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三周年祭：230名母親「再孕」希望 [圖文]

06-18

5. 12汶川地震三周年祭：230名母親"再孕"希望

本專題

汶川一代

87150——這是汶川地震近一周年時，死者及失蹤者數字的總和。劇烈的地震波把他們拋向廢墟，永久掩埋。今天，部分遺體仍然躺在殯儀館無人認領，他們的親人或許躺在另一個地方。

87000——向南去，新縣城。對於老北川人來說，回不去的廢墟才是他們心靈的故土；對從其他地方遷來的8.7萬新北川人而言，新縣城帶來了機會和希望。

1500——1500多名北川縣官員劫後餘生，但他們承受著難以言說的壓力。與平民相比，他們活著似乎需要更多勇氣。

461——一批掛職者。掛職往往意味著「到基層鍛煉，回來後等待提拔」。但這批幹部是在非常時期、前往非常地區、接受非常任務，並不屬於原有的選派計劃之列。

230——這是再孕母親的群體。她們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而在今天，希望即將重生。新生兒的到來與遇難的哥哥姐姐有著很大關聯，包括可能會用他們的名字。

20——20對新人在廢墟上舉行了婚禮。白色的婚紗是對未來生活的期待，也代表著對逝者的祭奠。

2——三口之間被地震變成了兩口之家。一年過去了，那些被地震奪去孩子的父母，是否能從傷痛中走出？

1——當死神在災區肆虐時，他(她)出生了。他們中的不少人擁有了震生、震搖、車生或者篷生的名字。因為充當產房的，有帳篷、公交車或者板房。

1/2——他們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肢體，折枝的花兒還能否綻放？

汶川地震已經過去一年。今天，我們緬懷逝者，關注生者，我們亦試圖尋找一個生命和情感共同體。

他們曾經有共同的生與死，共同的淚與痛、悲與喜、愛與恨。

此前，他們是缺乏聯繫的個體；但在2008年5月12日後，因地震波的衝擊而連在一起並被重塑。共同的命運感，把他們的生命烙上了同一印記。生與死，是這一代人無法逃避的命運——他們一起體會了生命面對自然時的脆弱和無助，另一面則呈現出光輝與尊嚴。

這就是汶川一代。

87150遇難人數統計艱難行進

通過DNA確認死者身份異常艱難。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已有相關保障條款

本刊記者 / 嚴冬雪(發自四川都江堰、北京)（特別鳴謝騰訊網百媒穿越地震帶）

黑色的數字停留在2008年9月18日中午12點。官方確認，截至此時，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難，374643人受傷，另有17923人失蹤。

「現在還失蹤的人數生還的希望已經很小，死亡和失蹤人加在一起，超過8.7萬人。」此後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汶川地震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史培軍稱。

直至汶川地震接近一周年時，官方給出的這個數字仍無變動。只有在歷經劫難的山巒或平地之間，陸續添上了一座座新墳。

不少墳前依然空著——沒有墓碑，或者任何標誌。被水泥封存的，除遺體之外，還包括墓主的身世姓名。

生者正在試圖改變這種「無名」的狀況。2008年5月20日，「5·12」地震遇難人員身份識別DNA資料庫就已經由民政部、公安部、衛生部建立。www.512DNA.cn——民間機構設立的「5·12汶川地震基因尋親網」也隨後開通。

但地震一年後的工作進度表明，事情比想像中的困難。成都轄區都江堰市市殯儀館館長劉良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館內曾存放過134具地震死亡者的遺體，至今仍有69具無人認領。而在被領走的65具中，僅有39具是通過DNA認領成功的。

2008年5月16日，由成都市各大刑偵隊派來的法醫集中在都江堰殯儀館，提取無名遺體DNA、保留遺物並編號。6月20日，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的醫務人員在殯儀館辦公，統一提取成都所轄全部市縣的遇難者家屬DNA。

7月開始，有人比對成功。「第一批就送來了15個比對成功的通知。」劉良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隨後的兩個月里，不斷有比對成功的通知出來。到了10月，公安部門打來的電話就越來越少了。

一名70多歲的老人，多次辨認無果。2008年12月，老人第11次辨認的時候，終於認出了照片中女兒衣服的一角。這件衣服的大部分地方都被血或其他東西染色了，僅餘下擺的一條花紋清晰可見。5月11日晚，女兒到他家吃飯，穿的就是這件衣服。最終，DNA比對證實了他們的關係。

「另外，有些遺體從頭到尾沒人來找過。」劉良志說。這可能是遇難者已沒有家屬，或是家人至今不曉得他(她)的去向。

在成都市所轄12個縣市的殯儀館裡，至今有約120位無名遇難者尚未確認身份。這些殯儀館收到的大多是來自市區的遺體，不包括山區里大量無法運送、就地掩埋的遺體。這讓劉良志等殯儀館負責人非常為難——按規定，無名骨灰由殯儀館保存超過一個月，館裡就會發布公告，仍無人認領的話，會集中掩埋。但地震這一特殊情況打亂了這一常規操作。

同樣為難的人還包括四川省的地方官員。一方面是準確的遇難者數字，還包括異常敏感的學生死亡數字。

2009年3月8日，在位於梅地亞賓館的兩會新聞中心舉行的全國「兩會」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要求公布學生死亡人數。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常務副省長魏宏回復：死亡人數的確定，須按照有關部委的規定進行，涉及的工作和過程都很複雜，需要對遇難者的遇難地點、基本信息、本人的情況等進行核實和查證。「因此在遇難者數字沒有最終確定之前，對遇難學生人數也很難給出準確的數字。」

此外，更多的人開始對遇難人數統計仍未公布感到焦慮。於是有志願者開始組織自行統計，他們採取走村串戶的方式，挨家詢問、確認遇難學生的姓名與信息。

在位於北京市草場地的一家藝術工作室里，志願者們的「指揮室」里擺放著十幾台電腦。牆壁上貼著大幅的四川地圖和志願者信息。「職業」一欄里，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IT人員、家庭主婦、僧人??

