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知識分子的隱式生活：與社會保持適當距離
年過五十的孫曄就在這些山棗樹旁緩緩攀行，不時，他會駐下腳步，在青石上一坐半日。
這是冬日的燕山深處，風急露重之下，本就蒼莽的燕山山脈更顯浩瀚蕭瑟。孫曄羈留於此已近兩月時間，這是兩年中他第三次到這裡。在這群山中，他走走停停，平日便借宿在山中農家。
燕山石多樹少，諸般植物中，孫曄最喜歡山棗樹，當其他樹木枝葉已經凋零時，一顆顆深紅色的棗子仍然在樹枝上掛著，觸動著獨坐一旁的孫曄。
往往這時，孫曄的家人正在猜測他的行蹤，即便有事也找不到人，手機不通、蹤跡難覓，只有在臨行前孫曄留下的話——「到燕山走走」。
提前12年退休
孫曄，遼寧國畫院副院長，北京畫院楊延文工作室畫家。去燕山是兩三年前的事了，現在的孫曄，一年中基本百分之七十的時間在北京，其餘時間在位於遼寧本溪的家裡。
孫曄的作息時間與家人是完全不同步的，每天凌晨一兩點鐘，當眾多的都市夜歸人還沒有入睡時，他起床了，一個人披著衣服在自己那寬闊的畫室里作畫。臨近日出時，孫曄會下樓，沿著小徑漫步而行。
當已經有早行的人開始為上學、上班而奔忙時，孫曄悠然踱步而歸，閉門休憩，如果上午沒有朋友打擾，他會睡到午飯時分。下午便在書房中讀書至黃昏。夜晚或與朋友小聚清談、或者與家人度過，休息幾小時後，又有新一天開始。
傳統文人氣質極濃的孫曄，即便是在沒有退休之前，也過著一種半工作半「隱居」的生活。
在其先前工作所在的本鋼文化藝術中心，孫曄興之所至時經常把辦公室的門反鎖上，閉門寫字畫畫。有人敲門也不應，電話也不接，全中心的人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而在出差過程中，孫曄也常會「杳然消失」。一次與同事路過蘇州拙政園，忽遇大雨。躲在亭子里的孫曄看著雨中竹林萬千動態，看到了妙處，便讓同事先行離開杭州，他則留了下來，每天醒來便到拙政園裡看竹子，一連十餘日，看遍了晴、陰、風、雨、露中的竹林景象，終於瞭然為什麼古人會有「寧可三日無餐，不可一日無竹」的情懷。
因為身兼數職，雜事繁多，孫曄1998年申請退休，距他正常退休時間早12年。
退休後不久，他便把位於市中心的三居室賣了出去，在本溪市的北郊買了一處居所，北臨緩緩而流的太子河，書房南望便是蜿蜒起伏的青山。
這些年來，孫曄幾乎走遍了中國的名山大川。在北京居住期間，也是住在遠離市區的僻靜居所，平日出門，常是一個人，夾著寫生本，去處也都是野三坡、十渡這樣的僻遠所在。
而與朋友往來，孫曄也不擅作偽，與他相得的朋友年齡寬泛得很，時常相聚一處把酒言歡。但對不喜歡的邀請，他也常常不加理會，實在躲不過，便離家遠遊，數月才歸。
儘管親朋都知道他在北京的住所，但想隨時找到他，很難。在他們眼裡，孫曄，儼然是一個現代隱士。
我真的盡量幸福了
居於都市之中，而過著中國古代隱士般的生活，這在目前並非少數。尤其在一些知識分子及白領中屢見不鮮。一方面，他們是這個社會正常運轉的中流砥柱，同時，他們又會時常遠離喧囂，於獨處中調整著自己的身心。無論在生活方式上還是在精神層面，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隱逸文化的模糊影像。也許我們可以稱他們為今天的中國「隱士」。
他們會階段性地尋找一種緩慢的節奏或者投身自然與之親近，以此來緩釋平日積聚的壓力與緊張的精神狀態。
在這樣一個階段中，他們會暫別平日的奔忙環境，或者遠遁於鄉下的居所，或者遠足於異域他城。即便身處家中，也會減少交際往來，使平日「為交際而交往，為賺錢而工作」的狀態就此阻斷。
對於這個群體而言，生計與發展早已不是問題，關注的是如何不在激流勇進的漩渦中迷失自己，他們在積极參与社會前進進程的同時，儘力使自己保持一段可以審視他者與自我的距離，以此來保持自我的完整。
但與傳統的隱士不同，他們隱與不隱與仕宦無關，隱於他們而言，更多時候，可能意義只在於生活方式。通常他們會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經濟能力，也惟有如此才能保證他們有隱的意願和條件。
在杭州的姜含愫就是一個當下「隱者」，這個家在瀋陽的姑娘一年前辭掉了一份收入豐厚的工作，於今年夏天跑到杭州西湖邊上租了一處房子，過起了隱居生活。
為了學習做杭州菜，本無需打工便可悠閑度日的她，在杭州的一家報紙開了個美食專欄。目的很明確，可以堂而皇之地到杭州各大飯店品嘗美食、請教廚藝。而大多數時間裡，姜含愫把時間花在了游西湖上。
每天中午出門，在西湖邊上信步而行，一走就是五六個小時，直到傍晚才姍姍回家，發揮自己的廚藝。有時，把腳走得磨出了水泡也渾然不覺。
對於西湖，她有一種說不出的眷戀。第一次來杭州是在2002年的「十一」，走在河舫街時，突然間就淚流滿面了，她覺得自己跟這個地方一定有著某種聯繫，於時她決定自己一定要在這裡，在杭州邊上，生活一段日子。
