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態環境和信息環境的環境化
信息環境所謂信息環境，指的是一個社會中由個人或群體接觸可能的信息及其傳播活動的總體構成的環境：一，構成信息環境的基本要素是具有特定含義的語言、文字、聲音、圖畫、影像等信息符號；二，一系列信息符號按照一定的結構相互組合便構成具有完整意義的訊息，大部分訊息傳達的並不僅僅是信息或知識，而且包含這特定的觀念和價值，它們不僅僅是告知性的，而且是指示性的，因而對人的行為具有制約作用；三，當某類信息的傳播達到一定規模時，便形成該時期和該社會信息環境的特色和潮流。因此，信息環境具有社會控制的功能，是制約人的行為的重要因素。淺析現代社會「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根源所謂信息環境，指的就是一個社會中或者群體接觸可能的信息及其傳播活動的總體構成的環境。日本學者後藤和彥認為：「信息環境，即在與自然環境相區別的社會環境中直接或間接地控制社會成員之行為方式的符號部分；並且，它主要是通過非人際關係向社會提示的環境。」李普曼認為：大眾傳播形成的環境（擬態環境），不僅制約人的認知和行為，而且通過制約人的認識和行為來對客觀的現實環境產生影響。這樣一種機制，使得現代環境不僅越來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環境也越來越環境化。也就是說，大眾傳播提示的信息環境，越來越有了演化為現實環境的趨勢。我理解的信息環境環境化的本質原因就是現代社會大眾傳播的飛速發展。大眾傳播的雙向性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加劇。以電視媒體為例，最初電視媒體的受眾只能被動的接受傳者想傳播的信息；到後來受眾可以選擇接受電視頻道，這種選擇是受眾選擇性接受信息的一種體現；到現在網路媒體的興起，出現了網路電視，人們可以選擇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接受任何信息，受眾對信息的選擇性逐漸增大；這樣，受眾對於信息的接受狀態由完全被動接受到很大程度上的主動選擇，這種過渡對大眾傳播本身發展也起到催化劑的作用。由於各種傳播媒介飛速發展，人們對接收信息的可選擇性加大，並且隨著人們的認知水平在不斷的上升到不同的高度，人們對於接收到的信息二次加工更加的深入，同時對於信息本身的深度廣度方面的要求也不斷加大，這對信息傳者來說是一種挑戰。正因為如此，信息傳授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除了信息受者的選擇，這種壓力同時來自同類媒介之間的競爭。為了在信息海洋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各類媒體不得不竭盡所能，採用各種各樣的收集方式，運用力所能及的方式進一步挖掘深層信息，然後以更加新鮮的傳播手段傳播出去，讓更多的信息最大程度的完全暴露在受者眼前。理論上，不斷的挖掘，不斷的探求，信息傳者是可以將所有的信息展現在人們面前的，即將大眾傳播形成的擬態環境轉換為現實存在的環境。但是，由於目前傳播媒體本身也有各種局限性，加上國家政策、社會道德及和其他社會因素以及傳者自身的性格因素等限制，現代社會中信息環境的環境化只是一種趨勢而已。擬態環境絕大多數人只能通過「新聞供給機構」去了解身外世界，人的行為已經不再是對客觀環境及其變化做出的反應，而是對新聞機構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產生腦海圖景。所謂擬態環境，就是我們所說的信息環境，它並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再現，而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徵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後向人們提示的環境。 早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美國著名政論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眾輿論》一書中，論及擬態環境問題。並首次使用「Ｐｓｅｕｄ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一詞。擬態環境有如下特點：一方面，擬態環境不是現實環境「鏡子式」的摹寫，不是「真」的客觀環境，或多或少與現實環境存在偏離。另一方面，擬態環境並非與現實環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現實環境為原始藍本。李普曼認為，在大眾傳播極為發達的現代社會，人們的行為與三種意義上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繫：一是實際存在著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二是傳播媒介經過有選擇地加工後提示的「象徵性現實」（即擬態環境），三是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關於外部世界的圖像」，即「主觀現實」。人們的「主觀現實」是在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而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經過媒體搭建的「象徵性現實」的中介。經過這種中介後形成的「主觀現實」，已經不可能是對客觀現實「鏡子式」的反映，而是產生了一定的偏移，成為了一種「擬態」的現實。論"現實環境信息化，信息環境環境化"李普曼在其皇皇巨著《輿論學》（Public Opinion）的開篇引用了柏拉圖的洞穴比喻來影射媒介在人們與實性世界之間插入的一道隔離屏障。那個比喻是說，一群囚徒被關在洞穴里，他們只能朝前看，面前是一道牆。背後閃爍著的一股火光，將人和各種物品投射到了牆上。人們看不到周圍的實物，看到的只是牆上顯現出來的彼此的身影。設想，「如果他們能夠互相交談的話，他們會不會正在稱呼牆上的影子呢？」李普曼用這個象徵性的比喻引出了他對「身外世界與腦海圖景」的思考。洞穴用來比喻信息社會，囚犯就是受眾，火光相當於大眾媒體。媒體把受眾看不到的「背後的事物」投射到報刊、廣播、電視等介質上，形成影像，受眾通過影像來感知現實環境，而對形成這些影像的實物卻毫無察覺。這個生動絕妙的比喻引發了長期以來被忽視的大眾傳媒隱性功能的思考。而李普曼則是較早意識到「現實環境信息化」趨向的人。他認為，「由於真正的環境總體來說太大，太複雜，變化太快，難於直接去了解。我們沒有條件去對付那麼多難以捉摸、那麼多種類、那麼多變換的綜合體。然而我們必須在那種環境中行動，就必須先以一個簡單得多的模式來重構真正的環境，然後才能掌握它。要洞察世界，人們必須裝有一幅世界面貌之地圖。」在他看來，現代社會越來越巨大化和複雜化，遠非個人所能親歷，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身外世界已是「不可觸，不可見、不可思議」了。然而人們畢竟要在現實環境中行動，這就需要建構一個簡單化的、可供感受的間接環境。這個間接的、虛擬的環境即是李普曼所稱的「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它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徵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後向人們提示的符號化的環境。在媒介社會中，人對世界的認知是通過「擬態環境」來實現的，而人對「擬態環境」作出的反應又是作用於現實環境的，媒介信息很大程度地影響人們的認知和行為，進而影響人們對現實環境的理解，使現實環境在無形中塗抹上信息化的色彩，這就是「現實環境信息化」。這一過程實質就是媒介構建「擬態環境」替代現實環境的過程。媒體通過「議程設置」、樹立「意見領袖」、構造「媒介事件」和「媒介人物」的方式實現對現實環境的結構化和簡單化。然而，由於這種媒介活動是在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媒介內部）進行的，所以人們通常意識不到這一點，而往往把媒介所展現的信息環境當作客觀環境本身。這就是「信息環境的環境化」。較早提出「信息環境的環境化」概念的是日本傳播學者藤竹曉。1968年他在李普曼的觀點基礎上，明確提出了「擬態環境的環境化」問題。藤竹曉在《現代大眾傳播理論》中寫道：「人，是環境的主體，應當靠自己的力量確認自己的環境。但現狀卻是，人只能依賴於信息環境及其賦予的定義而生存。在這樣的現代環境的結構下，有時人就會被信息環境虛擬環境所欺騙。」對此，傳播學者居延安說得更乾脆：「我們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只是被大眾傳媒選擇和解釋過的世界。」「現實環境信息化，信息環境環境化」這一媒介現象的社會意義實在無法估量。媒介話語的強勢地位，媒介對信息的壟斷，通過其構建的「真假難辨」的信息環境的作用，將會產生怎樣深遠的影響？媒介最終是否將發展成為現實的唯一定義者？媒介是否在對受眾進行變相的潛移默化的控制？而這是否有悖於「受眾本位」的時代？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思考。「擬態環境」與人類的認識和實踐活動作者：趙建國摘要 通過大眾媒體所認識的世界，往往不等於客觀世界本身。然而，利用「擬態環境」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現實環境，千萬不能將「擬態環境」取代了現實環境。關鍵詞 「擬態環境」 認識 實踐「擬態環境」本是一個輿論學、傳播學術語。從「擬態環境」角度來考察認識和實踐問題，對於哲學認識論來說是另一個角度。一、「擬態環境」1 什麼是「擬態環境」李普曼在自己的著作《輿論》(Public opinion)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所謂「擬態環境」並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徵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之後向人們提示的環境。然而，由於這種加工、選擇活動是在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媒介內部)進行的，所以，通常人們意識不到這一點，而往往把「擬態環境」作為客觀環境本身來看待。李普曼認為，現代社會越來越巨大化和複雜化，人們由於實際活動的範圍、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對與他們有關的整個外部環境和眾多的事情都保持經驗性接觸，對超越出自己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新聞供給機構」去了解認知。按李普曼的觀點，欲得到關於現實環境的真實圖景是枉費心機。現實環境如此巨大、複雜而又稍縱即逝，根本不可能被直接感知。人類在這個環境中生存和行動，必須將其構成一個更為簡單的模式。大眾傳播媒介營造了一個介於人類和現實世界之間的擬態環境。對我們而言，在制約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方面，媒介環境常常比現實環境顯得更加重要。以電視和電影為例，「任何影像手段，都不能全方位地、完全地記錄被攝對象，也不能將世界的全部不間斷地記錄下來。」美國學者羅伯特，考克爾在《電影的形式與文化》中還這樣說，「如果某種事物的影像非常接近這種事物本身的樣子，我們就有可能會忽視事物本身。而事實上，那些事物在客觀世界中仍在繼續發展變化，而不會停止在影像中。」影像的記錄遠趕不上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我們不能以停留在影像世界中為滿足。2 新聞媒介為世人提供了一個什麼樣的「擬態環境」通常情況下，「新聞媒介不會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我們。不會也不可能不帶任何偏見；新聞媒介不可能完美地反映現實。」儘管絕大多數新聞媒體都宣稱追求新聞真實，然而。「新聞和真實並不是一回事，必須清楚地加以區分。新聞的作用是突出地表明一個事件，真實的作用是把隱藏的事實顯露出來。」為了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爭取更多的受眾，許多媒體走上娛樂化之路。關係國計民生的硬新聞減少，「性(男女關係)、腥(暴力)、星(娛樂體育界明星)」新聞大量增多。新聞媒體之所以在選擇上出現「性、腥、星」的「同質化」，之所以有傾向地選擇揭醜或「正面報道」，是由於他們的新聞價值觀念在起作用。1973年台灣學者李瞻教授對傳統新聞價值觀提出強烈的質疑。他分析說，根據傳統新聞自由的觀念，新聞價值的標準是衝突性、傳奇性、刺激性、顯著性、臨近性……這些觀念大部分都是「黃色新聞」激烈競爭的產品。它提高大眾化報紙的銷數，但卻忘記了本身對讀者及社會所負的基本責任。「由於傳統新聞價值觀念的狹窄標準，報紙只使讀者認識了社會的反常現象、突出現象及其黑暗面。這些消息絕大部分都與讀者無關，不僅無益於讀者，危害讀者，而且造成社會的重大災難。」3 電視節目為世人提供了一個什麼樣的「擬態環境」1968年美國總統約翰遜出於對國內暴力和暗殺事件的關注，下令成立暴力原因與防範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該委員會從他的7個特派小組和5個調查研究組的報告中提出了一項15卷本的報告。其中一項報告叫做《暴力與媒介》(Violence and the Media)。以下是《暴力與媒介》中的一些重要內容：74％的現代劇(20世紀60年代)包含暴力，而與歷史劇或未來劇相比，這個比例就相對「失色」了：98％的歷史劇包括有暴力成分，而未來劇也總是有暴力內容。總之，研究者發現，電視劇把美國描述成一個充滿暴力的陌生人的暴力國度。事實上，美國被表現為一個在過去和現在都十分具有暴力傾向的國家，但最暴力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未來看上去完全是暴力的。報告的結論是：暴力是電視節目所表現的生活的最主要特徵。從以上關於新聞報道和電視節目所營造的「擬態環境」的介紹和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新聞報道還是電視娛樂節目，都沒有為世人提供準確、全面的關於我們所處的這個真實世界的情況。但是，我們對這個世界——尤其是我們經驗範圍之外的世界的全面了解卻主要依賴於這樣的渠道。二、「擬態環境」與人類的認識和實踐活動這裡所說的認識和實踐活動主要是指對人類社會的認識和實踐，對自然的認識和實踐涉及較少。1 「擬態環境」與人類的認識活動關於媒介事件與人物(媒介事件與人物也就是「擬態環境」)同實際事件與人物之不同，在一項著名的傳播研究中得到有趣的說明。1951年，庫特·蘭和格拉迪斯，蘭借麥克阿瑟從朝鮮戰場回國之際，對有關歡迎活動的電視報道作了一次研究。他們事先選派兩班人馬，一班觀看電視報道，另一班分布在沿途迎候麥克阿瑟的人群中。這樣安排便使一批人接觸媒介事件與人物，另一批人則直接感知實際事件與人物。研究結果顯示，在現場歡迎麥克阿瑟的人並不怎麼激動，甚至感到有些厭煩。因為他們要等較長時間，而麥克阿瑟的車隊開來時又一晃而過。人們頂多看上兩眼，跟著歡呼兩聲，便作鳥獸散，對整個事件感覺平平。與此相反，人們對電視媒介報道這一事件的感受卻大不相同。因為電視攝相機就架在麥克阿瑟後面的那輛車上，電視鏡頭時而朝向歡呼的人群，時而對著作微笑狀的麥克阿瑟，推拉搖移，交替變化，給人以隆重熱烈、勝利凱旋的印象。於是觀看電視轉播的人自然比較興奮，情緒異常激動。這項研究對理解媒介環境很有啟發。這裡的人是同一個人——麥克阿瑟，事也是同一件事——歡迎歸國，但一經媒介傳播，給人的感受與印象便大不相同。需要說明的是，對此事的報道基本遵循著客觀性的法則，也就是說報道屬實，並沒有歪曲捏造，更沒有無中生有。即便如此。尚有這般懸殊，更不用說那些客里空式的媒介事件與人物了。如果人們經年累月聽到的都是媒介事件，日復一日見到的都是媒介人物，那麼久而久之便難免將媒介提供的環境當成實際環境；如果人的主、客觀活動都被置於一種「擬態環境」中，那麼此種環境對人類生存及社會發展的潛移默化作用便不容忽視了。身外世界實際上是「不可觸、不可見、不可思議的」。麥克盧漢的「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實際上也是說人們只有藉助媒介的延伸作用，才能間接地接觸實性世界。絕大多數議程設置研究都顯示，媒介並非如人們所說的那樣，是一面鏡子，按照本來面目反映社會現實。正如許多年前沃爾特·李普曼所說，媒介更像是探照燈(search-light)，該探照燈往何處照，往往取決於在某議題上有其特殊利益的集團，取決於人們為獲取注意而製造的偽事件，也取決於新聞記者本身的某些工作慣例。媒介是人體的延伸，人在許多情形下是通過媒體來觀察和認識世界的。通常觀察本身就滲透著思維，從而決定著人類自我意識與客觀知識的走向，何況大眾媒體並不是鏡子式的反映現實。通過大眾媒體所認識的世界，往往不等於客觀世界本身。大眾媒體更側重於社會生活，相比之下，對於大自然的介紹就少多了。因此，通過大眾媒體認識的世界也不一定是完整和全面的。2 「擬態環境」與人類的實踐活動由於「擬態環境」的存在，人的行為往往已經不再是對客觀環境及其變化的反應，而成了對新聞機構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但是，正因為這種反應是實際的行為，所以它的結果並不作用於刺激引發了行為的擬態環境，而是作用於行為實際發生的現實環境。這段論述可以用下圖表示：
表面看來，李普曼省略了人們對客觀環境的認知。因為人們在行動之前必先獲得實際情況的信息並做出判斷。實際上，這裡所說的「擬態環境」就是對客觀環境的認知。顯然，依據「擬態環境」進行的實踐活動，在不少情況下是與真實的客觀世界不吻合的，難免會經歷挫折和失敗。如果大眾媒體為我們營造的「擬態環境」最大限度地逼近了社會真實，那末，我們據此行動就會有比較好的社會效果。3 「擬態環境」是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兩難選擇一方面，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需要通過媒體塑造的「擬態環境」來實現，離開媒體提供的這種「擬態環境」，人類沒有更好的辦法來了解和認識範圍幾乎無限廣大、內容豐富多彩又處於不斷發展變化中的客觀世界。另一方面，媒體為我們提供的這種「擬態環境」不等同於客觀世界，然而我們又要依據這種不等同於客觀世界的「擬態環境」去面對這個客觀世界，在客觀世界中去行動，去工作，去搏擊。這樣就難免在客觀世界中碰壁。儘管人們對媒體營造的「擬態環境」微詞頗多，可是現在還找不到更好的能夠取代「擬態環境」的辦法。於是，人們一方面力求媒體真實、客觀、全面：一方面設法提高公眾的媒介素養水平。面對「擬態環境」，只有少數對媒體保持高度批判意識的人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在這個意義上公民的媒介素養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那些做出原創性貢獻的人們，多是很好地辨別並使用了媒介及其「擬態環境」的人，尤其要注意。他們一定時刻不忘真實的現實世界，時刻以客觀世界作第一參照系，以其為出發點和歸宿點。利用「擬態環境」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現實環境，千萬不能將「擬態環境」取代了現實環境。從「擬態環境」到「信息環境的環境化」 作者：戴海波內容提要：人類已經步入信息時代，成千上萬的信息以每秒上億條的速度充斥著我們的生活，接觸「信息」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自覺與不自覺的行動，而這些「信息」構成的環境並不是現實環境本身，而是與現實環境並存的拷貝世界或象徵世界即「擬態環境」。人們把「擬態環境」作為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為的重要參照體系，從而進一步加快了「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的趨勢。本文試圖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入手對這一趨勢以及媒介在這一趨勢中充當的角色作一番簡單的探悉。關鍵詞： 擬態環境 信息環境的環境化 泛影響力 隱性權利人類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生活在自然存在和經過先輩改造了的環境中，這是一種能夠清晰感覺到的現實環境。現在，由於大眾傳播媒介的普及以及信息社會的到來，人們得以在感受外部世界方面自我擴張。在不知不覺中，人們總是習慣於接受和理解來自全球四海的各種媒介信息，生存於大大超出自身可以親身感受的現實環境的另一種環境即「擬態環境」中。這種環境不是人們實實在在能夠感覺到的事件或直接聽到的觀點本身，而是關於它們的複製符號或摹寫。它是與現實環境並存的拷貝世界或象徵世界。由於現代傳媒及時迅速、無所不傳、圖文並茂的信息展現方式，使得人們通過傳媒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人們便心甘情願地將傳媒所營造的信息環境作為自己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為的重要參照體系。面對著「客觀的信息」，人們早已失去了選擇的能力：閉塞視聽意味著滅亡，而接受的結果便進入了一個媒體加工過的「擬態環境」之中。在現實的世界裡，我們用虛擬的觀點改造著生活，而我們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又形成了虛擬的觀點。這就是信息時代一種特有的社會現象——「信息環境的環境化」。在虛擬和現實的互動里，我們用現實映射的虛擬思想創造著整個世界，這也是在「信息環境的環境化」過程中人們唯一所能做的。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內涵1、李普曼的「擬態環境」說美國著名新聞工作者和專欄作家李普曼較早意識到大眾傳播媒介營造的這一特殊信息環境。他在《輿論學》中對「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又譯「假環境」）作了經典的論述：「回過頭來看，我們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環境的認識是何等的間接。我們看到，報道現實環境的新聞傳遞給我們時快時慢，但我們把自己認為是真實的東西當作現實環境本身來對待。」①「……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一個共同的要素，即人們和環境之間的插入物——擬態環境。人們的行為是在對擬態環境作出反應。但因為是行為，如果見諸行動，行為後果就不是出現在刺激行為的擬態環境中，而是在行動發生的真實環境中。……因為，在社會生活層面上，所謂人作出適應環境的調整是以虛構為媒介來進行的。」① 此處的「虛構」指的是在不同程度上人們自己對環境的描繪。「由於真正的環境總體上太大，太複雜，變化太快而無法直接去了解。我們沒有條件去對付那麼多難以捉摸、那麼多種類、那麼多的變換的綜合體。然而我們必須在那種環境中行動，就必須先以一個簡單得多的模式來重構真正的環境，然後才能掌握它。要洞察世界，人們必須裝有一幅世界面貌之地圖。」①
