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為文化名人守節的貞女們

揭開為文化名人守節的貞女們

——並非四大美人而是「四大棄婦」

20世紀初，是我國舊式文人向現代文化人過渡、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過渡、封建道德觀念向新道德觀念過渡的空前的轉型時期。這一時期在婚戀模式上，就是由家族包辦婚姻向自由戀愛過渡。以往論者多著重闡述宣揚個性解放、男女平權的時代精神。他們往往忽略了那些未能嘗到戀愛禁果、個性依舊受封建禮教束縛的包辦婚姻受害者的命運。例如，論者大事讚揚魯迅與許廣平的南下私奔、郭沫若與左藤富子的異國戀情、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浪漫姻緣、徐志摩與林徽音陸小曼的曖昧纏綿……卻忽視了那些被遺棄者們的命運。

朱安、張瓊華、孫荃、張幼儀，並非四大美人，而是「四大棄婦」，乃為本文著重描述的女主角。她們的共同點，都是為文化名人守節的貞女！多少年來默默無聞、暗淡無色，而本文試圖要拭去蒙蔽在她們身上的積年塵土，如同出土文物一樣，擦亮人性受難的忍辱負重的奇特光輝！

（一）朱安：我也是魯迅的遺物啊！

為什麼不好好保存我？！

凡是上過學讀過書的，誰不知魯迅？但是又有幾個知道「朱安」呢？朱安是魯迅的結髮原配妻子（又尊稱為「髮妻」）。典型的舊社會包辦婚姻的犧牲品。朱安活了將近70周歲，卻承受了40多年的有名無實的婚姻。但至死她還反覆對人們說，大先生（指魯迅）待我很好，彼此之間沒有爭吵。臨終前魯迅的學生前去看望她，她還淚流滿面地說：「希望死後葬到大先生之旁！」她一如既往地想念許廣平（她認為是妾）和周家獨苗——海嬰。她面對自己的情敵和情敵的孩子竟然不生絲毫怨尤之意。有誰解讀過這位溫順純凈的靈魂、終日忍淚的善良慈愛的心呢?

朱安1878年6月生於浙江紹興，比丈夫年長3歲。祖上做過知縣，是書香門第，與周家門當戶對。家教嚴正、雖非大家閨秀但屬小家碧玉的朱安，雖然識字不多，但守信知禮，溫良恭儉讓。因為魯迅（周樹人）是長子，父親去世以後，母親魯瑞就為他的婚事操心了。老太太喜歡朱安聽話順從的品性，決定娶來給大兒子做賢妻。1901年4月3日，魯母並未（也無須）徵得兒子同意，就去朱家「請庚」問生辰八字。由雙方家長作主，定下了決定朱安一生命運、並給魯迅帶來終生痛苦的婚姻大事。作為原配夫人，她為魯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魯迅去世，也沒能實現朱安有個親生骨肉的渴望。

1906年7月6日（光緒三十二年農曆丙午六月初六）周樹人從日本被母親騙回老家完婚。就在娶親轎子剛一落地時，從轎子裡面伸出了一隻中等大小的女鞋，這隻腳試探著踩向地面，然而由於轎子高，一時沒有踩到地面，可繡花鞋卻掉了下來，鞋裡面露出一隻裹得很小的小腳。這新娘就是朱安，聽說新郎喜歡大腳，因此穿了雙大鞋，裡面塞了很多棉花，想討新郎喜歡。可當場就露餡了！這預示了此後終生的不幸。

一陣忙亂之後，繡花鞋又重新穿好了。新娘終於從轎子里被捧扶了出來。她很瘦小，一套新裝顯得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擁下和司儀的叫喊聲中，紅色頭蓋被揭去了。周樹人靜靜地看了一眼新娘，此前從未見過她。新娘的面色黃白，尖下頦，薄薄的嘴唇使嘴顯得略大，寬寬的前額顯得微禿。（周樹人當然大失所望！）

在完婚的第二天，周樹人沒有按老規矩去祠堂，晚上他獨自睡進了書房。他說，與朱安結婚是母親送給他的一個意外的禮物，是母親在娶兒媳婦，「我只能好好地保養她供養她，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第三天，他就上路回日本去。朱安雖然疑惑卻是遵從了，好像她生來就註定是只為了伺候魯迅的老母親。