她這樣對記者描述她心目中的杭州，「杭州在我心裡一直是一朵桃花，是烙在我額頭上的一個紅印，因此我來了。」
姜含愫說，儘管自己現在不工作，但在房地產行業有著豐富工作資歷的她，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沒有了為如何賺錢而產生的焦慮，「好幾年前我就覺得，我這生再也餓不著了！呵呵。」姜含愫半開玩笑地對記者說。
她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過程都應該有一個可以圍繞的原點，而在她的觀察中，絕大多數人並不清楚自己的原點是什麼，有時「奮鬥」就成了大多數人的原點，但她懷疑這個原點的意義，「造福社會？意義又在於什麼呢，難道不是讓大家更好的生活。但如果你可以很好的生活，為什麼不善待自己？」
在杭州還要隱居多久，姜含愫說直到玩夠為止，她有種感覺，覺得自己一定會在這裡找到些什麼——一個久已失落，但她一直在尋找的東西。找到了，她就會離開，也許就不離開了。
有趣的是，姜含愫周圍的親戚朋友也都欣賞她的生活方式，比如她的父母出於關心也會問女兒一些問題，「我是個有孝心的人，但他們能尊重我。他們有時也問我幸福嗎。我說我幸福。他們就放心了。」
「而且我向上帝保證，我真的盡量幸福了。」她笑著說。
北京北的北村
與接受記者採訪的其他人不同，作家北村覺得自己的生活與中國傳統的隱士沒有相通之處。
北村認為，傳統文人的精神世界多處於兩極，要麼是入廟堂，要麼隱山林。後者又多表現為放浪形骸、不拘小節。北村對這兩種都不喜歡，因為這兩種精神下都不會產生獨立的知識分子以及知識分子精神。
但北村始終喜歡一種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的生活方式。在福州居住期間，單位在市中心集資建房，他拒絕了，而是留在位於市郊的單位宿舍樓里。
2001年，北村來到北京，先是租房居住，所選之地也多靠於農村，經常早上起來，北村跟村民一起守在路邊吃早點。
兩年之後，北村決定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他選擇了位於宋庄的畫家村——一個比北京衛星城通州還要遠的地方，並按照理想中的樣式，準備給自己蓋一棟二層的木屋。結果北京的大風讓這個蓋了一半的木屋流產。一笑置之的北村重蓋了一個磚石的房子。
現在，北村搬到了北京北部居住，足不出戶，就可以看見窗外的長城和群山。
對於他而言，在偏遠處生活，可以強制自己收攏精神，從而讓自己身處於一個沉思的環境里，面對的不是嘈雜的人群，而是河水、山川，「不是說與人接觸不好，而是需要大量的時間來思考問題」，北村說。
在宋庄居住期間，北村的家裡，曾經有兩次有蛇爬入，這對北村和他的愛人無疑是不小的驚擾。而且在他現在的居所附近，無論是購物還是就醫都極為不便。但這並不影響他生活方式的選擇。
於此隱居的北村，與很多作家作息習慣不同。他每天日出而起，日落而息，按照自然的律動來調整自己的生活。上午寫作，下午看書，晚上跟愛人一起看看電視。
在北村的家裡甚至沒有安裝電話，惟一與外界時刻聯通的，就是電腦的寬頻網路。但他每天上網時間不會很久，在這個人們隨時都會被「信息」衝擊成碎片的時代，北村認為上網超過半個小時，就會無謂地浪費精神。
平時無事，北村也會開車到市內見一些談得來的朋友，但社會上邀請的各種會議和活動，他一概拒絕了。
喜歡遠離喧囂的北村並不適應北方的天氣，但他仍然選擇留在北京。這是因為北村覺得，在北京可以清晰而完整地看到城市的發展對人影響的過程。儘管在福建也會有這種感知，但在程度上有差異，這種差異是媒介傳播所無法消弭的。隱士，本是中國古代的一個特殊的符號，他土生土長，又與儒、道、釋、法等傳統文化有著盤根錯節的聯繫。他並非是一個可以整齊劃一的階層或者群體，但從古至今，隱士都 是具體而有所指，甚至在不同時期，人們大可以歸納出當時的隱士「領袖」。通常而言，隱士指隱居不仕的讀書人。但對於隱士，人們最常聯想到的是青松明月、山野林泉的野逸生活，孑孓獨立、淡泊清靜的高潔人格，以及不羈於流俗的獨立性格。可以說，中國古代的隱士，幾乎成了一個個性自由、有完整自我的代言。
但這種認識並不確切。
當社會上的外部壓力足夠強大時，就會有大量具有隱逸思想的人出現，為自己在精神層面開個天窗，成為一種對既有制度壓迫、精神桎梏的反彈。也因此，風清雲淡的生活也只是中國隱士的一種表層現象，精神內里即便是一種沉靜，也是諸多激蕩後的沉澱。正如《易》中所言：「天地閉，賢人隱。」又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南懷瑾先生於《隱士與歷史文化》中也說到這一層，「中國一般的知識分子中，走隱士路線的人並不是不關心國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關心，也許可以說關心得太過了，往往把自己站開了。」
