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乾隆時代遍地腐敗 稱「盛世」因人們做慣奴隸

細品乾隆

因各種各樣的戲說、講壇，在許多人眼中，乾隆儼然是一個「好」皇帝，所謂的「康乾盛世」，更被神話為歌舞昇平的烏托邦。

然而，有多少人知道西北邊陲發生的大屠殺呢？有多少人還記得殘酷的文字獄呢？那是一個很多人想當奴才而不得的時代，在盛世的假面之下，大崩潰已拉開序幕。

遍地的貪污腐敗，甚至讀書人也喪失了最後的尊嚴，以中國之大，獨立人格、獨立思想竟成了稀缺品，無怪乎龔自珍長嘆，大清國連有才的強盜、小偷都找不到，這樣「萬馬齊喑」的局面，還能維持多久？

當馬戛爾尼代表團鎩羽而歸時，英代表團成員巴羅寫道：清朝人缺乏自尊心，因政府從來沒把百姓當做成年人，而是當成兒童和奴隸，「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就在乾隆自命不凡地以為天朝「無所不有」時，西方對東方文明曾有的敬意被徹底擊碎，他們看到的是一個野蠻、封閉、愚蠢的政權。

以專制時代的標準看，乾隆時期文治武功已達極致，可從現代政治文明的標準看，它卻是舊時代最後的瘋狂。那麼，該怎樣解讀乾隆？從中將得到怎樣的歷史智慧？在新出版的《飢餓的王朝》一書中，有非常深入的思考，為此，《北京晨報》特專訪了本書作者張宏傑先生。

十年磨練始鑄成

北京晨報：乾隆這個題材費力不討好，因為相關的著作太多，觀點爭論也很激烈，是何機緣，使您決定寫這樣一本書？

張宏傑：我對歷史一直感興趣，上大學時兩本書對我影響很大，一是《萬曆十五年》，一是戴逸先生的《乾隆帝及其時代》。在中學時，覺得皇帝就是昏庸、腐敗，和正常人不一樣，而戴先生的書讓我看到乾隆更多的側面，發現他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與我的心理結構、個人狀況完全可以打通，感到能理解他了，萌生了寫一寫乾隆的念頭。這本書寫了一年多，相關材料收集了10年左右，我寫作速度很慢，但這本書寫得很快。

北京晨報：您筆下的乾隆，與以往文本的區別在哪裡？

張宏傑：首先是寫出他性格複雜、矛盾的一面，乾隆有時仁慈，有時殘忍；有時精明，有時愚昧。早年富於自知之明，把盛世推上頂峰；晚年卻剛愎自用，親手毀了這個盛世。其次是對康乾盛世的評價，我們有盛世夢，可事實上，盛世是靠不住的。乾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權的盛世，是靠強化君主集權制度而實現的盛世。

張宏傑：盛世為何沒能清除腐敗

殘忍而多變的乾隆

北京晨報：乾隆前期與後期變化極大，這是為什麼？

張宏傑：因為他善於總結歷史教訓，此外，他受《易經》影響很大，主張寬嚴相濟，刻意不讓手下明白他的想法，所以他一生都在變來變去。此外，和普通皇帝不同，他特別殘忍。

北京晨報：在書中，您寫到了他在西北的大屠殺，堪稱慘絕人寰，可為什麼後代文人反而大加讚美這麼一個殘忍的人呢？

張宏傑：因為我們有強人崇拜，只要是「做大事」，殺人越多就越是偉大，其實乾隆的有些行為與希特勒沒什麼差別，後代文人讚美乾隆，說明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雖有人道主義的基因，但離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道主義，還相去甚遠。應該看到，專制主義的本性就是殘忍的，從性格上論，康熙比乾隆寬厚許多，可一旦危及皇權，他也會變得很殘酷，動輒滅族。所以說，殘忍不是乾隆的問題，而是專制思維的問題。

為何錯過現代化

北京晨報：乾隆達到了中國傳統政治的頂峰，但恰恰在他手中，中國錯過了現代化的機會，最「好」的皇帝卻辦了最壞的事，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死循環？

張宏傑：因為乾隆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乾隆在精神上並沒提供任何新的東西，無非是把傳統的統治技術推到極致。而18世紀，人類文明主流是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里。」乾隆卻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在他眼中，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他強化的是對民眾的馴化。如果當時專制統治不是那麼密不透風，民間能擁有較大的經濟、文化、思想空間，現代化有可能浸潤這片古老的土地。

乾隆成功地建造了一個針扎不透、水潑不透的政治監獄，這個監獄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主動迎接世界大潮。乾隆時代的中國人是「做穩了的奴隸」，只許有胃腸，不許有頭腦。

難以突破的鮮克有終

北京晨報：像歷史上許多「明君」一樣，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昏聵、懶政、迷茫的狀態中，這是為什麼？

張宏傑：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績效如何，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可沒有內外條件的制約，個人的英明與自製根本無法抵制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好逸惡勞，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與昏聵於一身，理智與膨脹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的創造者，也是衰落的罪魁禍首。

權力應該受約束，這本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但專制主義的特色就是不讓人思考，而皇權是會讓人上癮的，戒都戒不掉，我今年還會推出一本書，叫《坐天下很累》，表面上看大權在手很瀟洒，其實歷代皇帝平均壽命很短，生活質量很低，在權力的重壓下，人往往會走向變態。

