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老子「和諧」社會的思想

06-18

論老子「和諧」社會的思想

作者：姚文俊　　對於「建立和諧社會」問題，一時間，論者如雲。其中，從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即從老子思想著眼來闡述這個問題的，也大有人在。不過其論述牽強附會，有失偏頗。　　比如，在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上，就曾聽到江南的一個教授講老子的「和諧」社會。　　該論者從老子的「陰陽」觀發論，通過諸如「陰陽」、「陰陽交合」、「陰陽平衡」的「和諧」，先講「家庭和諧」，再到「社會和諧」。其思想，活脫脫的講出了一個「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貌似老子思想，卻原是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翻版。故筆者要問：這究竟是在講老子，還是在講孔子，或者，是在老子和孔子思想之間搞一個「創新」的「折中主義」？這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從「陰陽」的哲學意義上講，它可以概括為「男」、「女」，概括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等等。因此，從古代「事物是陰陽的統一體」的認識出發，這「男」、「女」，這「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其有機統一，可以構成「家庭」，可以構成「社會」。這是正確的。但是，卻不能夠說這種「陰陽」的有機統一，就構成了「和諧」。　　因為，以「陰陽」來談「和諧」，就會暴露出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比如說，「和諧」是否就等同於「事物」？如果說「和諧」與具體事物無干，那麼，「陰」、「陽」有機統一又該怎樣表現？如果說「和諧」就是「事物」，那麼，「陰」、「陽」有機統一又該表現在什麼地方、什麼方式、什麼程度上等等才能使「和諧」出現？故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社會「和諧」問題就無從把握、無從從談起。　　而實際上，如果把「社會的陰陽構成」就當「和諧」的話，那麼，這就等於什麼都沒有說。其原因在於：任何社會形態都是這樣的千篇一律。　　可見，該論者以老子的「陰陽」觀來闡釋「和諧」，就猶如在扯「攔天網」，使人不著邊際，不知就裡。　　特別是，以家庭男女的「陰陽交合」來說明「和諧」的道理，就顯得低俗。　　同時，把老子的「陰陽」觀與孔子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攪和在一起，更是牽強附會，有失偏頗。歷史證明，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宗法倫理道德」思想從來就沒有使社會出現過「和諧」，其除了粉飾一下太平，奉承一下統治者以及宗法家族的政績之外，對建立「和諧」社會實無用處。因此，在「陰陽」觀中摻合「宗法倫理道德」，或者在「宗法倫理道德」中摻入「陰陽」觀，都顯得滑稽可笑，於事無補。不難看出，孔子思想及其「孔孟之道」給歷代文人套上的思想桎梏，至今也不能自拔。　　那麼，老子有沒有社會「和諧」的思想呢？是什麼呢？　　答案是肯定的。老子的社會「和諧」思想，歸結為老子的「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　　在老子看來，社會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這對矛盾及其關係是普遍存在的，不足為奇。但問題在於，應該如何處理好這個矛盾和關係？以達到實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鬥爭的止息，出現上下「同心」、「同德」共同推進社會歷史前進的局面，這才是關鍵所在。因此，老子的社會「和諧」，根本在於要止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實現和平共處。為此，老子認為，統治者要將「有為」變為「無為」，將「剛強」變為「柔弱」，並甘居「柔弱」的地位，以之實現向被統治者的立場靠攏和一致，使之出現上下「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共同推進社會向前發展。　　而歷史上，「漢初政治」就表現為「和諧」社會，這就是老子的「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的反映和結晶。　　為什麼老子「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會鑄成社會的「和諧」？　　要了解這個問題，先要了解老子「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中所蘊含的「無為而治」觀、「善惡」觀，和「契約」觀。　　應該說，老子的「無為而治」觀、「善惡」觀，和「契約」觀都是批判繼承先前聖人的政治思想，包括他們的「德政」觀的結果。　　在說明問題之前，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說到的「聖人」，就是指的在老子之前的聖人；其「聖人云」，就是老子在對先前聖人的政治思想進行總結。