但站開了不是不管，而是在明知不可為時，不勉強去做，不會把儒家的硬砥中流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正如南懷瑾先生多次提到的唐代「文中子」王通，在暴隋之時，王通便有志於天下，欲取而代之。但考察一番之後，覺得事尚不可為，便回家培養年輕人。至唐之開國，如李靖、房玄齡、魏徵等一干元勛多是他的學生，也算以此方式開創了唐代的三百年歷史與文化。
於今，每當談到隱士，人們多會在一種消極的語境中來審視。但在近三千年的時間裡，隱逸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卻並非如此單純，「處江湖之遠」者往往亦多有懷有廟堂之憂。
中國最早的隱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至商周而顯赫，伊尹、姜尚、伯夷、叔奇，至秦漢時的商山四皓、張子房，再漢以降的諸葛亮、陸機、謝安、陶淵明、陶弘景等，無一不是心懷時局之士。這些人中，又多為經緯天下局勢的歷史關鍵人物。
但在崇尚「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中國，古代文人更多願意從「德」之所立來看待歷史上的賢人隱士，以此作為身處困厄時的一種心裡安慰。而對隱士現象中所反映的現世關懷，卻少有注目。這種功利性舍取的偏頗也是造成現世大家常把隱逸與消極相關聯的原因之一。
《空谷幽蘭：尋訪現代中國隱士》是近兩年暢銷的一本書，作者是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比爾曾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親身探訪隱居在終南山等地的中國現代隱士，並試圖對中國的隱逸文化及其傳統進行梳理。但可惜的是，按照他對中國古代隱士的既有認識——「隱士能夠與天對話。他們諳熟天的種種跡象，他們說著天上的語言。隱士是薩滿和神、草藥師和外科醫生、冥陽之事的行家……他們承載了中國文化最古老的價值觀。」——他找到的大部分只是也只能是一些出家人，比爾把這些修行者視為中國當代的隱士。
無疑，這發生了很大偏差。且不說伊尹、姜尚、張子房以及被稱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等人，即便是作為中國隱逸「掌門」的陶淵明也並非只有「採菊東籬」的靜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剛怒目在文學史上早已為人所知。
這裡所說的並非是「大隱隱於市」的老話，而是應凸顯中國隱逸傳統中，隱士本身具有的個性完整與現世關懷。如果以此為參照，那現存於中國的當代隱士絕不是比爾·波特在大陸所拜訪到的那些修行者，也並非都處於名山大川中的寺廟庵堂。
他們的所在，往往就在中國快速前行的各個都市裡，他們會不定期遠離喧囂親近山野，但目光卻從未離開過，這與山上不知魏晉的修行者是不同的。
就是以這種生活狀態，北村一邊在關注、體察著城市發展過程中，各種各樣的事件、現象、衝擊與誘惑，一邊保持著自己的距離，在遠離市區、遠離嘈雜的地方，過著悠然獨立的隱居生活。 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陳傳席先生，把中國古代隱士分為十種。完全歸隱：歸於此類的隱士是真正意義上的歸隱，他們與為仕而隱完全沒有干係，即使有時機有環境有條件，甚至朝廷派人來多次延請，他們也拒不出仕，如晉宋間的宗炳、元代的吳鎮等。
仕而後隱：這種類型的隱士在中國古代很多，當過官，因為對官場不滿而解冠歸去。這其中，名氣最大的是陶淵明，其隱逸的名氣甚至超過其詩名。但陳傳席認為在陶淵明歸隱之後就變成「真隱」了。
半仕半隱：此類人先是做官，但後來不願做了，但辭官又無保於生計，於是雖做官，卻不問政事，過著實際的隱居生活，雖然不具有隱士的名分，但卻有隱逸思想，如唐之王維。
忽仕忽隱：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後又隱居，待朝廷徵召或形勢有利，又復出仕，之後再歸去。陳傳席先生評價這種人不果斷，拖泥帶水，並說王蒙創造了拖泥帶水皴，董其昌的畫用筆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們的性格有關。
隱於廟堂:這類隱士，雖然做官，但不執著於政事，陳傳席評價之為隨波逐流，明哲保身，對國家危害最大。
似隱實假:如明代隱士陳繼儒，雖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寫詩譏笑他「翩翩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家」。