2008年年終，參與過鳥巢設計的藝術家艾未未開始準備在慕尼黑的一個展覽，作品跟死亡有關。這時他想起了在災區看到的書包文具，「遍地都是，我想知道，是誰用了這些書包，他們叫什麼名字。」艾未未說，這樣的書包，至今仍擺在他工作室院內的桌旁。

但官方並無遇難學生的名單統計，艾未未的同事開始給四川省民政廳撥電話，得到的回復是：去問公安廳。但公安廳又說歸民政廳??到2009年3月13日，這一天里，艾未未和同事們總共打了150個電話，除了一位校長正面答覆有兩名遇難學生。其他的149個電話詢問，均被以各種理由拒絕。

在中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中，有專門寫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後重建中的人權保障。其中「尊重遇難者，對地震中遇難和失蹤人員登記造冊並予以公布」一條被單獨列出，與保障住房、就業、公共設施建設一起，位置明確。

87000個新北川人「最大最好」的縣城, 向南去，新縣城。

對於老北川人來說，即將開始的生活，是劫後餘生的安身之所；而對於新北川人而言，新縣城是全世界的焦點

本刊記者/王剛

楊曉丹的老師，有時候講課講到一半，就會跟他們說起新北川，以及那個尚停留在圖紙上的新北川中學。

老師的描述，讓孩子們充滿希望，那裡將是全國最大的縣城。她還勸孩子們，高中繼續報考北川中學。因為那裡有最好的老師、最堅固的教室。老師們每次都會用一個更新的「最」，來描述這個想像中的學校。比如最受關注或者最具希望等等。

關於新北川的話題，從去年開始，老師跟學生們已經重複了無數遍。而直到今年4月30日，新北川中學的規劃圖紙才公布出來。從紙上看，它的確符合此前老師們那些「最」的讚譽。

「五一」節假期，老師給學生們布置了一篇作文，《新北川，我們的希望》。

而在楊曉丹的作文里，寫的卻不是新北川，而是一個有關南方的故事——「老師時常跟我們講起新北川，以及新北川中學。它就在我回家的路上，在老縣城的南方。我嚮往南方，去年我去了南方的廣州，待了7天??」

念到這裡，她停下了，說她寫得不好，跑題了。

楊曉丹是個地震遺孤，父親是北川供銷社的臨時司機。舅舅是供銷社的領導，因為這層關係，父親才找到這份工作。母親是家庭婦女。在去年的地震中，只有她走了出來。

如今，數得上的親人還有一個三姨了。整個「五一」假期，楊曉丹就是在三姨家過的。三姨家在老北川中學門口的一所簡易窩棚里，自己蓋的，不屬於任家坪板房，也不屬於老縣城，是新北川縣城不被關照的那千分之一。三姨一家將來不打算入駐新縣城。

在去北川任家坪路上，記者碰到了龍浩。

他是北川中學初一的學生，一年前他在劉漢希望小學。他們學校的孩子在地震中，全部奇蹟般地生還了。

一年來，他跟每一個關心災區的人重複著這個事實：我們家和學校都沒事——彷彿這個事實讓他有些不好意思。

新北川，就在他回家路上的右手邊。他說，那裡立起了一塊「再造一個新北川」的巨大廣告牌。

北川中學現在在綿陽的長虹中心開課。每半個月，他都要從綿陽回一趟家，他的家在北川老縣城北面的鄧家村。每次回家，在路上都要花費將近4個小時，還要穿過廢墟中的老縣城，而新北川就在回家的半路上。

他知道新北川將來會很好，但說不清具體好在哪裡。

可他的家，將來也不搬到新北川，還在鄧家村。和綿陽還是老距離，80多公里。

「新北川」這個詞，對大多數北川人來說，完全是個新詞。它最早出自溫家寶去年5月22日去北川說的一句話，「我們要再造一個新北川」。

北川人心境里的北川縣城在北邊，去望鄉台能看到。

「望鄉台」，此前叫三道拐。在那裡，向北是故鄉的大山，北川人在那塊狹窄的區域里已經生活了1400年。

在綿陽市郊的永興板房和任家坪的板房裡，住著北川老縣城倖存居民的四分之三。白天，年輕人們都試著出去找活干，板房裡只有老人。他們心裡的家，一直在老縣城。清明節的時候，回去的孩子們說，那裡的桃樹，沒人管，已經結了果實，拳頭般大。

對此望眼欲穿的，是那些被稱為「新北川人」——剛剛被劃入北川管轄的安昌、永安和黃土鎮的人們，新北川人大約有87000人。而劫後餘生的「老北川人」在其中，屬於沉默的少數，不足兩萬，或者更少。

1 . 一年前，6月8日的中午。

村支書榮昌洪在壩上巡視地震棚，大喇叭里播報著唐家山堰塞湖爆破倒計時的消息。

榮是黃土鎮常樂村的村支書。這裡距離北川縣城35公里，地勢開闊、平坦，安置著2000多北川災民。

剛剛過去的地震波，與其說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了顛覆，不如說對他們的未來給出了機遇。

後者在這天的中午被證實了。

5架直升飛機盤旋在黃土鎮的頭頂，好消息在第二天傳來。

中央電視台當晚報道說，北川老縣城的重建地點初步選在安縣黃土鎮的板凳橋。板凳橋，就是常樂村口的那座小橋，跨安昌河，連接著鎮東的溫泉村。

一時間，板凳橋出名了。

「中午的直升機

是來航拍的，安昌河道里的鴨子都看得清楚！」看到新聞的村民們印象深刻。

黃土鎮此前屬於安縣被忽略的地方，位置不南不北。幾年前，北面的安昌鎮是縣府的時候，除了路過，這裡很難引起注意。後來縣府搬到花悄，黃土鎮連路過都很少了。

常樂村屬於黃土鎮富裕的村子，因為唯一的縣級公路在這裡通過，而河對岸的溫泉村就沒這麼幸運了，當地下雨一身泥，天晴一身灰。

去年「5·12」之前，溫泉村還在商量建村公路的事情，每戶拿660元，沒人掏腰包。「5·12」地震後，這裡也是災區，村裡一個婦女摔斷了胳膊。山東的援建隊伍，為村裡修了公路。

北川縣城選址板凳橋。這個消息對橋兩頭的溫泉、常樂兩村的確是個好事。此後，守電視成為了村裡人的頭等大事。全國各地的記者往這裡涌，關注災區的熱心人電話不斷。

不久，這裡的災情也受到了關注，媒體報道，黃土鎮的災民安置點，糧油奇缺，急需帳篷100頂、純凈水無數。

好消息接連不斷，黃土鎮的村民傳言，北川重建全國關注，世界矚目。新北川將建成全國最大的縣城，投資上百億。具體是個什麼概念，村民們也說不清楚，總之肯定是比安縣大，只比綿陽小。肯定是個好地方，公共設施是最好的，房子也是最寬敞的。

聚光燈下，這個此前被忽略的小地方開始升溫，村民們突然覺得自己變得重要了。對安縣的離心力越來越大，反正此前也一再被忽略。有人開始悄悄往回遷戶口，那些此前嫁出去的、搬出去的空掛戶，開始「鳳還巢」。

