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胡適、毛澤東與《紅樓夢》，兼論紅學何成為顯學（下）

單世聯除在專業紅學家和兩次運動中奉命寫批判文章的學者外，２０世紀的著名人士造訪紅樓者甚多。志寫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的文章。《文藝報》收到的那篇原名《前進了多少？》；《文學評論》收到那篇原題為《〈紅樓夢〉研究中錯誤傾向的再現》。如我們在「附記」中指出的，這兩篇文章不僅都受到大加刪改，面目全非，而且被改成同一個題目：《評〈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文學戰線上「階級鬥爭史」是李希凡當時編纂的，９０年代他已在《毛澤東與〈紅樓夢〉》等文中作了修正。如果不以階級鬥爭為綱，我們不難發現這裡的關鍵是等級體制下大小人物之爭：「在那時的出版規格中是分等級的，高一等的名作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不為專家們所承認的不成熟的作品，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１０１）他之所以能在１９７３年縱橫揮灑敘說歷史、聲調嚴厲地評說人物，是因為他這時已經是「大人物」，他的書已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的文章已經取代何其芳的《論〈紅樓夢〉》成為新版《紅樓夢》的「序」，而陸定一、周揚、何其芳等已不再享有政治上的保護。政治化時代的「大」「小」之別，不完全取決於學術能力，而取決於政治地位，且「大」「小」之分隨時可以對調。「文革」以後，「大」「小」人物已不再純粹由政治地位決定，學術成就和貢獻至少理論上是成為「大人物」的要素之一。但「小人物」與「大人物」的矛盾仍沒有消除。紅學上的重要資料已經公開出版，但重要的學術刊物，必要的學術經費等等，卻是由「大人物」操控的。「小人物」如果與「大人物」觀點不同，他們之間就極易產生對立情緒。從１９９１年開始，歐陽健提出程本早於脂本，是《紅樓夢》的真本，脂批脂齋偽托等可能撼動百年紅學的新說後，紅學論爭出現了不僅僅是學術之爭的態勢。首先是馮其庸等人認為歐陽健是「弄虛作假」、「編假材料」、「非學術和非道德的喧鬧」。紅學「打假」成為１９９４年８月的在萊陽召開的「第七屆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和同年１０月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當代紅學研討會」的主題；《紅樓夢學刊》「連發多篇文章，對歐陽健先生實行棍棒包抄，堂堂全國性大刊物，竟然連一句獎掖後進的話也看不到！實在有失大家風範！有的權威甚至不屑看歐文一眼，就破口大罵，比惡婆還狠！」「馮其庸在他自己主持編的《紅樓夢學刊》上，親自寫文章，對歐陽健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無學術意味的『圍剿』。」（１０２）結果還引起了「第一樁紅學官司」。歐陽健的觀點還有待時間的檢驗，雙方關係的真相也還未充分顯現，但對馮的批評確已相當激烈。其實，崐與當年李希凡、藍翎比較，歐陽健還不能算是「小人物」，發表紅學論文時他已年過五十，是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明清小說研究》的主編。但在紅學領域，歐陽健哪能與馮其庸並列？從１９７８年開始，馮以其《論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學敘論》等著述及主編《脂胭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八家評批紅樓夢》、《曹雪芹家世　紅樓夢文物圖錄》、《紅樓夢大辭典》等重要資料書而成為紅學上的「大人物」，他是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所長、《紅樓夢學刊》主編。如果馮其庸不首肯，一種紅學新說、一個紅學新人恐怕很難在紅學領域得到承認，這也就難怪，當歐陽健新說與馮不同、又受到馮其庸的輕慢之後，歐陽健等自然地把馮與５４年毛澤東批評過的「大人物」聯繫起來而自己則以「小人物」自居。是學術就得有權威，否則就無法發展。至於權威是俞平伯、何其芳還是李希凡、馮其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權威從何而來，權威是否確實推進了學術發展。當代中國的問題在於，一方面我們需要建立權威以維護學術的尊嚴和規範，另一方面又保護「小人物」的研究條件和話語權利。因為當代中國的學術研究還屬於「計劃體制」，在學術資源、科研經費相當有限的情況下，不但擁有學術權力、而且擁有行政權力的「大人物」，特別應當謹慎寬容，特別應當向蔡元培學習。２０世紀是紅學盛世。新紅學以其科學方法使《紅樓夢》研究成為一門學科，５４年以後的紅學藉助政治運動而普及開來，而紅學在其中生成發展的學術體制又是容易引發爭論的對立結構。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紅學成為２０世紀的顯學。回顧歷史，我們驚奇地發現，科學紅學與政治紅學原來都發端於「常識」。當胡適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後，馬上告訴我們：「這個見解，本來並沒有什麼新奇，本來是很自然的。不過因《紅樓夢》被一百多年來的紅學大家越說越微妙了，故我們現在對於這個極平常的見解反覺得它有證明的必要了。」（１０３）李、藍文章發表後，何其芳認為此文不過是講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常識」。確實，從文學研究角度看，說小說是作者的自傳，說小說包含著社會歷史內容，都還只是常識，如果說這兩個常識已經塑造了２０世紀紅學的基本格局的話，那麼這正啟示著我們崐不應小看常識的威力。新的世紀還會有新思潮湧動，政治思想還會影響文學，但像胡適把科學方法引進紅學、毛澤東以政治運動重建古典文學研究並造成巨大影響之類的事件，可以肯定是不會重現了，新世紀的紅學也可以肯定不會是顯學了。但紅學不會也不應消亡，它的前景既不會是科學的，也不會是政治的，而只能是文學的。在這個意義上，紅學有必在引入第三種常識，這就是俞平伯從２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一直提醒我們的：《紅樓夢》畢竟是小說！注釋：（１）潘重規：《紅學六十年》頁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７４年。（２）《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１９４。（３）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一粟編：《紅樓夢卷》第一冊頁３１９。（４）《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８０。（５）《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８１。（６）《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７５。