名隱實官:如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人稱陶隱士，雖然隱居山中，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稱為「山中宰相」。這種隱士實際上不具隱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為了更自由而已。
以隱求仕：通過隱逸來博得名聲引起朝廷的關注，然後出仕，即所謂的「終南捷徑」。如唐代的盧藏用在考中進士後，先去長安南的終南山隱居，等待朝廷徵召，後來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遺，他曾對友人指著終南山說：「此中大有嘉處。」
無奈而隱：此類人實際上最熱心於時局，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他們「隱居」只是為了表示不與清王朝合作，實際上從事最激烈的反清鬥爭。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
真隱而仕：此類隱士在隱居時基本上都是真隱，但當時機來臨時就出山，沒有時機就隱下去。如殷商時伊尹、元末的劉基，名氣最大的是諸葛亮。 「隱士」這種意識方式也是傳承我們的文化傳統的一種需要，也是對現代性生活的一種補充，儘管它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東西
當今中國的「隱士」們與中國傳統的隱士思想和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思潮有著怎樣的關 聯？他們在面對東方聖賢與西方哲人時，對自我是一種怎樣的關照？隱逸山林是否真就是消極遁世？在不同時代、不同語境下，我們會得到一種不同的認識。
對此，我們採訪了四川大學哲學系教授黃玉順先生。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什麼地方「隱居」呢？(記者笑問)
黃：(笑)我還沒有。不過我有時也到朋友那裡去玩，在他們鄉下的居所。但現在確實有不少大學教師的生活是這樣的，尤其是一些藝術學院的教師更是如此，他們喜歡到郊外、到鄉下去搞創作，或者與朋友們相聚。
其實不只是高校教師，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有這種傾向。比如說大都市裡的白領階層，也非常典型，你會發現：他們在八小時之內，會規規矩矩地在現代性社會架構下謀求自己的生存發展；但在八小時之外，他們追求一種後現代的生活方式。這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的「隱士」們與中國古代的隱士傳統有無相通之處？
黃：有同有異。跟中國古代的隱士相比，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是對現行的社會架構的一種迴避、拒斥、甚至反抗。其實不只是中國如此，西方國家也是這樣。現代的「隱士」們普遍具有一種「後現代」的色彩——自我放逐。
20世紀以來，東西方的知識分子開始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現代性體現在諸多方面，而表現為一種社會架構，它無所不在、無孔不入。人們生活在其中，會覺得非常辛苦、冷酷，感受到一種壓迫感，於是產生逃避、甚至反抗的反應。在思想界，這會產生一種反思；而在個體身上，則會產生一種「隱士」的生活態度。這與古代的、比如魏晉時代的隱者是相似的，都是對現存的某種社會架構的一種拒絕和抵制。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認為古今存在著相通性。
但我們要認識到的是，這畢竟是不同的時代。現在這些「隱者」，這些具有「後現代」自我放逐傾向的知識分子，他們和古代的隱者、比如道家思想影響下的人物是不同的：一個是面對的現代性的架構，一個是面對的前現代的架構。
中國新聞周刊：那麼，你認為現在這種「隱士」現象是受西方「後現代」思潮的影響，而不是緣於中國古代的隱士傳統？
黃：不是這麼簡單。一方面，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思想觀念本身是在生活方式中產生的。比如今天，我們思考這個問題，要把「後現代主義」和「後現代狀況」作一個嚴格的區分：後現代狀況是我們的生存方式，在這個生存方式中才產生了這樣一種後現代主義的思想。一切都是生活本身給出的。
