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個好字了得——著名作家魯順民評李琳之《家國往事》

魯順民，山西河曲人。著名作家，《山西文學》主編。著有《380毫米降水線——世紀之交中國北方的農村和農民》《山西古渡口——黃河的另一種陳述》等作品。報告文學《380毫米降水線——世紀之交中國北方的農村和農民》獲趙樹理文學獎。

怎一個好字了得

——在李琳之作品研討會上的發言

魯順民

在微信上結識李琳之先生，一開始就把他跟另一位退休的老先生搞混了，一直以為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者。直到前些天拿到他的《家國往事》，才從折封上知道他比我還年輕，抱歉得很。

為什麼呢？因為從他在微信群里的發言看，一是，他對山西地方史非常熟悉，這種熟悉還不是停留在背包客和文青們留連山水、徒步考察層面，對鄉邦文獻信手拈來，每有發凡，至少這個路數是正的，沒有多年歷史研究訓練的人是不會達到這般境界的；二是，看了微信群里貼的一些文章，他論證和表述的邏輯性是嚴謹的，縝密的，這種從容的態度年輕人不大具備。所以，我一直以為他是一個老年人。

但是看完書之後，仍然沒有從這種錯覺中走出來。這本書所持的史觀、史識、史見，和作者的年齡很不相稱，這又是為什麼呢？當過編輯的人都有一個經驗，或者說臭毛病，看一部書，看一篇稿子，常常喜歡從後往前看，從後往前看的好處是，你可以用倒推理的方式看出作者構思文章的思路，他的表達意圖，乃至於敘述的質量，總之，這樣的方式可以很快掂量出文章或者書稿的斤兩。

這本書也是從後往前看的。我有一個偏好，也可以說是毛病，看一本書，先要看作者的來龍雲脈，用李琳之先生自己的話說，是關注國家命題下的「個人記憶」，不然沒有辦法了解一個人的學術趣味與學術取向。因為看目錄，第三部分是「家事國史」，就從這一部分開始看。

這一部分三篇文章，一篇寫父親，一個晉北高原的小夥子，在國難當頭之際，投身抗日救亡，最後流落異鄉，經歷坎坷，長期背負沉重的政治包袱，被污辱，被損害，掙扎在生與死、榮與辱之間令人唏噓感嘆的一生，最後留給兒子唯一的財富，是幾百頁的申訴材料，是謂《一生的突圍》；另一篇寫自己的尋根之旅。故鄉對於作者而言，就是殘存在父親身上的鄉愁，成年之後的作者順著父親的鄉愁回到故里尋根，然而，故園已蕪，親族不再，家族的脈絡僅僅保存在星散各地的親人口中，祖宗不過是一紙牌位和泛黃的老照片。再一篇則寫自己外祖母坷坎悲苦的命運，讀來令人五味雜陳。三篇文章，一個家族。這一個家族命運，每一位親人的人生，莫不折射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苦難史。

老實話講，只有讀到這些文字的時候，對作者其他文字便放下心來。並不是說，從這些文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會不會寫文章，能不能寫文章，而是，從這些痛切而從容，清晰而清醒的文字中，可以明確地判斷出作者的史識與史見——擁有這樣曲折家史的人，能夠對家族有這樣判斷的人，去研究歷史，是令人放心的。為什麼這麼說？他對歷史本身的曲折與複雜，對人性與社會有深切的體會，那種切膚之痛又引發出許許多多的思考，這是很難得的。

然後再讀其他文字，果然不出所料。

《家國往事》第一單元，是專門說晉商的。再具體一點，是研究晉南晉商群體的。

晉商研究，起步並不早，可是這麼些年來，對晉商史料的發掘和對晉商經營模式、經營範圍、經營理念的研究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為，是余秋雨一篇《抱愧山西》開啟了山西人對晉商的重新認識。事實上，對晉商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就我所知，這項工作從1980年代就已經開始，山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史若民教授牽頭的《晉商史料研究》就是起步於1980年代中期，那個時候我還正在上學，我一位同學做他的助手；還有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盧明輝教授在研究內蒙古地區邊境貿易課題時，較早注意到以晉商為主體的「旅蒙商」團體，而且有許多有份量的學術論文在學報和地方史研究雜誌上發表，如果沒有這些學術成果，也不會有《抱愧山西》這篇文章出現。正如韓石山先生在《家國往事》的序言中所陳述，這些研究成果，大都將關注點集中在晉中祁縣、太谷、平遙為中心的汾河谷地，對晉南晉商的研究則付闕如。其實，不獨晉南，晉北、晉西乃至晉東南的晉商研究也一直很不到位。不到位的標誌有兩個，要麼，直接忽略，比如晉商晉商研究，要麼，在弘揚地方文化的號召之下，恨不得把當地的商家直接說成國家的財政部，商埠碼頭恨不得就是巴黎和倫敦的翻版，在沒有史料支撐的情況下在那裡「合理想像」，胡說八道。

關於晉商的研究，註定是一項艱難的工作。一方面，正統思想里「重農抑商」、「無商不奸」思想作祟，史料中商家的記載只鱗片爪不成氣候，再加上商家的檔案、原始資料嚴重散失，要復原當年晉商的原貌，發掘史料、整理檔案、田野調查、他史互證的工作相當艱苦，需要有心人一點一點小心求證；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平心靜氣，從更宏大的視角去考察研究這一課題，因為晉商雖然聳動海內富甲於下，但畢竟還是中國眾多商幫中的一個方面軍，而不是全部，不能因為我們祖宗輝煌我們就驕傲地以為這是一個國家的全部內容。