從李普曼對「擬態環境」所作的論述以及這個圖示中可以看出，擬態環境是與現實社會環境相對的一個概念，兩者既相聯繫，又相區別。聯繫點：擬態環境是從現實環境中抽取出來的一部分，現實環境是全貌，擬態環境是局部。現實環境是擬態環境的母本。區別點：現實環境是實實在在的物質環境，擬態環境是通過大眾媒介有選擇性地「提示」現實環境中的客觀變動而結構出一個符號化的信息環境。人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這個符號化的信息環境的反應，而不是對客觀環境及其變化的反應。然而，由於這種加工、選擇和傳播活動是在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媒介內部進行的，所以人們往往把「擬態環境」作為客觀環境本身來看待。同時，李普曼還指出「擬態環境」是插入人與真實環境之間的環境，人對環境的調適是通過「虛擬」這一媒介進行的。李普曼不但指出了現代社會信息環境替代客觀環境的現實，而且指出這種替代的結果除了影響人的認知行為外，也會影響現實環境，使現實環境在無形中塗抹上信息化的色彩。可以看出，「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理論在李普曼的觀點中也得到了印證。2、藤竹曉關於「信息環境的環境化」論述較早提出「信息環境的環境化」趨勢的傳播學者是日本的藤竹曉。1968年，他在李普曼的觀點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擬態環境的環境化」問題。②他指出，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價值觀念，最初並不見得能被重視或普及，可一旦進入了大眾傳播渠道，很快就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甚至會發展成為一種隨處可見的流行現象。藤竹曉曾經寫道：「……人，是環境的主體，應當靠自己的力量確認自己的環境。但現狀卻是，人只能依賴於信息環境及其賦予的定義而生存。在這樣的現代環境的結構下，有時人就會被信息環境虛擬環境所欺騙。」藤竹曉認為，大眾傳播雖然提示的是「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但由於人們是根據媒介提供的信息來認識環境和採取環境適應行動的，這些行動作用於現實環境，便使得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了「擬態環境」的特點，以至於人們已經很難在兩者之間做出明確的區分。這就是他所認為的「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②。同時，他也明確指出：人們依賴信息環境但卻無從辨認其真偽，因此信息環境在指導人們生活的同時，也可能誤導甚至欺騙人類。在這種意義上說，人們的行為是控制在大眾傳播的信息環境中的。媒體通過「議程設置的功能」、樹立「意見領袖」、營造「意見環境」等等的手段來影響和制約輿論，從而影響和制約人們的思維和行動。從李普曼的「擬態環境」到藤竹曉的「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理論的提出，大眾媒介也經歷了傳播事實真相或假象，通過「議程設置的功能」、樹立「意見領袖」等等的手段來營造「擬態環境」的過程，實現了「信息環境化境化」的目的。信息高速運轉的信息時代更加快了大眾媒介的這一過程。二、「信息環境的環境化」已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大眾媒介的傳播模式是「沙漏式」的，即記者和編輯站在「把關人」的崗位上，控制著新聞信息的生產與傳播，決定著從四面八方湧來的新聞的命運：讓哪些新聞通過這個狹窄的「漏口」傳播出去；哪些新聞不能傳播，就地「封藏」。不僅如此，他們還擔負著「議程設置」的職責，即將某信息放在何版面(節目)位置刊播、設計多大版面(節目時間)刊播、以什麼方式組織報道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受眾就只能跟著大眾媒介走。1、通過媒體關於「9·11事件」的報道看「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2003年3月10日至5月10日，《華盛頓郵報》共發表有關伊拉克戰事報道253篇。在這些新聞報道中，積極的、消極的和中立的報道比例為107：63：83；非消極性報道佔據了75%，共190篇，而批評性報道僅有1/4。從報道內容看，有關美方包括美軍的生活和戰鬥細節、軍事行動、政府策略等報道佔據了總數的46％，共約116篇；而關於伊拉克方面的報道只有39篇，其中消極的就佔據了17篇，其餘12篇則屬中立報道，而無一篇積極報道。從新聞來源看，來自於美英方面的消息為164篇，佔65％；而來源於伊拉克方面的僅12篇，佔5％。從圖片尤其是新聞照片看，該報電子版從3月20日開戰到4月9日攻佔巴格達共發布照片414幅，其中表現伊拉克平民和士兵生活的110幅，約佔1/4。就是在這些照片中，表現戰爭給他們造成影響和傷痛的畫面很少，血腥場面更是稀有，相當一部分是表現伊拉克人離開家園時的平和的場景；而表現不同聲音的——反戰主題的照片只有區區10幅。其他約佔3/4的304幅照片，則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美英聯軍（絕大部分時美軍）生活、戰鬥的場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這414幅照片中，僅有3幅是由伊拉克電視台提供的，只佔總數的0.7%③。2003年4月7日的美國《時代》周刊用約20頁的篇幅刊載了關於伊拉克戰爭的照片。據透露，在編選這些照片時，主編們刻意挑選那些能夠表現美軍"英雄主義"的照片，而絕對不用那些伊拉克平民被無辜打死、暴屍街頭的照片。大眾傳媒在某種意義上說成為了製造這場歷史悲劇的首魁。似乎阿拉伯人就該仇恨美國，因為美國支持以色列對阿拉伯的戰爭，他傲慢且邪惡，所以中東的媒體強烈譴責美國對阿富汗的轟炸，而對紐約發生的悲劇隻字不提；同樣，我們在美國CNN的電視鏡頭前看到了大批支持本·拉登的阿拉伯人表現的對美國的仇恨，卻忽略了或許數量更多的帶在家裡，更為安靜的阿拉伯人對紐約死難者的同情；我們看到了塔利班支持者們要參與聖戰的決心，卻無意間忘記了那些對於塔利班分子仇恨有加的伊斯蘭婦女的憤怒……媒介與歷史往往戲劇性的將真實的世界抽象化，站在不同的立場將客觀主觀化，而它創造的這個並不真實的「擬態環境」的巨大影響力往往給生活在現實社會的人們造成難以想像的後果。2、「信息環境的環境化」已經真正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其主要包含以下三層意思：1、信息環境能夠多角度廣範圍地囊括或反映龐雜的現實環境的能力在不斷增強；2、由於人們往往根據媒介提供的信息來認識環境和採取行動，人們將信息環境很多時候當成現實環境本身來看待，使得信息環境越來越環境化；3、由於人們是根據信息環境來認識環境和採取適應環境的行動，這些行動作用於現實環境，便使得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擬態環境」的特點，即現實環境的信息化趨向。三、「信息環境的環境化」是媒體發展的結果1、媒介化生存的現實目前，大眾傳媒已經成為人們最普通的一種生活工具。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擁有電視和電話，約3/4的家庭擁有錄像設備，一半以上的家庭與電纜相連，約1/3的家庭擁有個人電腦⑤。除美國外，其他國家媒介的擁有數量也已基本普及並呈明顯的增長勢頭。大量擁有大眾傳媒的同時積極接觸大眾傳媒，成為現代人的重要生活內容。威爾伯·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曾經這樣介紹美國人的生活與大眾媒介的關係：美國人平均幾乎把日常生活中四分之一的時間用在這些媒介上，而且這個數字還在繼續增長，98%的美國家庭有電視機，這些電視機平均每天有7個小時處於開機狀態；美國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報，大約每天花費30分鐘的時間；美國99%的家庭和90%的汽車上有收音機，每天用於收聽廣播的時間約有1億5000萬小時；加上用在雜誌、書籍和電影上的時間，美國人每天花在大眾媒介上的時間數量之大，是很明顯的。廣泛接觸媒介並非美國的特殊現象，在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接觸大眾傳媒都是現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日平均媒介接觸時間的調查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觸時間為4.4小時，中國人為3.7小時，這只是直接接觸五大傳統傳媒的時間，還不包括人們觀看電影和錄像、聽唱片等消費大眾文化產品的時間，也不包括通過互聯網接觸大眾媒介的時間。不難發現，頻繁接觸大眾傳媒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外，人們用了幾乎一半的餘暇時間來接觸大眾媒介，大眾媒介已經充斥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可見，現實中人們已將大眾傳媒所建構的信息環境當作自己了解現實、尋求幫助、豐富知識和休閑娛樂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渠道。信息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擔當了現實環境的角色與功能，信息環境越來越環境化。2、媒介塑造更現實的「地球村」現代傳媒除了拓展傳播內容、提供更多資訊外，也積極躋身於全球化的公共信息空間中，從而大大提高了媒介包容外界環境的潛力。現實中，網路媒體快速發展，傳統媒體也積極搭借網路優勢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據統計，截至1999年3月，我國內地共有20省市的200家報刊創辦了網路版。與此同時，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廣播電視公司開始把自己的節目送上互聯網。傳統媒體與互聯網的結合，極大地拓展了節目傳輸範圍，使受眾日益呈現出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另據國際權威機構提供的數據表明：到1996年底，互聯網就已經連接了世界186個國家和地區④。當代信息技術已經全方位地影響甚至改變了傳統媒體的傳播手段、方式與結構，多種媒體廣播、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印刷媒體、電腦網路的相互融合與滲透越來越明顯，信息的穿透力也越來越強。這預示著國際傳播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這個潮流已不可逆轉。可見，新媒體和舊媒體紛紛進入公共的全球化資訊平台中，這便從事實上有效打破了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各種有形和無形壁壘，其所創造的信息流通方式正在將我們融入一個環球性的大舞台。在這一信息網路中，人們不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識和資源，而且還可以在這一環境中順利的進行各種形式的人際交流。更為重要的是，這一信息環境還可以幫助人們進行實際的工作生活。如在家庭中，電視機將變成網路終端電腦，再加上電話機，通過聯網就可以享受電子郵件、電子付款、特別新聞節目、統計資料檢索、居家購物、視頻點播、可視會議等服務。網上大學、網上圖書館、網上會診等都已成為現實。這些事實都充分說明：現代媒介正在營造更真實的信息「地球村」。一方面，媒介已衝破國家、民族和地區的界限進入全球性的信息大舞台，另一方面，這個大舞台不僅可以為人們提供各種豐富的無限多信息，還能切實幫助人們的實際生活與工作。因此，現代媒介所建構的信息環境模擬現實的能力不斷增強，「信息環境的環境化」趨向也日益明顯。3、媒介話語的泛影響力現代媒介創造出「地球村」式的信息環境就實質而言只是一種使用信息的方式，本身並不能影響人的認知結構。但是，當媒介以一種自己所認為的姿態站出來說話、表態時，媒介已不單純是一種負載信息的形式或工具。當「9.11」恐怖事件發生後，全世界的各大媒體鋪天蓋地地進行報道，一時成為全球人們共同關注的話題；世界盃的現場報道總是牽引著全球的目光為此激動和狂熱；柯林頓和萊溫斯基的超級緋聞也甚至一時掩蓋了遙遠的中國人日常最關心的瑣事而被議論紛紛。現代傳媒的高度延展性與及時性使得媒介話語的影響力與輻射面也在不斷擴展，媒介的內容不但幫助人們了解世界，甚至可以左右我們生活中每天的中心議題與思考內容。可見，媒介話語之所以能夠形成類似權力的東西影響甚至操縱人們，關鍵在於媒介話語建構現實的逼真性與優先權。4、媒介技術的隱性權力人們之所以心甘情願、很大程度地依賴信息環境，使得「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日益明顯，其中相當部分成就要得益於技術。技術的進步使得信息的複製和廣泛傳播如今已不費吹灰之力，從而使得信息環境對現實環境的複製功能更強。正如克樓克與庫克這兩位加拿大社會學家在研究電視時所言：「……非常之真實。電視就是真實的世界，不是現代而是『後現代』文化、社會和經濟……這樣的後現代社會，特色是科技以洋洋自得之精神呈現動態發展之勢。」現代傳媒技術無形中已經將人與「傳媒世界」緊密聯繫在一起。大眾傳媒在本質上只是附屬於人的物，作為一種技術工具，按常理它只是一種實施權力的資源，不能實施權力更不可能成為一個權力的主體。但問題恰恰就在於，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大眾傳媒在開拓人類生存空間時，因為超越了人類的身體技能而保持了它對另一種權力資源——信息的壟斷式佔有。傳媒的運作也便逐漸具有某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徵：印刷媒介對信息的傳播必須以文字和圖片對現實的抽象、剝離為前提；依靠聲音的傳播則把世界限制在有聲語言和音響效果的框架內；電視把世界壓縮在平面上，而且還是經過鏡頭挑選的局部世界。這就是說，即使不考慮傳播者的主觀選擇和對信息的過濾過程，「傳媒為人們所提供的，也只是被技術簡化、變形和扭曲的世界，一個與真實世界相差甚遠的影像世界。地球儀並不等於地球，真實的影像也不等於真實本身。」但現代傳媒卻以它獨特的技術優勢為人類提供更多、更廣、更快的信息以滿足人們需要的同時，也不斷強化著傳媒所營造的信息環境和現實環境的同一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隱藏了影像與真實之間的差別。使得「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具有更大的可能與現實性。四、網路的興起並沒有改變「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網路傳播中的受眾不僅可以自由選取自己感興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網上自由地發布信息；信息的重要與否，不再完全由傳播者決定，而是可以由受眾自己決定。儘管在許多場合下，例如知名的新聞類網站，對網路新聞仍然有編輯權，仍然有網路記者和網路編輯在充當「把關人」角色，但是，由於受眾享有極大的選擇權和主動權，新聞傳播者的地位受到削弱，權力在向受眾傾斜。這樣看來媒介對於受眾的控制似乎是減小了，受眾在這種新的傳媒方式下可以更自由的選擇信息而不受記者和編輯主觀的影響，而受眾在作用於現實社會時擬態環境對他的影響也就變小了，「信息環境的環境化」趨勢似乎也不那麼明顯了。可事實並非如此。首先，網路的信息雖然受媒介的主觀性減小了，可是卻是處在一種信息超載的狀況下。面對這種新的傳播媒體，信息便有了的新特點：絕對數量多的驚人、零散、表面化、無組織、篩選困難。而面對這種新的信息形式，有些人能夠很好的接受，在短時間內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並加以整理歸納形成自己的觀點，而大多數人卻並沒有做好接受這種新信息形式的準備。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一書中指出：「失去控制和無組織的信息在信息社會裡並不構成資源，相反，它成為信息工作者的敵人」⑥。從理論上來說，網路允許人們「拉出」信息，看上去，人們對自己在網路中的信息接收是有主動權的。但是，人們怎樣才能利用有限的時間，從多如牛毛的信息中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些呢？可以想像，結果是兩種，一種是人們長期依賴於少數幾個固定的網站來獲得信息，其實還是把選擇權交給網站；另一種結果是，人們在網上漫無目的地點擊，看到什麼算什麼。實際上，信息數量的增多只是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可能性，但這並不會必然增強人們對信息的選擇力，反而是對選擇力的削弱。於是我們又回到了最初，接受媒介製造的「擬態環境」而使「信息環境日益環境化」。不但如此，網路全球化，使天涯變咫尺的特點還更加深了「擬態環境」的作用。與傳統媒體傳播不同，網路傳播還可以成為發生衝突的國家間或敵對民族間互相攻擊的工具。這就是網路戰——一種特殊形態的當代戰爭，儘管這是一種不流血的戰爭，但依然會給雙方帶來損失，也會成為加劇衝突的重要因素。網路的特點在於它除了傳播信息，製造擬態環境外，還為人們進行對現實環境的作用提供了條件和更先進的方式，使人們足不出戶便可通過互聯網這個虛擬的世界直接作用於現實世界。這是以往的任何媒體都沒有過的。人們可以在這一秒鐘內感受網路這個擬態環境中提供的消息，而在下一秒鐘內就參與黑客活動打響網路大戰，給對方造成直接的損失。擬態環境對現實環境的影響至此進入了一個極至階段，現實環境中帶有擬態環境的特點，現實環境即成為這個擬態環境的時間變的越來越短。由此信息環境在我們這個飛速發展的世界中環境化的速度比以往更快了。可見，網路的興起並沒有改變「信息環境的環境化」，反而進一步加快了這個過程。一方面，人們廣泛接觸大眾媒介，其所建構的信息環境已經成為人們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而現代媒介除了為人們提供信息外，還可以代替現實環境幫助人們處理日常事務，使得媒介「地球村」的現實功能更強。信息環境越來越具有環境化的趨勢。另一方面，由於媒介話語和媒介技術很強的擬真性與包容性以及對信息的壟斷式佔有，使得媒介信息又能很大程度地影響人們的生活內容和認知行為，進而影響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現實環境也越來越具有信息化的色彩。作者簡介：戴海波,男 1982年3月生，雲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傳播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傳播理論及媒介研究。參考資料：① 沃爾特.李普曼著，閻克文 江紅譯，《公眾輿論》 P4 P13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②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P127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11③ 羅以澄，葉曉華 ，《〈華盛頓郵報〉對伊拉克戰爭報道的分析與思考》 ，載於《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3-11④ 溫憲 ，《"新帝國"的衛道士——分析美國媒體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報道導向》載於《新聞戰線》2003年第7期⑤ 黃順銘 ，《擬態環境：主體建構與主體解讀的多重意涵》 ，新傳播資訊網 2004-6-3⑥沙漠青鳥 ，《大眾傳媒的力量》 ，http://bulo.163.com/article/-4iho-Ddzivr.html網路虛擬世界：噩夢還是救贖？主講：翟振明， 時間：2008年8月22日(一)陳實：各位街坊、各位聽眾、親愛的朋友們，「嶺南文化大講壇」第七講現在開始!今天的主講嘉賓是中山大學翟振明教授，他演講的題目是「網路虛擬世界：噩夢還是救贖?」據中國互連網路信息中心公布的數據，到2008年為止，我國網民的數量已達2.98億，我看這個數字更多，有三億三千八百萬，博客數量已經達到了1.62億，是世界之最。廣東網民的數量已經達到了4554萬，是全國之最，也是世界之最，其中29歲以下的網民佔了73.6%，90後佔了35.2%，90後成為了大多數。由此可見，一個網路的虛擬世界正高歌猛進，穿過珠江河口向我們撲來。二十世紀有兩大技術，一個是遺傳技術，一個是虛擬技術，對人類的文明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使我們的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翟振明教授將告訴我們，雖然虛擬世界不能製造工具，但這是一種能改變人自身的技術，是一種主體技術。虛擬世界與我們實在的世界、實在的空間具有同等的時代性和完全的等價性，我們不可能通過人工智慧創造人的心理，但是我們可以通過虛擬世界來重新創造一個經驗世界。換言之，翟振明教授將用哲學的方式為我們解讀人工智慧和虛擬世界，進行一次哲學的探險和思想的實驗，改變我們對整個實在世界的理解，站在康德的立場告訴我們虛擬的技術和遺傳怎麼樣在終極性的價值理論問題上得到體現，這將涉及終極性的價值理論問題。翟振明教授是知青，研究生時攻讀哲學，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於2007年起在中山大學任教。他會作曲，剛才在現場即場為我作了一首曲。他多才多藝，他的思想和話語風趣幽默，滔滔不絕。翟振明教授是目前我國國內極少數的富有原創性的哲學家之一，在國外被譽為虛擬世界的思想先驅之一。在他的著作和文章里，有比科幻小說更具有想像力的思想實驗，有比分析哲學更為嚴密的邏輯論證，有比存在主義和現象學更為強烈的人文關懷。對經典著作和現象學原理有著深刻把握的翟振明教授不僅在國內堪稱一流，而且在國外的學術界也享有盛譽。我想起一個稱呼叫「大師」，我知道翟振明教授很反對這個稱號，但是我很想稱他為大師。我心目中的大師不是那些招搖撞騙的風水先生，而是像翟振明教授一樣能用深刻的學術功底和洞察力對我們這個世界和這個時代發出評判和質問的人。翟振明教授與劉小楓教授、龔駿教授、張軍林教授同一間辦公室，這些教授都是我們國家著名的哲學教授。走進康樂園青青的草坪，在這座朝氣蓬勃的廣州城裡面，在大學校園、書聲朗朗的校園裡面，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大師。在季羨林這代大師走了以後，是他們年輕的一代接下了文化學術的重擔，繼續書寫著中華民族的光榮和夢想。我們這個「文化講壇」將一一把他們請上來，讓這些年輕的大師在這個講壇上成一道文化強省的秀麗風景，下面有請翟振明教授。(二)翟振明：陳實教授過獎了。我最近老被稱為大師，我說我這是「淪為」大師了，大師在中國已經越來越成為貶義詞，所以千萬不要叫我大師，開個玩笑。我講的是網路虛擬世界：噩夢還是救贖?父母這一輩人很為自己的孩子操心，擔心他們泡在網路中會被網路毒蝕，失去自我，忘記世界。在對此做出評判之前，我們需要考慮一個基本事實，就是每代人對下一代人新的生活方式和獲取快樂的方式都會感到擔憂，覺得世界到了末日。這樣子的想法一直存在著，只是嚴重程度不同的問題。這就是前輩和後輩之間代溝的主要表現。老一輩人覺得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墮落，但是這樣的判斷是正確的嗎?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每一代人都在墮落，墮落了三代、四代，我們會墮落到地獄裡面，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到地獄裡。這樣的想法從基本歷史進程來看是錯誤的。對上網的擔憂與這個模式有沒有關係呢?我們不知道。一方面，作為前輩，我們是他們的老師，有很多的東西教給後一代，培養他們。但是在另一方面，是否可以說，在一些重大的問題上，長輩也許需要向下一輩學習?年輕一代正沉浸在其中的東西，他們新的生活方式，還有我們老一輩人所不理解的東西，也許正代表了不久將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所以我們提出這個論點，儘管暫時還沒有結論。家長們最害怕的是遊戲。遊戲的對立面是工作，遊戲與工作哪個更有價值?就要看價值是怎麼分的，如何定義價值的概念。因此要判斷好壞，是墮落還是進步不能憑藉個人的喜好來決定。討論公眾話題一定要有一個公認的標準，即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價值的本身是什麼東西?東西方人的價值，價值觀都是個人的事。如果想了解一項事物有沒有可能，有沒有基礎，需要要分成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進行討論。在社會站穩腳跟的人都有反快樂和恐懼自由的傾向，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傾向?首先要肯定快樂本身就是生活的內在價值之一，快樂一定是生活本身的好的東西，但是任何的主流社會一般都存在反快樂與反自由的傾向。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現象?一、遊戲與工作：哪個更有價值?一般人的第一反應都是工作有價值，遊戲只會浪費時間。但是這樣簡單的回答有時候可能會出差錯。因為價值有兩類：一個是內在價值，一個是工具價值。內在價值包括，健康、快樂、尊嚴、情愛、思想、認知、自由、創造力等等，它是生活本身的非工具性的價值，是生活本身就需要的，如果沒有內在價值人的生活就會變得空洞。關於快樂，常說男女搭配，幹活不累。但是拿快樂作為一種提高生產效率的工具來看，這是一種基於工具性的理解。雖然快樂有這種功能，但是我們不能將它作為工具來理解。如果生活中沒有快樂，大部分人都不想活了。快樂的反面是痛苦。消除痛苦是生活的重要方面，到醫院看病的目的就是健康和快樂，這樣理解是把健康和快樂工具化了。再說情愛，愛一個人有什麼用?如果問我這樣的話，我扭頭就走。說是愛，但是這樣問的話想的可能還是別的東西。愛能不能帶來財富，愛了以後是不是就可以每天吃山珍海味，如果不能那就不是愛。這種說法只是一種說辭，真正的愛是「愛」這種東西，就連結婚生子這都不是「愛」這個東西。不管快樂會來帶來什麼後果，我們都想要快樂，這就是所謂的內在價值。思想也是內在價值，我們要思想，並不是因為思想有沒有用我們才決定要不要。比如說讓你成為一個不會思想的植物人來生活，這個生活值不值得過呢?你會覺得不值得過。思想有用是一定的，但是不能因為思想有用才要思想。沒有思想就不成為人，而是植物人，這就是作為人的內在價值。認知，一般人的理解是有用的東西才用，但是在西方並非如此，特別是哲學家，從古希臘的伯拉圖、亞里士多德那時代開始就在研究，一個傻瓜算人嗎?比如愛因斯坦的共識，不管有沒有人用它，它都是一個偉大的成就。人家問愛因斯坦這個有什麼用?他生氣地說，我是理解這個宇宙，把握這麼大一個宇宙，一個小小的人的思維把它把握住，這不是很有用嗎?後來出來的很多東西，包括原子彈，都跟這個公式有關係。自由就是想幹什麼都不受別人的阻礙。有人說，中國的傳統是沒有人要自由，這個說法是不對的。你想別人阻擋你想做的事嗎?這是不可能，要幹事情就要干成，所以沒有人去阻擋。因此一個人作為一個行動者沒有自由就不會行動，由此可見自由也是生活本身需要的東西。創造力，人家說上帝很偉大，我們不相信他也無所謂，但是如果上帝理解對的話，他就是所有東西的創造者。就因為他是創造者就偉大，不管他創造出來有什麼用，創造的世界是做什麼的。這不是拿出來玩一玩的。創造本身是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我們不是上帝，但是我們有一些小創造，小創造和大創造都是等值的。即使創新不能帶來很大的實際後果，我們也需要創新性的活動。藝術創造就是這樣的活動，如果藝術的東西有用的話，就和原來的目的相違背了。如果一個農民把雕塑放到稻田驅趕偷吃田裡稻穀的鳥，這裡的雕塑發揮的已經不是藝術的功能了，它在這裡就變成了和獵槍差不多功能的東西了。所以藝術本身不是為了有用的，而是為了它本身的價值。這些不是我的價值觀，這是我試圖根據很多哲學家自古至今的思考所得出來的一些想法。無論生活在什麼時代，人如果放棄了這些東西，生活就無所求，活不活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了。工具價值是一切為達到內在價值而採用的手段。這個麥克風有沒有用?如果沒有麥克風觀眾就聽不到我說話了。所有的工具如果真的成為工具的話，最終都是因為對內在價值引起一定的正面作用，如果起反面的作用就是負價值。我們的汽車、房子都有工具價值，包括組織管理。組織管理本身不是人類的生活價值，所以這些東西為了達到內在價值採用的手段，這個價值就可以問有用還是沒有用、有害還是無害。所有有價值的東西就這兩種。這裡面的內容還是很值得討論的，也許哲學家正在爭論這些問題。這和文化、東西方、古代現代沒有關係。工作是為了實現內在價值而付出的努力，包括製造和使用工具、組織管理等。我們專門為健康去鍛煉不是工作，為了尊嚴不受一口氣，拼了命也和你幹了，這不是為了製造工具，所以尊嚴也不是工作。政治權利的爭取是去奮鬥，不是工作。談戀愛也不是，思想有時候是工作，因為它可以得到工作的後果，但是沒有任何工作的時候也要思想。（編輯：閆磊）http://ll.peoplexz.com/7414/20090910164114.htm(三)內在價值相對於工具價值何者更重要?「重要」這個概念出來又有問題，我們平時用的時候用得很糊塗。「重要」有兩個含義，蓋房子基礎最重要，打好基礎房子就不會倒。但是作為工程師要做事情，需要根據本身的價值判斷基礎重要還是房子的空間重要?在價值意義上空間重要，基礎不重要。在空間飄著的太空站是沒有基礎的，有沒有基礎我們不在乎。但是有很多沒有基礎但是有空間的地方我們要不要?舉一個爛尾樓的例子，有沒有人要?作為價值意義來說，爛尾樓誰都不要。所以兩種重要的說法最根本的重要是價值關係的重要，價值關係和因果關係在這裡相反的。如果不是為了空間的話，根本不要基礎，但是即使沒有空間可以得到基礎，也沒有誰會要基礎，這就是價值。工具價值從根本上來說要服務於內在價值的。我們全人類從古到今都有一個概念叫自然災害，比如說，地震是自然災害。但實際上這樣的說法是錯誤的。地震在哪裡都可以發生，但是只有和人群有關係的才叫自然災害，和人群沒有關係的就不叫自然災害。它如何界定?自然災害這個詞完全是相對於內在價值的關係而言的，和人類生活的內在價值的損害和知識沒關係的，發生什麼都不叫自然災害。所以剛才判斷出錯就是這樣的，人們只想到過的發生過的地震，但是有的地震發生在海底，因為和人類沒關係，所以不報道出來，人們也就不知道了。