（７）《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１１８。（８）《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８６。（９）《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１０８。（１０）顧頡剛：《〈紅樓夢辨〉序》，《俞平伯論紅樓夢》上７５。（１１《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１１６。（１２）《俞平伯論紅樓夢》頁（１３）《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１４０。（１４）《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１９２。（１５）蔡元培：《石頭記索隱》六版自序，《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第三輯。（１６）蔡元培：《〈紅樓夢本事辨正〉序》，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２７年。（１７）《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３７７。（１８）顧頡剛：《古史辯自序》，《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７３輯錄。（１９）顧頡剛：《紅樓夢辨序》，《俞平伯論紅樓夢》頁７９。（２０）熊十力：《紀念北大五十周年並為林宰平先生祝嘏》，《十力語要初續》，台北：樂天出版社，１９７３年。（２１）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卷三，上海：亞東圖書館，１９２１年。（２２）《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２８９。（２３）《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２９２　２９３。（２４）《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２９０。（２５）《胡適口述自傳》頁２３０，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６）余英時：《眼前無路想回頭》，《海外紅學論集》頁７０。（２７）余英時：《眼前無路想回頭》，《海外紅學論集》頁７６─７７。（２８）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胡適文存》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１９２１年。（２９）余英時：《眼前無路想回頭》，《海外紅學論集》頁８５。（３０）牟宗三：《紅樓夢悲劇之演成》，《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３１）胡適：《丁文江傳》頁７４，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３２）《胡適口述自傳》頁１８７─１８８。（３３）《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２３１。（３４）參見傑費遜等著：《西方現代文學理論概述與比較》第一章，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３５）《俞平伯論紅樓夢》頁３４１　３４９。（３６）《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１１７。（３７）《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１１７　１１８。（３８）《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１４０。（３９）《俞平伯論紅樓夢》頁２１。（４０）《俞平伯論紅樓夢》頁３６０。（４１）《俞平伯論紅樓夢》頁３３３。（４２）黃乃秋：《評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紅樓夢研究資料選輯》第三輯。（４３）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科學與人生觀》頁１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４４）嚴復：《論教育書》，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頁１１３，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０年。（４５）胡適：《論國故學》，《胡適文存》卷二，上海：亞東圖書館，１９２３年。（４６）參見陳晉：《文人毛澤東》頁３２４　３２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４７）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頁１，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８）引自龔育之等：《紅學一家言》，《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８４年。（５０）引自陳晉：《文人毛澤東》　頁３２９　３３０。（５１）引自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頁２。（５２）參見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頁６。（５３）王瑤：《談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現狀》，北京：《文藝報》１９５４年第２３、２４期。（５４）引自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頁２。（５５）周揚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舉辦的《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的發言，會議記錄見《文學遺產》第二十九期（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４日）。（５６）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３，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５７）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５８）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１３。（５９）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３５。