24歲的朱安從魯迅離開那日起就陪伴婆婆生活了一輩子——這是她沒有預料到的。朱安天天做針線、料理家務、侍候婆婆，她終日盼著大先生回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到她50歲時，等來的卻是大先生與許廣平在上海的結婚照。

朱安絕望地說：「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將來總會好的。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點往上爬，總有一天會爬到頂的。可現在我沒有力氣了，我待他再好，也沒有用。」

朱安堅忍了墮地的創傷，可她沒有過分的嫉妒之心，她還為魯迅和許廣平有了兒子而高興。她對人說，「先生的兒子也是我的兒子」。直到晚年，她還說「我生為周家人，死為周家鬼」。

朱安畢竟是個單純善良的女性，她恭敬丈夫，忠實於丈夫，一切寄托在丈夫身上。朱安缺文化，沒理想。但她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所恭敬的丈夫為什麼不喜歡她？殊不知自己是一件禮品，是魯母送給長子終生受用的，當然，受禮品的人可以不收，甚至可將禮品退還。但魯迅沒有不近情理到那種地步。他怕朱安被「休妻」後走上自盡的絕路！魯迅多次與友人說：「朱安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1936年10月19日，年僅55歲的魯迅病逝於上海。在北平老家，可憐的朱安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後，她身披重孝，在住處的南屋陶元慶畫的魯迅像下設置了祭奠的靈位，又供上文房用具，和丈夫生前喜歡的煙捲、清茶和點心。朱安就用這種舊時代的方式，無言地表達了對陌生丈夫的哀悼。

魯迅逝世後，朱安和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許廣平從上海匯款來；周作人也按月給一些錢，但老太太病逝後，朱安拒絕周作人的錢，因為她知道大先生與二先生合不來。雖然許廣平千方百計克服困難給朱安寄生活費，但社會動蕩，物價飛漲，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麵窩頭、菜湯和幾樣自製的腌菜。很多時候，就連這樣的基本生活也不能保障，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她只好「賣書還債，維持生命」。

周作人慫恿朱安登報，要把魯迅的藏書賣掉。許廣平得知消息後，委託朋友去向朱安面談：不能把書賣掉，要好好保存魯迅的遺物。朱安反問：你們總說要好好保存魯迅的遺物，我也是魯迅的遺物呀，為什麼不好好保存我？！但當來人向她講到了許廣平在上海被監禁、並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後，朱安態度改變了，從此她再未提出過賣書，而且還明確表示，願把魯迅的遺物繼承權全部交給周海嬰。

朱安生活困難的消息傳到社會上後，各界進步人士紛紛捐資，但朱安始終一分錢也沒有拿。許廣平對這一點十分讚賞。朱安到底還是個明白人，還是有骨氣的女子。

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她活了69個春秋，寂寞地熬過了40多個漫長歲月。

假如朱安是花容月貌的才女，且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思想，是魯迅可靠助手，那麼她的命運還會如此嗎？

人們會解釋說：朱安的悲慘婚姻，是吃人的封建禮教造成的，怪不得別人。

魯迅在1918年所作《我之節烈觀》一文中說：「節烈苦么？答道：很苦。……節婦還要活著，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苦。」我們後人，如今怎樣來讀這篇反封建禮教的控訴狀呢？

（二）張瓊華：說好是白的，

帶回來打開一看，卻是黑的！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有三次。第一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是郭沫若在四川樂山沙灣鎮老家，明媒正娶的結髮妻子，她比郭沫若大兩歲。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68年，無子女。

1912年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佳節，郭家舉行娶親慶典。花轎將22歲的新娘抬到一棟三間四進木結構的平房前。身著長袍馬褂的新郎、少年才子郭沫若，向轎門拜三下，張瓊華由人攙著緩緩下轎，成為郭沫若的髮妻。對這樁婚事郭沫若先是抱有「才子佳人」的幻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使他毫無辦法。風華正茂的郭沫若對張瓊華平凡的外貌不滿意，覺得如同「一隻猩猩！」洞房之夜又發現她三寸金蓮，被戲弄之感，憤然而生，怨氣衝天、走出洞房……婚後第五天，郭沫若便遠走他鄉了。後來，寫了自敘傳《黑貓》以諷刺挖苦的口吻記述這場失望的初婚，好比「隔著口袋買貓，說好是白的，帶回來打開一看，卻是黑的！」