但是真正作為自然災害的地震是很小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地震都是自然災害，所以大部分人搞錯了。所以自然災害是不是現代人才有的，將來人和古代人沒有的概念?不是。所以我們看這個文化判斷不是相對的。我原來在美國生活了14年，我如果這樣想問題的話就瘋掉了，我差不多30歲才去美國，在那裡今天是西方的說法，或者是變成了徹底的機會主義者。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最基本的判斷，比如謀財害命、濫殺無辜這些都是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刑事犯罪都必須把這個包括進去。我們就不用人云亦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了。我們要判斷網路是救贖還是噩夢，這樣就有一個基本的出發點了，就不會亂說了。當然還有很多的價值判斷是沒有根據的，那塊我們就不要判斷，自己相信的，和其他人相信的不一樣，那就不要拿出來作為公共問題討論。我們只能找到一個大家共通的道理才能評價公共事業，自己的事情自己用自己的方式處理。不能說我是絕對正確，如果沒有這個想法和找一個標準，起碼動機非常不對，你就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別人，這就出現上輩人和下輩人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偏好都不一樣的問題。我們講道理不用相互衝突和相互敵視。認知也有收穫和失去的，但有時候收穫的東西會更多。比如說，哲學是一個比較冷門的方面，以前想讀這方面的書也找不到，書店上也沒有賣。但是在網上就不一樣，你隨便輸入一個哲學家的名字，哪怕是一個幾千年前的哲學家的名字，這個條目比任何一個大明星的名字出現的都要多，比如柏拉圖、康德，這些出現了幾千條、上萬條。單單講遊戲，它本身能直接收穫內在價值，它也有工具價值，工具當然有正有負。如果我們的內在價值的實現不需要工具價值，那我們就可以不要它了。我們在這裡勞作種田、種地、開墾，都是正經的勞作，所以勞作是我們不得不做的東西。現在網路遊戲沒有了工具就達到了這些東西，初步一般看不是一個噩夢，好象它是一個我們更有效率生活在有意義的世界裡。進入遊戲狀態，初看起來好像是正面的，但是實際上也有很多負面的地方。第一，我們這個社會不是按照這種生活方式來建造的，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一個位置。如果不能在社會裡得到公認，要在這個世界順利地生活，單純地收穫內在價值，在這個世界上是很難生存的。一個人如果不學會社會公認的本事，就會被社會淘汰。這是父母真正擔心得有理由的地方。第二，吸毒有沒有得到快樂，為什麼不好?它得到了快樂而失去了很多的東西，而且現在的快樂把未來的快樂性失去了。我們在生活中收穫這些內在價值的時候，也要把自己當工具來造工具。因為你收穫的是現在的，明天要繼續收穫的話，不工作為明天鋪墊的話，下一代人就沒有了，所以要有相當的時間去勞作，否則無法持續內在價值的收穫。如果勞作的時間超過一半以上，可以說這種社會不太健康，應該說收穫內在價值占更多的時間，但是現在的社會不接受這種觀念。不得不做的東西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有人說培養子女先需要讓他勞苦，但是人的平均壽命沒有走到那一段就過去了，一輩子什麼都沒有隻有勞作，那就虧了。還有一句口號，我們要為人類做貢獻，就是讓大家的生活過的更好。工作越來越少，內在價值越來越多，這個就叫進步。既然我們號召要為人類做貢獻，但是社會主義的力量要反對，這就是自相矛盾，大部分都是這樣的，為什麼呢?藝術家和哲學家的共同點都是相當一部分繞過工具價值，直接在內在價值實現。在真正的審美的藝術意義上來說，贗品和真畫是沒有區別，完美的贗品和原作在審美上直接的感受是沒有區別的。但為什麼贗品不值錢，那是因為有其他的東西附在上面才有了差別。贗品在藝術家那裡沒任何的價值，因為那不是他創造的。遊戲比起工作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遊戲本身並不是壞的。遊戲會令人上癮，上癮以後只收穫當前的快樂，不會收穫以後的快樂。所以有的人擔心「過把癮就死」，就是這個道理。家長們的害怕不是因為遊戲本身不好，而是如果孩子因為玩遊戲而上癮，這可能涉及到其他的東西，或者說和其他的價值有衝突。所以說最重要的是內在價值的關係，這也是哲學家現在最關心的。色情和暴力相提並論對不對?內在價值的關係是不是一樣的?事實上，色情再壞也不屬於暴力那一類的壞，有時它使人收穫了很多的快樂。欺騙是對認知的否定，對自由的否定，對尊嚴的否定，這些都是壞東西。現在社會上最怕的就是為了快樂而色情，但是單單這方面看，色情本身就是得到快樂。暴力剛好是否定所有這類東西，他把你搞死、搞傷，別說快樂和情愛了，它是會讓你痛苦，喪失尊嚴的。而色情起碼有一部分是讓人有收穫的，正面的，所以把兩者放在一起說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們的性質是非常不一樣的東西，而且有可能是相反。在我們保護兒童的措施裡面，綠壩就是把兒童從色情中隔離開來，也許我們這樣做是對的，因為色情會上癮，所以未成年的下一代一定要與其隔離。但是有人說如果色情開放，社會就一定要墮落，這種想法就一定要反思一下，我們既要講理論也要講實際。世界上色情最開放的國家有哪些?瑞典、荷蘭、比利時、丹麥、芬蘭，這些都是社會秩序和公德最好的地方。瑞典就是裡面最典型的。事情經常是這樣的，現實好像與人們的設想恰恰相反。但是暴力多的地方一定是最糟的，這一點沒有疑問。哪些地方最開放，哪裡就一定最混亂、裡面的人最墮落、兒童最不健康嗎?也許是、也許不是，但起碼初看起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在這裡，色情和暴力的不同也可以被揭示出來。還有人說成年人可以得到快樂，小孩不能得到快樂，因為小孩要成長，長大後再得到快樂，這種想法是非常不公平的，最合理的說法應該是人在人最有能力獲得快樂的時候，就給他快樂的，到了老才給，他還能快樂嗎?那時候你都不能動了，給你吃你也不能吃，給你電影看你也打磕睡，給你色情你也不行，所以啊，什麼時候最有能力，就應該在那個地方給他最大的機會。人生要有意義是要有創造的。白活一輩子，什麼都沒有創造就死了不是挺虧的嗎?藝術作品就像虛擬世界創造的東西，不是拿來用的，如剛才說上帝創造了世界，世界對他來說沒有用，但他就是偉大的。如果這個東西大人壟斷了，小孩不管多大，在父母面前，就是他四五十歲了還是小孩子，父母還是要控制這個東西，其實這也是其他東西的表現，而這就是代溝。二、主流社會和反快樂和懼怕自由的傾向掌握了權利和資源的人，他們自己把收穫到的內在價值的東西都壟斷起來了，沒掌握的人就有排斥的傾向，而且不知道如何有意義。我的生活就是這樣得來意義的，比如說有些作家經過文革、磨難、打右派，後來寫小說就有內容，裡面有很複雜的情節，他們覺得這是真正的文學，是有意義的。現在新一代寫的文學在他們看來都是沒有意義，因為他們沒有感受就覺得是空的，事實是這樣嗎?像電視上每兩年一次的青年歌手比賽結束以後都有一個綜合知識考試，其都是掌握話語權的老人出的題，在這面前，年輕人好像很蠢，什麼都不知道，但是假如倒過來讓年輕人出題，那幫人將顯得更蠢，他們也是什麼都不知道。你覺得哪個更有意義?其實是他們都有意義，所以代溝(相互不理念)不是對理念的理解，是不講理。還有一個是控制力，他們都說是為了你好，父母經常說的「我懂，吃的鹽比你吃的米多，我走的橋比你走的路長，我做的夢比你睡的覺多」其實大部分是錯的。特別是像我，我52歲小孩才兩歲半，如果我把這種想法灌輸給他，那我一定是最蠢的人。如果15歲生小孩的情況還好一點。如果彼此差50年你都說「你不懂，我懂」，「生活方式一定我教給你一定沒錯」，那你是很蠢的，未來的社會變成什麼樣你都不知道，你說你教給他的經驗、人生智慧都很行，包括選專業也是這樣，但是現在，畢業以後滿街的MBA，當初的選擇真的正確嗎?這些根據自己的經驗做的決定好像一定對的，但是一出來三四年你就會發現其大多不是那樣的了，給孩子整個人生的設計也是這樣的情況。這一點就是代溝，自以為有理的前輩在很多的情況是沒有理的，只是他們有話語權。道德講「義」不講「利」，「義」這個概念是什麼意思?就是要為大家好;「利」是為自己好，但是不同於自私自利的「利」。在這裡，「義」和「利」根本不是兩個對立的關係，「利」最終不是物質、精神，而是讓人有更多的內在價值;「義」不是單獨要收穫內在價值，而是別人的也一起收穫，所以他們不是根本對立的概念。如果道德是義的話，就是讓大家一起收穫內在價值，因此如果有人以道德的名義譴責人收穫快樂，那他就自相矛盾了。有一個道德學說叫功利主義，它不是講自私自利，而是講什麼東西是道德的，那是西方最有影響的道德學說。道德原則第一個功能是每個人要干一件事的時候先問自己該不該干，問完了再干，這就是講道理的時候，怎麼問呢?道德哲學說，問問你自己想像一下有什麼後果，如果所有的後果里，被你的行動影響的人合起來的快樂最多的，那就是道德的，所有的東西不要了，只要快樂，這就是功利主義。西方有兩種道德學說，一個是康德式的道義論，另一個就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不是自私自利，是大家合在一起的功利。大家普遍接受就是把快樂當做唯一生活的價值，概念的東西不說了，其實尊嚴、健康這類東西沒有獨立的意義，就是為了快樂才需要尊嚴，就是為了快樂才需要情愛，他把一切還原成一個概念就叫功利主義，所以這是最有影響力的道德學說。當然這個道德學說我是不同意的，我要道義論，以尊嚴概念為起始，而不是快樂，不能讓別人主宰，不能主宰別人、控制別人，不能不自願的情況下去侵犯別人，以自我決定為主要概念，這叫道義論，我是傾向這邊的。「義」本身的內容是把快樂這些東西向大家公平的進行分配，這就是內在價值。在這種情況下，道德一定不是和快樂相衝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話，起碼也是被包含的，所以不能拿道德反對快樂。我們說把人類從苦難中解救出來，就是拯救全人類，不是讓他失去苦難得到快樂。人家說這個人不道德有兩種意思：第一是說你是壞人，你乾的事是不對的，不應該干這個事，這是一個含義;還有一個意思是不符合傳統的道德觀念的意思，或者是流行的道德觀念。這兩個東西都是我們所說的不道德裡面的含義，但是這兩個是不統一的，如果這兩個東西統一起來，那就是說，凡是不符合傳統觀念的事都是壞事，這種觀念是不對的，有些東西和大家的觀念相衝突才是好事，大家一樣才是壞事，是有這種可能的，所以道德觀念是混亂的，因此不要隨便說道德這個詞，因為大家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如果這兩個一等同，問題就來了，或者是傳統觀念或者是流行觀念，都不能以這個為根據。道德判斷的根本是好，按照內在價值所有做的事情對大家的內在價值是正面關係的就是道德，如果大家收穫的內在價值是相反的就是不道德的，傳統也許大部分都對得上的傳統道德，如果對不上就不把它當做道德原則，所以這種情況下道德判斷就有理性根據。這個東西不是我憑空說的，也是有傳統根據的。魯迅更相反，他是我們的英雄，他寫了一個《狂人日記》，他說「在傳統的經典裡面，我們看到的只有兩個字「吃人」，他把傳統和道德看成是完全相反的東西，他還是我們的英雄呢。當然他也是錯的，不可能所有的傳統的東西都和道德相反，人沒那麼蠢，如果思想自由的話，大家想想出來的東西也就都差不多。所以傳統思想裡面有很多和這個能對上的，比如不能亂殺無辜，不能騙人，不能強迫人幹什麼，這些概念都是對的，但起碼不能說傳統就是錯的，也不能說所有的傳統都是對的，一定要有理性的根據，就是把尊嚴、自由、自律放在一起衡量一下，看看這種行為是道德還是不道德。(四)我們講道德不道德是什麼意思呢?如果在醫院裡有3個人內臟出了毛病：一個人肝有毛病，其他東西都沒毛病;一個人腎有毛病，換個腎就健康了;還有一個人心臟有大病，不換的話過兩天就會死去。這時候我是醫生面對這三個人怎麼辦?我現在沒有這些器官，這時候剛好進來一個人，是健康的人，他是婚前體檢。在這種情況下，按照功利主義的原則，按照行為的結果應該收穫最多的快樂和起來就多，我應該幹什麼呢?把健康人的器官挖出來分給那三個病人，不然三個人全死了，如果換了是三個人活了一個人死了，那不是說收穫了最多的生命嗎?所以快樂主義的道德觀念，起碼快樂是好東西這一點是對的，但是作為道德原則這是有問題的，快樂在一群人中怎麼分配，所以一定要有尊嚴的概念。人家都會覺得不應該這麼干，如果他自己自願的話，我們再一步一步想。如果他不自願，一進來後醫生說我為了給最多數人謀幸福，把這個人的內臟分了，一算後果是最好的，不然就不道德了，不這樣分倒不道德了，這是不對了。道德問題涉及到誰該得到，誰不該得到，而不是單獨算總量，這就對了，這樣的話我們就有了基本的權利概念、尊嚴的概念。如果健康人自願獻出來又不一樣了，我雖然健康，但是我為了三個人的健康我犧牲了無所謂，他自己要求人家把自己分了，這種情況下還挺道德的，醫生如果沒有經過他的同意就把他的器官分了，醫生就是不道德的，不管後果如何。所以道德觀念這樣討論起來，內在價值和誰該得到、誰不該就得到一個標準了。如果健康人是一個母親，她已經有點不健康了，但是器官是好的，她覺得我的三個孩子是我的生命，我自己的生命延續在他們身上就可以了，捐出去讓他們存活，該不該干呢?爭議就更大一些，起碼是道德不道德的問題就可以再討論，稍微合理一些，因為她是自願。尊嚴的概念是要和自願和在一起，一些東西是自己做了決定的話就是有尊嚴，被別人強迫是沒有尊嚴的。這時候哲學家就有很多問題要解決，所以道德判斷要一一進行對比，最後找到一個合理的根據，而不是傳統道德告訴你什麼就是什麼。前幾年有這樣一個例子，有些人讓意識形態影響了以後，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斷功能都沒有了。南通前幾年有一個養育院，裡面都是智障的兒童和青年，女孩子到了十三四歲開始來月經了，那裡養育院領導覺得太麻煩又臟又不好管理，剛好我們國家規定這些人不允許結婚，所以他們認為她們的子宮是沒有用的，子宮只能給我們帶來麻煩和管理上的不方便，所以就把她們弄到醫院把子宮摘除了，醫院也覺得是公益的事業就免費了。他們覺得這個事情很好、沒有問題，他是按照最終的快樂總量和工具價值來思考這個問題，把人當工具。他覺得沒有問題，但是老百姓聽了以後覺得很吃驚，傳出去以後媒體去採訪，他說這不是好事嗎，這是很好的事情，你怎麼覺得不對?這就是他把道德的問題按一般的管理工具思路去思考的，他是本末倒置的，道德問題不能以工具方便不方便來考慮，這一定是本末倒置的道德，一定要看你乾的事情符不符合內在的價值才是真正的標準，所以以道義論為起點的理論可以還原成一句話，就是千萬不要把人僅僅當成工具，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所以醫院裡的例子就可以重新解釋了，我們不能把健康人當工具，我們就是目的，帶來巨大的後果也不能把他們當成工具給用了。我們說小孩得到快樂以後，會對社會穩定和家庭結構帶來不好的影響，這種思考方式是錯的，因為是按照管理和工具價值的需要去服從他，如果這些東西倒過來為他服務就是本末倒置。所以對於新的生活方式，我們該不該讓它發展，不能看我們方便不方便，管理其合適不合適、節約不節約，每個人都是目的，不能犧牲將來的好處，變成了最後沒有目的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看看這些判斷是怎麼樣。說這個人自私也是經常出現的概念，自私是什麼意思?人家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幹事情、都為了自己就叫自私，這種定義自私的方法一定是不可能的，一定是錯誤的。因為所有的行動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動，別人的想法沒有變成我的想法我是行動不起來的，我幹不了任何事情。舉一個例子，如果我住在12樓，別人看到我掉下來死掉了，有三種可能：第一，我跳下來的;第二，我掉下來的;第三，被人推下來的。三種可能都有，如果是我自己跳下來的屬於自殺，這個殺是誰幹的?你自己乾的，道德責任應該是你自己承擔。掉下去就像杯子、電視機掉下去一樣，這是誰幹的?沒有人干，可以說是老天爺乾的，是發生事故，有可能有道德問題。被人推下去有沒有?設想怎麼被推下去的。一個人可能在看風景或者看美女，後面站著一排人說著「有什麼這麼好看」，要排隊等候，於是一大堆人都在排著。後來有人說這個人是色狼一個，她最煩色狼了，想趁著這個機會把他搞掉，就站在最後推了一下，這樣那個人就掉下去了。或者是她不是故意要殺他，反正有人推了他一下，好像每個人都在推，到底這個殺人的人是誰?是最後推他下去那個人還是離他最遠的那個人?要追究責任的話，是離他最遠的人而不是離它她們最近的人。因為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中間人是沒有想法，那只是被當做了殺人的工具，自己並沒有殺人的想法。有殺人想法的就是離被殺者最遠的，第一個推的那個人，所以他有責任，要罵的話就罵他，是那個人壞，其他人不壞。比如9?11事件，美國的樓是誰撞的，是飛行員還是拉登?一般沒有人會回答是飛行員，而會說是本?拉登乾的。為什麼?因為雖然拉登沒有開著飛機去撞，但是念頭是從他而來的。如果我要支持慈善事業，在慈善成為我自己的想法之前，我能做嗎?在這裡，行為責任和行為意圖的概念被聯繫到了一起——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完成的行為才可稱為是「你做的」，否則不然。所有的行為的責任者都是意圖的發起者，意圖是誰的，行為就是誰的，跳樓是自己做的，事故則不是誰做的。做好事也是這樣的，要變成我的想法才行。所以，行動和意圖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行為責任的歸屬者就是最先產生意圖的人。有人把按照自己的想法幹事情說成是自私，這是毫無道理的。在自私的問題上，意圖應該被分為兩類，不然就不知道自私的對立面是什麼了。因此自私的道德概念應該重新澄清，把一部分稱為自私，一部分則要按照意圖的不同分類來做。這樣，道德的概念就比較清楚了。如果你在幹事情時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別人的想都沒想到，卻專門和別人對著干，這就叫自私。如果自己幹事情時既想到了自己的健康快樂，又想到了別人，或甚至只想到別人的利益，這就叫不自私。但起碼是我的想法，我為了你的快樂是完全可以的，我自己的快樂順帶也有或者是兩個一起快樂，這就不能叫做自私。把自私的概念澄清以後，將道德、不道德的概念與不自私、自私的概念對應聯繫起來，道德、不自私，就是大家用一切努力共同收穫的東西，在有衝突的時候不強迫人家，自己不壟斷這些東西;不道德就是要壟斷，我才能收穫你不能收穫。好像這些人只管自己，收穫快樂，是自私的，但是社會不自私要限制你這些東西，有可能限制者剛剛好要壟斷收穫東西和分配這些東西的權利，可能限制者才是不道德的，而不是追求這些東西不道德，所以我們不要亂說道德不道德這些話了。年輕人都在墮落這種說法不成立，把用新的方法找樂子當成是壞事、墮落也是不對的。你的孩子玩網遊、上網，有多少是不健康的成分，有多少是墮落的成分，有多少是好的成分，你自己就可以評判其收穫的內在價值。每個人的標準都不一樣，所以不應該用一攬子去回答、認為有這個工具就好辦了。（編輯：閆磊）http://ll.peoplexz.com/7414/20090910164114_1.htm(五)我現在最關心的是虛擬世界的異軍突起。Second Life(遊戲《第二人生》)就是很好的例子。通過鍵盤操作，我在Second Life里鑽來鑽去……這是哈佛大學蓋的一個模擬法庭，讓學生們一起上課;這是IBM的總部，求職的面試和新產品的發布都在那裡舉行;這是一個類似酒吧、夜總會的場所，你進去以後可以自己設計一個形象，旁邊有一個人你可以和他聊天，這是真的人，在那裡有一個代號;這是瑞典政府在《第二人生》裡面做的領事館的辦事處，這個是韓國總統競選時的形象。現在《第二人生》還有一個虛擬紫禁城，很清晰、很立體。紫禁城裡面所有能看的東西也都是立體的，有機器人導遊，有其他的遊客。你可以向其他遊客打招呼，也可以研究任何一個地方，比如紫禁城裡面的龍有幾條，某個怪獸的牙齒有幾顆，磚塊有幾塊……在這裡研究紫禁城的建築、藝術是最好的。「虛擬紫禁城」是在IBM和故宮博物院合作下，由IBM花了三年的時間做出來的。現在聲音是立體的、形象是立體的，但是有一個還不夠真正的虛擬，比如剛才我這個形象和我玩的，最終我的形象和這個形象形成一個進去。現在已經有網路技術可以做到，但因為計算量很大，電腦受不了。另外還有一個和網路相分離的技術——戴一個頭盔，聲音在頭盔內部發生，就完全像一個人進去一樣，以後觸覺也會有，你可以摸。比如一位女士遞給我一個麥克風、發出聲音，也可以發生。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得病了要動手術，這個醫生不用去那裡，而只需進入這種場景，對著虛擬的器官動手術就可以了。但是怎麼治病呢?這個病人所處的地方有一個機械手跟醫生的動作是同步的，如果怕網路連接有問題還有醫生看著，在檢查完畢後就可以動手術，口子可以割得很小，動過幾例。這個就是在虛擬世界裡操作現實世界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把虛擬世界和網路世界接起來，就可以設計你要設計的世界，如果把神六送上天都可以做出來，這就是完全的虛擬世界了。這是獨立於現實的虛擬世界，而不只是上上網了。這樣的世界很嚇人，有點像《黑客帝國》，現在這套設備還沒有接上網，而應用於工業設計、動手術。如果這樣，我們的這個世界就被拋棄了，我們的世界就變成了虛幻飄渺的形而上的世界了，從小在虛擬的世界長大，從而不知道有這個世界的存在，如果告訴他就覺得這個現實的世界嚇人。我們現在討論這個世界還有沒有更實在的世界也一樣，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可以。所以這樣的虛擬世界出來以後，倫理問題才真的嚴重了。於是我們引入了這個概念——主體技術與客體技術。上網可以說是客體技術，作為工具搜索之類的，以往的技術大部分屬於客體技術，做東西以後為主體服務，桌子、飛船、汽車也好都可以不要扔掉，或者是放在倉庫里，原子彈也一樣。客體技術的倫理問題還不是很急切、迫切。但是主體技術的對象不是別的東西，而是我們自己。陳教授也說了，不是搞東西了是搞我們自己，另外一項技術是克隆人。整個世界都可以扔掉，進去虛擬世界以後界面全部可以自己控制，設計成怎麼樣就是怎麼樣，由自己創造整個世界，整個世界是你的工具的一部分，所以不用的時候當一個工具來考慮，所以叫主體技術，這個概念從來沒有提過。如果這兩個結合在一起的話，就變成了主體技術，整個世界可以編輯、重來、建造、毀滅，這時候就不是真正的工具了。這樣，提供商面前就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前幾天我和中國的「第二人生」總裁進行對話，他們還沒有正式的開放。我們討論到這樣一個問題：要提供給人類什麼樣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負責任?這就是最重大的倫理問題。過去哲學家萊布尼茨討論上帝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說，因為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良的，所以這三個「全」合在一起所創造出來的世界一定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現在類似的問題又出現了。什麼樣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這是作為提供商面對的最大的倫理問題。打一下你建的房子，會不會把它打碎?一個人的替身可不可以殺死?那個東西可不可以變舊?四季要不要更替變化?……這些基本的原理你要想好。我們要思考這些問題，又要針對剛才討論的「人生的內在價值是什麼」來討論才有一個標準，不能的話又是亂說。人生的內在價值是什麼?我們讓人收穫最大的內在價值造成最小的衝突，所以道德和正義問題都有衝突。自殺有沒有道德?有些人認為有，但是我的理解是沒有道德的，如果沒有其他連帶責任的話，就有價值的否定。如果一個人自己不要，要把他否定掉，他沒有什麼衝突，他否定了自己的價值，如果有衝突的話，道德問題才出現。快樂、尊嚴、健康有可能相衝突，我的快樂和別人的快樂有衝突，我的尊嚴跟別人的尊嚴有衝突，有衝突才有道德、政治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本末倒置，把為了實現內在價值變成工具，把社會的機構和工具變成了目的，我們的社會就有這樣的傾向。現在雖然覺得網遊收穫的是內在價值，但是實際上，這些人還不行，在這個社會不能好好地過日子，因為制度和社會運行機構沒有跟上去，如果要世界重新開始的話，就要把這個問題好好想一想。我們商量過未來虛擬世界的大憲章，弄了一個必要的規矩出來，把現實世界沒有道理的東西擋在外面不讓他它進去，這個已經整體成13萬字要成書了。「第二人生」是03年出來的，我的書《Get Real》是98年出來的，是我在美國期間寫的。我在論證這兩種世界的對等性，對等既不能把它說成是遊戲，現在這個遊戲概念是另外一個概念，是遊戲與世界的對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說這個世界是對等的，創始人就接受了我這個觀點，後來研究者把我看成是虛擬世界的理念先驅，98年的時候我們已經把這個問題討論透了，後來發現這個東西在中國又有了，理念上我們就重新搞清楚。虛擬武漢現在有一個版本，現在已經可以進去了，另外的版本正在做，他把以前的武漢搬到裡面了，據我所說，武漢市政府已經介入這個東西，他和市政府合作。這個有點像虛擬紫禁城，這是中國現在已經出現的虛擬世界。現在的那裡看起來有點像遊戲，但是很多人已經當真了，美國有幾千萬在那裡活著，可以交易、買賣、發財，什麼都有。在金融危機過後，廢墟中將崛起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所以這個跟虛擬經濟沒有什麼關係，是人把創意、時間、勞動花進去然後出售，出售兌換成真金實銀。這就是一個真正的虛擬世界，到最後它會變成一個在理論上可以完全進去在裡面生活的世界，在康德的哲學裡論證過，我們的空間也是這樣的感覺湊出來的，現在的量子力學都是這樣說的，這些都說明我們的空間都是能量湊起來的，並不是一個東西在那裡，湊足了以後就成為了真正的實在。現在那裡有的聽覺、視覺都是三維的，加上觸覺，味覺、嗅覺好象不太重要，沒有也可以，這樣看的話，其實這種空間和我們的物理空間是對等的，要理解我們的空間就是這麼理解，所以這一點要非常技術的去論證。「第二人生」裡面，我策划了一個藝術展，它是在中央美院一對夫婦在那裡搞虛擬世界，專門收集文革以後前衛藝術展放在那裡，而且裡面建了一個藝術館來舉行的。藝術展還弄了一個開幕展，作品有數碼藝術，還有音樂。我也在這裡面參與了，將來他們要大肆宣傳的時候，還有可能把鳥巢租下來做聲像展示。我今天講的就這些，後面有很多的內容可以講，但是時間已經過了，我們要講的都是大家已經熟悉的網路的問題，這一塊我稍微點了一下，就是有這樣一個東西，這東西在北京已經有公司的了，美國已經有幾千萬人在那裡生活了。謝謝大家!(六)陳實：我得出一個非常清楚的概念，就是虛擬世界真真正正地在未來會成為我們很重要的世界。我覺得今天翟振明教授演講有幾個特點：第一，他提出了許多一對一對的矛盾，比如說主體技術與客體技術、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勞作與工作、私有與自律、傳統和理性等等。第二，他辨析了很多概念，比如自私、快樂、遊戲、工作。第三，他提出了很多問題，大屏幕上有七個問題。第四，他演講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採用了排除法、排解法，比如說他講到遊戲、勞作等等這些概念的時候，一節一節地說是不是快樂、對不對。