對此，老子或贊成，或批判。正是存在這個關係，故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無為而治」，這就令孔子十分驚訝。因此，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其說法，孔子言下便把老子的「無為而治」懷疑為舜的「無為而治」。可見，這固然是孔子不懂老子思想的誤解。同時也證明了《道德經》中「聖人」的思想並不一定就是老子的思想。這點需要引起注意。　　對於「無為而治」觀。　　先前「聖人」的「無為而治」是什麼呢？這正如老子所說：「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可見，這種「無為而治」，無疑的，是建立在「愚民」政治基礎上的。　　雖然對此，基於老子的「柔弱勝剛強」的思想[ １] ，他卻看到了這種「無為而治」的積極的一面。這就如老子說：「為無為，則無不治」。即認為，實行無為政治，天下就會太平。為什麼？因為，一方面，實行無為政治就會使百姓變得很淳樸，利於管理；另一方面，實行無為政治就會使「智者」，即奸滑、奸佞之徒不敢胡作非為，或者說，找不到胡作非為下手的地方和機會。　　而且，從中，老子有破有立，在批判「智者」的同時，揭示和提出了「聖人之道」和「忘我」、「無私」的思想。老子說：「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從而提出了「為而不爭」的聖人之道；老子又說：「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他認為，道{ 即「武術」、「武學」所蘊含的「武力」，這裡抽象為「權力」、「統治」[ ２]}生長養育出來，不把它據為已有，不為個人所依賴，不以個人的意志去主宰它，這就是極其高尚的品德。以此，形成了老子的「忘我」、「無私」的思想。　　可見，老子雖然贊成「聖人」所說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的治世辦法，但是，老子卻對其中的「我」賦予了「為而不爭」和「忘我」、「無私」的全新思想。因此，表現出了老子「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的思想。從而使老子的「無為而治」與先前「聖人」的「無為而治」的思想根本區別開來。　　對於「善惡」觀。　　老子說：、「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在此基礎上，老子給「善」賦予了全新的意義，形成了老子「以德報怨」的思想。　　老子說：「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即認為，幹了不該乾的事，做了不該做的事，本身已經做錯了，但不管錯誤是大是小、是多是少，都要做到以德報怨，即出以善意去對待。進一步看，老子明確的說：「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在老子看來，善良的人，我以善意對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以善意對待他，結果就會使他也變得善良；誠實的人，我相信他，不誠實的人，我也相信他，結果就會使他變得誠實。如此，就能「救人」而沒有「棄人」，就能「救物」而沒有「棄物」。正是在「不善良的人」變得「善良」，和「不誠實的人」變得「誠實」中，充分表現出了老子「善」的觀念。這就是老子的「以德報怨」的思想。　　但是，在老子看來，正所謂「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故與「以德報怨」相反相成的是「以怨報德」。而這「以怨報德」，就是老子視之為「惡」的觀念。也就是說，在老子看來，「不善良的人」不接受「善意」，和「不誠實的人」不接受「信任」，甚至反目相向，滋事尋仇，這就是在為「惡」。這就是老子「以怨報德」的思想。　　老子的「以德報怨」和「以怨報德」，無疑的，成為了衡量「善」、「惡」的判斷標準和取捨根據。　　同時，在老子看來，有「善」之人，「天將救之」。並從「善」出發去理解做人之準則，就在於「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即有自知之明，而不蓄意表現出來；有自愛之心，而不自以為是、抬高自己。表現出淳樸。如此，方能「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因此，老子認為的「淳樸」的人，就與「愚民」政治統治下的「體格強健，頭腦簡單」，即「為腹不為目」，甚至弄得「五色」、「五音」、「五味」不全的「愚人」，劃清了界線。　　對於「契約」觀。　　老子說：「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即認為，靠「和解」、「調解」等辦法，可以了結大怨，不能了結餘怨、小怨。這是不好的辦法。因此，聖人憑藉「契約」來調解，這樣一來，既不會責備於人，當事雙方也不會互相指責，而「怨」也就會順利的徹底的得到解決了。　　老子繼承和發展了「聖人」這個思想。故老子說：「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認為，「德」是憑藉契約辦事表現出來的，有高尚品德的人總是屬於按照契約辦事的人，而「無德」的人才會憑藉諸如法令等等這些強制性東西。同時，在老子看來，以「契約」精神來辦事，是符合天道的。