然而，舊時代的婚約羅網卻死死扣住這「黑貓」張瓊華，使她從入門第一天起，就嘗到了「無夫即無主」的苦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她在無望的等待中消耗著青春，恪守婦道、孝敬公婆、思念丈夫……但她沒有料想到，她的夫君在異國他鄉已娶妻生子，在國內事業有成，生活中又添新歡。那麼，郭沫若在日本與左藤富子結合、並生了子女以後，為什麼不宣布跟髮妻張瓊華辦理正式離婚手續呢？此後各自婚嫁，豈不兩全其美？這原因，跟先前魯迅一樣，郭沫若怕張瓊華被「休妻」後走上自盡的絕路！按照封建道德，不叫「離婚」而叫「休妻」，女子被「休」是奇恥大辱，再無面目見人，更哪裡談得上重新改嫁？！只有投井、上吊，死路一條！……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從日本「別婦拋雛」回國從政，隨同抗戰政府由上海撤退到武漢、最後到陪都重慶，離開老家不遠了。終於不忍再迴避故舊，只有面對現實，妥善處理家務。

1939年3月，郭沫若衣錦還鄉，回四川老家探親。整整26個春秋，張瓊華沒有和結髮的夫君見過一面，獨守空閨。在無限的等待中忍受著漫長寂寞時光的煎熬。家鄉人圍繞著郭沫若，熱情交談、握手。唯獨張瓊華站在人群後面，默默地注視著，而郭沫若似乎也故意沒有看到「髮妻」的存在。他們早已不認識了！

但當時，郭沫若的老父已86歲高齡，卧病在床，他老淚橫流，向兒子訴說多年來賢良的媳婦張瓊華對郭家的奉獻，卻毫無半句怨言。郭沫若頓時對張瓊華肅然起敬。他雖然從來不愛她，但覺得卻應該感謝和尊敬她！於是當著眾人的面鞠躬致謝，駭得張瓊華不知如何是好。多年來壓在心頭的苦悶與辛酸一掃而光，她滿足了，更因為於立群 —— 郭沫若的新婚妻子（老家認為是小妾）就站在身邊。張瓊華的身份，畢竟還是明媒正娶的髮妻——俗稱「大老婆」呀！郭沫若給髮妻留下「書付瓊華」四個字，瀟洒地離去 —— 一走了之。從此再也沒有回過樂山老家。

又熬過了24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63年，張瓊華曾受邀請（據說是周恩來總理的巧妙安排，待考）專程去過北京，受到郭沫若的盛情接待。她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驚異興奮之中，感激著老公郭沫若終於沒有忘記她！

1978年郭沫若病逝之後，一些學術研究者曾看望過張瓊華，在四川樂山，她依然是農婦裝束，過著簡樸的晚年生活。1980年，這位對郭沫若忠貞不二的老婦人，在孤寂中辭世，享年90歲。

（三）孫荃遙寄夫君詩：

憐爾楊花逐水流

郁達夫第一次成家是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辦婚姻。1917年夏，郁達夫從日本留學回國省親，奉母命與同鄉富陽宵井女子孫荃訂婚。他在1917年8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薄暮陳某來，交予密信一封，孫潛娣（孫荃小字潛娣）氏手書也，文字清簡，已能壓倒前清老秀才矣！」

小夫妻倆同鄉，孫荃是一位出身大戶人家的才女！她自幼熟讀《女四書》《烈女傳》，能吟詩作文，且她的詩能讓郁達夫稱道。孫荃雖然纏過小腳，但對纏足深惡痛絕，她曾寫過《戒纏足文》。從郁達夫當時的詩詞來看，他雖然對這包辦婚姻並不滿意，但還是有些依戀孫荃這位「裙布衣釵，貌頗不揚，然吐屬風流，亦有可取處」的女子。在《郁達夫詩詞》裡面，有多首「寄和荃君」的詩。這「荃君」就是郁達夫的原配妻子孫荃。

在郁達夫留學日本期間，她在富陽老家，與郁達夫通信，並與郁達夫詩詞唱和。

孫荃是一個少見的多才多藝的奇女子。民國初年，如他們一樣夫唱婦和的夫妻，能留下詩壇佳話者並不多見。

在郁達夫日記中1919年8月5日寫道：「接蘭坡（孫荃原名蘭坡）書，附有詩四首。」第二天，他給未婚妻孫荃複信：「來詩大有進境，無端一夜空階雨……佳句也，已欲與文詩相抗矣！」（郁達夫名文，達夫是他的字。）