新北川的重建消息在黃土鎮已經甚囂塵上，而老北川人還在綿陽的九洲體育館裡摳日子，在他們眼裡新希望還不如當天的麵包、礦泉水來得更實在。重建選址的消息，在報紙上被另一則頭題所淹沒：北川災民安置妥當。

況且，他們的大多數在那個時候也不相信，真的回不去了。

2 . 傳聞最終得到證實，是在7月12日。

當天，溫泉村的村支書塗文獻接到安縣通知，黃土鎮安昌河東的4個村子，即日起轉為北川代管。這其中就包括溫泉村，卻少了常樂村。

所謂代管，就是兩頭管。安縣的工作要做，北川的任務也要干。當時，只有指示，沒有文件。但離新希望又近了一步。

「當天，北川縣長經大忠就跟我們見了面。」塗文獻感覺明顯被重視了，「此前別說是縣領導，就是鎮領導我們也難得見。」此前被忽略的另一個原因是，安縣的人口有50萬，差不多是北川此前的4倍。

早在5月22日，北川縣委、縣政府臨時辦事處在安縣安昌鎮掛牌。這裡幾年前曾經是安縣的縣府所在地。2002年，縣府搬遷花悄，安昌自此被冷落。

隨後，北川縣的行政機構相繼來此借地重生。北川倖存的1500多名公務員和他們的家屬也搬進了安昌鎮。

在他們剛到安昌時，街上的標語四處醒目，「安縣、北川是一家。難兄難弟心連心，渡難關。」

但沒過幾天，安昌的房租就開始飛漲起來了，此前三四百元一年的房租，漲到了3000元。飯館的菜價也跟著翻。

和所有曾經繁華的城鎮一樣，這裡只有一個十字路口和紅綠燈，卻總讓全國各地的外來者為此暈頭轉向。計程車在這裡跑一天，比在綿陽還掙錢。

此前北川只有23輛計程車，遠遠不能滿足當下的需求。同樣水漲船高的是，一套計程車手續去年18萬，現在這個價錢是26萬。

7月，得知距離新北川的希望更近了一步。黃土鎮溫泉村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戶籍回遷潮。此前的超生戶，開始主動繳納罰款了。村裡的光棍，在那短暫的半年裡，找對象也不愁了。每天都有村民追著塗文獻簽字、蓋章。直至年底，村裡平添了300多口人。

3 河對岸的新希望，讓常樂村民紅了眼，因為他們被新北川排除在外了。

村民們開始不服氣，當初新聞上說的好好的，新北川要在板凳橋重建，怎麼突然就變卦了，丟下了我們。

他們決定討個說法，向綿陽市政府主動申請入羌，歡迎新北川重建征地拆遷，從常樂村開始。

在村支書榮昌洪看來，事態之所以出現反覆，是因為常樂村條件好，人口多，也比河西四村富裕。安縣這邊是捨不得割肉。

無奈，好處明擺著，要不是做規劃的人是來自北京的專家，而且此前有板凳橋一說，黃土鎮所有的村子都恨不得一夜入羌。

常樂村的入羌申請遞到了綿陽，一時間，有關新北川的重建消息，卻戛然而止。

這期間，重建選址出現過一番爭論。

有專家提出，重建應在擂鼓鎮，另有一些專家認為，可以吸取國外經驗，原地重建。

直到9月1日，溫總理又來到了北川。

第二天，報紙上說，新北川重建將選址安昌東南，劃安昌河而治。河東北川，河西還屬於安縣。

新北川還是沒有常樂村的份，村民們的新希望看似落空了。

因為抱著希望，常樂村的村民又嘗試了各種辦法，他們申請綿陽市上報四川省，表達了他們入羌的迫切心情。

11月，綿陽市在上報四川省的新北川規劃里，最終增加了黃土鎮的常樂和紅岩兩個村子。

不久，在歷時5個多月後，國務院正式批複了北川新縣城的選址。

今年2月，民政部正式批複了行政區劃調整的方案：將安縣的安昌鎮、永安鎮和黃土鎮的6個村子，劃歸北川羌族自治縣管轄。

如今真的成了自己的地方，老北川人，卻遭遇了新北川的矛盾。

4 對於那些將來的新北川人來說，想要好生活，把事情弄得更複雜就好辦了。

規劃初定，黃土鎮的6個村子內部就鬧開了。導火索就起於當初的那些回遷戶。那些新轉入戶口的人，希望在之後的征地中落到好處，分地、分錢，而此前的原住戶不幹了，兩撥人的矛盾，越鬧越大。

短短几個月。溫泉村遷入了300多口人，此前這裡的人口有1000多人。常樂村雖然確定的遲，也遷入了200多口，占此前人口的十分之一。

按照政策，今年2月11日前遷入的住戶，原則上都享受住房補貼和土地補償。但經過各村民大會的討論，去年「5·12」之後遷來的這些人，只能享受的住房補償，而不能享受土地補償。說白了，落好處可以，分地、分錢就不行。

矛盾還遠不止這些，對於那些超生戶，村民們也第一次有了集體的反對的意見。

按照征地政策，獨生子女將多享受10平米的住房補償，而家裡超生的，多一口人，卻可以多得35平米的住房補償。

因為利益，村民們覺得眾兄弟生來從不平等。涉及拆遷的黃土鎮6個村子，人口2萬多，意見沸沸揚揚，鬧得外來人更是眼紅。街面開始盛傳，黃土鎮的人，依靠拆遷發了。

在常樂村，新老住民的矛盾尤其激烈。因為村裡比較有錢，現有22萬現金，村後還有一片山，700畝，屬於村集體的，最少也值幾千萬。

按照村支書榮昌洪的想法是，這筆錢將會統一按照2009年3月18日的戶籍人口，按比例分給村民。新來的村民，可以少分點。

而今後，新北川城區中，常樂村還建社區的門面，有70%也是屬於村集體所有，每年同樣可以分紅。

但村支書的意見，村民們不幹。原因還是一個，新來的人，分羹肯定不行。在這個事情上，少數服從多數，與政策不符；多數遷就少數，就意味著大家吃虧。

問題從去年年底，一直留到今年5月。

今年2月，常樂村來了一個新的副書記車軍。

他是北川縣下派的協調組成員，老北川幹部，屬於真正的災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唯一的兒子。

讓一個地震中的災民去協調重建拆遷中的複雜糾紛，這個古怪的身份讓車軍一開始就受不了。一方面他帶著老北川人的重建家園的囑託，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照顧常樂村民的日子。「都是農民，不能因為我們受災，就讓人家吃虧，占人家地」。