正是符合天道，故其間就沒有親疏，不講人情，大家的利害得失機會均等。而這種以「契約」精神來辦事的人都是與心懷「善」心的人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在老子看來，正因為「契約」是靠雙方的「約定」，和執行「契約」來實現的。故形成了老子的「契約管理」思想。老子說：「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即認為，原木可以分開做成各種各樣的器具，但它們都不失「木」的本性，聖人就是據此道理去進行管理，所以最好的管理是不傷害萬物的本性。就表現如此。　　可見，老子的契約「管理」思想與先前聖人的契約「調解」的思想涇渭分明。　　所以，正是老子的「無為而治」觀、「善惡」觀，和「契約」觀決定了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　　而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它與「愚民」政治有著本質的區別，並對「智者」給予了深刻批判，故是批判繼承先前聖人的「德政」思想的結晶；它以「契約」管理為根本，表現出了「重契抑法」、「以契彰德」，和「以德報怨」、「以德服人」的本質。　　不難看出，特別是老子「契約管理社會」的思想，無疑的，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　　因為，一方面，在「契約」的範圍內，契約雙方的責、權、利明確。由此，凡是那些超越了契約範圍的慾望和追求，是被社會所反對的。正是如此，可以實現如老子所說的「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的思想，從而使人們保持淳樸的本色，這就是：「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而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在「契約」的範圍內，人們有了一定的「自由」、「自主」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就能調動起人們發展生產、發展事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利於社會發展。這樣一來，老子的「契約管理社會」就從根本上消除了「愚民」的問題。　　而且，「契約」的制訂，體現出了「對等」和「公平」的原則，即「民×」的原則，並且，可以形成社會的有效「民×」監督。在老子看來，「法」，畢竟是統治者，或者極少數人通過自上而下制定出來的，法的解釋權在上而不在下，故「法」帶來的利益只有解釋者自己才知道。而它遠遠沒有「契約」，即與老百姓直接見面的「約定」來得清楚和明白。並且，「契約」的制定是自下而上的，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易於老百姓監督。對於違反契約的行為，老百姓就敢於說「不」。這樣，社會的發展就可以體現出百姓的意志。　　那麼，老子的「德治」政治如何才能得以實現呢？　　在老子看來，要實現「德治」，就必須在樹立「善惡」觀，和實行「契約」管理的基礎上，特別要做到「無為而治」。　　老子認為的「無為而治」是什麼呢？這就正如老子所說，一方面，在契約管理上，要做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另一方面，在法制管理上，要做到避免「法令滋張」，避免「盜賊多有」。　　為什麼？　　先就「契約管理」來說。　　對於老子的「絕聖棄智」。其中的「絕聖」是何意義？如上文所見，在老子看來，這就是要杜絕先前「聖人」採取的「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的「無為而治」的「愚民」政治；而其中的「棄智」又是何意義？如上文所見，在老子看來，這就是要杜絕奸滑、奸佞之徒出於「唯我」、「唯私」的「坑民」政治。對此，老子明確指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老子認為，「聖」、「智」寓於百姓之中，只有被百姓認同的「聖」、「智」，方才能夠視為「聖」、「智」。故那些統治者自詡為「聖」、「智」的結果，其必然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唯我獨尊，就會對百姓指手劃腳，肆意伐撻，就會搞「愚民」或者「坑民」政治，就不可能做到順從百姓的意願，就不可能做到順應民心。　　因此，「愚」和「智」都是被老子唾棄的。而杜絕「愚」和「智」的根本辦法，就是「契約」管理。故老子提出「絕聖棄智」，就在於要做到「有德司契」。並認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民利百倍」。即可以使百姓的力量得到極大的發揮。從而體現出了老子深刻的民×思想。　　對於老子的「絕仁棄義」。在老子看來，「仁」、「義」的出現已為不祥之兆。故云：「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而杜絕「仁」、「義」出現的根本辦法，也就是要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約」管理。並認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民復孝慈」。即，使人們保持淳樸的本色，體現出孝敬、和善的美德。　　對於老子的「絕巧棄利」。其中的「巧」，是與「智」的意思基本一致的。