孫荃的詩文能與郁達夫相抗衡，可見其藝術造詣。但可惜多才而乏色，其貌不揚，這就無法滿足風流成性的郁達夫了！

1920年郁達夫遵父母之命，與孫荃結婚。由於郁達夫的堅持，沒有舉行儀式，也沒有證婚人和媒人到場，更沒有點一對蠟燭，放幾聲鞭炮；孫荃只是在夜色降臨時乘一頂小轎到了郁家，簡單的晚飯後即獨自摸到樓上同床就寢。1921年以後，孫荃隨郁達夫到他所供職的安慶、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過了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孫荃雖有詩才，但她希望的卻是過相夫教子的生活，對自己的作品並不珍惜，詩文是寫給自己看的，至多是抄給丈夫一閱。惜才的郁達夫曾勸孫荃「應該保存」，「異日年老，亦可發表。」他為孫荃的詩集起名曰《夕陽樓詩稿》，甚至還對以後印詩集的紙張、樣式提出看法。可惜的是「夕陽」未至，他們於1927年就勞燕分飛。直到孫荃逝世，《夕陽樓詩稿》也沒有出版。孫荃的詩，只是在郁達夫的日記、書信中抄錄存有20餘首。1918年孫荃寄給郁達夫兩首詩：

「獨在異鄉為異客，鳳霜牢落有誰親。

縱然欲試心中事，其奈陽關少故人。」

「年光九十去難留，憐爾楊花逐水流。

海上仙槎消息斷，雪花滿眼不勝愁。」

郁達夫和了四首，其中兩首云：

「諳盡天涯飄泊趣，寒燈永夜獨相親。

看來要在他鄉老，落落中原幾故人。」

「何堪歲晏更羈留，塞上河冰水不流。

一曲陽關多少恨，梅花館閣動清愁。」

唱和之詩都寫得深情、凄婉，訴盡夫妻兩地的離恨別愁。

1919年和1920年，郁達夫還兩次把孫荃的詩夾在他自己的兩組絕句詩內發表，竟可以亂真，外人難識此為閨閣中人所作。

然而這位甘心替郁達夫養兒育女、服侍婆婆、體貼丈夫的賢妻良母，竟然遭到郁達夫的遺棄。郁達夫從日本回國後，在大學教書，辦創造社，後遇名門之女王映霞，在愛河中掙扎的郁達夫處於極度矛盾之中，他在日記中寫道：

「可憐我的荃君，可憐我的龍兒、熊兒，這一個月來，竟沒有上過我的心。啊阿到頭來，終究只好回到自家破爛的老巢里去。這時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過去尋她出來，緊緊地抱著痛哭一陣。我要求她饒赦……」

舊人和新歡之間，郁達夫還是選擇了後者，不顧重婚之譏，與王映霞結合。（不料十幾年後，在新加坡，他又跟王映霞正式離異了。）

郁達夫初遇王映霞時，正是身穿了孫荃從北平寄來的羊皮袍子；而孫荃，此時也正在北平呻吟於產褥之上。1927年6月5日，郁達夫與王映霞訂婚，孫荃遂告與郁達夫分居。但是在老派的名分上面，孫荃仍然是「正妻」（大老婆），而王映霞卻被認作「小妾」！此後，孫荃攜子女回富陽郁家與郁母同居，與兒女們相依為命，守齋吃素、誦佛念經，直到去世。

郁達夫再娶王映霞，給飽受傳統婦道和美德教育的孫荃帶來嚴重的打擊。但是，她從來沒有表示過對郁達夫的責怪。她一直認為郁達夫是個有情有義的人。郁達夫雖然接受新思想，但傳統道德在他頭腦里仍然很深。就是在離開孫荃和三個兒女、與王映霞共同生活後，郁達夫仍按月給孫荃寄信，寄生活費，托親友、同鄉帶給妻兒們需要的東西，如奶粉、絨線、圍巾、衣料等等，盡到為夫、為父的責任。即使是抗戰期間，郁達夫在福建（國統區）供職時，仍托在福建郵電局工作的孫荃弟媳徐天真的兄弟帶來錢與物。兒子上高小時啟用的第一支黑色鋼筆，也是郁達夫托二哥郁養吾帶來的。那支鋼筆如今仍放在父子兩代作為書房的西樓書桌抽斗里。