到任第一天，村支書榮昌洪就召集開了一個村民大會。在會上他說，新北川縣城修在我們這裡來之不易，大家當初都爭著搶。這是北川人民用兩萬多生命換來的，我們要珍惜。

話說到這裡，車軍就不好受，剛到任第一天，就讓村民們把自己當災民對待了。

但災民的身份也有好處，一亮這個身份，村民們此前雞毛蒜皮的糾紛，也就暫歇了。當然，不能因為北川死了人，就跑去鄰村搶房佔地。有時候，村民們的話也說得很難聽。

私底下，村民們也問車軍，聽說你們北川地震後，失地補償是按照30年給的，為啥我們只給16年。

車軍說，我們沒有補償，地是被大自然強征的，找誰說去。

5 在新北川的規劃地，就是那個廣告牌子的後面，新北川人和各地的遊客遠遠要比老北川人自己更關注這個舉世矚目的工程。

他們每天圍在那裡，他們要看看這個「全國最大」的縣城是怎麼建起來。所謂的全國最大，也只是個傳聞，那個最大的縣城，事實上在新疆，是新北川面積的十倍。

但即便如此，「新北川人」還是能夠找出一系列的「最」字來形容這個新希望。

至於板房的「老北川人」，他們對於「最」，有著更深切的體會，5·12地震，北川是死亡人數最多的地方。

對於那些懷著旁觀者心情的外來者來說，這裡是物價漲得最快、經濟最具活力的地方。

重慶學生潘強，去年寒假來災區旅遊，他起先以為自己可以是個志願者，但走到黃土鎮，他就停下來了。他要看看來自山東的8萬建築工人是怎麼再造一個城市的。

他退了學，花錢租了鋪面。當時，黃土鎮的鋪面比此前漲了10倍。

從2月一直到4月底，他連山東工人的影子都沒見到。起初聽說3月初新縣城奠基，後來拖到4月底，直至最終的說法是，5月12日，新北川中學奠基。

但當地的房價卻隨著開工的日期接連飆升。大街上隨處可見淘金者和旅遊客，他也已經簽了青島啤酒在當地的代理。

在採訪中，遇到一個對新北川充滿希望的老北川人，是一個絕望到曾經試圖自殺的女人。

她是北川的社保員楊艷，在地震中失去了老公和女兒。

在今年4月，她嘗試過自殺。被救醒後，看到還有那麼多人在關心自己，尚不算孤獨。

她試著找個理由繼續活下去。於是，她在大街上看到了那個宣傳語——新北川，我們的希望。

她覺得，至少為了這個，也該好好活下去。

1500不是北川人，想像不出那種痛他有過動搖，但反覆考慮，還是留在了北川

本刊記者/周華蕾王剛(發自安昌)

在北川，人們更真切地直面這些障礙：失去親人，流離失所，一無所有?

而於北川的幹部們，或許還需要加上一項挑戰：建設新北川。災後馬不停蹄地工作，像把一條橡皮筋綳到了最極限。誰也說不準什麼時候，什麼事情，會成為壓垮北川幹部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一年，農辦主任董玉飛和宣傳部副部長馮翔自殺——新的不幸，發生在北川1500多名倖存幹部中間。

任明(化名)開始酗酒。

被「5·12」地震奪去母親、妻子和1歲多的女兒以後，他早上喝，中午喝，晚上還喝，「喝到連縣委書記在旁邊都不知道」。

任明是北川縣一名副科級幹部，大學畢業便考取了公務員，仕途一帆風順。他曾經積極向上，是縣裡重點培養的幹部。

地震後，他變了一個人，以前看來很重要的事，比如陞官，比如存款，現在都無所謂了。他常常顯得很毛躁，拿著手機不停地摁來摁去，喜歡抖腿，也不介意在記者面前，把雙腳翹在凳子上。

在北川幹部群體里，地震中失去子女的有281人，喪偶的390人，父母遇難的有319人。而其中的交集，像任明這樣的有16人。中共北川縣委組織部提供的一份抽樣結果顯示：「11.7%的幹部表現出明顯的抑鬱傾向, 甚至會產生有關死亡的思想和自殺的觀念。」

幹部們聚餐時，總是約定，「今天不說地震。」「但不知道為什麼，邊吃邊喝，總又聊到這個話題上。最終都以一兩個人大哭收場，如此反覆。」北川縣交通局局長蹇斌苦笑說。

喝酒曾是羌族幹部們迎來送往的禮數。現在，喝酒更多成了排遣壓抑，或者發泄。因為職責在身，相當多的幹部在災後第一時間，只顧上安置群眾。這成為許多失去家人的北川幹部的心結。

蹇斌曾在距離北川縣91公里的青片鄉擔任黨委書記，妻子和女兒在北川縣城。地震發生時，他在山裡，負責主持鄉里的工作，走不開，也得不到關於親人的消息。5月20日，他坐直升機離開青片鄉，在朋友家見到從曲山小學逃出來的女兒，但他再也沒找到妻子。

「我現在都很難原諒自己。見到女兒那會兒，心都碎了，什麼事都可以不管不顧了，只想和她在一塊兒。」

2008年七八月，蹇斌在南京開公司的姐姐，想讓他過去幫忙，每個月1萬多元的工資。南京最好的小學也表示，可以免費讓他的女兒就讀。

他有過動搖，但他反覆考慮，還是留在了北川。「那時山東的援建隊伍都過來了，我是北川人，把事情留給人家做，道義上過不去。」他也需要替妻子照顧岳父岳母，「他們老了，走不動。」

任明是綿陽市涪城區人，考慮到他的家庭受災嚴重，市領導曾要他調離北川，回市裡工作。他婉拒了。

他想，「在哪裡栽倒，就在哪裡爬起來。」

震後近5個月，北川的政府系統像一座分分秒秒在走的時鐘，沒有晝夜，也沒有雙休日。許多人忙得停不下來的時候，悲劇發生了。

2008年10月3日，在「9·24」泥石流又一次洗劫北川後，39歲的農辦主任董玉飛自縊身亡。

在有著類似經歷的北川幹部心裡，董玉飛的死無疑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彈。大家揣測著他的死因：一是過大的工作壓力，二是失子之痛。

中共北川縣委的領導班子高度緊張，迅速出台關愛幹部的措施，其中包括保障幹部正常休假，定期組織幹部培訓療養。

很快，北川縣委組織了百餘名幹部赴北京、井岡山和珠海等地療養，並有心理諮詢專家陪同。據北川縣委組織部介紹，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受災幹部，都是組織的重點培養對象。任明、蹇斌和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均在此列。