（６０）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２　　３。（６１）周汝昌：《我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北京：《人民日報》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３０日。（６２）周揚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舉辦的《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的發言，會議記錄見《文學遺產》第二十九期（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崐４日）。（６３）《俞平伯論紅樓夢》頁７０１。（６４）引自邊彥軍：《毛澤東論〈紅樓夢〉》，北京：《紅樓夢學刊》１９９３年第４期。（６５）《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１１８。（６６）《俞平伯論紅樓夢》頁８０７。（６７）《俞平伯論紅樓夢》頁１８９。（６８）馮至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舉辦的《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的發言，會議記錄見《文學遺產》第二十九期（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崐４日）。（６９）劉夢溪：《紅學三十年》，北京：《文藝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３期。（７０）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頁７。陳說似有誤，「據文化部出版局統計，從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６５年的１５年間，《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累計印數約１０００萬部。」（方厚樞：《當代中國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頁》，北京：《出版史研究》第三輯）據此，１９６２年的印的《毛選》當不止５萬部。（７１）何其芳《〈論紅樓夢〉序》。（７２）李新：《反「右派」親歷記》，《中共黨史資料》第６７輯，中共黨資料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７３）劉夢溪：《紅學三十年》。（７４）李希凡：《紅樓夢藝術世界》頁４７５─４７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５）《俞平伯論紅樓夢》１１４３。（７６）何其芳：《曹雪芹的貢獻》，北京：《文學評論》１９６３年第６期。（７７）王希廉：《紅樓夢總評》，一粟編：《紅樓夢卷》第一冊頁１４９。（７８）周策縱：《論紅學研究的基本態度》，《海外紅學論集》頁１。（７９）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粟編：《紅樓夢卷》第一冊貢８３。（８０）《俞平伯論紅樓夢》頁３５９。（８１）徐兆瑋詩，一粟編：《紅樓夢資料》第二冊頁４０４。（８２）《俞平伯論紅樓夢》頁４０。（８３）宗璞：《〈紅樓啟示錄〉序》，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９１年。（８４）周策縱：《紅樓夢外一支　血淚書》，《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五輯頁１９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８５）引自陳晉：《文人毛澤東》頁３１８　　３２４。（８６）李希凡：《紅樓夢藝術世界》頁３９１。（８７）李希凡、藍翎：《誰引導我們到戰鬥的路上》，北京：《中國青年報》第２２期，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６日。（８８）吳小如：《我所看到的目前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一些問題》，北京：《文藝報》１９５４年第２３、２４期。（８９）黃肅秋：《反對古典文學珍貴資料壟斷居奇的惡劣作風》，北京：《人民日報》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３１日。（９０）茅盾：《關於曹雪芹》，北京：《文藝報》１９６３年１２期。（９１）參見周策縱：《〈曹雪芹小傳〉序》，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２）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３０５。（９３）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４９　５０。（９４）王佩璋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舉辦的《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的發言，會議記錄見《文學遺產》第二十九期（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４日）。（９５）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１９。（９６）引自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頁４。（９７）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１７７。（９８）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３１１。（９９））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３０９。（１００）陸定一：《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北京：《人民日報》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３日。（１０１）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頁３０６　３０７。（１０２）豈凡：《從〈紅樓新辨〉引起的》，貴陽：《紅樓》１９９６年第４期；克非：《世紀末「紅學」的尷尬》，廣州：《粵海風》１９９９７年第１０期。（１０３）《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頁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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