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轉型正義，徹底剷除殖民遺留

轉型正義這個詞，在台灣是由民進黨提出來的，其目的是在轉型正義掩護下，修理國民黨。

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上台後就以推進轉型正義之名，火速成立了「不當黨產委員會」，並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決定從1945年開始算起，對國民党進行抄家滅族式的政治清算，徹底卡住國民黨的脖子。

這一招對國民黨有多致命，大家從洪秀柱當年要向郭台銘母親借錢給黨工發工資就能略知一二。

我最近還從國民黨聽說，吳敦義現在最頭大的事，不是年底的「九合一」選舉，而是每天跑銀行找錢，以維持國民黨能繼續運轉，這種情勢繼續下來，國民黨想要在台灣翻身，怕是難上加難。

民進黨成立的這個機構，就是國民黨的噩夢

那麼，到底什麼叫轉型正義？根據百科詞典解釋，轉型正義是指在民主政體下，對過去威權政府的不正義行為的調查、矯正與賠償，其目的為鞏固和保障基本人權，以督促政府停止、調查、懲處、矯正、和預防未來政府對人權的侵犯。

對比轉型正義的本來意義，可以看出其在台灣的推進實施，遭到了政治上的刻意扭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只轉國民黨1945年統治台灣以來的不正義，而對於1945年之前日本長達50年殖民統治的更大的不正義，卻刻意迴避，其背後，當然是民進黨的親日情結驅動。

第二，將治療威權傷痛、彌合社會分歧和撕裂為本意的轉型正義，異化為政黨鬥爭的工具，試圖在轉型正義掩護下，徹底剷除國民黨這個敵人，從而造成了新的社會分歧和更嚴重的政治社會撕裂。這是由民進黨的本土性政黨性質和選舉政治所驅動。

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實施，很明顯，已經異化為政治工具，失去了其價值觀層面的高尚意義，充滿了骯髒的政治算計。

其實和台灣相比，從轉型正義的立意本源出發，真正需要轉型正義的是香港。

我們知道，香港原來根本並沒有什麼民主體制，在港英政府長達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期間，從英國本土派駐的總督，就是香港人頭上的皇帝。當時香港什麼選舉都沒有，官員基本都是任命制，根本沒有什麼代議制民主或選舉機制存在。

末代港督彭定康，總督是英國女王派往殖民地的代表，本質上就是殖民地人民頭上的皇帝。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使得不少港人崇洋入腦，鄙視內地，寧願接受英國人派的皇帝，也不願接受中央政府的「一國兩制」

香港的現有選舉民主制度，是香港回歸前，中英為了爭奪香港人心的需要，互相競逐的結果。當時的情況是，中國需要用「一國兩制」來爭取香港回歸的民意支持；而英國也要透過引入和釋放民主制度，來爭取香港民意。

或者可以說，香港民主制度是香港在進入回歸通道之後，在中英談判的拉鋸戰中，港英政府為了收買香港人心才開始著手引入，種下了一顆種子。但即便如此，當時香港的立法局也僅是港督的諮詢機構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立法機構。

英國殖民當局在中英博弈過程中引入的所謂民主制度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在回歸之後被部分保留，又經歷了一個持續深入、不斷擴大的再民主化過程，才形成了今天的代議制選舉民主機制。

所以，從根本上說，現有香港民主制度建立，中國政府才是最大的推動者，若不是迫於回歸要爭取香港人心的壓力，港英政府根本不可能對香港那麼慈悲。

這一點，如果認真對比回歸前後選舉民主在香港的發展進程，就能得出比較客觀、公正的結論。一些港人現在覺得民主是英國的恩賜，中央政府在回歸後是在拉香港民主的倒車，這是違背基本事實的操蛋言論。

香港立法會是香港代議制民主的象徵

現在的問題上，香港已經完成了一個民主化進程，從原來殖民地總督獨裁的威權體制，建立起了民主體制，但是港督威權時代的很多殖民遺留，很多不公義的制度、組織或個人，卻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被繼續保留，甚至因得到了庇護而不斷發展，成為很多矛盾激化的根源。

比如，港英政府原來是官商治港，這種方式就被延續下來，結果造成分配正義根本無法在回歸後得到落實，幾個大的家族就憑藉資本力量不斷擴張，家族財富暴漲，而普通市民卻收入增長緩慢，使得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再比如，香港主權已經回歸中國，但在香港法院，卻有一大群外籍法官，而且法官出庭還都像英國一樣帶著假髮，並以此為職業榮耀。像這樣的法官，在有關案件的審理上，特別是有關國家安全案件的審理上，怎麼體現對國家和香港的忠誠。

而更棘手的是，因為《基本法》規定司法終審權設在香港，在具體司法程序上，中央政府根本無法介入，只能通過全國人大在具體案例上不斷進行司法解釋，而這種「外掛式」的司法解釋，又很容易在香港落下了干涉港人事務的口實。

回歸中國的香港，卻養了一群外籍法官，並且以頭頂英國殖民遺留的一頭羊毛假髮為職業榮耀，我現在香港看到這頭假髮都噁心。這樣一群外國人，怎麼可能對「一國「的忠誠？天天被這樣榮耀性的符號性刺激，又怎麼鞏固市民的國家認同？

另外還有一些組織，我這裡不想點它們的名字，它們在港英政府期間就存在，而且是港英政府體制下的受益者，是昔日殖民地時代香港不正義的代表，但是香港回歸後，迫於民意反彈壓力，也沒能及時停掉這些組織，或者是對這些組織依法追訴或懲處，而這些組織更是毫無反思，迄今仍在香港政治與經濟社會繼續作妖。

特別是在學校教育和思想認識上的，這種情況更為突出。香港的學校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基本上都沿襲了殖民地時代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內容，港府在回歸多年後才在香港推出針對青少年的「國教」教材，立刻就被污名化為要對香港青少年「洗腦」。

如果一一列舉，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這些殖民地威權時代的遺留，在回歸後因為各種原因，被保留了下來，有些還被不斷強化，從而成為今天一些矛盾爆發的重要根源。

如果想從跟本上解決這些矛盾衝突，就必須痛下決心，系統檢視這些殖民地時代的政治遺留，並進行一個徹底的轉型正義過程才行。當然，所有這些工作，都應該在法治軌道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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