除了短暫的休息，幹部們說不上來這樣的療養有多大效用。他們私底下有一句玩笑話，「那些心理諮詢專家還需要我們開導。」

董玉飛死後，任明的心理狀況急轉直下。跟朋友寒暄時，他們頻頻談起這個話題，更多的時候，他一個人悶在家抽煙、喝酒。同樣的問題又回來了，反覆糾纏任明：「活生生的一個人，怎麼突然說沒了就沒了？」

因為工作需要，蹇斌不得不反覆經過老縣城。最開始他想，可能去多了就麻木了。但直到今天，他仍然去一次痛哭一次，不管身邊的是省里的領導，還是山東的援建幹部們。「經過一次，就想起自己的那個人，不知道在哪裡，可能就在我們的車軲轆下邊。」

蹇斌說，不是北川人，你想像不出那種痛。

2009年元旦節前後，任明被單位送到了綿陽市三醫院。5個護士24小時看護著他。

這是綿陽市最好的精神病醫院。趙紅醫生回憶道：「組織上緊張得不得了，絕對不能再出事了。」

任明患上重度抑鬱症，嚴重失眠，面孔獃滯。他整夜整夜睡不著，很多次想到自殺。因為找不到親戚照顧自己，任明打電話給朋友王雪梅(化名)。王雪梅也是一名北川幹部。地震中，她失去了丈夫和女兒，再也沒有找到。

地震後，王雪梅做過兩個奇怪的夢。

一個夢是女兒。6歲多的女兒突然在學校失蹤，她到處找。最後，她在床底下找到女兒。她使勁推女兒，拚命叫女兒的名字，女兒終於慢慢睜開眼睛，看她一眼，說：「媽媽沒事，我只是睡著了。」然後又慢慢把眼睛閉上了。

然後她夢到丈夫。丈夫得了絕症，躺在床上對她說：「早點嫁人，早點開心生活。」

王雪梅說自己是無神論者，但她覺得，這是丈夫和女兒給她託夢了。

半個月後，任明出院，他和王雪梅確定了戀愛關係。

震後不到一年，大多數喪偶的北川幹部都找到另一半。各單位的領導也把「耍朋友」當業餘的工作來抓。外界質疑著，這樣的「戀愛潮」「結婚潮」是否操之過急。

失去妻子的蹇斌已經找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朋友。「我們需要相互依偎的感覺，早點走出來」，他說。

工作的弦在2008年10月驟然放鬆後，又慢慢繃緊。

對一些重要部門而言，「每天的工作忙得跟兔兒一樣，攆都攆不上」。北川幹部們很難回歸到四川人閑散安逸的特質。

蹇斌常說，「我們是在中央的望遠鏡和全國的顯微鏡下工作。」交通部門是北川最忙碌的部門之一。因為考慮到蹇斌狀態恢復得比較好，縣委將他從青片鄉調到北川縣交通局擔任局長。同事跟他開玩笑說，這是從輕災區到了極重災區。

北川的交通問題是塊推不動的大石頭。哪一項重建，都離不開交通。地震和泥石流使得北川境內的道路大面積癱瘓。北川的次生災害多，山洪頻發，道路建設比較被動。

蹇斌以前搞農業技術，崗前培訓時還曾是董玉飛的室友，那時他巴不得下雨，「喜歡晚上聽下雨淅淅瀝瀝的聲音，非常有詩意」，但現在，一下雨他就想起第二天可能爛糟糟的路面，愁得不得了。「有時我都不想上去看了，想逃避。但不去看不行啊，弟兄們幹得很辛苦，我得去給他們打打氣。」

迎來送往的事情幾乎天天都有，來一次領導，就得作一次報告；承包項目出去，蹇斌覺得自己像被開發商跟蹤了一樣，各方各面的說客也來了；「最痛苦的是，一到周末，可以不用想工作，就有人開著車想進老縣城，協調通行證之類，我們都跑不掉。」

蹇斌曾經和任明聊過。任明的抑鬱症幾乎全北川的幹部都知道，但大家都替任明瞞著。蹇斌罵任明不開竅，但壓抑時他自己也會想，「很多時候，感覺人活著，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有時他又想，「咱們在帳篷里的時間都熬過來了，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

實在累到崩潰邊緣的時候，蹇斌慣常的減壓模式是：工作，下班大醉一場，回家睡覺，第二天繼續工作。

責任感成為支撐北川幹部們連軸轉下去的主動力。

出院後的任明，一直打不起精神工作。

單位很關照他，不給他安排什麼事情。他承認自己無所事事，變得玩世不恭。「其實很多幹部跟我一樣，有事就工作，沒事就上網打牌，下班了喝酒，跳舞，該耍就耍。」他不避諱向記者提起日常生活。

王雪梅自認是一個好強的女人。因為家境貧困，她念書時一直打工掙錢，結婚後，上班的同時做點小投資，為的是不讓丈夫養著。即便家庭破碎後，她也持著樂觀的心態，有時在集體食堂為同事燒菜，之後一直照顧任明，大家都覺得，她身心健康。

任明的萎靡不振讓王雪梅感到很挫敗，「好像本來抓住的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4月1日這天晚上，她和朋友們聚餐。席間又說起了地震，聊了很久。王雪梅開始懷念天國的丈夫和女兒。回家後，她拿出了醫生開給任明的抗抑鬱葯。她記得，醫生神情凝重地叮囑過，這葯吃多了要死人的。她倒了一大捧藥片，全部吞下去。

清醒過來是四天以後，清明節。這一天，北川老縣城開放祭祀，幹部相當忙碌，蹇斌忙到沒有時間給親人燒上一點紙。馮翔被安排駐守縣城，他選擇了兒子遇難的曲山小學，許多人看到他在廢墟上哭得雙眼通紅。

醫院裡的王雪梅睜開眼睛，周圍白花花一片。任明坐在她身邊，一臉的憔悴。她想張嘴說話，卻發不出聲來，因為嘴裡插著一根大管子。

接下來幾天，知道這件事情的親朋好友都過來了。王雪梅躺在病床上，哭得一塌糊塗。她說，再也不做傻事了。

然而在北川，十幾天後，又一起讓人始料未及的幹部自殺事件發生：2009年4月20日凌晨2點，馮翔用一根紅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馮翔自殺的消息在當天便炸開了。

馮翔是蹇斌的一個親戚。聽到消息的這一天，蹇斌突然覺得，心底那個已經遠去的影子又隱隱約約回來了。

一連好幾天，蹇斌心頭都堵得慌，他感覺自己很累，想喘氣。「一直覺得沒啥事」的他終於病倒了，感冒，頭疼得要命，渾身乏力。蹇斌的女朋友因此非常緊張，每天特別警覺地看著他。