如尊嚴、有沒有情愛、能不能產生思想、是不是有自由、認知、創造力，然後得出一個明晰的概念。第一、二個問題實際上解決了在虛擬世界可能碰上的問題，最後簡單地講一下虛擬世界到底怎麼回事。第五，他熱愛年輕人、熱愛未來，年輕人是用新的辦法找樂子，而我感覺到我們老同志也很快樂。我們現在就按照慣例，大家可以和翟振明教授互動，有什麼問題可以向翟振明教授提出來。提問：翟振明教授你好，我是南方網的網友，我覺得您的批判、反思和內在價值是我很欣賞也是試圖在實踐性的東西，現實中的很多人應該對這些東西是集體性的迷失，在這個意義上您在做很有示範性和倡導性的偉大工作。我想提兩個相關哲學的問題。第一，現在的時代叫被時代，被增長、被就業等等，我的意思是時代處於被時代，我們的日常生活被價值、工具化很厲害的，您覺得在被時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如何定位和發展自己，如何實現自我的內在價值的雙贏?第二，您在分析社會學範疇的批判是相關聯的，這算不算社會化的傾向?我覺得哲學的高雅、高尚是我敬仰的，這是不是存在悖論?翟振明：在這種情況下我經常被動接受事情，我們被時代的潮流拋來拋去。我們對自己的內在價值判斷有一個自我的標準，理念上先要反覆地加強理念核心，對價值判斷要有講理的態度，不要採用相對主義的態度。如果什麼都有理相對就把握不住自己。不要一開頭就是東方、西方，你的價值觀如何、我的價值觀如何，這樣說多了以後就會覺得這個東西是隨隨便便的，我是儒家，你是道家，然後就沒有話可說了，我們不管什麼家，你說這個道德不道德，憑什麼這麼說?對自己也要問一個，如果別人說不清楚就擱在一邊，因為沒有憑據就不算數。第二個問題哲學是不是也被工具化了?有一個價值是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作為概念不用講，但是對實際的分類是它內在價值，同時也起到工具價值作用的東西，在亞里士多德那裡說了，這是一種最好的價值，自己是有內在價值的，沒有工具作為它也要有的，但實際上它也起到了工具的作用，為我們的生活謀到了利益，這個東西是這兩種功能兼而有之的，從古希臘開始哲學就有兩種意義。關於魯迅說的話，他說中國歷史上的「吃人」。「吃人」說的是貶義詞，他不可能是歷史「吃人」，只是「人吃人」，他講的是道德關係，我們中國的道德關係和道德倫理學並沒有獨立的，就是在倫理實踐中表現出來的，所以把歷史上的吃人和道德觀念上的吃人說在一起的話，在中國倫理學每人獨立的情況下是不成立的，所以它是把政治觀念和道德體制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中國沒有發展出獨立的倫理學的學術。提問：我剛才聽了您的講座非常興奮。說到虛擬世界，可能還有很遙遠的東西或者是很高科技的東西，我感覺我作為一個在讀的大學生已經被拋棄了，有越來越多的技術精英和專家掌控這樣的技術，會不會在將來的社會賦予他們的權利越來越多，您作為專家的技術強勢，你有沒有控制的快感?第二個問題，我是學社會學的，在虛擬空間已經從現實空間脫離出去了，這會不會對原生態的社會有一個巨大的衝擊，技術的產生對原來的社會將會有怎樣的衝擊?翟振明：這個很容易就進去了，下載一個用戶終端，它不是讓你搞技術，而只是一個工具。我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麼快感，當然有，講演就有。但是幹事情之後，道德就變成了第一個原則。我為什麼介入實際幹事情的人?因為一般的商業化操作以商業目的為起點，但你也不能阻止他，所以你介入把你能想的東西全部融入進去。徐輝是真正為了一個理念做這個事情，真正什麼時候掙錢很難說，他也很信任我，我們要對話之後還要出書，所以他已經認識到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你是創造一個準世界出來，到最後極端的話就可以代替這個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責任一定跟得上，這種理論的東西已經紮根了，你剛才說的危險事實上也是存在的。提問：我今天本來想沖著網路虛擬世界這個題目來的，由於時間的觀點，翟振明教授沒有在這方面展開，我聽得非常不過癮，我的問題很簡單，我想請翟振明教授介紹幾本從哲學角度講的網路世界比較好的幾本書。剛才您用英文寫的著作翻譯成中文沒有，如果有的話，到底是哪一個出版社出的?謝謝!翟振明：這個書按照哲學討論的，全世界唯一就是我寫的一本，當時有一些文化性、批評性的，但是不像我這樣論證的。我原來學工科的，也發表過非常技術性的東西，這樣討論世界對等性的東西只有我的這本書。2007年北大出版社出了《有無之間——虛擬實在的哲學探險》，網路這塊沒怎麼討論，而是討論世界本身和各種哲學理念。我前幾天和徐輝對話的那本書有13萬字，估計有一年左右才能出來。其他的都是皮毛的講，用馬列主義的概念或者是其他的概念講講，這些有點哲學的味道，但是不是真正討論哲學本身討論出來的問題。但是我的在中文寫這些文章裡面，大部分都有點不著邊際，不太切中要害，我真的推薦不出來，而且我很少看中文的東西，我的學術第一語言是英語，我的學生跟我學都是英文的資料，中文的資料問我我都不太知道。提問：剛剛您提到了自願的原則去判斷道德與不道德之間的界限，道德在運行的時候大部分情況是依靠人類的虛榮心，用人類的榮譽感使得人類向善，人類的羞恥感去限制人的惡性。在古代的時候丈夫死了要求女人去守寡，更嚴重的是這個女人去殉葬我們認為這個女人在做善的事情。不管是好的標準還是壞的標準，都沒有在人類歷史上和自願的原則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用自願的原則確定道德和不道德之間的界限呢?翟振明：這個問題很好，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是讓人變得道德，這是一個問題，哲學家一般對這方面無能為力。哲學家有能力的地方是，你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要有判斷。如果把壞事當成好事情干很可怕。哲學理念方面的思考做出道德正確判斷的東西，怎麼樣讓人道德起來要用社會學、心理學等等東西，康德試圖要討論這個，他說叫道德的方****。現在的哲學家以為是錯的，或者是哲學問題用什麼方法思考?他一看不是，他說我們判斷知道怎麼判斷了，但是就是把人當工具怎麼辦呢?人家一般不理性按照這種規律去做事情怎麼辦?這個方面哲學是無能為力的，你只是不要把判斷都搞錯了，比如我消滅了很多快樂我很道德，有尊嚴我把它弄掉了就很道德，這是不對的。比如人家說中國沒有正義、公平的概念，過去很多人說這是西方人的概念，其實不對，我們的竇娥冤演了多少年?一個人的冤枉帶來了民憤，人家看得那麼激動，不是因為它帶來的社會後果怎麼樣，而是人家看了都認為很冤，這就是正義的概念。中國有正義的概念，被冤就是壞的，濫殺無辜都是錯的，有人說中國的道德觀念不一樣，可以株連九族，這個和西方人完全不一樣，其實也搞錯了。如果沒有你幹事你負責的概念的話，就不會株連九族。為什麼是九族就是有連帶責任，只是西方人劃很小，有時候小一點有時候大一些。我們恨日本人，他們的先輩殺了我們的先輩，這就是現代責任，這是劃圈子劃多少，中國人就是劃得太大了。所以株連九族可以，十族、十一族再株連不幹了，現在的家庭責任越來越具體化的，所以在政治干預的情況下，人類思考的問題不會出太大的差錯，但是就是由於那些人的干擾，性的觀念是最複雜的，不同的民族和觀念變來變去，如果社會和時代不一樣了，那些人的觀念是沒有根據的。陳實：請您用最簡單的語言告訴我們什麼是文化?翟振明：文化有兩種含義。第一種就是所有的自然物被我們影響過的部分，都屬於文化的東西。還有一個狹義一點，意識本身是無形的、符號性的東西也叫文化。有時候概念倒過來應用，包括原生態的概念，其實就是最沒有被符號影響的也叫文化。文化太複雜了，就是被人影響過的自然、物、機構、語言，都是人的意識造成的叫文化，還有人的有形、無形的觀念叫文化。（編輯：閆磊）http://ll.peoplexz.com/7414/20090910164114_2.htm重建「擬態環境」理論《今傳媒》雜誌社供稿 劉懷丕2010年05月28日現代社會巨大而複雜的環境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感性經驗範圍。李普曼認為，人們再也不是主要憑藉直接經驗去認識客觀環境，而是通過大眾媒介提供的信息環境即「擬態環境」去把握它。「擬態環境」是指「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徵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後向人們提示的環境」。 ①然而，由於這種加工、選擇和結構化活動是在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媒介內部）進行，所以人們通常意識不到，而往往把「擬態環境」作為客觀環境本身來看待。在這整個的過程中，作為傳播者的大眾媒介以其所理解的方式精心編織與描繪了一個關於客觀世界的圖景，而廣大公眾卻在不曾意識到這個過程的情況下欣然接受和認可這幅圖景以及附著於其背後的關於這個世界的理解、意義與想像。由此可見，在李普曼眼中，公眾是事實的「局外人」，他們接受信息的自由僅限於被媒體操縱的結構化的「擬態環境」中。一、「擬態環境」由被媒介精英操縱走向公眾參與構建李普曼於1889年生在紐約。他是家中獨子，家境富裕，畢業於哈佛大學。一戰期間，李普曼供職於美國軍事情報局，親歷了新聞媒體對公眾的影響以及公眾在戰爭宣傳中難以區分事實與謠言的現實。這些經歷促成了李普曼在「擬態環境」理論中所表現出的精英論以及對公眾理性能力懷疑的觀點。李普曼認為，理性就是要用懷疑的、批判的精神面對成見、面對事實，就是超越個人利益面對全局利益。只注重個人利益的普通民眾是缺乏理性能力的，而只有少數「社會賢能」才遵守理性的規則。正是基於這樣的「前理解」，李普曼提出了「擬態環境」理論。筆者認為李普曼的「擬態環境」理論包含兩個預設：其一，在現代社會，公眾僅憑自己的能力無法認識廣闊的客觀世界。李普曼以柏拉圖的「洞穴隱喻」作類比，來說明公眾與外部世界的接觸是片面的。他認為大部分人一方面囿於有限的交往範圍、時間與注意力，另一方面受感情、習慣和「刻板成見」左右而非利用理性來認識世界，因此遠離客觀。李普曼曾這樣寫道：「多數情況下我們並不是先理解後定義，而是先定義後理解。置身於龐雜喧鬧的外部世界，我們一眼就能認出早已為我們定義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們也傾向於按照我們的文化給定的、我們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②其二，傳播者與受眾是二元對立的關係。李普曼認為，一般的公眾不可能獨自面對外部世界，他們既不了解情況，又無理智，只能被動接受新聞媒介為他們提供的關於世界的圖景，只能充當「局外人」。而傳播者是由一群「有著職業榮譽感、敏銳和有深刻洞察力的新聞工作者」組成。這些人具有理性、能著眼於全局利益，是可以通過專門的「情報機構」得到信息從而做出明智的判斷的「局內人」。他們不但能為「局外人」提供關於客觀世界的圖景，還能以宣傳左右「局外人」的意見走向。李普曼把傳播者與受眾對立起來，並形成「局內人」與「局外人」的成見，這暗合了他一貫秉承的精英論。基於以上兩個預設可以得出，李普曼所謂的「擬態環境」實質是指在公眾無知、缺乏理性和行動力的情況下，理性的媒介精英所操縱而構建的信息環境。但這個理論的成立是在李普曼取消了公眾的理性主體和傳播主體之後才成了順其自然的邏輯現實。但「擬態環境」的理論缺陷首先在於把人類社會盲目簡單化，其次還誇大了公眾理性和行動力的缺失。人類社會是多樣的、複雜的。李普曼簡單地把一部人想像為理性的人或另一部分人為非理性的人有失偏頗。人是社會和歷史的行動者。無論是由理性控制的人，還是由慾望、情感所導引的人，都是片面的人。真正構成社會動力的是「全面、自由發展的人」，這樣的人是同世界建立起來各種各樣關係、積极參与社會交往的有生命的個體，不是接受少數「社會賢能」理性導引的「局外人」，而是自然潛能充分發展、社會關係高度豐富的交往主體。因此，人在傳播領域也不能被簡單的分為二元對立的傳者與受者。在當代語境下，傳者與受者還存在著信息互動、角色互換的關係。李普曼對公眾理性認知能力消極否定，並持有「局內人」與「局外人」的成見，從而就消解了公眾與少數「社會賢能」作為理性主體與傳播主體的平等權力。歷史地看，李普曼所說媒介精英會極具理性、著眼全局利益的觀點值得商榷。實質上，李普曼把他所謂的「社會賢能」、「局內人」在某種意義上想像成了集中人類品德、理性與良知的代表。在當下的信息時代，隨著傳播技術的不斷發展、社會自由民主觀念的深入人心甚至變成制度設置，公眾的信息渠道和交往範圍得到了極大擴展，隨之而提升的是他們運用理性關注世事的能力。李普曼「擬態環境」中處於20世紀初的可以被社會精英隨意操縱的公眾已為歷史陳跡，代之而起的是有著交往需求和行動能力的公眾。這些公眾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會成為信息的發布者，他們參與現代社會中「擬態環境」的構建。二、「擬態環境」的非結構化趨向李普曼提出「擬態環境」理論的20世紀初是傳統媒體獨大的時代。那個時代，經媒體操作進行選擇、加工的「信息環境」是具有內部統一性的即結構③化的特徵。在當代，公眾參與構建衝擊了「擬態環境」的結構化特徵，從而出現了「擬態環境」的非結構化趨向。「擬態環境」的非結構化是指「擬態環境」內部呈現原生態、多樣性、無序化的特徵。在當今時代，公眾接收信息的渠道里增加了網路、手機等新媒體。新媒體的出現及其地位的提升給信息環境帶來兩大變化，一是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二是信息把關的弱化。網路是崛起中的新媒體的典型代表，它是促使「擬態環境」出現非結構化趨向的主要動力。網路是一個自由的信息平台，甚至是對現實世界的全面模擬。相對於傳統媒體，公眾可以在網路上更自由地獲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但他們已不止滿足於被動接受。他們會對當前的信息做出判斷而有選擇的接收，甚至會否定已有信息的真實性，動用網路的力量擴展交往範圍或親自行動起來去挖掘信息。如近年來「人肉搜索」的興起及「躲貓貓」事件中網友們的親自調查就是例證。另外，網路還是一個發布平台。公眾會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發布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信息。這些行為既擴大了信息環境中的信息量，又增加了信息的多樣性。網路信息的海量在事實上弱化了信息的把關功能。把關功能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帶來負面影響，造成信息內容的泥沙俱下，質量參差不齊，甚至呈現混亂無序的狀態。但另一方面，由於缺少過濾和加工，也使得信息的內容更加原生態。在信息渠道多元化和信息把關弱化的環境下，公眾發布信息出於各種動機，其信息形式和內容也相對自由。他們不同於傳統媒體受相對統一的新聞價值觀和發布信息所固有的邏輯模式以及國家意識形態的嚴格控制的影響。因此，公眾的信息呈現多元化、原生態的特徵；但從另一個側面看卻顯得這些信息不成一個邏輯整體。而這無數看似凌亂嘈雜的信息堆砌與意見交換卻能使公眾最終實現對真相和真知的探究，如「華南虎照片」事件。究其原委是公眾的宏觀理性可以超越微觀的個體感性和非理性。在微觀的理性層面，公眾發布的信息無疑會因為知識的缺乏和言論的無序產生意見偏頗。但在宏觀和歷史的層面上，公眾卻有能力在指涉社會生活時呈現終極的合理性。三、「擬態環境」理論的重建李普曼的「擬態環境」理論是基於其個人經歷及所處的特定時代賦予他的某些理論前見而提出的, 但這些理論前見正是其時代的社會現實的反映。在那個時代，公眾處在對媒介的未啟蒙狀態，當他們相信了媒介提供的那看似符合理性與邏輯的一切事實，會漸漸地形成媒介依賴，不由自主地越來越少思考，甚至不思考。這樣就出現了一位美國作家所觀察到的電視轉播月食的可悲景象：人們本來把頭伸到窗外就可以看到真實的東西，但是他們卻寧願在熒光屏上凝視它的「映像」。於是，人越來越異化，成了沒有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單向度的人」。在這種狀況下，公眾被媒介精英操作也就成了必然。歷史地分析，李普曼只是從媒介的視角出發，塑造了一個「擬態環境」的媒介神話。在這個神話中，李普曼把社會精英塑造得能力非凡，而只把受眾當作擊而必中的靶子。現實中，受眾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和行動力。他們不會對「擬態環境」不加判斷就全盤接受，更不會根據自己所不相信的媒介真實去做出下一步行動。在現時代，李普曼所謂的被社會精英操縱的結構化的「擬態環境」已轉變為公眾積极參与構建的非結構化的「擬態環境」。這種非結構化的「擬態環境」內部呈現原生態、多樣性、無序化的特徵。注釋①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頁②［美］沃爾特?李普曼，閻克文、江紅譯：《公眾輿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頁③ 結構一詞詞義模糊，本文採用丹麥語言學家葉爾姆斯列夫把結構規定為「各種內部依存關係的自動統一」的定義。（作者系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09級碩士研究生）擬態環境的社會意義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著名政論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眾輿論》一書中，論及擬態環境問題。並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詞。擬態環境有如下特點：一方面，擬態環境不是現實環境「鏡子式」的摹寫，不是「真」的客觀環境，或多或少與現實環境存在偏離。另一方面，擬態環境並非與現實環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現實環境為原始藍本。李普曼認為，在大眾傳播極為發達的現代社會，人們的行為與三種意義上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繫：一是實際存在著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二是傳播媒介經過有選擇地加工後提示的「象徵性現實」（即擬態環境），三是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關於外部世界的圖像」，即「主觀現實」。人們的「主觀現實」是在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而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經過媒體搭建的「象徵性現實」的中介。經過這種中介後形成的「主觀現實」，已經不可能是對客觀現實「鏡子式」的反映，而是產生了一定的偏移，成為了一種「擬態」的現實。一、擬態環境和信息環境的環境化1、擬態環境擬態環境，也即信息環境，它並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徵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後向人們提示的環境[1]。「回過頭來看，我們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環境的認識是何等的間接」[2]，「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一個共同的要素，即人們和環境之間的插入物—— 擬態環境。人們的行為是在對擬態環境做出反應。但因為是行為，如果見諸行動，行為後果就不是出現在刺激行為的擬態環境中，而是在行動發生的真實環境中 [3]」。擬態環境和現實環境是有區別的，但人們往往意識不到而把擬態環境當客觀環境來對待。所以人們通過認識媒介所塑造的擬態環境來對現實的社會環境做出調整，其所採取的行動最終是作用於現實環境的。對此，郭慶光在《傳播學教程》中製作了一個「大眾傳播時代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圖式[4]，很好地表達了李普曼的認識。2、信息環境的環境化「信息環境的環境化」概念的是日本的傳播學者藤竹曉1968年在李普曼的觀點的基礎上提出的。藤竹曉認為，大眾傳播雖然提示的是「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但由於人們是根據媒介提供的信息來認識環境和採取行動的，這些行動作用於現實環境，便使得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了「擬態環境」的特點，以至於人們已經很難在兩者之間做出明確的區分[5]。他指出，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價值觀念，最初並不見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進入了大眾傳播渠道，很快就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甚至會發展成為一種隨處可見的社會現實中的流行現象。這就是他所說的「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二、信息時代，媒體在建構擬態環境中的作用在今天資訊空前發達的信息時代，大眾傳媒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社會生活中，人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也越來越依賴大眾傳媒，信息環境對環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現實環境逐漸有了信息環境化的趨勢。媒介化生存已經成為不容置疑的現實。1、媒介技術讓世界成為「地球村」遙感技術、衛星通信等技術的發展，使廣播、電視、印刷媒體、電腦網路的相互融合與滲透越來越明顯，信息的穿透力也越來越強。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國家、民族和地區的界限逐漸被消除。「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信息「地球村」的說法不再是幻想。現實生活中，人們對各種媒體的使用也越來越普遍和頻繁。大眾傳媒已經成為人們最普通的生活工具。美國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報，大約每天花費30分鐘的時間；美國99%的家庭和90%的汽車上有收音機，每天用於收聽廣播的時間約有1.5億小時。除美國外，其他國家媒介的擁有數量也已基本普及並呈明顯的增長勢頭，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觸時間為4.4小時，中國人為3.7小時[6]。人們用大量的時間來接觸媒體獲得信息，獲得對客觀環境的認識和看法。2、媒體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信息技術和媒體的發達，拓展了人們的視野和生存空間，讓人們可以生存於大大超出自身可感知環境之外的其他環境之中。對於超出自身感知之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大眾傳媒來了解，這也讓人們更加依賴大眾傳媒提供的各種信息。作為擬態環境信息把關人的現代傳媒，其影響力與輻射面不斷擴展。雖然大眾傳媒只是一種傳遞信息的工具，但傳播者在對信息進行選擇時，要受到政治、經濟、價值觀念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它傳送的內容不僅僅是告知性的信息，還包含著對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會影響受眾對世界的感知和認識、影響受眾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行為。現代傳媒在為人類提供更多、更廣、更快的信息以滿足人們需要的同時，也不斷強化著傳媒所營造的信息環境及其對現實環境的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擬態環境與客觀環境之間的差別。使得「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與現實性。三、媒體擬態環境建構中的問題我國的大眾傳媒在為人們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和服務的同時，其構建的擬態環境與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有著密切的聯繫。但是，現階段我國媒體擬態環境仍存在著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話語權集中，信息量失衡大眾媒介構造的擬態環境應該是整個世界、整個社會的縮影，應當真實全面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典型畫面，保證各類信息量的平衡，社會中的各群體都能通過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但當前我國的媒體信息環境卻是失衡的。各大媒體無不把目標鎖定在社會的主流群體上，有關社會中的官員、明星、大款、學者、名流等強勢群體的內容佔據了媒體的主要位置，他們的言行頻繁地被關注並加以持續不斷地報道。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廣大農民、城市失業人員、老弱病殘等卻沒有接近媒介的條件和能力，發不出自己的聲音，只能被動地接受大眾媒介的信息，無法看到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內容，即使自己形象被扭曲、利益被侵害時也無法得到真正意義上的關注。據有關調查結果顯示，我國上千家電視台中，只有不到1%的節目涉及到農村、農民和農民工；1984年6月「中華全國農民報協會」成立，至今為止也僅有五十多家會員，主要是各省級黨報辦的農民報，有的甚至只是某個報紙的一個版面而已，並且大部分經營狀況不看理想[7]。與之呈明顯對比的是都市報、晚報、商報的白熱化競爭；各類財經、娛樂、房產、飲食、旅遊等信息的爆炸式增長。而與弱勢群體有關的就業難、收入低等問題媒體卻報道不多。這種失衡，勢必引起弱勢群體的不滿和失望，加劇貧富對立，既使大眾媒體營造的擬態環境極大地偏離了現實生活，也背離了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2、為利益降低責任，虛假信息廣泛流傳當今媒介的「企業化」生存使其在製作內容時不得不考慮廣告商的需要和對「四有」（有點權、有點錢、有點品味、有點閑）人群的吸引力，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媒介的內容就會向有購買能力的人群靠攏，媒介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因過分「親近」市場利益而受到消弱。