫暖而平等的感覺。但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顧客」和「消費者」之間的自由交易關係。人們能夠自由地選擇超市，也可以在超市裡面隨意選擇自己需要的商品，但卻不可能選擇行政服務中心，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願訂購或選擇想要的服務。

必須要看到的是，空間是文化現象、政治現象和心理現象的化身。「空間總是社會性的空間。空間的構造，以及體驗空間、形成空間概念的方式，極大地塑造了個人生活和社會關係。」[13]行政服務中心的業務都是從其所在的政府部門中抽取出來的，但行政服務中心絕不是簡單的數量上「加減式」的改革，而是以理性規則建構起來的權力關係為基礎的質的變革，其核心就是以透明化的空間為基礎，在基層公務員和社會民眾的在場互動的情境中，提供基於平等化理念和標準化技術的公共服務。說到底，這是一個實施支配和控制的紀律空間，它通過複雜、嚴格而明確的規則，限定公民和公務員的行為標準，並根據這些標準來認可或賦予個人以許可、批准、資格或懲戒等，從而將公民和社會納入到權力的監控和裁決之中。

行政服務中心披著服務的面紗：整潔的環境、友善的表情、統一的制服、標準化的服務、流水線的操作，所有的一切彷彿都得到了精確的控制，具有專業主義的氣質，消除了個人的專斷和隨意，沒有了支配和強制。但這些歸根結底是政府「自導自演」的權力劇目。「行政流程中的崗位(人員)、活動、次序、時限的設定仍然由相應的政府部門負責。」「行政流程的規則設定權仍由『後台』部門掌握，公眾和服務對象不具備『議價』能力，只能被動應對複雜的行政流程，並且不得不支付額外的『隱性』成本。」[2]對於提供什麼服務，向誰提供服務，服務的時間、程序、方式以及成本(費用)等，民眾是沒有發言權的。最關鍵的是，服務的前提實質上是「服從」：只有你(公民)符合了我(政府)設定的規則、標準和要求，我(政府)才能為你(公民)服務!這樣行政服務中心經由服務的話語而實現對民眾的干預和支配，也反映出國家治理技術的精密化和隱蔽化。

此外，雖然行政服務中心「並沒有打破原有行政資源配置格局，更未觸及行政機構利益分配的核心」。[2]也「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傳統政府部門之間的『條塊分割』、『部門分割』的體制格局和相對壟斷、封閉的利益格局」。[1]但作為現代行政改革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行政服務中心是由政府主動建立起來的新型權力空間，是對於政府既有權力結構及其空間邏輯的超越，也被寄予了許多良好的期望，比如規範政府行為，推行政務公開，簡化辦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加強監督力度，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雖然「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是有限的，政府只能提供公眾所需服務中的部分服務，而不能提供所有的服務」，[14]但隨著行政服務中心的發展，各種公共服務的目標正在不同程度地得到實現。良好的績效不僅支持了建立行政服務中心的理由，證明了行政服務中心的價值和意義，也帶來了行政服務中心的擴散和再生產。

本期編輯：吉先生

本文來源：《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