4月26日，蹇斌婉拒了一位局長朋友的婚宴邀請。在往常，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但他實在沒有力氣了。這天，蹇斌破天荒地接受了記者採訪。他嘴唇發白，苦笑著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不知道我哪根筋抽到了。」

馮翔死後，灰色的情緒在北川蔓延。

「前幾天事情出來了，挺多人，包括我們的領導，儘管覺得鐵血男兒有淚不輕彈，但某些場合，也忍不住掉淚。」北川縣委組織部負責「關愛幹部」工作的副部長馮斌說。馮斌的「小家」(指直系親屬)完好無損，他算得上北川最樂觀的幹部之一。

究竟是什麼使馮翔走向死亡？許多人試圖解開這道謎。

「他所面臨的思想壓力，還沒得我們的一半」馮翔的同學、永興板房的管委會主任賈德春說。去年5月12日，賈德春的妻子、女兒和父親沒能從地震里逃出來。私下見面時，他曾經和馮翔「攀比」過不幸，「馮翔至少還有老婆」。

得知馮翔自殺的那天中午，賈德春正在接受記者採訪。確認消息後，他沉默了十幾秒，皺著眉毛用水杯拍著桌子，他注視著桌面，小聲地重複：「按理說應該不會哦」

不一會兒，他起身接水，突然大聲地罵了一句。

馮斌不得不承認，有些事情防不勝防。馮斌和董玉飛、馮翔相熟，他們的自殺都讓馮斌意想不到。他打了一個比方，「安全工作做得再好，礦難照樣有」。他們只能「千方百計想盡一切辦法，最大限度防止這類事件的發生」。

4月24日，正籌備28對婚禮、為北川「沖喜」的縣委組織部，發布了進一步「關愛幹部」的文件。文件提出，將對各單位受災幹部進行摸底調查，並「列出不穩情緒和異常言行幹部名單」，重點關注。

北川縣委也積極和許多機構合作，增強幹部的心理干預。比如，綿陽市三醫院曾在北川縣臨時政府旁開設心理諮詢活動，整整一天，鮮有人問津。

「中國人避諱啊。你穿著白大褂，拉個橫幅，說我是三醫院的，如果有人去找精神病醫生，問心理狀況如何如何，同事會怎麼看？」賈德春說。

在賈德春管理的永興板房裡，住著汶川大地震中損失最慘重的一批北川人。大年三十的下午，一位母姓青年在這裡自殺未遂，管委會不得不派人通宵巡查，以防更多的不測。

作為永興板房的管委會主任，賈德春曾當著心理諮詢專家的面，毫不客氣地說：「我希望三醫院關門。我們的心理疾病是社會產生的，應該社會去解決，在醫院裡是解決不了。」

地震前多年一直是小學教師的賈德春向駐紮在永興板房的心理諮詢機構建議，對北川人的心理援助，應該「春風化雨，不留痕迹」

461名「掛友」災區掛職的外鄉人

事實上，這批幹部很多在原單位都身居要職，掛職期間反而「官降三級」。互稱「掛友」的掛職幹部相互之間，私下也會談起這個話題。結論往往是，「大家到災區來，就是幹事的，不要想太多。」

本刊記者/蔡如鵬

過去的一年，尹久亮一家分隔三地。

地震後，他被派往重災區北川縣掛職；女兒去年考上大學，去了北京讀書；如今，只有妻子一人留在成都。「現在，我們一家團聚，就只能在網上了。」尹久亮說，在北川工作的日子，他很想妻女，他們一家人還從沒有分開過。

尹久亮很內疚，在女兒高考前最緊張的那幾個月，他沒能陪在她的身邊，「萬一發揮不好，那可是一輩子的事啊。」

在成都的妻子，更是一頭惦記著女兒，一頭牽掛著丈夫。尹久亮剛到北川的幾個月，餘震不斷，每一次都震得她揪心。女兒高考結束後，她就趕緊往北川跑，看見丈夫工作生活的環境，忍不住偷偷地落淚。

尹久亮評價妻子說，「她挺堅強，沒像有些掛職幹部的家屬那樣號啕大哭。」

在整個四川地震災區，像尹久亮這樣的掛職幹部一共有461名。

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

彷彿回到了軍營

賀旺，30歲，目前北川縣最年輕的副縣長。他是去年7月中組部從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選派，到災區掛職的博士服務團成員之一。震後，整個縣委縣政府沒有一間像樣的辦公室，「大家都擠在一起辦公，走廊上都是人，哪個辦公桌空了，趕緊跑過去坐下。離開一會兒，又被別人佔了。」儘管有思想準備，但到了北川，賀旺還是覺得出乎預料。

生活條件就更差，4個掛職幹部住一間板房，放下行李後，屋裡連個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到北川的第一頓飯，賀旺至今難忘。當時天已黑，小雨，兩位年輕的當地幹部領著他，在周圍轉了好幾圈，才找到一家小飯館，要了一盆老鴨湯。「我算是幸運的，後面來的掛職幹部沒這個待遇。」

與賀旺相比，四川省委組織部選派下來的掛職幹部到北川時條件更艱苦。他們到災區是去年5月底，當時還沒有板房，就在帳篷里住了20多天。帳篷生活不僅擁擠悶熱，而且用水、上廁所都沒保證。對於習慣了都市生活的幹部非常不適應。一位掛職女幹部因為上廁所不方便，好幾次急得直掉淚。

經過兩次搬家，如今北川縣的掛職幹部都住進了修繕後的平房。房間儘管不大，但至少一人一間，條件有了相當大的改善，基本的生活設施也都有了保證，甚至還可以看電視、上網。但生活仍然單調乏味，打乒乓球是唯一的文娛項目。當過兵的尹久亮戲謔為連隊生活，「彷彿回到了軍營」。

麻煩還是有，比如他們很怕下雨天，因為生活用水全是井水，一下雨，抽上來的水混濁不清，根本沒法用。而且也不敢多洗澡，水忽冷忽熱，有些掛職幹部身子弱，洗一次感冒一次。

到處一片混亂，大家都很忙，見面打個招呼就都自顧幹活——這是災區給賀旺的印象。可自己卻插不上手，不知該做些什麼，「有點茫然」。生活上的落差、工作上的茫然，不少掛職幹部回憶剛到災區的那段日子，都用「度日如年」來形容。