有時候，媒體從業人員為了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利益，無視客觀事實，以「某種需要」為借口，報道虛假新聞，刊登不實廣告，編造所「需要」的信息，欺騙受眾，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有償新聞」、不實廣告、虛假新聞等在媒體上的廣泛流傳，會使擬態環境和真實世界產生偏離，導致受眾錯誤的認知和判斷或對傳媒內容的真實性會產生懷疑。這對受眾、對媒介本身、對社會發展都會造成不良影響。3、追求注意力，內容趨於娛樂化、低俗化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了吸引受眾和廣告商，媒體的娛樂類、綜藝類、遊戲類等輕鬆、搞笑、休閑的內容增多，網路媒體及一些傳統媒體，甚至不惜以色情、暴力內容為招牌來吸引注意力。據英國《每日電訊》1995年9月13日報道，英國Middlesex大學的哈羅德—蒂姆萊貝教授發現，互聯網上的非學術信息中有47%與色情有關[8]，如今的情況更甚。低俗化、娛樂化內容的泛濫，會使廣大受眾變得遠離真實生活，失去批判精神與超越維度，習慣於輕軟的「表層娛樂」，而不再追問「深層意義」。過多的色情、暴力信息會扭曲、動搖受眾的道德觀念，增加其對現實社會的不信任感。雖然這並不是真正的現實，只是媒介營造出的擬態環境，但卻會影響受眾對現實的認識，甚至會影響他們在現實中的行為。這種負面效果在「擬態環境的環境化」的過程中會形成惡性循環，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4、媒體角色混亂造成受眾對其「變形」期待現代社會裡，傳媒越來越深入到人們的生活之中，社會各方對媒介的依賴也越來越大，媒介獲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權力」。媒體在運行過程中，往往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定位、職責和功能認識不夠準確，出現「越權」行為。按照媒介權力的最初規定性，其權力應該集中在「檢測環境」，促進公共信息的順暢流動，社會意義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沒有「裁判是非」「公論對錯」甚至「現身執法」 的權力。如果媒體意識不到而做出越權行為，對媒介自身、其他社會組織、甚至對於整個社會而言，都是一種負面的、否定的因素。「越權行為」還會造成人們對於媒介角色的「變形」期待，在遇到麻煩、不公正待遇、甚至失業、遭搶劫等的情況時都會想到尋求媒體的幫助，把媒體當成了「青天」、救助機構，有位報社編輯說自己曾接到過家裡失火請求救援的電話。受眾把擬態環境的構建者當成了現實環境的改變者。公眾對媒體的超出其功能的非正常期待不僅影響其他社會機構組織功能的正常實現，還會造成媒介自身角色混亂，社會含義模糊。因此媒體的社會定位及存在意義是其在構建擬態環境時應該注意的一個重要方面。新聞場域視野下的信息環境建構趙平喜 吳聞鶯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在《新聞與自由》等論著中提到了現代人「與客觀信息的隔絕」的問題，人們只能通過各種「新聞供給機構」去了解超出自己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的行為成了對新聞機構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映。日本的藤竹曉也認為，由於人們是根據媒介提供的信息來認識環境和採取環境適應行動的，這些行動作用於現實環境，使得現實環境越來越有了「擬態環境」的特點。「擬態環境」就是本文所說的信息環境。信息環境的建構中存在著各種關係的較量，這些關係形成了場域空間。「場域」也被譯作「場」。在新聞業中就是「新聞場」。皮埃爾 布爾迪厄上世紀60年代提出「場域」的說法，他在《關於電視》一書中用「新聞場」來闡釋新聞工作者實踐活動的機制，「一個場就是一個有結構的社會空間，一個實力場——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有在此空間起作用的恆定、持久的不平等的關係——同時也是一個為改變或保存這一實力而進行鬥爭的戰場」。呈現在大眾面前的信息環境如此重要，那麼，政府、傳媒、公眾如何建構信息環境 各自呈現出哪些表徵 本文就此從政府、傳媒、公眾三方面予以分析和探討。一、政府與信息環境的建構現代社會的主要政治系統是國家和政府，因此，政治權力主要表現在國家和政府的意志和行動上，從這個角度來說，媒體是依附於政治權力的。作為權力最高表現形式之一的政治權力，主要通過對大眾傳媒的規制、掌控和滲透來控制信息環境的構建，它對信息環境的影響也主要體現在對大眾傳媒的控制上。政府通過規定大眾傳播體制，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來保障傳媒活動為國家制度、意識形態以及各種國家目標的實現服務。D 巴勒特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西方國家，「大眾媒介對公民的影響太大了,不能給它們無限制的自由。限制自由的最明顯的標誌是各種勢力把控制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台和電視台)作為他們的首要目標。」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新聞界在不斷糾錯與反思中尋找最適合傳媒業的道路。李良榮指出了傳媒所遵循的底線原則，從這些底線漸行漸清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政府對大眾傳媒管控的變化軌跡。在傳媒業發展進程中，黨性原則始終是我國傳媒至高無上的原則，主要體現在「黨性原則不僅僅是一種理論，它首先是一種制度安排。同時，它是組織原則，它是紀律。」在傳媒與政治的力量鬥爭中，傳媒處於依附地位。大眾的知情權沒有保障，所處的信息環境是經過政府精心策劃的結果。如此境況下，傳媒提供給大眾的是一個比較封閉的信息環境。其主要表現為：1.信息傳播同質化現象嚴重。首先，報道主題至上，新聞傳播不以報道事實、發布信息為載體進行自下而上的傳播，而是直接以宣傳引導為主旨進行自上而下的宣傳。報道凸顯一種主題至上的模式，表現出很濃的主觀色彩，忽略信息環境中個體的鮮活感受，結論含糊空洞，造成「千報一面」、「千台一調」的狀態。其次，議題設置單一，經常由主流媒體定向定調。特別是對一些重大突發事件，一度令媒體和從業人員成為在規定程序里做著規範動作的「傳媒機器人」。2.「強者」、「長官」等權貴話語泛濫。童兵指出，「說到底傳播活動是為了傳媒所有人、出版人及其背後的階級、階層、政黨的政治或經濟利益」，「一切從辦傳媒人的需要、利益、意志、興趣出發，很少考慮或根本不考慮傳播對象的實際狀況和現實需要」。 一個時期里，從受眾，特別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的意圖和角度出發的新聞報道很難見到。而傳媒用大量篇幅來報道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各種會議、各級領導的講話、視察等活動，且頻率高，篇幅長，內容空泛。3.報道邏輯中行政邏輯占強勢地位。其一是「報喜不報憂」，領導為了突出政績和所轄地區的「穩定」，要求媒體以正面宣傳為主，傳播內容上選擇正面新聞而捨棄負面信息，特別對於危機事件報道更是嚴格控制，有時甚至不許公開報道。其二是傳媒輿論監督功能衰退。媒體所進行的監督大多是「馬後炮」，危機事件要等到無法控制、無法隱瞞才被迫公開，這反過來又直接導致政府公信力和傳媒公信力雙雙急劇下降，形成惡性循環。二、傳媒與信息環境的建構在傳媒的雙重屬性之間，存在著「新聞理念驅動」與「經營理念驅動」的矛盾。「某些情況下，兩者是和諧統一的；但在更多的時候，兩者是矛盾的，處於激烈的對峙和衝突狀態。因為媒介所有者和經營者處於強勢地位，當新聞理念與商業邏輯狹路相逢，多數情況下讓步的是前者。」 這種「新聞理念驅動」除了意識形態之外，其實就是對新聞價值、新聞自由的追求。然而，在與傳媒的生存和發展法則相比較時，大眾傳媒往往會選擇「經營理念驅動」。為了爭取發行量或廣告收入，避開與權力的抗衡，傳媒必然會以取悅大眾為價值取向，在營造新聞的娛樂化和煽情化方面不遺餘力。確立「事業性質、企業管理和產業化運作」的路徑後，我國傳媒業接受著來自政府、受眾和廣告商的種種壓力，往往走中庸之道力求自保，基本上都採取同一種操作方式，即以最小的政治風險贏得最大的商業利益。這樣，傳媒自利性擠兌下的信息環境建構的表徵是：1.傳媒自利自贖的娛樂化生存方式。在新聞場域中，為了正面與其他力量交鋒，大眾傳媒採取了「躲避」以求自保的措施，即不與權力抗衡，又能安穩地生存發展。由於傳媒體制缺陷問題，導致大眾傳媒肆意地「趨利避害」、「避重就輕」或「隔靴搔癢」，給大眾構建了一個喉舌化、泡沫化、故事化、娛樂化和碎片化等各種特徵混雜的信息環境。新聞媒體根據黨和政府的公眾活動安排來編製新聞報道的宏觀計劃，這種把關標準導致傳媒不能進一步更好地貼近群眾、貼近生活和貼近實際。大眾傳媒還刻意炒作特定議題，通過常態或非常態的娛樂化生存方式轉移公眾對硬新聞的關注度，實現了傳媒的自利性。許多本不應該是新聞的東西，卻經過大眾傳媒的商業化炒作和娛樂化包裝進入了大眾的視野。2.宰制性話語的新聞來源依賴症現象。新聞來源是新聞媒體與採訪對象在衝突與協作的基礎上實行「共謀」的結果，這就導致宰制性話語的出現。首先，掌控充足信息的各官方部門、主流團體或政治精英使媒體話語逐漸向權力中心靠攏。其次，傳媒不可能對發生的每件事都親自採訪。新聞來源，尤其是官方的新聞來源作為報道中的話語主體時，很容易就把傳媒拉到宣傳的陣營中。新聞來源還通過有效的新聞管理把自己的議題轉變成傳媒議題，並最終成為公眾議題。70％～90％的新聞內容都來源於新聞製造者們完全或基本控制的形勢。 從傳媒角度看，貌似傳媒在根據新聞價值標準設置議程，但其實是當權的新聞來源在構建信息環境。如福柯所說「你以為自己在說話，其實是話在說你」。 可見，大眾傳媒就這樣巧妙地通過宰制性話語的新聞來源依賴，既確保了其自身利益不受到損害，又實現了對信息環境的建構。三、公眾與信息環境的建構媒體專業主義對公眾利益的宣揚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 有些人深信不疑，有些人則表示懷疑，因為後者欣賞蕭伯納的名言：所有的職業都是針對門外漢的陰謀。 在傳媒的「意識形態屬性」和「信息產業屬性」的雙重屬性之外，其實還存在一個巨大的空間，它就是傳媒的「公共性」。傳媒的公共性指其作為信息傳播工具而存在的本質特徵，其所涵蓋的公正、公平、公開、民主、正義和責任等意義，無疑應該在現代大眾傳播活動以及當下信息環境建構中，作為人類民主的一種終極目標和人文關懷來追求實現。作為現代社會的主要信息系統之一，大眾傳媒的公共性和社會責任來源於其作為公共資源和戰略性資源的屬性。在哈貝馬斯所定義的公共領域中，公共性被界定為「一個介於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領域，它的基本原則是參與性的、平等的和理性的對話，平等表現在任何人都可以進入、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成員，對話必須是在平等基礎上的理性的對話。」 從這個角度來看，信息環境中公眾利益的實現就是大眾傳媒應該允許、鼓勵、提升廣大公眾的知曉、參與和表達等權利，充分塑造產業和政府以外的自治空間。說到底，公眾利益的核心也就是公民知曉權、表達權等一系列公民基本民主政治權利的最大化實現。但是，在當下,公眾利益還未能充分參與和發揮平衡作用的新聞場域視野下的信息環境表徵主要有：1.公眾利益的邊緣化生存狀態。信息環境中公眾公共利益的實現，體現在大眾傳媒對公共新聞的大力報道和關注。但現實情況是，早在2002年美國「公共新聞」運動的資金支持機構皮尤中心就停止了運轉，這表明公共新聞運動在西方只是一種美好的構想。當下的公眾力量對於信息環境的構建來說是微乎其微的，信息環境中偶爾的反叛言語也只是「小罵大幫忙」，真正代表公共利益的公眾聲音卻被忽視了。在《富媒體，窮民主》一書中，「窮人越窮，他們影響政治的可能性越小，結果，政治冷漠與政治疏離就越嚴重。」這句話也指出了公共利益的問題所在。 正如有研究者早已指出的，目前中國80%的新聞，報道的是只佔全國20%人口的故事，其餘80%的人的利益都被有意無意地屏蔽忽略了。2.公眾利益訴求的「一手軟」現象。中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維護公眾利益是黨和政府一貫的主張。在中央確立「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後，國內所有媒體都聲稱把服務公眾作為辦報辦台的根本宗旨。但實際上，公眾利益卻不時受到傷害。政府以「黨性原則」約束傳媒業，各種行政法規、組織紀律手段保證了政府對傳媒業的硬約束，大眾傳媒不能不絕對服從。此外，傳媒業自身求生存、求發展必須贏利的「硬道理」，也構成各級黨和政府考核傳媒業領導層能力和政績的一項「硬指標」。所以，大眾傳媒對社會權力的利益訴求和追捧自然不遺餘力地走向「一手硬」。傳媒服務於公眾和維護公眾利益，卻僅僅是一種專業理念和道德擔當。雖然制定了新聞從業者的職業道德條例，但自律還遠未滿足社會的角色期待，缺乏具體有效的制度來執行軟約束。更何況信息環境中，公眾利益的實現還無法面對一些具體的實質性問題，尤其是傳媒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及各類矛盾一時無法解決，大眾傳媒著眼於公共利益的實現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手軟」。結語我們認為，新聞場受到各種社會控制，特別是政治權力影響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政府無疑應該參與新聞場的構建，但是在場域中如果這種力量過於強大，就會導致場域內部力量失衡：政府一權獨大，傳媒自利自保和公眾無所作為。隨著經濟發展，媒體市場化程度相對提高，公眾利益需要一種更加強大的保護力量，而這種力量又只能來自政府。因此，我們應該把握好政府利益、傳媒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的關係，使三者處於最佳利益平衡點，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把堅持正確導向和通達社情民意統一起來，最大限度地實現新聞自由和公眾利益，並以此為基點來構築一個日趨改革開放和有利於與國際接軌的信息環境，使新聞場中大眾傳媒所構築的這個「擬態環境」儘可能地符合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環境」，從而更好地真正發揮大眾傳媒營造輿論氛圍和提供智力支持的作用。(作者分別為江西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主任，副教授；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講師)注釋：戴維 巴勒特：《媒介社會學》第7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李良榮、李彩霞：《守住底線—論新聞界的三次反思》，《新聞大學》2008年第1期童兵：《童兵自選集》第8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禹建強：《傳媒市場化陷阱》第48頁，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萬麗：《中國新聞傳媒的議題設置》，《新聞知識》2006年第1期蘭斯 班尼特：《新聞:政治的幻象》第153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轉引自李彬：《符號透視:傳播內容的本體詮釋》第32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轉引自詹姆斯 卡倫：《媒體與權力》第168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轉引自朱清河：《論傳媒公共性及其實現途徑》，《現代傳播》2008年第4期羅伯特 W 麥克切斯尼：《富媒體,窮民主》第292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2 1世紀信息環境及其研究主題和特點孟海東 張玉英 劉 江(內蒙古科技大學 包頭014010)作者簡介:孟海東,男,1958年生,博士,研究方向為信息技術,網路信息環境建設與管理.摘 要 21世紀信息環境的現實化和社會化引發了人與信息關係,信息安全,垃圾信息在信息環境中遷移和轉化過程,信息資源與污染評價和控制,信息資源可持續發展等一系列信息環境科學主題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要充分考慮信息環境所具有的超全球化與全人類化,主觀性和虛擬性,時變性和動態性,複雜性和嚴重性的特點.關鍵詞 信息環境研究主題特點2l世紀社會信息環境科學具有極其豐富內涵和廣博的外延,它以信息媒介為結構框架,以信息模式為組織核心,與人類信息活動的各種因素相關,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藝術的,法律的,宗教的,科學技術的或自然的,物理的,心理的,組織的等等,它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有機運作整體.l信息環境的發展信息環境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由語言為主體的信息媒介構成了以信息崇拜即圖騰為特徵的原始漁獵時代的口語信息環境;由文字為主體的信息媒介構成了以集市活動空間為核心的農業時代的信息環境;由廣播電視與報紙雜誌為主體的信息媒介構成了以生產機構為核心的區域性工業時代的信息環境;由計算機,通信和感測技術為主體的信息媒介構成了以網路為核心的全球性信息時代的信息環境,這是有別於以往任何時代的具有全新信息模式的社會信息環境.1.1擬態環境的環境化 l922年美國著名新聞工作者李普曼在《公眾輿論》的著作中提出了 擬態環境 概念,所謂.擬態環境並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徵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之後向人們揭示的環境.同時,李普曼還指出: 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到一個共同的因素,就是在人與他的環境之間插入了一個擬態環境.……在社會生活層面上,人對環境的調適是通過"虛擬"這一媒介進行的. 李普曼不但指出了現代社會信息環境替代客觀環境的現實,而且指出這種替代的結果除了影響人的認知行為外,也會影響現實環境,使現實環境無形中塗抹上信息化的色彩.1968年日本的傳播學者藤竹曉提出了.擬態環境的環境化問題,指出: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價值觀念最初並不見得能被重視或普及,可一旦進入了大眾傳播渠道,很快就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甚至會發展成為一種隨處可見的流行現象.藤竹曉曾經寫道:人,是環境的主體,應當靠自己的力量確認自己的環境.但現狀卻是,人只能依賴於信息環境及其賦予的定義而生存.在這樣的現代環魔的結構下,有時人就會被信息環境虛擬環境所欺騙.因此,信息環境在指導人們生活的同時,也可能誤導甚至欺騙人類.1.2信息環境的現實化和社會化20世紀80年代,國際互聯網(1nternet)的建立為信息環境賦予了新的內涵和外延.新媒體和舊媒體紛紛進入公共的全球化資訊平台中,這便從事實上有效打破了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各種有形和無形壁壘,其所創造的信息流通方式正在將我們融入一個全球性的大舞台.隨著計算機應用的日益廣泛和深入以及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信息正以其前所未有的迅猛態勢滲透於社會的方方面面,改變著人們原有的社會空間.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媒介——Intemet網路正在成為人類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人們的學習,生活和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快捷.在這一信息網路中,人們不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識和資源,而且還可以在這一環境中順利地進行各種形式的人際交流.更為重要的是,這一信息環境還可以幫助人們進行實際的工作和生活.如在家庭中,電視機將變成網路終端電腦,通過聯網就可以享受電子郵件,電子付款,特別新聞節目,統計資料檢索,居家購物,視頻點播,可視會議等服務.網上大學,網上圖書館,網上會診等都已成為現實.一方面,國際互聯網已衝破國家,民族和地區的界限進入全球性的信息大舞台;另一方面,這個大舞台不僅可以為人們提供各種豐富的無限多信息,還能切實幫助人們的實際生活與工作.因此,現代媒介所建構的信息環境模擬現實的能力不斷增強, 信息環境的現實化和社會化趨向也日益顯著.2信息環境研究主題和特點環境是指人類周圍的一切物質,能量,信息要素的總稱.環境既包括全部資源(自然資源,經濟資源,社會人文資源)要素,也包括人類本身.隨著人類認識世界能力的提高,人類的環境範圍也在不斷擴大.環境是沒有區域界限的,良好的環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某區域環境的變化必然引起其它區域環境的變化,比如大氣污染,溫室效應,信息爆炸等.環境在時間上是連續的,當代環境的質量變化必然影響到下一代環境的質量變化.優良的環境質量是當代人留給後代人最寶貴的 遺產 ,惡劣的環境是當代人留給後代人的沉重負擔.環境的變化是循孛漸進的,這個漸進過程可能是幾年,幾十年,甚至要經過幾代人,這就要求人類從事社會與經濟活動時必須具有長遠的戰略生態與環境眼光,不要只圖眼前利益而損害了長遠利益.信息環境作為社會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但從物質上作用於人類社會,更重要的是從精神上在影響和改變著人類社會,如對人類思想道德,生活觀念,行為方式,勞動技能的影晌和改變等,而這後者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乃至全人類的健康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要用環境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研究信息環境科學,揭示信息環境科學發展的內在規律,對信息價值,人與信息關係,科學的作用和局限性等深層次問題進行理性研究與探討.2.1 信息環境研究主題信息環境科學是研究在人類活動的影響下,信息環境變化的規律以及信息環境利用,保護與改善的科學.信息環境科學的基本任務就在於建設可持續發展的信息環境以及解決以信息服務,信息污染為中心的各種信息環境問題,其研究主題包括:a.人與信息關係研究.研究信息環境中人與信息,人與人,信息與信息的相互作用規律,是信息環境科學研究的基本主題.信息是由人創造或通過人產生和利用的,人可以創造適量,有用的信息,也可以產生過量的,垃圾信息;信息與信息既可以通過相互作用增加信息量,服務於人類社會,又可能相互矛盾,相互污染,影響人類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網路消除了時間,空間概念,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民族,不同社會的人可以通過網路進行不同地域的實時交流,信息環境中人與人的關係演變得更加複雜,如何引導人們在全社會合理有效地使用信息,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這些問題都需要做深入細緻的研究.b.信息安全研究.研究實現信息安全的主觀和客觀因素,樹立以人為本的保證信息安全理念,重點在於:研究如何堅持積極防禦,綜合防範;全面提高信息安全防護能力;保障信息網路和重要信息系統安全;創建安全健康的網路環境i保障和促進信息化發展,保護公眾利益,維護國家安全;立足國惰,以人為本,管理與技術並重,統籌規劃,突出重點;發揮各界積極性,共同構築信息安全保障體系.c.垃圾信息在信息環境中遷移,轉化過程研究.研究垃圾信息在物理環境和精神環境中傳播,演變規律.信息環境污染是一個複雜的過程,要經過污染信息的接收,存儲,處理,傳播等一系列步驟,具有從信息一大腦一心理一人體的微妙的心理和生理過程,而且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它有兩種污染形式:一是污染信息妨礙了人們對有用信恩的吸收和利用,導致決策失誤和經濟損失,危害人類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發展,即直接被危害對象是社會環境;二是污染信息通過被污染人的感官傳至大腦,經大腦積累處理後發出錯誤指令而使其身心健康受到損害,即直接被損害對象是人體和人的心理.d信息資源與污染評價和控制研究.信息資源與污染評價必須建立在信息質量評價體系上,信息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必須符合不同的主體及相同主體不同的需求,根據不同的評價目的和評價對象選擇不同的指標種類.在評價信息資源質量時,必須考慮信息資源用戶的差異,包括用戶的知識差異,信息需求差異等.信息資源與污染評價和控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絕對的和統一的質量標準,因為其核心在於評價和控制的.效用 問題,即信息資源是否滿足特定用戶群特定的與潛在的信息需求,這就需要根據不同的評價目的和評價服務對象(即用戶群)將評價指標劃分為不同的層次,決定評價和控制的深度並選擇相應的評價和控制方法.e.信息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研究.研究如何合理有效地解決信息孤島,售息瓶頸,信息平衡等信息資源問題,實現售息資源整合與共享.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能力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競爭力水平的重要標誌,信息產業已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由於歷 圈 史發展的原因,信息資源分布存在著樂西不平衡,南北不平衡,沿海與內地不平衡,發達與不發達地區的不平衡.在分析信息資源分布的特徵和規律的基礎上,研究信息資源組織,信息資源開發,信息資源利用,信息資源優化配置,唐息資源共享與產權,網路信息資源開發管理的理論方法.2 2信息環境的特點a.信息環境的超全球化與全人類化.全球化不僅表現為地域和範圍的空前擴展,更重要的是發生了立足點的根本變化,即從西方中心,國家中心,階級中心轉向全球,全人類.