郁達夫1936年1月16日所作的散文《記風雨茅廬》中，說到有人勸他再造一間門樓時寫道：「他的這一句話，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識里的一個痛處，在這空角上，我實在也在打算蓋起一座塔樣的樓來，樓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陽樓』」。孫荃一直沒有忘記，這個「夕陽樓」不但是郁達夫取的樓名，也是為孫荃取的詩稿題名。是郁達夫婚前作為書房、結婚時作為新房的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陽的那間故居西樓。

孫荃回憶1931年3月郁達夫回家的情況，總帶著追悔莫及的遺憾。那最後的團聚也使孫荃心目中郁達夫的形象，更加豐滿和完整。那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郁達夫突然回到了富陽。見到久別的妻子兒女非常激動，尤其是對三個兒女，抱的抱，攙的攙，特別是對熊兒（郁天民的小名）看了又看，臉上的表情立刻起了變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向孫荃說：「龍兒那時也這樣大，濃眉大眼，惹人喜歡，可惜留不住。」接著又說：「熊兒好，熊兒好，大頭大腦的，又健又壯，這雙手就像兩個粉團。」臉上的表情似乎喜從悲來的又轉了彎。他還對孩子們說：「爸爸這次回家要多住些日子了。」孫荃追憶這段往事說，看到郁達夫那種輕鬆喜樂的樣子，似乎想回復到1927年以前的關係。當時，敏感的孫荃抽空上樓，先在自己和孩子們同住的卧房門上貼上「卧室重地，閑人莫入」的告示。再下樓下西廂房為郁達夫鋪床摺被準備他的卧房。第二天一早，郁達夫帶了熊兒去到宵井，把孫荃母親請了出來，希望在老岳母的幫助下得到孫荃的原諒，而孫荃固執己見。但夫妻畢竟是夫妻，在生活上孫荃加倍注意相敬如賓的禮貌，格外按照郁達夫過去的愛好和口味招待他。富春江的白魚，東塢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備。那時清明未到，孫荃派人去宵井，在娘家竹園挖掘未露尖的早筍，採摘剛吐新芽的綠茶，親手炒制，讓郁達夫嘗嘗新鮮。下意識里在提醒郁達夫不要忘記富陽，不能忘記正妻和兒女，面子上卻又不肯容忍讓步！這種思想矛盾，時起時伏，始終得不到解脫。郁達夫與孩子們經過半個多月的朝夕相依，原來的陌生感已被天然的親情所替代。月底郁達夫將返上海，孫荃和熊兒送郁達夫上輪船時的惜別之情，比起四年前郁達夫在上海火車站送別由北京南歸的孫荃和兒女回富陽老家的情景，顯然不同。那時孫荃是不無傷感的回到家的。當她走回西廂房時，只見書桌上留有郁達夫寫的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錢牧齋受人之勸，應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應死而死，使我逢得楊愛則忠節兩全矣！」孫荃立刻記起，郁達夫這次回來不止一次的與她談到錢牧齋的一生。郁達夫談論時的那副神態就在眼前。那楊愛不就是錢牧齋的愛妾，色藝超群的吳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嗎？孫荃恍然大悟，不覺淚如雨下，她說不清溶化在淚水中的是愛，是恨還是悔。

在孫荃看來，郁達夫不僅是一位學識淵博，才華橫溢，既具中國文人的傳統道德又能接受西方思想的愛國主義作家，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充滿溫情的丈夫和父親。可見，她對郁達夫的感情自始至終堅貞不渝，數十年如一日，就不難理解了。

郁達夫與孫荃的婚姻8年，與王映霞的婚姻12年，在海外與何麗有的婚姻3年，因為抗日，他被日寇殺害於蘇門達臘。後被追認為烈士。

（四）張幼儀：在他一生遇到的女人裡面，說不定我最愛他。

徐志摩高中畢業後正準備進大學時, 父母已將他的婚姻大事定了下來。 女方張幼儀, 1900年生於江蘇，是張潤之之女, 是張家璈、張君勱之幼妹。張家璈是金融界巨子, 張君勱是政界的顯赫人物。父母能攀附這門貴親, 當然喜出望外, 而志摩卻執意反對。父子倆因為這件事吵了好幾次嘴。

