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乾隆時代遍地腐敗 稱「盛世」因人們做慣奴隸

細品乾隆

因各種各樣的戲說、講壇,在許多人眼中,乾隆儼然是一個「好」皇帝,所謂的「康乾盛世」,更被神話為歌舞昇平的烏托邦。

然而,有多少人知道西北邊陲發生的大屠殺呢?有多少人還記得殘酷的文字獄呢?那是一個很多人想當奴才而不得的時代,在盛世的假面之下,大崩潰已拉開序幕。

遍地的貪污腐敗,甚至讀書人也喪失了最後的尊嚴,以中國之大,獨立人格、獨立思想竟成了稀缺品,無怪乎龔自珍長嘆,大清國連有才的強盜、小偷都找不到,這樣「萬馬齊喑」的局面,還能維持多久?

當馬戛爾尼代表團鎩羽而歸時,英代表團成員巴羅寫道:清朝人缺乏自尊心,因政府從來沒把百姓當做成年人,而是當成兒童和奴隸,「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就在乾隆自命不凡地以為天朝「無所不有」時,西方對東方文明曾有的敬意被徹底擊碎,他們看到的是一個野蠻、封閉、愚蠢的政權。

以專制時代的標準看,乾隆時期文治武功已達極致,可從現代政治文明的標準看,它卻是舊時代最後的瘋狂。那麼,該怎樣解讀乾隆?從中將得到怎樣的歷史智慧?在新出版的《飢餓的王朝》一書中,有非常深入的思考,為此,《北京晨報》特專訪了本書作者張宏傑先生。

十年磨練始鑄成

北京晨報:乾隆這個題材費力不討好,因為相關的著作太多,觀點爭論也很激烈,是何機緣,使您決定寫這樣一本書?

張宏傑:我對歷史一直感興趣,上大學時兩本書對我影響很大,一是《萬曆十五年》,一是戴逸先生的《乾隆帝及其時代》。在中學時,覺得皇帝就是昏庸、腐敗,和正常人不一樣,而戴先生的書讓我看到乾隆更多的側面,發現他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與我的心理結構、個人狀況完全可以打通,感到能理解他了,萌生了寫一寫乾隆的念頭。這本書寫了一年多,相關材料收集了10年左右,我寫作速度很慢,但這本書寫得很快。

北京晨報:您筆下的乾隆,與以往文本的區別在哪裡?

張宏傑:首先是寫出他性格複雜、矛盾的一面,乾隆有時仁慈,有時殘忍;有時精明,有時愚昧。早年富於自知之明,把盛世推上頂峰;晚年卻剛愎自用,親手毀了這個盛世。其次是對康乾盛世的評價,我們有盛世夢,可事實上,盛世是靠不住的。乾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權的盛世,是靠強化君主集權制度而實現的盛世。

張宏傑:盛世為何沒能清除腐敗

殘忍而多變的乾隆

北京晨報:乾隆前期與後期變化極大,這是為什麼?

張宏傑:因為他善於總結歷史教訓,此外,他受《易經》影響很大,主張寬嚴相濟,刻意不讓手下明白他的想法,所以他一生都在變來變去。此外,和普通皇帝不同,他特別殘忍。

北京晨報:在書中,您寫到了他在西北的大屠殺,堪稱慘絕人寰,可為什麼後代文人反而大加讚美這麼一個殘忍的人呢?

張宏傑:因為我們有強人崇拜,只要是「做大事」,殺人越多就越是偉大,其實乾隆的有些行為與希特勒沒什麼差別,後代文人讚美乾隆,說明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雖有人道主義的基因,但離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道主義,還相去甚遠。應該看到,專制主義的本性就是殘忍的,從性格上論,康熙比乾隆寬厚許多,可一旦危及皇權,他也會變得很殘酷,動輒滅族。所以說,殘忍不是乾隆的問題,而是專制思維的問題。

為何錯過現代化

北京晨報:乾隆達到了中國傳統政治的頂峰,但恰恰在他手中,中國錯過了現代化的機會,最「好」的皇帝卻辦了最壞的事,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死循環?

張宏傑:因為乾隆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乾隆在精神上並沒提供任何新的東西,無非是把傳統的統治技術推到極致。而18世紀,人類文明主流是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里。」乾隆卻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在他眼中,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他強化的是對民眾的馴化。如果當時專制統治不是那麼密不透風,民間能擁有較大的經濟、文化、思想空間,現代化有可能浸潤這片古老的土地。

乾隆成功地建造了一個針扎不透、水潑不透的政治監獄,這個監獄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主動迎接世界大潮。乾隆時代的中國人是「做穩了的奴隸」,只許有胃腸,不許有頭腦。

難以突破的鮮克有終

北京晨報:像歷史上許多「明君」一樣,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昏聵、懶政、迷茫的狀態中,這是為什麼?

張宏傑: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績效如何,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可沒有內外條件的制約,個人的英明與自製根本無法抵制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好逸惡勞,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與昏聵於一身,理智與膨脹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的創造者,也是衰落的罪魁禍首。

權力應該受約束,這本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但專制主義的特色就是不讓人思考,而皇權是會讓人上癮的,戒都戒不掉,我今年還會推出一本書,叫《坐天下很累》,表面上看大權在手很瀟洒,其實歷代皇帝平均壽命很短,生活質量很低,在權力的重壓下,人往往會走向變態。

盛世是一個巨大的泡沫

北京晨報:乾隆在達到盛世後,對盛極而衰充滿警惕,採取了很多措施,為什麼反而加劇了衰落的到來?