確切地講,信息環境全球化的本質在於:其一是要把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來審視,分析,處理人類社會環境面臨的各種信息問題;其二是存在著真實的超民族,超國家的人類共同利益.這就要求我們研究的立足點要多維化,多元化,整體化,使得研究工作具有很大的難度.b.信息環境的主觀性和虛擬性.信息技術在影響和改變著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從個人,家庭到社會.而且作為信息環境的主要因素——人與信息構成實時互動性系統,人能夠更容易地融入信息環境,通過人的主觀因素在影響和改變著信息環境;同時,這種互動的系統往往是通過提供虛擬的環境來影響著人類社會,這也對現實信息環境問題的研究造成了多變性和不確定性.c.信息環境的時變性和動態性.2l世紀人們生存在由通信網路構成的四維空間,具有時間與空間的變異性,在空間和時間上均可以壓縮或擴展.在計算機屏幕上顯示出的網路信息只是網路信息環境在運動過程中時間軸上的一個映射,是連續變化著的實在的瞬時記錄.由於網路的發展速度很快,在網路上的時間尺度是不同於現實生活中的,會在很多的情況下出現被壓縮的情況.因此,從本質上來講,信息環境是動態的,是具有時間維的.d.信息污染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由於信息形態具有多樣性,不確定性.信息組織方式具有靈活性與隨意性,信息揭示方式具有片斷性,主觀性,動態性,使得售恩垃圾污染來得比任何其它環境污染更加迅猛,快速,麵廠,複雜,可怕,而且污染的目標直接是人們的靈魂或精神世 ,因此,我們必須採取審慎的態度對其進行研究,清除,使信息社會健康發展.3結束語研究信息環境科學,我們並不是孤立地去研究某一方面的問題,而是通過這些問題的研究找出問題本身以及問題與問題間的相互依從,影響,作用關係及其變化規律.例如,為了保證售息安全,垃圾信息的入侵所採取的隔離措施就會導致信息孤島,信息瓶頸和信息不平衡問題的出現,如何解決,需要做認真細緻的研究工作,確定各個信息環境要素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關係.同時,問題的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的調研基礎之上,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要利用新的信息技術手段,如數據挖掘技術,從大量的,不完全的,甚至有雜訊的,模糊的,隨機的數據中,提取隱含在其中的,人們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潛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識,瞳研究結果更具有科學性.參考文獻1 王 輝網路信息環境的特徵情報科學,2004;(7)2李朝明淪後息環境保護建設情報科學.2004;(6)3李 艷社會信息環境的現代轉型現代情報,2003;(12)4 許國根網路信息時代的環境問題環境像護.2002;(I2)5張 詠網路信息資源評價相關問題情報理淪與蜜踐,2102;(5)危急管理中媒體「擬態執政」的複雜性研究2010-01-26[摘要]本文試圖在危機管理的語境和情景下，考量媒體特殊功能的複雜性。媒體作為危機序參量演化「隱秩序」，成為危機管理的重要序參量，通過符號化管制社會信息通道，以危機的複雜性造就媒體的適應性，從而實現從混沌到有序輿論「執政」。危機中媒體作用的多視野和多維度審視，對社會應對危機具有重要意義。（中經評論·北京）美國新聞工作者Lippmann（李普曼，1989，第5頁）借用生物學領域的「擬態環境」的概念，認為媒體在自己提供的「擬態環境」中，輸入自身的價值觀和傳播信念，潛移默化地進行著危機管理的「擬態執政」，成為危機管理中的准政府，發揮著常態社會管理難以顯現的治理職能。危機發生、發展的過程呈非線性特徵，政府、媒體的危機管理介入呈複雜性特徵。研究媒體的特殊功能必須以非線性科學和複雜性科學為基本視角和工具，本文將從媒體生產「擬態環境」角度，探究危機管理中媒體傳播「隱功能」，分析媒體利用危機傳播路徑進行混沌控制的理論特徵，揭示媒體在危機運動系統中潛在的「執政」功能和正負反饋規律，為公共危機管理理論和實踐增添新的思考。（一）媒體以工業規模控制危機發生「擬態環境」生產進入21世紀，媒體以大規模工業化生產信息為社會提供「擬態環境」，特別是互聯網的大發展，為人們提供了海量信息，包裹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製造了真實生活的虛擬映射，使人類不得不在媒體生產的「擬態環境」中思考、生存。媒體在價值爭奪、生存壓力的引領下，開足馬力進行飽和式生產，特別在危機事件中更加顯現其控制危機環境描模的驅動力，使受眾甚至政府對危機事件的感性認識局限在媒體製造的世界中，在這其中，有的傳述貼近真實，可以作為第一手信息使用，有的偏離真實，使社會成為媒體「事件」的精神俘虜。1.壟斷危機事件信息傳播源。報紙、廣播、電視、官方網站等各種媒體在危機事件發生時，形成職業興奮，通過搶佔第一時間、第一落點，在危機發生地建立媒體信息牆，壟斷和瓜分所有事件消息源。在危機事件發生後，除處理危機的救援人員和當事人在現場外，只有媒體可以自由進出，通過技術傳播手段報道現場中心發生的新聞故事。我國媒體在信息選擇上還要接受政府的指導，因此在信源的壟斷效應上媒體與政府沒有矛盾。2.建造危機事件信息傳播場。場（field）來自物理學的概念，在社會生活中就是人們生活的空間，是各種事件的構型。媒體在危機事件發生、發展過程中，調動所有力量，整合各種資源，形成前後期採訪編輯聯動機制，最後拿出大幅版面或播出時間進行信息轟炸和深度解析，構建了危機事件的媒體場。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曾提齣電視場和新聞場的概念（劉海龍，2008，第407頁），媒體在危機傳播中客觀上也形成了信息場域。受眾在危機事件中信息需求膨脹，對媒體危機產品的固定訂貨猛增，媒體在競爭態勢下必然加大投入，增加供給，以留住顧客，吸引輿論眼球，鞏固競爭優勢。媒體目前的生產能力在技術進步和經濟資本的介入下，潛能巨大，完全可以以規模生產應對受眾需求。同時，媒體集群在危機事件高關注度的引領下，形成聚集聯動效應，通過不斷自我複製和自組織，各個媒體子系統湧現出大於部分之和的整體場效應。3.主導危機事件信息傳播價值鏈。媒體對事件整個過程不可能做全景式記錄和發布，只能選擇典型部分傳播。媒體在危機傳播生產中輸出內容，是媒體把關人根據自己的職業準則和行業慣例選擇並提供的，媒體選擇還要受到其他組織壓力，因此媒體最後提供給大眾的結果必然對社會系統進行意義和價值干預。媒體在「擬態環境」中向受眾灌輸自己選擇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在危機事件強刺激下得到效應放大，間接地建立了媒體在「擬態環境」中治理理念的社會思想基礎，打造了大眾事實一價值等量吸收的接受慣性，形成迷信媒體的心理習慣，編織了媒體進行社會控制的「潛網」。（二）媒體作為危機序參量演化「隱秩序」媒體在製造了危機「擬態環境」之後，不可避免地要進行社會秩序控制的嘗試，發掘媒體在社會危機中的「隱功能」，實現自己「擬態執政」的社會理想。美國複雜性科學研究重鎮新墨西哥州聖菲研究所和它的兼職教授霍蘭發明了複雜適應性理論（CAS），得出了自然界的「隱秩序」是「適應性造就複雜性」（霍蘭，2000）結論，由此可以引出社會科學研究的系統也存在「隱秩序」，「顯秩序」由政府和各種治理組織控制，而社會的「隱秩序」則由非政府組織、利益集團主導，在危機發生時由媒體通過傳播控制，危機結束後通過傳播鞏固，這是社會非常態狀態下的政治反映，是媒體權力未被揭示的秘密。1.媒體製造的「輿論」成為危機管理的重要序參量。「序參量」本是相變理論中的概念，被德國教授哈肯引入到他創造的協同學理論之中。哈肯在研究中發現，複雜性系統在狀態臨界點時變數有兩類，一類變數是阻尼大、衰減快的快變數，一類是無阻尼、衰減慢的慢變數，慢變數數量少（一個或幾個），但決定系統狀態的演化過程，這裡所說的慢變數就是序參量。哈肯把大眾媒介引導的「輿論」作為社會系統革命的序參量，將李普曼大眾媒體造就「擬態環境」的觀點作為重要依據，認為：「盛行的輿論起著序參量的作用，它支配各種個人輿論以廣泛統一的輿論，從而使自己的地位維持下去」（哈肯，1988，第138頁）。在危機狀態下，媒體的主導性作用更強，對政府政策的形成和傳遞具有重大影響，對公眾輿論的引導和建立起核心作用。事實證明，媒體作為危機控制和恢復的重要序變數，在公共危機管理學中的研究地位和實踐作用必須重新認識和評估，政府不能僅僅將媒體作為危機公關的工具簡單使用，而應該研究媒體在新時代、新技術、新效果下新的性質和效能，發揮它的重要序參量作用，為社會恢復穩定，消除危機設定新的管理成分。2.危機的複雜性造就媒體的適應性。媒體作為危機系統複雜性主體具有所有的適應性特徵，媒體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模式決定了它具有「聚集、非線性、流」等特性（霍蘭，2000，第11～37頁）。媒體在危機狀態下進行傳播組織和內容的粘合，往往集體聚集在突發事件周圍，進行集團化、大規模式的新聞報道，形成危機臨時組織和內容聯盟，自組織成危機傳播和危機管理的信息主體層次，集體向外界傳輸媒體反映或構造的危機事件「膜」。媒體在新聞事件的競爭中無法在行業內壟斷，不可能所有信息只由一家媒體佔有，因此，媒體的聯合和資源、優勢互補成為媒體的自覺甚至是主動行為。危機事件的發生、發展具有非線性特徵，不確定性佔主位。媒體的跟進和同步傳送也同樣具有非線性性質，是危機控制和傳播的複雜性問題。危機事件宏觀上有人類認識總結的過程規律，如危機發生、發展、恢復等，但危機具體方向、程度、變異、消除的特徵是不確定的，處於混沌狀態，是複雜的。同類型的危機，具體發生條件、地域和時代背景不同，微觀特徵也不同。媒體在傳播控制和工作流程上也具有這種非線性和複雜性特點，儘管媒體現在也仿效政府建立了應急報道方案和組織機構，但在危機報道的具體操作上仍然是「摸著石頭過河」，以變化應對變化，以不確定性應對不確定性。媒體在危機傳播中通過記錄事實生產事件「信息流」，建立輿論的邏輯結構和價值，滿足社會在恐懼心理方面的撫慰需求。3.通過符號化管制社會信息通道。公共危機事件發生前後，媒體作為社會敏感的感應器官具有先知性，除我國信息自下向上傳遞具有政府秘密渠道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信息傳遞無論何種方向都是媒體壟斷信道，在911恐怖襲擊和印度恐怖襲擊事件中，正在發生的事件都是通過電視媒體現場直播展現的，以至於政府和公眾同時在媒體的信息傳播中獲取信息，致使政府在危機發生之初只能依據媒體公開情報制定政策，進行行動反應。當然在所有危機事件中，媒體信息通道壟斷不是絕對的，有些信息還是政府掌握的快，但是政府信息涉及公共安全和社會重大利益的，又必須通過媒體第一時間向公眾公布，否則就會產生負面效應，而媒體先知部分的信息媒體自行向社會公布，政府和公眾同時獲知。因此，媒體事實上可以利用信息的先覺性間接影響政府決策速度和決策內容，通過符號化管制社會信息通道分享政府部分「執政」權力，樹立社會准管理者的「擬態形象」，以達到傳播價值最大化的戰略效應。4.輿論「執政」－從混沌到有序。媒體在危機中輿論「執政」既有自身利益需求，也有媒體設置的責任需求。儘管媒體在以符號管理社會的過程中最大化加入自己的文化價值觀，但是任何社會的媒體都不可能背離社會已經形成的價值體系。媒體在公共危機發生後，雖然自身需要新聞轟動效應的不斷持續以吸引公眾眼球，但其總的目標追求與政府和公眾利益一致的要消除危機，恢復社會常態。因此，我們認為媒體的輿論執政具有中性偏上的積極作用，完全可以在政府加強管理和溝通，公眾積極引導和作用的下發揮正效應。當社會系統遠離平衡態時，危機事件一觸即發。系統對初始條件極其敏感，形成蝴蝶效應，巴西的蝴蝶扇動翅膀，德克薩斯發生風暴。一件小事可能釀成損失巨大的社會事件。而生活在其中的地方政府可能久見其態，已經麻木，對系統遠離平衡態的積聚毫無知覺，對初始條件的發生也不知不覺。而當地媒體或全國性主流媒體由於新聞效應和社會責任的需求，則要敏感的多。媒體對社會的貼近性和公眾對新聞來源提供的積極性，使媒體在危機相變和臨界點上取得信息優勢，可以成為危機預警的先頭部隊和主力軍。而且在群體性和人為災害性危機中，地方政府有瞞報、少報的利益訴求，在自然災害危機中有多報、多要的利益訴求，媒體相對政府而言沒有這樣訴求，相對客觀，傳播的信息更接近真實，更能作為高層決策的依據，對滿足公眾知情權和平復危機發展更為有利。在危機消退後的社會總結中，媒體作為相對中立者，其綜合概括的經驗教訓信服力更強。（三）結論公共危機管理和危機傳播是對公共危機的駕馭和控制科學，是防止危機和消除危機，促進社會進步的人類社會學嘗試。大眾媒體發展至今，不但成為社會重要的傳播通訊工具，同時演化成為社會管理的主要組織之一。在公共危機發生之後，更發揮著超導、超流的非常態凝聚效應，發揮著不同一般的巨大影響力和作用力，值得我們認真研究。1.媒體在危機中製造「擬態環境」，充當社會舞台的布景師，打造人們頭腦中危機景象，使社會圍繞媒體的「危機事件」描述進行行動，從危機解決基礎上進行信息壟斷。2.媒體對危機信息進行規模生產，製造危機信息場域，通過傳播協同對社會進行信息籠罩，構建了危機發展的事件吸引子，形成公眾的心理依賴。3.媒體在危機事件中進行信息篩選和把關，輸入媒體價值觀，進行社會價值干預，利用公眾恐慌心理成功地進行大劑量思想滲透和觀念澆築，形成媒體輿論執政的思想基礎。4.媒體在危機系統中，以信息最大供應商的角色參與社會管理，入股社會危機運行，從而分享危機管理的治理權，以取得社會效益和媒體集團效益的雙贏效應，屬於非零和博弈，具有正麵價值。5.媒體雖然可以營造危機中的「隱秩序」進行擬態執政，但在顯性秩序和政府硬權力面前，只能行使軟權力和發揮迂迴作用。因此，其擬態執政在大眾和政府不知不覺中發生，具有潛在性，但在社會生活中又無處不在，具有使社會和管理組織根據媒體這一性質調動的正向效應。6.媒體可以通過綜合學術、權威信息，廣泛傳播應對知識，指導公眾危機處理增加危機系統負熵值，增加系統穩定性，消除危機發展和損失，在重大自然災害中，如地震，甚至可以直接成為現場救援的信息支援系統，以現場直播的技術即時性傳遞救援決策所需的第一手信息。危機中媒體作用的多視野和多維度審視，對社會應對危機具有重要意義。自然科學的發展，為社會科學的深化和延伸提供了不竭的源泉，自然界的神奇在我們存在的社會結構中都具有不同的映射，媒體在危機中的傳播節點就像人類大腦神經細胞傳播路徑一樣，發揮著我們難以想像的功能。新聞策劃：多維的視野作者：黃順銘正是新聞策劃「不真不假」的兩難，導致了中國大陸新聞學術界紛紛擾擾的論爭。「新聞策劃」在新聞業界與新聞學術界已經是一個流行術語了，大凡談論者又往往並不在同一個層面上言說，因而其內涵與外延不免多有懸殊。從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幾年的學術討論與論爭並沒有能達成多少共識，看來關於「新聞策劃」這一術語的學術平台的搭建尚需時日。下面，筆者將透過多維視野來對「新聞策劃」進行審視。一、國內國外：新聞策劃之歷史視野我國大陸新聞學術界對於「新聞策劃」的研究一大致命傷就是，歷史面向的缺乏或者說薄弱。學者不免以為「新聞策劃」研究是對中國新聞學的一大原創性貢獻。不少學者都提到，傳統的新聞理論中沒有「新聞策劃」這一術語，那麼「新聞策劃」如何界定呢？這幾年學者們在對「新聞策劃」這一術語作語義分析時，基本上都是採取「拆分＋組合」的界定方式，將這一片語進行拆分，即「新聞策劃＝新聞＋策劃」，然後分別辨析「新聞」的內涵和「策劃」的內涵。比如有學者從語用學的角度辨析，指出「新聞」一詞在實際運用中常常有若干種含義，既可指「新聞事實（事件）」，又可指「新聞報道」，還可是「消息」的同義語，等等。又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來界定「策劃」為「籌劃、謀劃、研究對策的意思」等。組合起來，於是就得出了「新聞策劃」這一概念的內涵了。這種界定科學嗎？它考慮到了作為一個概念的整體性了嗎？這種定義方式無疑極大地損害了學術概念的科學性。事實上，如果我們對於國外的研究首先保持了一種學術借鑒意識，一種學術淵源意識，那麼我們的研究就有了一種跨國跨文化對話的可能性。在「新聞策劃」這一問題上就是如此。美國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提出了含義頗為廣泛的「新聞策劃」。根據台灣學者吳恕的文章《製造出來的新聞事件 ——Pseudo-events的探討》，美國所言的「製造新聞事件」，英文稱為「Pseudo-events」，這裡對於「pseudo」的翻譯就對應為「策劃」，跟《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的「策劃」不是一回事。最早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和傳播學者柏斯汀（Daniel J. Boorstin，大陸比較通行的譯法是「丹尼爾· J· 布爾斯廷」）在1961年出版的《形象》（The Image）一書中所提到的。Pseudo-events一詞中的詞根「pseudo」源於希臘語，意思是「假的或有意欺騙」（false or intended to deceive）。由此詞根演化而來的新聞傳播理論的重要術語還有Pseudo-environment，大陸學術界一般譯為「擬態環境」、「假環境」，這是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1922年其經典著作《輿論學》（Public Opinion）中提出的。順便說一下，丹尼爾·布爾斯廷寫了不少有影響的著作，大陸翻譯出版了數種，比如《美國人開拓歷程》、《美國人建國曆程》、《美國人民主歷程》（均由三聯書店1993年出版），還有像《發現者：人類探索世界和自我的歷史》、《探索者：人類尋求理解其世界的歷史》（分別於1995、2000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大陸學術界研究「新聞策劃」問題時，個別學者在做正本清源的淵源梳理時指出：「新聞策劃」不過是新聞學界對於公關界中「公關策劃」的移植，但是卻並未能很全面地對走在國內學術研究之前的國外典籍給予梳理，因此總不免顯得一鱗半爪。這種缺憾比較尷尬地體現在，研究「新聞策劃」的學者至今不太知道該怎麼翻譯「新聞策劃」這一術語來尋求學術流變的歷史縱深，以及參與國際學術對話。而吳恕在文中則指出：「在現代社會裡，Pseudo-events用得非常廣泛，不僅限於政府機構或新聞界，企業界為了打公司形象，廣告界為了推銷產品，都在不斷地運用製造出來的事件，藉由媒體的報道，達到自我設定的宣傳目的。」也就是說，在美國，不管是「新聞策劃」的主體是誰，在對這些進行概念化（conceptualize）的時候均稱作：Pseudo-events。Pseudo-events這一概念的涵蓋面雖然非常廣泛，但它的內涵也不至於產生多大的混亂。Pseudo-events所指的就是「製造出來的新聞事件」，是「刻意安排產生的」，它對應的是「自然發生的新聞事件」，英文表達為「Spontaneous-events」。這樣說來，國內學者們爭論不休的「新聞策劃」與「策劃新聞」之間的所謂什麼應該而什麼不應該，什麼可接受而什麼又不可接受啦，確實是對國外同類研究歷史缺乏了解的無謂爭論。對於Pseudo-events，確實既可以翻譯成「新聞策劃」又可以翻譯成「策劃新聞」。但是又確實不可否認，國內學術界對於「新聞策劃」的研究，因為事先沒有受制於國外同類研究的框框而有了不少另外的開拓，例如對於「新聞策劃」的研究域拓展得就很寬。新聞策劃的研究中提出的名詞術語一大堆，都在不同程度上顯示了對於研究域的劃界，像什麼「報道策劃」啦、「新聞事件策劃」啦、「傳媒運作策劃」啦，以及想一網打盡的「新聞傳播策劃」或者「傳播策劃」啦。國內很早研究「新聞策劃」的學者蔡雯的博士論文就是《新聞傳播的策劃與組織》，力圖樹立起「新聞策劃」的研究框架。不過，整體上講，國內的「新聞策劃」研究已經顯得過於「泛化」，與國外的「Pseudo-events」研究之間的聯繫點已經越發地弱化了。過於泛化之後，對內對外要搭建起能夠進行對話和論爭的學術平台都相當困難。二、競爭法則：新聞策劃之經濟視野國內對於「新聞策劃」的研究一般並不太談美國非常重視的政府為了推行某一政策而製造新聞事件這一類情況，究其原因，則是由於傳媒體制不同：在美國，大眾傳媒是獨立於政府的「第四等級」，而在我國，傳媒在性質上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這就是新聞策劃研究的「語境差異」。在中國這一現實語境下，我們關注的重點是：新聞界直接參与的「製造新聞事件」，或者企業界（包括廣告公司）參與「製造新聞事件」吸引傳媒報道，以及企業界（包括廣告公司）與傳媒界合謀而「製造新聞事件」，而其中尤其又以新聞界「製造新聞事件」為聚焦點。因為不管誰來開展「新聞策劃」，都少不了以傳媒的報道為最直接而立即的目標。之所以要「製造新聞事件」，說穿了也就是看中了現代社會中媒介的信息「放大作用」——以新聞報道的形式將精心策劃的活動進行超級的擴散與滲透。在筆者看來，從產生的動機方面分析，「新聞策劃」的最本質特徵就是：目的性。結合「新聞策劃」90年代上半期在我國開始興起的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來看，「新聞策劃」研究必須要直面的研究面向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缺此分析視野，那對「新聞策劃」的分析如果不是就事論事式的狹隘就是隔靴搔癢式的無力。市場經濟體制帶了新聞傳播業界實際運作的巨大變化，「新聞策劃」就是其中的一大變化。可以說，沒有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大陸的新聞學中就沒有「新聞策劃」這一術語。所以，要分析新聞策劃，就必然要同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進行深度的聯繫。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競爭經濟。優勝劣汰，就是市場經濟的競爭法則。吳恕在文中專門用一個部分談到了在美國「為什麼會有『製造新聞事件』」。他提到：「在新聞界來說，PSEUDO-EVENTS的增多是一種事實的需要，最初的報紙，篇幅狹小，內容多屬靜態的，譬如一些政治上的宣示，或是船期到離時間，當時並沒有雇聘記者，所以也談不到採訪和報道，直到1830年代，美國的大眾化報業（PENNY PRESS）興起，報業間開始激烈競爭，紐約傳記報（NEW YORK TRANSCRIPT）於1834年開始僱傭記者，各報陸續跟進，才有了新聞的採訪，在新聞採訪的同時，也就有了新聞的製造，譬如，製造新聞事件的一種方式就是專訪，這在1836年美國的紐約前鋒報（大陸譯為「紐約先驅報」——筆者注）就已經開始運用。」如果承認新聞採訪中的「專訪」也是「新聞策劃」的一種行為形態的話，那麼在現代的傳媒運作中，「新聞策劃」幾乎就是新聞從業人員應當具備的一種基本素質了，因為「專訪」太日常化了。然後，吳恕又談到：「大眾化報業盛行以來，報紙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如何尋找或創造出吸引人的新聞事件，成為報紙打開銷路的一項利器。1896年紐約新聞報（NEW YORK JOURNAL）的赫斯特派遣作家戴維斯與漫畫家雷明頓到古巴哈瓦那去採訪當時的西班牙統治者和古巴游擊隊之間的衝突和戰事，結果導致美西戰爭，就是為了要製造新聞事件，雖然這是一件悲劇，但就新聞角度來看，卻是成功的。」除此之外，吳恕還特別講到，「晚報的出現，使報業對於新聞的需求更為殷切，早報登過的新聞，晚報如果再等便成了炒冷飯，但是早上的新聞不多，雖然當天早報已刊過，而昨日晚報則未見，如果全然不刊，對晚報讀者來說卻是漏了新聞，但如果照樣刊登，又了無新意，於是，PSEUDO-EVENTS就成了最好的解決辦法。」我國出現的「新聞策劃」，不管策劃主體是誰，一般都是由於市場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壓力所致。對於我國傳媒界熱衷於「新聞策劃」的原因，筆者曾在《新聞策劃的利益驅動模式》一文中作了粗線條的類型劃分，以為基本的利益驅動模式有三種：（一）以傳媒自身利益為中心的，可稱之為「傳媒導向的新聞策劃模式」；（二）在新聞策划行為中，傳媒與企業（包括廣告公司）之間的利益捆綁在一起的，可稱之為「傳媒與商業導向的新聞策劃模式」；（三）以社會利益為中心的，可稱之為「社會導向的新聞策劃模式」。幾種利益驅動模式中，傳媒都是獲利的，因此，傳媒始終是新聞策劃的一個樞紐。剝開利益的外表，傳媒熱衷於新聞策劃也就不難理解了。當然，幾種基本模式之間也可以進行複雜的聯姻操作，具體形態繁多，難以條陳。即便只是作了這樣粗略的基本類型劃分，我們也可從中分析出，「市場經濟」這一傳媒運作的環境為「新聞策劃」提供了兩方面的力量：其一，市場經濟作為同業競爭的「解放力量」而存在，其二，市場經濟作為同業競爭的「異化力量」而存在。在「新聞策劃」問題上，市場的雙刃劍特徵同樣不可避免。只要在市場經濟中運作，無論有的人怎樣言詞激烈地反對「新聞策劃」，它也恐怕不會因此而消失。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對「新聞策劃」實施規束、規制（REGULATION），使之儘可能地煥發出「解放力量」。當然，操作上要落到實處，實在並非易事。但我們總不能因為害怕存在「異化」的負面結果而就粗暴地壓制「解放」的正面結果吧。比如，1992年《人民日報》針對我國市場上的假冒偽劣現象而策劃的「中國質量萬里行」，1995年《華西都市報》策劃的「府南河大合唱」，這樣的「新聞策劃」，就都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正面效果。其正面的社會意涵，是無法簡單地因一個「PSEUDO」而被否定的。三、 社會意涵：新聞策劃之哲學視野對於「新聞策劃」，學者立場各有不同，或者反對或者贊成。其實，筆者以為，對於「新聞策劃」的研究，我們確實不能忽略一個重要的哲學認知的視野。從哲學認知視野出發，我們對於「新聞策劃的介入」就會有更加深刻的認識：關注「新聞策劃介入」所帶來的不同的社會意涵。丹尼爾·布爾斯廷從一開始就特彆強調這一研究面向，只不過由於中國大陸學術界的對此的陌生而未被納入審視的視野。吳恕在引介Pseudo-events之時指出，Pseudo-events（新聞策劃）的對立面是spontaneous events（自然發生的事件），因此上面提到的「新聞策劃的介入」，指的就是，製造的新聞事件對於自然發生的事件的介入。這裡，我們可以將「報道自然發生的事件」稱為「傳統的報道理念」，絕對尊重新聞事件發生的「隨機性」。那麼毫無疑問，「報道製造的新聞事件」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媒介的內爆」（inplosion），它是「後現代的報道理念」。如此說來，「新聞策劃」在哲學認知層面就匯入了信息社會裡「後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的洪流。原來，在「傳統的報道理念」那裡，記者、編輯所報道的新聞是在一個由「自然發生的事件」所組成的「事件場」中進行職業選擇，這種做法在出現「新聞策劃」的實踐之前，就是一種理所當然的的職業「傳統」，因而也就是職業「正統」。而在超級媒介化的時代，傳播媒介由原來消極地等待報道「自然發生的事件」變為有時侯也積極地參與「製造新聞事件」進而再予以報道，這也就導致傳統的「事件場」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這種改變的典型特徵就是「媒介的內爆」，這也就是對傳統的「自然發生的事件」組成的「事件場」的侵入。