盛世是一個巨大的泡沫

北京晨報：乾隆在達到盛世後，對盛極而衰充滿警惕，採取了很多措施，為什麼反而加劇了衰落的到來？

張宏傑：在歷史上看，盛世維持的時間都不長，說明它不過是一個巨大的泡沫，壓力越大，崩潰越快，結果又落入治亂循環之中。乾隆這個人責任感很強，他的憂患意識比歷代皇帝都要強烈。但乾隆盛世的基礎是將百姓牢牢地控制起來，這只是乾隆一個人的盛世，是愛新覺羅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並不是底層百姓的盛世，所以越是盛世，他越要把所有資源都握在手中，絕不放開。

在自然界中，鮮花與毒草都會有，毒草也在為生態系統做貢獻，可在乾隆眼中，毒草有威脅，一旦發現，立刻消滅，這固然是穩定了局面，卻扼殺了一個社會應有的活力。乾隆時代遇到的挑戰前所未有，即人口快速增長帶來了巨大壓力，傳統政治中沒有好的應對手段，如果放鬆一些，通過發展本可緩解這一矛盾，可乾隆卻反其道而行之，自然會使危機加劇。

為壓制意見，乾隆朝文字獄重點打擊社會底層。據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30起，官紳、名士佔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約130起文字獄中，72%出自社會下層。體現出乾隆對社會動蕩的過度防範心理。

一代讀書人的悲劇

北京晨報：書中張廷玉一章令人印象深刻，張廷玉甘為皇家秘書，乾隆反而屢加羞辱，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

張宏傑：乾隆對自己的智力極度自信，認為自己是超人，相信真理永遠在自己手中，相信自己可以超越普通規則。對他人表面上很禮貌，心底卻缺乏尊重。對敵人或對手，喜歡像貓玩老鼠一樣，隨心所欲地捉弄夠了再吃掉，這是專制者們生存快感的來源之一。

乾隆性格與張廷玉有相似之處，都很精明，所以乾隆不為其表面恭順迷惑，總想戳破其自私的本性。乾隆是完美主義者，總想突破自然的界限，直接掌握屬下的大腦。他極度以自我為中心，將世界看成是他的玩具，感情雖然豐富，卻缺乏同情心，別人對他略有不忠，他便感到極度受傷害。

至於張廷玉，他看到體制太強大，感到自己無法對抗，從中又嘗到了一點甜頭，所以自覺地成了它的幫凶。如果當時士人攜手，經過幾代抗爭，也許能撼動體制，但那一代讀書人沒有牢固的精神基礎，都是實利主義者，看到抗爭了，這一代也享受不到什麼，加上剛脫貧，難免會被利益誘惑所征服，而西方知識分子許多從貴族轉化而來，對物質的饑渴感沒那麼強。

反腐者卻成了腐敗者

北京晨報：乾隆早年致力反腐，可後來為什麼他自己也變成了貪腐者？

張宏傑：乾隆初期採取了一系列強悍的專制措施，但並沒解決傳統政治中的基本問題——腐敗。在專制社會想根除貪污，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對於腐敗，監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學價值觀；一是最高統治者的決心。

在乾隆晚年，這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而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加上他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僅僅十餘年間，就完成了從紀律嚴明到制度性貪腐的轉變。乾隆後期，腐敗已成為體系性、體制性的腐敗，這是基於制度而產生的，靠人治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

被自己的權力所俘虜

北京晨報：貪腐嚴重，尹壯圖曾上書諫言，反而引起乾隆大怒，其實尹壯圖是善意的，想幫助乾隆，可結果卻適得其反，令人不解——說出真相那麼可怕嗎？

張宏傑：乾隆皇帝越到老年，越形成一個心理定勢：成績是主要的，問題是局部的。乾隆晚年連續爆發多起貪污大案，他卻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既已發現和處理，就證明問題已經解決。

那麼，為什麼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視而不見呢？因為晚年乾隆成了「洞穴人」。《「倒薩戰爭」與薩達姆的結局》一文說過：「他是自己權力的俘虜。他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支撐權力的正面信息，負面的信息都作為錯誤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機制，它自動地過濾掉錯誤的信息，輸入正確的信息。在此情況下，這個領袖往往無法正確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無法對自己的力量形成恰當的符合實際的判斷。」

專制者極易成為「洞穴人」，因為周圍聚集著大量以窺測他心思為生的人。「精明太過」到「顢頇糊塗」，中間並沒有什麼鴻溝，只需要心態轉變。在大量的「正面報道」的包圍下，他對尹壯圖的「負面報道」無比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古代盛世的特點

北京晨報：乾隆朝可能是官方文本中「盛世」一詞重複最多的時代，遠超歷史上任何時期，那麼，古代的盛世特點如何？

張宏傑：生逢盛世，是許多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然而，每次盛世都以大規模的禍亂之世為前奏，而結局同樣是大崩潰。因為歷史上的盛世依賴的是人治，而非制度創新。

中國歷史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個王朝埋頭開拓時，不常提及盛世。相反，當問題重重時，卻常高唱盛世，因為那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證明。一個蒸蒸日上的政權不需要用自我宣傳來壯膽，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帝王和大臣從不自誇為盛世。南宋高宗趙構偷安一隅，國讎家恨尚不能報，卻常自詡為盛世。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也鋪天蓋地。在整個清代，盛世叫得最響的是雍正與乾隆晚期。

北京晨報：如果假設一下，乾隆的眼光能更開闊一些，歷史的進程是否會有所改變？

張宏傑：這隻能是猜測，如果馬戛爾尼來華正值乾隆初期，可能他對世界大潮會更敏感一些，但也可能依然麻木。乾隆視野受限，他的知識結構不足以理解新的變化，即使在今天，我們已生活在信息時代，許多人對世界文明不照樣視而不見？許多國民的心態，比110年前的義和團又改變了多少？一個人很難突破自身教育、經歷的局限，這隻能靠時間來慢慢淘汰。 陳輝/文

張宏傑　渤海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中國人的性格歷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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