我在晉南的臨汾讀過四年書，從地方志書里知道，早在宋元時期，臨汾就是一個市井社會非常發達的內陸城市，勾欄瓦舍，戲劇書肆，民間的文化燦爛多姿，令人稱奇。當年的鼓樓還保留著1949年破城時的殘垣，但四圍的匾額還記得清楚，分別是「東臨雷霍」「西控河汾」「北達幽並」「南通秦蜀」，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氣象？而舊有的城郭之大，城圍之高，在古中國傳統農耕社會背景下真是一座不可思議城池。晉南河東是古中國山西地方傳統的糧倉，是晉省最富庶的地域，但是如果沒有足夠多的物流與物產支撐，運轉這樣一座龐大的城市實在不可想像。但奇怪，就是從山西師範大學開始的晉商史料整理、發掘、研究工作，對晉南的商家敘述卻付闕如。不獨韓石山先生困惑，我當時也很不理解。

要知道，對於晉南晉商，雖然說不上什麼研究，但我知道，山西晉南商家，與晉中、晉北商家不同，因為地緣關係，走的是關中，乃至蘭州、新疆那一線。今天的「西鳳酒」，當年實際上稱為「西汾酒」，為山西人經營，西安百姓階層所喜歡的「太陽酒」，在六十年前，其老闆就是山西臨晉縣人。這些研究線索不是沒有，而且好多就在身邊。比方韓石山先生的表哥，他的爺爺早年就曾在新疆經商，這個家族傳奇一直延續到今天仍然傳奇。新疆烏魯木齊還有一個很大的社區就叫「山西巷」，過去都是來自晉南的商家。所以，只要留意，用心，不能說完全可以復原晉南晉商的全貌，至少還能找到許多鮮活的資料。

今天，李琳之先生通過自己多年處心積慮的挖掘和研究，晉南的晉商模樣終於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他尋訪臨汾亢氏史料，梳理大商劉篤敬波瀾壯闊的一生，細數家鄉襄陵古太平商家，顯然是下過大功夫的，讀這些介紹，首先傳達給讀者的，是一種考證的快樂與愉快，新鮮而令人信服。

比方，作者考察臨汾亢氏，無意中發現兩份來自民間的賬冊。一份是鹽引交易的流水，一份為賬期分紅賬本。不要小看這份鹽引交易流水，它實際上隱藏著晉商崛起的歷史密碼。晉商之所以稱為晉商，是相對於徽商而言的稱謂。明代中期，實行開中法，允許商家以鹽引作為交換，為邊境提供後勤，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因為靠近長城，首先介入，大批商人「流寓」揚州，在當地擁有相當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對當地的文化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清末徽班進京的京劇，就是從揚州出發，而京劇的底子恰恰是最為古老的蒲腔，這是山西商人帶下去的。這時候，徽商同時崛起，兩大商幫在鹽務中心揚州展開競爭，達到最高峰的時候，徽商成幫，稱為「徽幫」，晉陝兩省商家聯手，是為「西幫」。康乾時代，兩大商幫都達到其發展的頂峰。作者在考察過程中，寫到亢氏在揚州的排場與勢力，但是後來衰落下去。其實在康乾之後，西幫幾乎是整體在揚州消失，這個消失還不是衰落，恰恰是西幫商人迎來另外一個轉型。康乾時代，政府大規模允許邊境貿易，西幫北進，在國際貿易領域大顯手，同時創建了票號，鹽務為徽商壟斷。

持續較長時間之後，徽幫才發現西幫商人的厲害，票號生意讓西幫成為一個相對穩固的商幫，較早擺脫了對官家的依賴。徽幫卻沒有完成這樣的轉型，始終沒有走出官商勾結的路子，所以有研究者注意到，西商從始至終是一個群體，而徽商發展到頂峰卻成為一個一個個體，在西幫商人中你很難找出哪一個可以成為代表，而徽商不同，都是一個一個鼎鼎大名的大亨富商，比方胡雪岩。正因為如此，西幫的抗風險能力相對要強一些，而徽幫則不同，皇帝一翻臉，當年富可敵富，一朝即窮愁潦倒。

看到這個鹽引交易流水，我是眼睛一亮，只知道當年晉商在揚州城裡曾經翻雲覆雨，但不曾想翻雲覆雨到這個程度，一來見得利益之大，二來見利競爭之激烈。直到今天，揚州城本地的土著實際上並不多，大多是來自晉、陝和安徽的「流寓」後代。兩大商幫一直支撐著揚州的繁榮。繁榮到什麼程度？揚州從唐代開始就是中國最大的商貿城市，稱為「一揚二益」，一為揚州，二為成都。到康乾達到極盛，太平天國之後才一蹶不振。清軍「揚州十日」屠城，被戮達十萬之眾，可見城市之龐大。一直到1907年正太鐵路通車，我們太原市的人口才不過3.7萬人。

這份鹽引交易流水，並不一定出自亢家，但作者的對它的解讀十分到位。這個發現不獨補充了晉南晉商研究的空白，而且也填補了早期晉商研究的一個空白。

作者在研究晉南晉商的其他兩篇文章里，這樣的細節和精彩之處比比皆是，不一一舉例。在第二部分，則是見到作者史見的地方，作者的史見通過解讀關羽、王莽、雁門關歷史悲歌體現出來，如暗夜燭火，如春雷隱隱，時而沉鬱深刻，時而振聾發聵，言人所不敢言，道人所不能道，探幽發微，敘述的是歷史，筆鋒所指，在在皆說今天。

從史實里尋找著文化的自信，從史實里探索著未來的走向。都是可圈可點的大文章，怎一個好字了得，分明讓人擊節的。

《家國往事》，李琳之 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年7月版，各大網站和新華書店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