比如魏晉玄學時代，那些玄學家們有一種隱士傾向，他們對當時的社會架構保持著一種迴避、不合作的態度，這是由他們的生活境遇決定的，他們當時所處的生存環境非常險惡。我們今天可能沒有那樣一種險惡的生存環境，但我們的社會架構有另外一種形式的壓迫，比如大家現在覺得每天都非常累，人與人之間非常冷漠，精神上空虛、甚至很痛苦等等。這些是現代性的一種普遍問題，東西方皆然，是由生活方式造成的情緒。
但另外一方面，這種生活方式既是現代性的，同時也是民族性的。因此，當今「隱士」現象也與中國古代隱士傳統有關。
但我想說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不論是古代的隱者，還是今天的具有後現代傾向的知識分子，你會發現，所有那些具有最典型、最強烈的自我放逐傾向的人，往往都是在當時既有社會架構下生存得最成功的人，他們恰恰是完全依賴於這種既有制度而生活的。舉例來說，後現代思想的發源地法國，那些思想家都是教授，他們恰恰依賴現代性的制度而生存。現在一些年輕人、「新新人類」之類，他們有一種很「後現代」的生活態度、人生態度，但他們都是依靠父母輩在現代性制度下辛辛苦苦賺來的錢來維持他們那種很「後現代」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有一個基本結論：後現代狀況只是現代性狀況的一種必然的伴生現象，而後現代主義的思想態度其實也只是現代性觀念的一種補充。選擇後現代生存方式的人——當今的隱士，實際上都是依賴於現代性生活方式的社會架構而生存的。就像我們每個人都嚮往大自然，常會與它親近，但我們絕不會在大自然里去謀生、去生存，而總是急急忙忙地趕回大都市來。
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它關係到我們中國今天的選擇問題。比如說，現代化還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任務，但我們現在還沒有現代化，就已經開始出現質疑現代化的聲音了，這可能會帶來某種危險。
中國新聞周刊：但中國當今的「隱士」在寄情于山水中的時候，可能更多想到的還是陶淵明、李白等人，而不是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思想家。
黃：在如我剛才所說，從根本上來講，這是不分東西的，而是由我們的生活方式決定的，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但另一方面，我們畢竟是處於不同的地域、文化之中，在生活中、在觀念上積澱了豐富的民族性的東西。法國人當然不會想到陶淵明，但我就會。比如，我是搞哲學的，那麼，我自己的思想認識是生活所給予的，在我的意識層面，既會呈現出一些西方後現代思想家的形象，也會呈現出陶淵明等古代隱者的形象，而他們會融合起來。
而且，說到當今的「隱士」，你會發現，這種現象與影視中流行古裝戲有著有趣的聯繫，就是當今的中國人都在尋求一種東西，那就是：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古裝戲所寫的其實都是現代人，但那是一種民族性表達。「隱士」這種意識方式也是傳承我們的文化傳統的一種需要，也是對現代性生活的一種補充，儘管它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東西。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補充會一直存在下去嗎？
黃：我覺得會一直存在下去的。任何時候，人都需要在一種社會架構下生存發展；但同時，我們也會對它產生某種排斥情緒。一個美國未來學家曾說過類似的話，他把在現代性「高技術」架構之外的精神上的追求叫做「高情感」，他說，「高情感」是「高技術」的伴生物，在「高技術」下生存的人一定會有「高情感」。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有著「高情感」的當今「隱士」們會對既有的社會架構有影響嗎？
黃：他們當然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現代性的社會架構。這是他們無能為力的。但也會有作用。比如20世紀對現代性的反思，就導致了在各個層面上對現代性社會架構的一些修補、修正，使它更加「人性化」。
所以，如果讓我來評價後現代主義，我會這樣說：那只是現代性社會架構的一種自我調節機制，是現代性的一種自我診斷、自我修正機制，而不能把它看作是現代性的對立面。對於當今中國的「隱士」的評價，也是相似的。在這個意義上，「隱士」思想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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