不想讓人覺得我不一樣

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源，是掛職幹部們的一個共同特點。

到北川縣任掛職副縣長的四川省民委辦公室主任趙克彬，到災區後，兼北川縣抗震救災指揮部外援服務辦副主任，分管社會捐贈管理。接手工作不久，擂鼓小學就找到他，「請趙縣長送些生活物資，解決學生的吃飯問題。」剛到災區的趙克彬哪有什麼物資，自己吃的還是速食麵。

「可我不能不管啊，只好硬著頭皮，給成都的朋友打電話，讓他們連夜送5噸大米、麵條和500斤食用油過來。」問題雖然解決了，趙克彬卻欠下了一個不小的人情。不過他認為值，「人情以後可以慢慢還，不能讓孩子們餓著。」

負責北川縣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尹久亮，掛職前在省建設廳工作。災區重建過程中，他也動用自己的關係，向省里「要指標、要經費」，為全縣32萬平方米的廉租房爭取了近兩億元的資金。

目前，北川在擂鼓鎮第一批1000多套廉租房已接近完工，第二批即將動工，安昌鎮的廉租房、安居房項目也正準備招標。但北川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在整個四川重災區是相對滯後的，都江堰、彭州等地都已完工，進入了分配使用階段。房子畢竟在建了，在尹久亮看來，這些工程的啟動給了板房中的北川人信心，「災區最怕沒有希望」。

在尹久亮看來，「北川的重建與拓荒沒什麼區別」。尹久亮把這歸咎於北川重建任務的艱巨和基本條件的匱乏，「全縣2800平方公里，平地只有18平方公里」。這讓習慣了在大城市建高樓大廈的尹久亮，覺得束手束腳。「在成都，只要把地推平就可以甩開膀子干。而這裡好不容易找塊平地，還要勘探地下是否牢固，一切要從頭做起，工作量翻了好幾倍。」

賀旺來北川前，在湖北省襄樊市城市規劃管理局掛職副局長。那時，畢業於清華大學的他就覺得地方上專業人才太少，很影響工作。到了北川，他才發現這裡更缺人才。這位年輕的副縣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壓力。但他又無法把這種壓力傳遞下去，「北川很多幹部在地震中失去了親人，本身就承受著重負」。

事實上，很多掛職幹部在與當地幹部相處時，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觸碰到他們的悲痛。為了拉近距離，一些掛職幹部有意識地在各個方面與災區人保持一致，避免產生隔閡。趙克彬到災區時帶了蚊帳，可到了一看，根本沒人用，就藏著沒有拿出來。「我寧願被蚊子咬，也不想讓人覺得我不一樣。」

我的工作是帶感情的

震後，前往四川災區的掛職幹部有的來自中央國家機關，有的原來在省級機關工作，還有的則是由對口支援省市選派。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幹部一處副處長楊程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幹部的掛職時間長的一年半，短的幾個月，「主要目的就是支援災區，而不是以往的鍛煉」。

作為培養幹部的一項常規性工作，掛職在很多人看來，就意味著「到基層鍛煉，回來後等待提拔」。楊程富說，這批幹部是在非常時期、前往非常地區、接受非常任務的一批掛職幹部，並不屬於原有的選派計劃之列。「他們當中很多人，本身就具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因此，與提拔沒有必然的聯繫。

這批幹部很多在原單位都身居要職，掛職期間反而「官降三級」。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正廳級)陳茂輝，到災區後掛任汶川縣委副書記。互稱「掛友」的掛職幹部相互之間，私下也會談起這個話題。結論往往是，「大家到災區來，就是幹事的，不要想太多。」

說他們一點不關心自己的事，也未免絕對。事實上，他們清楚說什麼沒有用，「你把事干好了，組織上自然會考慮。」談到北川的工作，這些掛職幹部共同的感受是責任大。「北川現在是全國的焦點，事情做不好，沒法交代，不能出錯。」

以前在機關工作，「基本上是按章辦事，很少接觸群眾。」趙克彬說，「但現在到基層，直接面對群眾，他們的困難各式各樣，非常具體，處理不好就有可能出亂子。」搞規劃的賀旺說，自己以前做技術工作，冷冰冰的，很少對老百姓有感情。「但這回不同，我實實在在體會到做規劃是為了誰。」

他說，以前搞規劃是政府請他們，做完了拿錢走人，也不知道啥時實施。有時候過兩年，換屆領導，又把他們叫過去，同樣的規劃再做一遍。「現在我們做規劃、蓋房子是讓災民搬進去住的。每一棟房子什麼戶型、多大面積、什麼標準、誰來住，全都一清二楚。」

「看著他們現在還住在帳篷、板房裡，你都替他著急。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規劃是有感情的。」

230名再孕母親「媽媽之家」：民間的自我療傷

在這個幫助230名再孕母親、順利度過孕產期的心理疏導中心，「我們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憧憬未來」

文/謝文軒本刊記者/蔡如鵬

「媽媽之家」一直糾結在絕望與希望之間。

4月23日，在這個地震災區唯一由志願者組建、專門為再孕媽媽作心理疏導的地方，兩個女人一分鐘前還抱頭痛哭，轉眼又相互安慰。

她們都是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親。一位是來自北川的蔣玲，23歲，孩子離開她時才67天。她是這裡的志願者。另一位是「媽媽之家」所在地都江堰城北馨居吉園板房區的居民，她的孩子消失在新建小學脆弱的建築之中。更令她悲痛的是，不久前，年近40歲、剛剛懷孕3個月的她流產了。

自我拯救

劉大姐的寶寶已經兩個月了，她把孩子交到蔣玲懷裡，說沒有小蔣的關心就不會有今天的孩子。

孩子在蔣玲懷裡晃動著小手，四處亂抓。蔣玲再也忍不住悲傷，眼淚撲撲地掉下來，摟著孩子不肯撒手。

「程程，程程呢？他也應該是這麼大，這麼可愛。」1年來，蔣玲都不敢看和她兒子一般大小的孩子，看到就會想起自己的寶寶程程。

在震後1個月時間裡，蔣玲都活在似夢非夢之間。她幻想著自己的孩子還活著，或許已經被人解救，在某個地方正期待著母子倆的再次相聚。

在漫長的等待和殘酷的現實面前，蔣玲陷入極度的自責，為什麼沒能救出孩子？那個月，蔣玲每天都通宵哭泣，發瘋似地撞牆，扯自己的頭髮，發高燒，白天昏昏沉沉，整日難以入眠。