「內爆」一詞是加拿大著名的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20世紀60年代初出版的《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the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一書中所首先運用的，後來得到了學者的發展，比如法國大名鼎鼎的後現代學者讓·博德里亞就深刻的論述了「內爆」。其實很有趣，丹尼爾·布爾斯廷也是60年代初在《形象》一書中首先論及「Pseudo-events」的。在筆者看來，兩者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Pseudo-events就是「implosion」的一種生成形態。對於「事件場」持傳統立場的學者，一般比較傾向於反對「新聞策劃」，在哲學認知層面上就是反對「媒介的內爆」；而相反，對於「事件場」持肯定立場的學者，一般比較歡迎「新聞策劃」，在哲學認知層面上就是贊成「媒介的內爆」。但是不管如何，在後現代社會語境中，無論國外還是國內，「媒介的內爆」都已經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那麼我們更深入的研究就需要同時在多個視野中展開，比如在傳媒運作中，研究新聞策劃各種不斷翻新的「事實形態」，在哲學認知層面，研究因新聞策劃而導致的「媒介的內爆」具有什麼樣的社會意涵？「媒介的內爆」對於傳統「事件場」的侵入應當被控制在什麼樣的程度？等等。「事實形態」方面這幾年的研究一直在逐步推進，而哲學認知層面的研究則相當薄弱。這方面薄弱了，那麼企圖單單從我們傳統新聞理論中的「真實性」啦、「客觀性」啦來尋求令人信服的解釋、辯駁或詰難，顯得無力也就是在所難免的了。吳恕《製造出來的新聞事件 ——Pseudo-events的探討》一文後三部分基本上就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學認知層面。第四部分，他歸納了Pseudo-events的幾個特徵。他說：「綜合起來，Pseudo-events應該包括以下的幾個特質：（1）它不是自然發生的事件，而是經過設計、安排才存在的。……（2）安排Pseudo-events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受到立即的新聞報道，以達到宣傳的目的，因此，安排時會特別注意到是否方便於新聞的採訪和報道。……（3）Pseudo-events和事實之間的關係是模糊的，因為它是刻意製造出來的，本來並無這一事實的存在，但是，製造出來以後，它又變成了一項事實，有實體的存在，而非虛幻。……（4）Pseudo-events是自我完成（self-fufiling）的預言，它可以提出預告，而又能自力去實現。……（5）Pseudo-events可以激發其他的Pseudo-events。」第五部分為「超越自然事件」，他談到了Pseudo-events常常比Spontaneous-events對人們更具有吸引力的原因：「（1）Pseudo-events較具有戲劇化特徵。……（2）Pseudo-events的安排，原本就是為了要達到傳播的目的，因此，它的設計一定是清晰悅目而易被媒體傳播報道。……（3）Pseudo-events是被刻意安排或製造出來的，因此可以依據需要和意願，作重複出現，以增強效果。……（4）Pseudo-events的可見度高，而且可以先作預告，以引起廣泛注意。……Pseudo-events可以循環發生，同一件事情可以一波又一波地在媒體上出現，頻率越高越能加強閱聽人的印象，而達到傳播的目的。」在最後一個部分，他從人們的認知心理角度，簡要提到了「Pseudo-events」與「Spontaneous events」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這裡他用極簡練的語言指出了「Pseudo-events」對於我們的兩難：「Pseudo-events是個不真不假的東西，說它不真，是因為它本來不存在，是無中生有的；說它不假，是因為它又確實存在，活生生的可以看到、聽到。」正是這個「不真不假」的兩難，才導致了我國大陸新聞學術界紛紛擾擾的爭論，否定論與肯定論中的激進者，往往都在這個「不真不假」上偏執一端。在性質上，吳恕的研究是在循著丹尼爾·布爾斯廷的思考路徑作一種引介。而法國的讓·博德里亞則在循著布爾斯廷開闢的思考路徑的基礎上，著重從「廣告」方面推進了對「Pseudo-events」的研究。在享有很高學術聲望的《消費社會》一書的第三章《大眾傳媒、性與休閑》，博德里亞特別論述了「偽事件與新現實」。需特別說明的是，「偽事件」是Pseudo-events的另一種翻譯，也就是我們新聞學界指的「新聞策劃」。他的論述更為「形而上」，但表述也更為晦澀難懂，。總體而言，博德里亞的整個論述，都貫穿著一條「權力」的暗線。他說：「在這裡（指廣告中），我們進入了博爾斯坦（不同的譯名，即「布爾斯廷」 ——筆者注）在其作品《形象》中談及的偽事件、偽歷史、偽文化的世界。即不是產自一種變化的、矛盾的、真實經歷的事件、歷史、文化、思想，而是產自編碼規則要素及媒介技術操作的贗象。正是這個，而非其他任何東西，把一切意義，無論它本該如何，規定為可消費的。規定了大眾傳媒消費的，正是這種以編碼規則取代參照物的普及。」（黑體為博德里亞自己所加。 ——筆者注）。顯然，他在論述Pseudo-events時的發展恰恰是因為著力於「編碼規則要素」與「媒介技術操作」而顯得別開生面。前者從符號學分析，後者從社會學切入，又都納入「消費社會」這一更大的語境中。與此同時，他也特別認同於布爾斯廷說的Pseudo-events的「不真不假」，表述的語言是「超越真偽」。另外，博德里亞還以「廣告」這一樣態的Pseudo-events為例，深刻分析了以下命題：Pseudo-events是「自我實現的預言」。不但指出廣告是「一種預言性話語」，而且進一步宣稱：「『自我實現預言』的模式，就是反覆敘事的模式。現實僅僅是自說自話的範例。」博德里亞在最後提出應當對「當代傳媒」的Pseudo-events進行分析，他說：「我們可以在這個意義上更加深入地進行對廣告話語的分析，也可以把這種分析擴展到各種當代傳媒之上，這樣我們就可以隨處見到，那種建立在真偽基礎之上的意義和詮釋的傳統邏輯遭到了徹底的顛覆，而那種和物質財富生產一樣被工業化了的言語的生產，也就是所謂神話（或範例）找到了其現世事件。」順著這種思路來看由傳媒製造的新聞事件，我們就可以分析，作為Pseudo-events的「現世事件」：Pseudo表明性質上的非自然發生，非隨機性，「現世事件」表明它最後「存在」的事實形態，此「兩難」達到了「矛盾的統一」，那它們具有什麼樣的社會意涵呢？恐怕無法作簡單的肯定或否定。在新聞傳播學科中，它主要涉及的難題就是：價值體系。比如《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1年第4期上鄭鳴的《「新聞事件」可以經營和策劃嗎？ ——就目前新聞界值得注意的幾個動態質疑》，就是在「價值體系」的層面上說新聞策劃會損害社會主義新聞真實性和客觀性的。最後，我們應當承認，「新聞策劃」問題確實非常複雜，涉及面很廣，需要學者們用扎紮實實的研究進一步走廣拓深。【參考文獻】：吳恕《製造出來的新聞事件 ——Pseudo-events的探討》，《激蕩與調和》（增訂版），正中書局印行，1992年。讓·博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引導、誤導與反哺——大眾傳媒與青少年流行時尚的雙向傳播董金權(安徽工程科技學院人文社科系講師)【內容提要】 大眾傳媒與青少年時尚存在雙向傳播的互動關係。一方面，大眾傳媒引導著青少年流行時尚，通過營造「擬態環境」，運用「議程設置功能」，利用傳媒優勢及迎合青少年時尚的「生命周期」運動選擇地構建、強化、傳播和再生產著青少年流行時尚。然而，這種引導之中，也有誤導，表現為：大眾傳媒設限了青少年時尚與流行文化的內涵與高度；形成了青少年對媒介的依賴；催生了青少年思想「懶漢」。另一方面，青少年流行時尚也對大眾傳媒進行著反哺，使大眾傳媒呈現出與青少年流行時尚相關的特徵。要實現大眾傳媒與青少年流行時尚之間的良性互動，傳媒關口要正確引導與適度張揚青少年流行時尚，青少年主體要突破傳媒的設限，全社會要構建「支持過濾網」。【關 鍵 詞】青少年/流行時尚/大眾傳媒/引導/誤導/反哺一、大眾傳媒對青少年流行時尚的引導流行時尚要得以存在，必須經過選擇、構建、傳播、再生產等一系列過程，而在這一系列過程中，大眾傳媒發揮著重要的引導作用。1.營造「擬態環境」，構建時尚大眾傳媒是現代社會「擬態環境」的主要營造者。所謂「擬態環境」，是指大眾傳媒所傳播的現實來源於客觀現實但不等於客觀現實，即媒介提供並選擇性地建構了社會知識的影像。隨著現代社會越來越複雜化，青少年由於實際活動範圍、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對整個外部環境和眾多事物都保持經驗性接觸，更多的則是通過大眾傳媒這扇「窗口」來間接地、抽象性地認識世界。大眾傳媒通過營造「擬態環境」有選擇地傳播某種符號，生產和再生產著「時尚」。時尚大多是被大眾傳媒有選擇地呈現出來的，同時，青少年自身創造的某些流行元素也可藉助這一有著深刻影響力和公信力的大眾傳媒在短時間內被廣泛認同而流行起來。2.通過「議程設置」，使時尚得以認同和強化實際上，大眾傳媒在傳播信息的同時也在建構一定的價值意識形態。根據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功能，青少年會認為那些被傳媒高度關注和反覆傳播的內容便是時尚的、流行的或值得認同和推崇的。「議程設置」功能理論認為，大眾傳媒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大眾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的判斷[1]。同樣的道理，大眾傳媒通常以「時尚傳媒」為重要理念，它們對各種流行符號的「議程設置」往往成為青少年時尚的風向標和領頭羊，使青少年時尚得以最快的速度更新，流行周期縮短，流行性增大。「議程設置」功能不同於前面所說的「擬態環境」營造功能。「擬態環境」營造功能著重於對時尚的選擇和構建，而「議程設置」功能側重對被選擇和構建出來的時尚符號進行反覆傳播，引起青少年的關注，以達到讓青少年認同這種時尚的目的。正如有學者說，「流行之所以能夠成功，是藉助於大量、反覆傳播某種符號，以使這種符號逐漸成為大眾的觀念，而能最有效地進行這種傳播的媒介當屬大眾傳媒」[2]。3.利用傳媒優勢傳播時尚青少年喜歡追求感官刺激，這也正是大眾傳媒的所強。大眾傳媒集合了歷史上所有傳媒的傳播手段，如紙質媒體的「封面女郎」、「體育明星」，網路媒體的「網路貼圖」，影視媒體的「動態美女」等。可以說，以視像為主要手段，輔之以聲音、文字、色彩等各種手段的現代大眾傳媒對人類感官的刺激讓追求及時享樂的青少年得到了極大的滿足，迎合了相當部分以追求感官刺激為特徵的青少年時尚的傳播要求。4.通過迎合時尚的「生命周期」運動推動時尚的再生產世界上每一種事物都是在「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的動態過程中尋求發展的。青少年時尚以「興起—盛行—淡出—再生—再興起」的循環往複為生命周期，這種循環往複不是簡單重複的輪迴，而是需要不斷地添加新的成分和元素，這樣才會促成時尚的迅速更新，再生產出新的時尚，使青少年時尚的生命周期得以新陳代謝。以青少年流行服飾為例，上世紀80年代流行黑色健美褲，90年代興起穿牛仔褲，到了21世紀，很多追求時尚的青少年穿起了前後貼滿口袋的休閑褲。同樣是褲子，但時尚隨著其生命周期運動總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時尚必須通過再生產表現出新的時尚，才能夠有生命力。而不管是從現實情況來看，還是從理論上分析，大眾傳媒正是通過配合時尚的生命周期運動，推動著時尚的再生產。從現實情況來看，青少年時尚追求快速更迭、短暫消費而不求經典，這也正是大眾傳媒的特點——追求時效，易於普及。大眾傳媒抓住青少年從眾和害怕孤獨的心理，利用自身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對青少年成功地施加了群體壓力，使從眾行為在短期內能夠在青少年中大範圍發生，從而產生時尚。另一方面，大眾傳媒也需要以不斷變化的時尚充當自己的傳播內容，並常常自覺地推動青少年時尚的更新速度，加速青少年時尚的「生命周期運動」。從理論上說，青少年時尚的「生命周期」有著自己的發展模式，即「緩慢地興起，逐漸積累能量，然後發展到頂峰，勢頭逐漸衰落直至下一輪的流行」[3]，而其每一步都與大眾傳媒的作用機制有關。首先，大眾傳媒的精心策劃為青少年提供了時尚、流行的信息，並通過傳播不斷強化這些信息，對青少年形成認知刺激，然後引發青少年的注意、認同，使之採取相應的嘗試行為。在這一階段，大眾傳媒發揮了「議程設置」功能，對青少年流行文化進行引導和傳播。其次，時尚本身的內容信息決定著流行高峰期能否到來，青少年對信息刺激的反應是對這種流行文化的能否被接受的最好檢驗，而這些流行信息大都是以大眾傳媒作為中介才傳遞給青少年受眾的。第三，青少年流行文化推廣普及的範圍、流行時間的長短都與大眾傳媒的傳播強度和密度有關。二、大眾傳媒對青少年流行時尚的誤導必須引起重視的是，大眾傳媒對青少年時尚的引導，會產生兩種結果：一種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結果，即大眾傳媒引導出來的青少年時尚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有利於青少年身心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另外一種是我們不願看到且須採取措施克服的結果，即大眾傳媒引導出來的青少年時尚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青少年流行文化不利於或有害於青少年身心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當出現第二種情況時，我們說，大眾傳媒對青少年時尚進行了誤導。誤導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1.文化設限大眾傳媒限制了青少年選擇文化享受的自由。大眾傳媒對時尚性、商業性、娛樂性很強的文化產品的高強度、高密度的宣傳，使得在傳媒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看電視、讀漫畫書、聽流行音樂，而用於閱讀經典名著、聽古典音樂的時間越來越少，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接觸優秀傳統文化的機會。大眾傳媒最大限度地進入青少年的生活，最大可能地佔領青少年的休閑時間，從而無形中剝奪了青少年對各種文化的選擇自由，設限了青少年時尚與流行文化的內涵與高度。2.媒介依賴大眾傳媒的即時消費性導致其本身不能對社會現象與社會文化進行深刻解讀，而是將其中的異端觀點現實化，將理想物質化，使青少年成為「電視人」或「容器人」，因而產生社會病理現象——「媒介依存症」。主要表現為：沉湎於媒介接觸而不能自拔；一切價值和行為選擇必須從媒介中尋找依據；滿足於媒介中的虛擬互動而迴避現實的社會互動[4]，如網路成癮等。3.思想「懶漢」大眾傳媒削弱了文化本身的社會功能，剝奪了青少年的思考能力，伴隨著大眾傳媒的普及而誕生和成長的現代青少年更多地成為傳媒面前的思想「懶漢」，沉迷於表面的時尚當中，喪失了對現實的思考和批判能力。從這一點來說，大眾傳媒使青少年時尚及青少年流行文化失去了文化本身應有的重要功能——超越現實，進行引領和規約。三、青少年流行時尚對大眾傳媒的「反哺」當青少年時尚及由其形成的流行文化以巨大的解構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對精英文化和嚴肅文化構成巨大衝擊時，成人社會對此越來越無法忽視，文化界也開始出現「代際反哺」的現象。大眾傳媒受文化環境的浸潤，自然也免不了遭受青少年流行時尚的「反哺」作用。這種「反哺」作用使得大眾傳媒呈現出一些與青少年時尚相關的特徵，主要表現為：1.商業化青少年時尚有著商業化的特徵，不僅僅指流行的時尚製品通過市場流通，更意味著時尚產品生產過程中的市場導向。這種青少年時尚的商業化傾向對大眾傳媒不無影響。在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一些大眾傳媒的內容變得膚淺，格調變得低俗，大幅刊載商業廣告，且顯示出享樂傾向和遊戲特徵。有些大眾傳媒總是在儘可能多地迎合與滿足青少年的口味，不能始終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進入21世紀，這種商業化傾向愈演愈烈，全球傳媒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市場強勢」，發行量、收聽率、收視率、點擊率成為大眾傳媒追求的重要目標，商業化的市場運作成為大多數傳媒的生存之道。2.技術化以電影為例，電影是青少年時尚的主要樣式之一，能否贏得青少年受眾成為電影票房的保證。現代電影作為一種綜合藝術，對高科技手段的依賴可謂登峰造極。巨額資金的投入、高科技手段的運用幾乎成為現代電影的最大賣點。美國大片《泰坦尼克號》、《珍珠港》一上映就贏得無數青少年的極度痴迷，而傳統電影中最具文化意味的文學、戲劇成分受到冷落與排斥。這一現象表明，「人文理性」遭到「科技理性」的嚴重挑戰，而青少年時尚與流行文化對科技手段的推崇和依賴也助長了大眾傳媒的這種傾向。尤其對於電子媒體和網路媒體，這種技術化傾向日益明顯。3.機械複製青少年時尚能在短時間、大面積範圍內獲得認同，主要以文化產品的大量複製為前提，這一特徵同樣反映在大眾傳媒中。大眾傳媒在近年來被稱為「文化工業」，就是因為它採用了工業化的生產方式製造文化產品，而工業化生產的重要特徵就在於機械複製。對大眾傳媒而言，傳媒產品的複製數量左右著產品的製作原則和今後的發展方向。同樣的定律在青少年時尚中依然有效。青少年時尚成品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以龐大數量為標誌的，而龐大的數量正是來源於機械複製。4.標準化標準化是機械複製的直接結果。青少年時尚的標準化表現為：一是內容的模式化。流行的青少年時尚大都有著為人所熟知的慣常模式，比如繼《超級女聲》紅火之後，類似的《超級主持》、《超級模特》等選秀節目仍大有市場；二是語言的相似性。青少年時尚的語言頗為另類，但是在他們的世界卻被當作「標誌性語言」，沒有這種語言反倒失去了這個群體的特徵。這些都使得大眾傳媒的版面設置或節目製作甚至是措辭，都朝著「標準化」的方向發展，變得形式化。四、促進大眾傳媒與青少年時尚的良性互動實現大眾傳媒與青少年時尚的良性互動就是：一方面，大眾傳媒對青少年時尚不能誤導，必須進行正確的引導，引導出正確的時尚，且這種時尚應該是有利於青少年身心健康和社會進步的；另一方面，青少年時尚也要對大眾傳媒反哺出正確的導向，這種導向必須符合青少年健康成長和社會進步的要求。要實現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必須做到以下幾點：1.傳媒關口：正確引導與適度張揚「社會上存在大量的新聞素材，大眾傳媒的新聞報道也不是『有聞必錄』，而是一個選擇取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大眾傳媒組織形成了一道『關口』，通過這道『關口，傳達到受眾那裡的新聞只是眾多新聞素材中的少數」[5]。大眾傳媒作為現代社會「擬態環境」的主要營造者，作為現代國家對外開放的「窗口」，就要充分發揮「把關人」的角色，為全社會尤其是青少年群體創造積極健康的文化環境。大眾傳媒要當好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把關人」，就要積極發揮它的傳播信息、教育和引導功能，通過對信息的有目的的採集、選擇、編輯出版或播出，優化信息傳播，凈化信息環境。現代青少年日益沉浸在傳媒信息的汪洋大海中。信息是青少年流行時尚的建築材料，決定著青少年對事實掌握的程度和對外界的感知，是意見態度形成的基礎，是判斷的依據。青少年時尚在形成過程中受到大眾傳媒信息環境的制約，且這種制約力潛移默化、作用持久。大眾傳媒要通過持續不斷的信息流構築健康的現代信息環境，作用於青少年的認知，為青少年流行時尚指引正確的方向；要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意見表達引導青少年時尚，即通過宣傳報道中隱含的意見傾向，或通過直接的評論，表達立場觀點，引導青少年流行時尚的主流方向。由於大眾傳媒常以公眾代言人的姿態出現，它的意見傳播具有公開、廣泛、持續時間長、聲勢浩大等特點，在青少年群體中具有獨特的權威性，容易成為主流意見，因此大眾傳媒可因勢利導，積極發揮其在青少年流行文化發展中的先鋒導航作用。不僅如此，大眾傳媒還要有力地控制青少年流行時尚中的不利因素。大眾傳媒是一種制度性傳播，是專業化的組織傳播，有著一整套鑒別和篩選信息的流程。由於青少年主體本身難免存在鑒別力微弱和混亂的時候，因此大眾傳媒要仔細甄別出其中的不良因素並進行有力的控制。對於整個大眾傳媒組織來說，要加強其社會教化的功能，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為青少年流行時尚創造一個積極健康的傳媒環境；對傳媒個人來說，要加強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堅持正確的原則和方向，不因商業利益而有損職業道德，而是立足於切實關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必須指出的是，「時尚」、「新銳」、「流行」並不全都是壞東西。青少年較容易接受外來的新鮮事物，有著創新意識，青少年自主選擇和建構的流行時尚必然有著與社會主流文化不同的新銳成分，這些新銳成分中有許多積極的元素，有利於加強整個文化環境的多元性與互補性。因此，大眾傳媒應該為青少年抒發心聲、展示才華提供一個平台，適度張揚青少年時尚中的積極元素。2.青少年主體：突破設限青少年具有傳媒接近權（the right of access to mass media）。所謂傳媒接近權，即一般社會成員（這裡指青少年）利用大眾傳媒闡述主張、發表言論以及開展各種社會和文化活動的權利，這項權利也賦予了傳媒應該向受眾（這裡指青少年）開放的義務和責任。大眾傳媒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從「以傳者為中心」向「以受眾為中心」轉變。大眾傳播不再是單向的直線傳播，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大眾傳媒為爭取受眾而越來越多地聽取受眾的意見，重視受眾的反饋，加強與受眾的互動。因此，現代受眾（包括青少年群體）處於主體的地位，不再是單純被動的信息接收者。另一方面，青少年時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青少年自身選擇、建構並傳播的。因此，青少年必須在流行時尚與大眾傳媒的互動過程中突破大眾傳媒的設限，充分發揮主體作用，避免產生媒介依賴與成為思想「懶漢」。首先，青少年要澄清關於時尚的認識，提高審美水準和文化格調。時尚，並不一味指向另類。民族的同樣可以是世界的，本土文化中有許多優秀傳統仍然可以流行於當代，並獲得穿越時空的永恆魅力。青少年既要以開放的心態接受外來的流行文化，更要以主人翁的姿態珍惜本民族歷史文化遺產，繼承優秀傳統並加以創新，使之成為青少年流行時尚的主旋律。同時，青少年要克服浮躁和遊戲的心理，提高審美水準和文化格調，追求至真至善的美和高雅文化，不要過度沉迷於大眾傳媒淺表的娛樂信息中。其次，青少年要有意識地多閱讀和接觸經典文化，增強辨別優劣傳媒文化的能力。大眾傳媒在傳播一定文化的同時，也在建構自身的文化，是為「傳媒文化」。傳媒文化內容良莠不齊，需要青少年增強辨別與鑒賞能力，欣賞高雅的傳媒文化，抵制低俗的傳媒文化，避免遭受文化污染。最根本的是，青少年要從自身做起，有意識地多閱讀和接觸經典文化，突破大眾傳媒對於青少年時尚的設限作用，提高青少年流行時尚的內涵與深度。第三，青少年要有效利用大眾傳媒這一工具，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增強社會責任感。當代青少年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充分地享受到媒介資源的豐富，他們不僅是傳媒信息的使用者和消費者，還是傳媒信息的提供者和傳播主體。因此，青少年要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不盲目跟風，不迷信媒體，形成和保持獨立的流行文化品位，並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大眾傳媒這一工具，彰顯青少年時尚的個性和魅力。最後，青少年要主動發揮在大眾傳媒中的主體作用，及時向傳媒反映自身的文化需求，以輿論監督的形式規範大眾傳媒的運作，使之為創造和傳播積極健康向上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服務。在大眾傳媒不斷走向市場的今天，青少年作為不可小視的受眾群體，他們的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傳媒節目的製作方向和定位。3.第三者介入：全社會構建「支持過濾網」青少年流行時尚的興起與盛行，除得益於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外，還生長在一定的社會氛圍中。對於青少年流行時尚，全社會（包括家庭、學校及其他各種社會組織）應正確認識到它並非「洪水猛獸」，而是時代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前進的趨勢。因此，全社會各界應共同關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引導青少年流行時尚的健康發展，努力構建一張「支持過濾網」——既創造條件支持和吸納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優秀資源，又過濾和摒除其中的消極成分，將其扶上正軌，促進其健康發展，使之與整個社會的主流文化保持和諧一致而又不失為一種亞文化的有益補充。從社會管理層面看，由於整個社會的開放程度擴大，多元文化泥沙俱下，對傳統文化和本土文化構成了強烈衝擊，青少年流行時尚更容易受到其中不利因素的影響。加之在商業利潤的驅動下，大眾傳媒自律意識式微，許多文化垃圾被廣泛傳播，對青少年流行時尚造成了不良影響。因此，全社會需要通過「支持過濾網」對文化「垃圾」進行有效管理和控制，對大眾傳媒進行輿論監督和規範，限制在大眾傳媒尤其是網路媒體上散播對青少年有害的文化內容，使大眾傳媒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青少年，以優秀的作品鼓舞青少年，推動青少年流行時尚健康發展。從社會思想層面看，全社會要凈化社會風氣，形成高尚的社會道德風貌。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要更多地從青少年思想的微觀層面入手，從小培養他們高尚的思想品質和道德情操，熏陶他們多接觸和學習經典文化、高雅文化。學校作為教育系統，要注重德育，訓練和提高青少年的審美意識和能力，以提高青少年的綜合素養為旨歸。從社會文化層面看，全社會要不斷發展創新主流文化，增強主流文化對青少年的吸引力，使青少年流行時尚更多地汲取主流文化的價值觀，以主流文化帶動和規約青少年流行時尚的發展，保持多元文化的和諧一致，避免出現文化混亂現象。