當時徐志摩對張幼儀一點都不了解, 更不用說愛情。對於視愛情如生命的徐志摩,確實怎麼也無法接受。父母勸說無效, 只得請來祖母。志摩挨不過祖母的哀求, 最終忍痛接受這門婚事。1915年10月29日, 志摩與幼儀結婚。

兩個人沒有一絲感情, 生活沒有一點樂趣。他們見面時都是冷冰冰的。婚後不久, 徐志摩便收拾行李到天津進入北洋大學。此後兩人很少聯繫。

人們以為徐志摩的浪漫、熱誠、痴心和執著，非比尋常，另一方面，他對原配夫人張幼儀卻是無情而殘酷的。包辦婚姻的婚前到婚後，徐志摩是那樣鄙棄張幼儀。第一次見到張的照片時，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棄的口吻說：「鄉下土包子！」婚後徐志摩更從沒有正看張幼儀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義務之外，對她不理不睬。就連履行婚姻義務這種事，他也只是遵從父母抱孫子的願望罷了。

1918年張幼儀生下長子徐積鍇（阿歡），同年徐志摩前往美國讀書； 1919年徐志摩則轉往英國倫敦；1920年，張幼儀前往歐洲與丈夫團聚。當時志摩一心愛著林徽音, 又苦於幼儀從中阻隔, 於是提出與幼儀離婚。 幼儀見志摩並無愛她之心, 也無法忍受這種若即若離的夫婦生活, 無奈被迫答應了。1922年3月, 志摩與幼儀在柏林正式離婚。同年張幼儀生下次子彼得。產後，張幼儀很快從悲痛中振作起來，就在柏林留學。入裴斯塔洛齊學院，專攻幼兒教育。

1925年志摩歐遊時經過柏林, 再一次見到張幼儀。此時幼儀已經是一位相當成熟的現代女性。志摩原本帶了件禮物來給次子彼得, 卻不幸得知彼得去世的噩耗。此時志摩與幼儀都發覺彼此之間的友誼加深了。

1925年張幼儀痛失愛子彼得後，隨即歸國。1926年開展她上海的事業，在東吳大學教德文、接辦上海女子商業銀行、經營雲裳服裝公司。張幼儀終於從纏足的陰影里走出，成為一個穿西服的、令人矚目的新女性。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回國後仍照樣服侍徐志摩的雙親（徐家認作寄女），精心撫育她和徐志摩的兒子。實際上，這種待遇和地位，跟孫荃攜子女在富陽郁家生活是同一模式，也就是：在老派的名分上面，張幼儀仍然是「正妻」（大老婆），而陸小曼卻被認作「小妾」！

徐志摩受西方教育和現代思潮影響，對於張幼儀這樣一個傳統女性很難認同。徐志摩對她的漠視，源於對封建禮教的厭惡。張幼儀深受舊式中國禮教的束縛，個性沉默堅毅，舉止端莊，料理家務、養育孩子、照顧公婆，打理財務都甚為得力。但是這些優點，在張揚獨立自我的詩人眼裡就是沒見識、呆板乏味。

在男權社會，女人僅僅是一個點綴，一個裝飾品。那些活躍在社交場上風情萬種的女子，才能給予他們縱慾的幻想空間。而張幼儀是傳統意義上的賢妻良母，秀外慧中，她追求的是現實生活，江山有信，良人有靠。不會有春花秋月的浪漫，不會有死去活來的激情。她不似林徽音高雅不俗、靈氣逼人，也不像陸小曼燦爛艷麗，令人迷醉。她就是個平凡實幹的女人，平凡得讓人心酸。

徐志摩死後, 張幼儀撫養兒子成人, 在經營方面頗有成就。

台灣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編印的，為的是讓後人傳誦老公徐志摩的著作。

每當有人問起「你到底愛不愛徐志摩？」張幼儀想了又想，最後回答說：

「你總是問我，愛不愛徐志摩。你曉得，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對這問題很迷惑，因為每個人總是告訴我，我為徐志摩做了這麼多事，我一定是愛他的。可是，我沒辦法說什麼叫愛，我這輩子從沒跟什麼人說過『我愛你』。如果照顧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愛的話，那我大概愛他吧。在他一生遇到的女人裡面，說不定我最愛他。」

張幼儀於1988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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