見到這樣的情況，朋友開始強拉蔣玲去接受心理治療，但幾個療程下來，蔣玲的情況絲毫沒有好轉。

沒人能走進蔣玲的內心，倖存下來的親人，爸爸和丈夫在交通局和國家電網工作，當時正是恢復交通和電力的緊張時期，每天工作加班加點，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更何況坐下來和蔣玲談心。

蔣玲感到絕望，萬念俱灰，她甚至做好了死的準備。

這時，她遇到了一位被稱為「最後一個『倖存』的心理諮詢師」——河北經貿大學的心理諮詢師劉猛。「倖存」成為勾起她和這位心理諮詢師接觸的衝動源。

蔣玲想找個能聽自己說話的人。她試探性地給在都江堰的劉猛撥去電話。對方說話不多，在將近兩個小時的交談中，差不多是蔣玲一個人在傾訴，最後劉猛邀請蔣玲去他的駐地看看。

蔣玲從劉猛那裡感到了真誠。

2008年11月，蔣玲去了一趟都江堰，一開始只是抱著散散心的想法。那時正趕上有大量的兒童衣物捐獻過來，劉猛分配蔣玲和幾個志願者把所有的衣物全部清洗一遍。洗完衣服，還要整理捐獻過來的圖書。

繁重的工作讓蔣玲暫時忘記了失子之痛。白天工作，晚上志願者在一起談心交流，蔣玲情緒好了很多，從一開始整夜失眠到能夠睡上兩三個小時，蔣玲並沒有察覺自己的變化，但在劉猛看來，這是不小的進步。

與此同時，來到這個心理干預中心的遇難孩子母親越來越多。

今年3月初，3個母親來到心理治療室找劉猛傾訴，說到動情處，一位母親忍不住失聲痛哭，作為專業人士的劉猛一時間有些手足無措，倒是在一旁的蔣玲很自然地遞上紙巾，抱著這位母親一起哭泣，極大緩解了局面。她們都是失去孩子的母親，相同的境遇把她們緊密聯繫在了一起。劉猛開始意識到這一點，接下來，他和蔣玲做了簡單的溝通，兩人一拍即合。

籌備的時間不到一天，志願者們分頭行動，買沙發的買沙發，裝飾房間的裝飾房間，很快，「媽媽之家」成立了。

蔣玲就此留在了都江堰的「媽媽之家」，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撫媽媽們。她們彼此用受傷的心相互慰藉。「我們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憧憬未來。」

劉猛說，蔣玲雖然沒有專業知識，但悟性很高，天生就有很強的情感交流能力，並且她心地善良，願意幫助人，很多專業人士未必能做到。

悲痛中的快樂

在劉猛看來，失去孩子的母親是災區最應關注的一個群體，「因為她們受到的創傷更持久、更難以癒合」。

他說，去年震後剛到災區，他就注意到這個群體，「天天在哭，儘管不是大哭，但隨時在滴淚，情緒很不穩定。」

這位至今仍堅守在災區的心理諮詢師認為，現在她們表面上看都已接受了現實，逐步開始新的生活，但那抹不去的痛永遠存在於心底，一旦被重新激起，哀傷難抑。「而她們再孕多是被動選擇，往往不是減輕了痛苦，而是加重了悲傷。」

「角色衝突是影響再孕母親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劉猛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在很短的時間內，她們被迫幾次轉變自己的角色：震前是一個孩子的母親，震後變成了一個災民，同時成為了一個失去孩子的母親，幾個月之後又轉變成再次懷孕的母親，很快又即將成為一個再次養育孩子的母親。

「這一系列的重大角色轉換，都是她們無法選擇的，只能被動接受，她們在內心深處還沒弄清楚當前的角色意味著什麼，就被裹挾進下一個角色。充當了再孕媽媽的角色時，失去孩子的母親這一角色並沒有從她們身上消除。而這兩種角色在本質上存在著巨大衝突——失去孩子的母親心情必然哀傷憂鬱，而孕期的媽媽則需要一個輕鬆愉悅的心境。」

劉猛希望通過「媽媽之家」，讓母親們重新構建情感支撐系統，能夠恢復正常的生活，順利地度過孕產期。他說，「很多母親在失去孩子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認為自己不能笑，不應該笑，也不會笑了。」

他告訴媽媽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角色轉變，才可以讓未來的寶寶健康，「悲痛中的快樂，可以換來寶寶一生幸福。」

為了讓媽媽們放鬆，劉猛把她們置身於一種情境之中，「你不可能告訴她們怎麼做，而是讓她們自己去感受。」

通過引導，劉猛在「媽媽之家」營造出寧靜、富有生命力的氣氛。在劉猛看來，媽媽們相互之間的感染是最好的心理疏導，而蔣玲則是「媽媽之家」的媽媽們之間最好的紐帶和橋樑。

無法掌控的未來

4月24日，蔣玲準備去看望一位剛剛產後大出血的媽媽，她想帶點水果或者一罐奶粉，蔣玲計算著開支，一罐奶粉需要70多元，水果20元左右，再加上交通費一天下來她至少需要開銷100元。

從成立之初，「媽媽之家」就不得不掐著指頭過日子，在不到30平方米的「媽媽之家」，所有設備都是志願者自掏腰包購買的，花了近1萬元，後期的投入也將近1萬元。對於這些沒有收入的志願者來說，這些花銷都來自他們早年的積蓄。

劉猛已經在都江堰呆了將近1年，個人投入近20萬元，而後期的維持也都來自志願者，社會零星捐助少得可憐，而基金會又不可能給他們投入。「沒有身份，我們得不到支持。」劉猛顯得很無奈，但他還是很感謝政府，當地社區免費為他們的「全國心理援助聯盟」提供了20間板房，沒有這些基礎條件，所有項目都無從談起。

此前，劉猛的「全國心理援助聯盟」一直因為「資質」問題，無法接受各方經費援助。2009年3月，他們終於得到政府批複，准許註冊，但是無法使用「全國心理援助聯盟」這個沿用已久、已經具備了一定社會價值的名稱。

更為困難的是註冊需要10萬元啟動資金，如今團隊已陷入資金困境，無法拿出10萬元現金，而沒有註冊之前無法接受援助，在不接受援助的情況下又無法完成註冊，團隊正在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

劉猛所帶領的5名志願者每日三餐總共20元，早上稀飯，中午一葷一素，晚上吃麵條或者稀飯。對此，志願者打趣說，這樣的生活方式有利健康。但「媽媽之家」還在繼續，每天為媽媽們準備的水果以及飲品依然新鮮。

吉園已經有了7個新生兒，蔣玲每次看到孩子都特別開心。在「媽媽之家」建檔的230位媽媽中，每一個寶寶的誕生都牽動著蔣玲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