同時，主流文化要以包容的心態積極創造條件，汲取青少年流行時尚中的積極成分和優秀資源。收稿日期：2007—04—19^試析我國媒體「擬態環境」的問題和建設作者： 郝曉雲內容摘要：「擬態環境」是李普曼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的。在近一百年的時間裡，大眾傳媒有了日新月異的發展。在如今的信息社會中，擬態環境對社會發展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現階段我國的擬態環境還存在著信息量失衡、內容娛樂化等諸多問題，對我國的社會發展帶來不利影響。本文通過對分析總結我國媒體擬態環境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設方法和措施，希望對我國的媒體工作者能有所啟示和幫助。關鍵詞：媒體 擬態環境 問題 建設 方法和措施在古代社會裡，人類生產和社會交往的規模有限，人們往往可以根據「第一手信息」來感知和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但隨著近代技術的革新，大工業生產和全球貿易的發展，現代社會大而複雜的環境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感性經驗的範圍。當人們無法親身去感知這個浩大無比、不可琢磨的現實世界時，只好通過大眾傳媒來獲得信息、了解世界。20世紀20年代，美國學者李普曼在他的《輿論學》等論著中提出了「擬態環境」的概念。一、擬態環境和信息環境的環境化1、擬態環境擬態環境，也即信息環境，它並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徵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後向人們提示的環境[1]。「回過頭來看，我們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環境的認識是何等的間接」[2]，「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一個共同的要素，即人們和環境之間的插入物——擬態環境。人們的行為是在對擬態環境做出反應。但因為是行為，如果見諸行動，行為後果就不是出現在刺激行為的擬態環境中，而是在行動發生的真實環境中[3]」。擬態環境和現實環境是有區別的，但人們往往意識不到而把擬態環境當客觀環境來對待。所以人們通過認識媒介所塑造的擬態環境來對現實的社會環境做出調整，其所採取的行動最終是作用於現實環境的。對此，郭慶光在《傳播學教程》中製作了一個「大眾傳播時代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圖式[4]，很好地表達了李普曼的認識。2、信息環境的環境化「信息環境的環境化」概念的是日本的傳播學者藤竹曉1968年在李普曼的觀點的基礎上提出的。藤竹曉認為，大眾傳播雖然提示的是「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但由於人們是根據媒介提供的信息來認識環境和採取行動的，這些行動作用於現實環境，便使得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了「擬態環境」的特點，以至於人們已經很難在兩者之間做出明確的區分[5]。他指出，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價值觀念，最初並不見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進入了大眾傳播渠道，很快就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甚至會發展成為一種隨處可見的社會現實中的流行現象。這就是他所說的「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二、信息時代，媒體在建構擬態環境中的作用在今天資訊空前發達的信息時代，大眾傳媒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社會生活中，人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也越來越依賴大眾傳媒，信息環境對環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現實環境逐漸有了信息環境化的趨勢。媒介化生存已經成為不容置疑的現實。1、媒介技術讓世界成為「地球村」遙感技術、衛星通信等技術的發展，使廣播、電視、印刷媒體、電腦網路的相互融合與滲透越來越明顯，信息的穿透力也越來越強。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國家、民族和地區的界限逐漸被消除。「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信息「地球村」的說法不再是幻想。現實生活中，人們對各種媒體的使用也越來越普遍和頻繁。大眾傳媒已經成為人們最普通的生活工具。美國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報，大約每天花費30分鐘的時間；美國99%的家庭和90%的汽車上有收音機，每天用於收聽廣播的時間約有1.5億小時。除美國外，其他國家媒介的擁有數量也已基本普及並呈明顯的增長勢頭，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觸時間為4.4小時，中國人為3.7小時[6]。人們用大量的時間來接觸媒體獲得信息，獲得對客觀環境的認識和看法。2、媒體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信息技術和媒體的發達，拓展了人們的視野和生存空間，讓人們可以生存於大大超出自身可感知環境之外的其他環境之中。對於超出自身感知之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大眾傳媒來了解，這也讓人們更加依賴大眾傳媒提供的各種信息。作為擬態環境信息把關人的現代傳媒，其影響力與輻射面不斷擴展。雖然大眾傳媒只是一種傳遞信息的工具，但傳播者在對信息進行選擇時，要受到政治、經濟、價值觀念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它傳送的內容不僅僅是告知性的信息，還包含著對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會影響受眾對世界的感知和認識、影響受眾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行為。現代傳媒在為人類提供更多、更廣、更快的信息以滿足人們需要的同時，也不斷強化著傳媒所營造的信息環境及其對現實環境的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擬態環境與客觀環境之間的差別。使得「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與現實性。三、媒體擬態環境建構中的問題我國的大眾傳媒在為人們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和服務的同時，其構建的擬態環境與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有著密切的聯繫。但是，現階段我國媒體擬態環境仍存在著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話語權集中，信息量失衡大眾媒介構造的擬態環境應該是整個世界、整個社會的縮影，應當真實全面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典型畫面，保證各類信息量的平衡，社會中的各群體都能通過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但當前我國的媒體信息環境卻是失衡的。各大媒體無不把目標鎖定在社會的主流群體上，有關社會中的官員、明星、大款、學者、名流等強勢群體的內容佔據了媒體的主要位置，他們的言行頻繁地被關注並加以持續不斷地報道。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廣大農民、城市失業人員、老弱病殘等卻沒有接近媒介的條件和能力，發不出自己的聲音，只能被動地接受大眾媒介的信息，無法看到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內容，即使自己形象被扭曲、利益被侵害時也無法得到真正意義上的關注。據有關調查結果顯示，我國上千家電視台中，只有不到1%的節目涉及到農村、農民和農民工；1984年6月「中華全國農民報協會」成立，至今為止也僅有五十多家會員，主要是各省級黨報辦的農民報，有的甚至只是某個報紙的一個版面而已，並且大部分經營狀況不看理想[7]。與之呈明顯對比的是都市報、晚報、商報的白熱化競爭；各類財經、娛樂、房產、飲食、旅遊等信息的爆炸式增長。而與弱勢群體有關的就業難、收入低等問題媒體卻報道不多。這種失衡，勢必引起弱勢群體的不滿和失望，加劇貧富對立，既使大眾媒體營造的擬態環境極大地偏離了現實生活，也背離了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2、為利益降低責任，虛假信息廣泛流傳當今媒介的「企業化」生存使其在製作內容時不得不考慮廣告商的需要和對「四有」（有點權、有點錢、有點品味、有點閑）人群的吸引力，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媒介的內容就會向有購買能力的人群靠攏，媒介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因過分「親近」市場利益而受到消弱。有時候，媒體從業人員為了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利益，無視客觀事實，以「某種需要」為借口，報道虛假新聞，刊登不實廣告，編造所「需要」的信息，欺騙受眾，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有償新聞」、不實廣告、虛假新聞等在媒體上的廣泛流傳，會使擬態環境和真實世界產生偏離，導致受眾錯誤的認知和判斷或對傳媒內容的真實性會產生懷疑。這對受眾、對媒介本身、對社會發展都會造成不良影響。3、追求注意力，內容趨於娛樂化、低俗化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了吸引受眾和廣告商，媒體的娛樂類、綜藝類、遊戲類等輕鬆、搞笑、休閑的內容增多，網路媒體及一些傳統媒體，甚至不惜以色情、暴力內容為招牌來吸引注意力。據英國《每日電訊》1995年9月13日報道，英國Middlesex大學的哈羅德—蒂姆萊貝教授發現，互聯網上的非學術信息中有47%與色情有關[8]，如今的情況更甚。低俗化、娛樂化內容的泛濫，會使廣大受眾變得遠離真實生活，失去批判精神與超越維度，習慣於輕軟的「表層娛樂」，而不再追問「深層意義」。過多的色情、暴力信息會扭曲、動搖受眾的道德觀念，增加其對現實社會的不信任感。雖然這並不是真正的現實，只是媒介營造出的擬態環境，但卻會影響受眾對現實的認識，甚至會影響他們在現實中的行為。這種負面效果在「擬態環境的環境化」的過程中會形成惡性循環，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4、媒體角色混亂造成受眾對其「變形」期待現代社會裡，傳媒越來越深入到人們的生活之中，社會各方對媒介的依賴也越來越大，媒介獲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權力」。媒體在運行過程中，往往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定位、職責和功能認識不夠準確，出現「越權」行為。按照媒介權力的最初規定性，其權力應該集中在「檢測環境」，促進公共信息的順暢流動，社會意義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沒有「裁判是非」「公論對錯」甚至「現身執法」 的權力。如果媒體意識不到而做出越權行為，對媒介自身、其他社會組織、甚至對於整個社會而言，都是一種負面的、否定的因素。「越權行為」還會造成人們對於媒介角色的「變形」期待，在遇到麻煩、不公正待遇、甚至失業、遭搶劫等的情況時都會想到尋求媒體的幫助，把媒體當成了「青天」、救助機構，有位報社編輯說自己曾接到過家裡失火請求救援的電話。受眾把擬態環境的構建者當成了現實環境的改變者。公眾對媒體的超出其功能的非正常期待不僅影響其他社會機構組織功能的正常實現，還會造成媒介自身角色混亂，社會含義模糊。因此媒體的社會定位及存在意義是其在構建擬態環境時應該注意的一個重要方面。四、媒體進行擬態環境建設的方法和措施在當今的信息社會中，擬態環境能夠反映現實環境的各個方面，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科學、合理的擬態環境能夠真實全面地反映客觀世界，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它可以為受眾提供最新信息、傳播新的知識觀念、檢測環境、監督問題，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和改造現實環境。但如果媒體構建的擬態環境與客觀現實是脫節的、相背離的或者是畸形、病態的，那麼擬態環境則會阻礙、干擾甚至破壞社會的健康發展。所以媒體擬態環境的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媒體不但要認清當前擬態環境中的問題，還要有擬態環境建設的思路、原則、方法和措施。1、全面、客觀反映社會現實擬態環境是人們了解客觀世界的一扇窗戶，媒體在反映現實時要建立在客觀真實的基礎上，堅持真實客觀全面地原則，給受眾呈現世界的真實景象。媒體既要重視反應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等細節真實，還要重視新聞的整體真實，讓社會的各個群體都能通過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反映自己的真實面貌。不能為了某種利益大量報道部分受眾喜歡但現實環境中較少存在的信息如暴力、高端消費等，從而導致某些信息環境片面的誇大和擴張，另一些信息環境的萎縮和消亡，引起受眾對現實認知上的偏差。2、承擔社會責任、遵循公益性原則我國媒體雖然已經走向市場，自負盈虧，但大眾傳媒仍然是一種社會公器，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密切相關，所以媒體在追求自身的經濟效益時，不能忽視公眾的利益和自身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而應該著眼於社會的長遠利益。製作內容要體現「三貼近」原則，真正服務於民，加深人民與政府之間、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與理解，為社會的平衡、和諧發展及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構建一個科學、合理、健康的信息環境。3、建立合理的法規、制度；我國現在還沒有出台專門的新聞法。由於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新聞傳媒的社會地位和法律地位無法確定，媒體的輿論監督權利得不到法律強有力的保護，還會受到政治經濟力量、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一些新聞糾紛的裁定往往缺乏可靠、適當的法律依據，對於如何糾正和處罰新聞失實、造假、侵權、毀譽等危及社會或他人利益的行為也沒有明確規定。媒體擬態環境的建設不能沒有對大眾傳媒進行約束和保護的規章制度。在新聞法出台之前，媒體自身需要有合理合法的管理媒體從業人員的法規和制度。4、加強媒體從業人員的教育培訓大眾傳播過程主要由信息、傳播者、媒介、受眾等幾個部分組成。傳播者、受眾是主體；符號信息是傳播者要傳播的客觀內容；媒介是傳播者開展傳播活動的載體。在這些因素中，符號的可理解性、媒介技術、受眾對信息的能動解讀等都會對擬態環境的構建造成影響，但傳播者卻是擬態環境的直接構築者，是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所以媒體從業人員的素質高低直接影響到擬態環境的質量。提高媒體從業人員的理論、業務、技術水平，加強其職業道德的培養教育對擬態環境的建設是很必要的。5、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在傳媒鋪天蓋地的籠罩下，受眾久而久之便習慣了傳媒所提供的廣闊又閉塞的環境，滿足於傳媒營造出的擬態世界，漠視自己所擁有的思維與行為的自由，漠視自然而傳統的人際交流。網路信息的失控出現了以千年蟲為代表的數字化技術紕漏，以CIH病毒為代表的數字化犯罪以及黑客、駭客、隱私、色情、暴力等所謂「信息霍亂」的蔓延。這些是媒體在營造擬態環境時所不能完全預防的，但媒體可以在日常的信息傳播中注意培養受眾識別真實和虛假、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的能力，從而讓受眾在遇到這些負面信息時能正確面對，並協調好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的關係。媒體擬態環境的建設工作是一項長遠而艱巨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在媒體在工作中逐步完善，逐步科學化。媒體工作者、管理者要認清當前存在的問題，在正確的理念引導下找到解決的方法，建立起科學的擬態環境，實現大眾傳媒與人的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為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提供嶄新的環境。注釋：[1][4][5]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1，第127頁、第125頁；[2][3] [美]李普曼：《輿論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06，第4—13頁；[6] 戴海波：《論「信息環境的環境化」》，中華傳媒網，2006.10；[7][8] 何麗：《信息時代媒體擬態環境建設與社會健康發展》，中國期刊網，2006.05，第15頁、第18頁。作者：郝曉雲 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05級研究生信息環境和環境化信息環境就是媒體構造的環境。比如，我國媒體對一些正在建設中農村的報道，就構造了一個富裕、美麗的農村景象，而這顯然不是農村的真實情況。現在，由於大眾傳播媒介的普及、信息社會的到來，人們得以在感受外部世界方面自我擴張。在不知不覺中，人們總是習慣於接受和理解來自全球四海的各種媒介信息，生存於大大超越自身可以親身感受的現實環境的另一種環境中。這種環境不是實實在在的人類已經步入信息時代，成千上萬的信息以每秒上億條的速度充斥著我們的生活，接觸「信息」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自覺與不自覺的行動，而這些「信息」構成的環境並不是現實環境本身，而是與現實環境並存的拷貝世界或象徵世界即「擬態環境」。人們把「擬態環境」作為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為的重要參照體系，從而進一步加快了「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的趨勢運用大眾傳媒手段重現信息環境的思考，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由美國新聞工作者李普曼提出過。他認為，現代社會越來越巨大化和複雜化，人們由於實際活動範圍、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對與他們有關的整個外部環境和眾多的事物都保持經驗性接觸，對超過自己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新聞供給機構」去了解。這樣，人的行為已經不再是客觀環境及其變化的反應，而成了對新聞機構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所謂「擬態環境」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信息環境，它可以通過文字敘述、畫面展現、聲音傳達等方式描述「現場」，但它並不是現實環境「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傳播媒介通過象徵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後向人們提示的環境。現在很多新聞媒體都是利用就利用這種再造的「擬態環境」來吸引觀眾。這種環境不是人們實實在在能夠感覺到的事件或直接聽到的觀點本身，而是關於它們的複製符號或摹寫。它是與現實環境並存的拷貝世界或象徵世界。由於現代傳媒及時迅速、無所不傳、圖文並茂的信息展現方式，使得人們通過傳媒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人們便心甘情願地將傳媒所營造的信息環境作為自己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為的重要參照體系。面對著「客觀的信息」，人們早已失去了選擇的能力：閉塞視聽意味著滅亡，而接受的結果便進入了一個媒體加工過的「擬態環境」之中。在現實的世界裡，我們用虛擬的觀點改造著生活，而我們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又形成了虛擬的觀點。這就是信息時代一種特有的社會現象——「信息環境的環境化」。1、通過媒體關於「9·11事件」的報道看「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2003年3月10日至5月10日，《華盛頓郵報》共發表有關伊拉克戰事報道253篇。在這些新聞報道中，積極的、消極的和中立的報道比例為107：63：83；非消極性報道佔據了75%，共190篇，而批評性報道僅有1/4。從報道內容看，美方主要是美軍的生活和戰鬥細節、軍事行動、政府策略等，而關於伊拉克方面的報道主要是消極和中立的報道，無一篇積極報道。從新聞來源看，來自於美英方面的消息為164篇，佔65％；而來源於伊拉克方面的僅12篇，佔5％。從圖片尤其是新聞照片看，從開戰到攻佔巴格達共發布照片414幅，其中表現伊拉克平民和士兵生活的110幅，約佔1/4。就是在這些照片中，表現戰爭給他們造成影響和傷痛的畫面很少，血腥場面更是稀有，相當一部分是表現伊拉克人離開家園時的平和的場景；而表現不同聲音的——反戰主題的照片只有區區10幅。其他占則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美英聯軍（絕大部分時美軍）生活、戰鬥的場面。其中只有3幅是由伊拉克電視台提供的，③。大眾傳媒在某種意義上說成為了製造這場歷史悲劇的首魁。似乎阿拉伯人就該仇恨美國，因為美國支持以色列對阿拉伯的戰爭，他傲慢且邪惡，所以中東的媒體強烈譴責美國對阿富汗的轟炸，而對紐約發生的悲劇隻字不提；同樣，我們在美國CNN的電視鏡頭前看到了大批支持本·拉登的阿拉伯人表現的對美國的仇恨，卻忽略了或許數量更多的帶在家裡，更為安靜的阿拉伯人對紐約死難者的同情；我們看到了塔利班支持者們要參與聖戰的決心，卻無意間忘記了那些對於塔利班分子仇恨有加的伊斯蘭婦女的憤怒……媒介與歷史往往戲劇性的將真實的世界抽象化，站在不同的立場將客觀主觀化，而它創造的這個並不真實的「擬態環境」的巨大影響力往往給生活在現實社會的人們造成難以想像的後果。2.對新聞案件真實性再現的原則作為法制新聞報道類節目，《今日說法》所承擔的工作要求是多方面的，比如客觀性、真實性、公正性、嚴肅性以及傳播的時效性。在對一起法律案件進行陳述時最基本的原則還是要把握真實性原則，沒有了真實性，法律的公正性就無從談起，因此，真實性是貫穿事件報道始終最基本的原則。在把握敘事真實性原則的基礎上，必須處理好現象真實與本質真實的關係，現象反映本質但並不是所有的現象都能夠直接地反映本質。在虛假或似是而非的現象中去偽存真，不被眼前的現象所迷惑，需要觀眾去分析、思考和辨別。例如，2007年11月22日，《今日說法》欄目報道的「騎虎難下」節目是通過幾張引起爭議的華南虎照片來說事，野生華南虎出現在陝西大巴山上，一個令人興奮的發現卻引起質疑一片，嚴肅的科學事件頓時變成一個社會話題，到底照片是真是假？鏡頭回到了拍攝華南虎的現場，按照拍攝者周正龍所敘述的，《今日說法》欄目的外景記者將該信息事件環境化，讓觀眾帶著疑問一起參與到這種辨別真假華南虎的案例中來。節目就是通過辨別案件的真假，來揭示事件背後更為深層的法律內涵。3.堅持鮮明、完整敘事風格的原則作為法律節目中的敘事者，在對受眾進行講述的過程中所處的角色要明確，所傳達的信息要清晰、明確，而不是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話語。在講述中的人物是有名有姓的，在他們身上發生的事件是有頭有尾的，對於法律的處理是有因有果的。例如，在敘述中表達時間概念應該是用具體的年月日時分來表達，晚上八點鐘不能說成傍晚時分。屏幕上出現的畫面是不同鏡頭的組合，只有將連續且真實的整體鏡頭展現出來，才能敘述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來。《今日說法》播出過一期節目《生死8小時》，記敘一名女子不知道為什麼爬上了50多米高的高壓鐵塔，人們怎麼勸告這名女子，她都不肯下來。高壓塔上的救援該如何展開？救助事件的報道要把握事件發生的起因和結果。電視媒介在傳達該事件時，運用其聲像傳達功能，營造某種氣氛或使用感情色彩的言辭來感染觀眾。該事件的敘事要講究完整性原則，在此基礎上，表明正確、鮮明的態度是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的關鍵。4.使用蒙太奇手法展現戲劇化衝突的原則在《今日說法》欄目中，對事發現場的報道常採用蒙太奇技巧，即在屏幕上出現一種根據事件次序組接鏡頭的敘事方法。蒙太奇這種富有戲劇衝突的講述方法，使案件一波三折，懸念迭起，層層深入，引起受眾的好奇心和求知慾。對於具體案例，在敘述時，採用蒙太奇手法將案情的發展過程通過戲劇化的語言描述出來，有助於觀眾很好地對案件本身進行分析。《今日說法》中報道的法律事件多為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案件，通過電視媒介將該事件的完整信息由聲音和影像展現在觀眾面前，由於要使聲畫保持連續和同步，所以在製作時常使用長鏡頭拍攝，從而保持了敘事結構的完整。因此，掌握好時空的拍攝技巧是對法律節目真實再現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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