張宏傑:在歷史上看,盛世維持的時間都不長,說明它不過是一個巨大的泡沫,壓力越大,崩潰越快,結果又落入治亂循環之中。乾隆這個人責任感很強,他的憂患意識比歷代皇帝都要強烈。但乾隆盛世的基礎是將百姓牢牢地控制起來,這只是乾隆一個人的盛世,是愛新覺羅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並不是底層百姓的盛世,所以越是盛世,他越要把所有資源都握在手中,絕不放開。

在自然界中,鮮花與毒草都會有,毒草也在為生態系統做貢獻,可在乾隆眼中,毒草有威脅,一旦發現,立刻消滅,這固然是穩定了局面,卻扼殺了一個社會應有的活力。乾隆時代遇到的挑戰前所未有,即人口快速增長帶來了巨大壓力,傳統政治中沒有好的應對手段,如果放鬆一些,通過發展本可緩解這一矛盾,可乾隆卻反其道而行之,自然會使危機加劇。

為壓制意見,乾隆朝文字獄重點打擊社會底層。據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30起,官紳、名士佔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約130起文字獄中,72%出自社會下層。體現出乾隆對社會動蕩的過度防範心理。

一代讀書人的悲劇

北京晨報:書中張廷玉一章令人印象深刻,張廷玉甘為皇家秘書,乾隆反而屢加羞辱,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

張宏傑:乾隆對自己的智力極度自信,認為自己是超人,相信真理永遠在自己手中,相信自己可以超越普通規則。對他人表面上很禮貌,心底卻缺乏尊重。對敵人或對手,喜歡像貓玩老鼠一樣,隨心所欲地捉弄夠了再吃掉,這是專制者們生存快感的來源之一。

乾隆性格與張廷玉有相似之處,都很精明,所以乾隆不為其表面恭順迷惑,總想戳破其自私的本性。乾隆是完美主義者,總想突破自然的界限,直接掌握屬下的大腦。他極度以自我為中心,將世界看成是他的玩具,感情雖然豐富,卻缺乏同情心,別人對他略有不忠,他便感到極度受傷害。

至於張廷玉,他看到體制太強大,感到自己無法對抗,從中又嘗到了一點甜頭,所以自覺地成了它的幫凶。如果當時士人攜手,經過幾代抗爭,也許能撼動體制,但那一代讀書人沒有牢固的精神基礎,都是實利主義者,看到抗爭了,這一代也享受不到什麼,加上剛脫貧,難免會被利益誘惑所征服,而西方知識分子許多從貴族轉化而來,對物質的饑渴感沒那麼強。

反腐者卻成了腐敗者

北京晨報:乾隆早年致力反腐,可後來為什麼他自己也變成了貪腐者?

張宏傑:乾隆初期採取了一系列強悍的專制措施,但並沒解決傳統政治中的基本問題——腐敗。在專制社會想根除貪污,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對於腐敗,監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學價值觀;一是最高統治者的決心。

在乾隆晚年,這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而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加上他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僅僅十餘年間,就完成了從紀律嚴明到制度性貪腐的轉變。乾隆後期,腐敗已成為體系性、體制性的腐敗,這是基於制度而產生的,靠人治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

被自己的權力所俘虜

北京晨報:貪腐嚴重,尹壯圖曾上書諫言,反而引起乾隆大怒,其實尹壯圖是善意的,想幫助乾隆,可結果卻適得其反,令人不解——說出真相那麼可怕嗎?

張宏傑:乾隆皇帝越到老年,越形成一個心理定勢:成績是主要的,問題是局部的。乾隆晚年連續爆發多起貪污大案,他卻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既已發現和處理,就證明問題已經解決。

那麼,為什麼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視而不見呢?因為晚年乾隆成了「洞穴人」。《「倒薩戰爭」與薩達姆的結局》一文說過:「他是自己權力的俘虜。他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支撐權力的正面信息,負面的信息都作為錯誤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機制,它自動地過濾掉錯誤的信息,輸入正確的信息。在此情況下,這個領袖往往無法正確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無法對自己的力量形成恰當的符合實際的判斷。」

專制者極易成為「洞穴人」,因為周圍聚集著大量以窺測他心思為生的人。「精明太過」到「顢頇糊塗」,中間並沒有什麼鴻溝,只需要心態轉變。在大量的「正面報道」的包圍下,他對尹壯圖的「負面報道」無比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古代盛世的特點

北京晨報:乾隆朝可能是官方文本中「盛世」一詞重複最多的時代,遠超歷史上任何時期,那麼,古代的盛世特點如何?

張宏傑:生逢盛世,是許多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然而,每次盛世都以大規模的禍亂之世為前奏,而結局同樣是大崩潰。因為歷史上的盛世依賴的是人治,而非制度創新。

中國歷史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個王朝埋頭開拓時,不常提及盛世。相反,當問題重重時,卻常高唱盛世,因為那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證明。一個蒸蒸日上的政權不需要用自我宣傳來壯膽,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帝王和大臣從不自誇為盛世。南宋高宗趙構偷安一隅,國讎家恨尚不能報,卻常自詡為盛世。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也鋪天蓋地。在整個清代,盛世叫得最響的是雍正與乾隆晚期。

北京晨報:如果假設一下,乾隆的眼光能更開闊一些,歷史的進程是否會有所改變?

張宏傑:這隻能是猜測,如果馬戛爾尼來華正值乾隆初期,可能他對世界大潮會更敏感一些,但也可能依然麻木。乾隆視野受限,他的知識結構不足以理解新的變化,即使在今天,我們已生活在信息時代,許多人對世界文明不照樣視而不見?許多國民的心態,比110年前的義和團又改變了多少?一個人很難突破自身教育、經歷的局限,這隻能靠時間來慢慢淘汰。 陳輝/文

張宏傑 渤海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中國人的性格歷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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