故這裡的「巧」，則指的就是「鑽營」，即靠不正當的手段獲利、營生。「絕巧」就是要杜絕這種不正當的「鑽營」；其中的「利」，則指的就是「利誘」和「貪慾」。「棄利」就是要杜絕利誘和貪慾。在老子看來，「絕巧棄利」的根本辦法，也就是要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約」管理。並認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盜賊無有」。即，防微杜漸，從根本上消除盜賊滋生的土壤。　　可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三者，都是老子「有德司契」的「契約管理」的題中應有之義。換一句話來說，只有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約」管理，就能夠做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而實現「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正是如此，老子強調說：「此三者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絕學無憂」。即認為，在杜絕了先前聖人「無為而治」的「愚民」和「智者」的「坑民」弊端之後，便可以恢復人們純真、淳樸的思想品質，私心就會大大減少，私慾就會大大減輕，人們都依據「契約」的精神在辦事，那麼，這樣「治世」起來，哪裡還有一點擔憂和憂愁呢？　　後就「法制管理」來說。　　老子認為，「法令滋張」的結果，就必然會出現「盜賊多有」。為什麼？老子明確指出：「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人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故「法令滋張」的結果，必然導致「言出法隨」、「政出多門」，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這就不可避免的給各級官紳貪污、勒索百姓造成可乘之機，各級官紳從中混水摸魚，就會導致百姓在不能擺脫重負之下而淪為「盜賊」，甚至造反和起義。同時，在老子看來，「法制」本質上表現為「以力服人」，而與「以德報怨」、「以德服人」相悖。故「法令滋張」的結果，必然會導致百姓產生「畏法」、「懼法」的心理，和產生逆反心理，而導致負面的影響和作用，從而失去法制的真正效力，失去民心。因此，「慎法」和「少法」，無疑的，是老子「無為而治」的題中應有之義。　　因此，在這裡，可以給老子的「無為而治」下一個定性的結論：老子所謂的「無為而治」，它是突現「民心」和「契約」思想的反映，是統治者順應民心的治世立場和態度，是統治者的立場向百姓立場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辦法和措施，是統治者消除「武」、「戈」的根本途徑，是實現「德治」政治，並促進生產發展、經濟繁榮的重要表現。　　然而，時至今日，理論界對老子的「無為而治」仍存誤解。　　有人認為，「無為而治」是「階級調合」。這是錯誤的。　　因為，老子清楚的看到，在階級對抗的情況下，一旦統治者忙於「利已」，則必然導致「傷民」。而正是「傷民」，使得在階級社會中歷來「武」、「戈」不息，甚至出現被統治者的「造反」、「起義」，帶來社會的震蕩。故在「利已」和「傷民」之間，老子認為，只有統治者「妥協」，實行「無為」，方能解決好這個問題。同時，老子認為的這種「無為」，是在不影響既定的統治秩序之下的，並建立在「契約」基礎之上的「無為」。故這種「無為」，保證了統治者在「契約」關係中的「一般既得利益」，而杜絕，或者犧牲的是統治者超越「契約」關係而對「特殊利益」的追求。可見，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經濟調合」並不存在。正是如此，老子的「無為而治」，就不是反映的一般階級的「經濟」範疇之間的鬥爭問題，不是反映的一個「經濟」問題，不是反映的「階級調合」問題，而是反映的一個「是否順乎民心」的「政治」問題[ ３].　　在老子看來，只有統治者順乎民心，才能最大限度的代表百姓的意志，才能最大限度的調動起百姓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力，促進生產發展、經濟繁榮。從中，也就實現了統治者的「無為」變「有為」。　　有人認為，「無為而治」就是「放任自流，不加任何限制干涉」、「不管理或少管理」、「少干涉、少作為」和「有管理而不干涉」等等，這些認識完全是錯誤的。　　因為，老子的「無為而治」並非是不要管理、減少管理，其根本，是在於強調以「契約」為基礎的管理。其道理勿需多說，且看歷史事實。西漢初，由「黃老之術」所形成的「反秦之弊，與民休息」的大政方針，無疑的，就是西漢初期的「契約」關係的集中反映。期間，漢初統治者為了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實現社會穩定，和增強國力，維護和執行了這個「約定」，或者說「承諾」。因而最大限度的保障了百姓，特別是農民的利益。但是，在杜絕「傷民」、「傷農」方面，則打擊豪強、抑制商賈；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甚至消滅了那些引起社會動蕩的諸侯王。可見，「無為而治」就是不要管理、減少管理之說，失之偏頗。　　綜上所述，老子揭示的「德治」政治思想，它以老子的「無為而治」觀、「善惡」觀，和「契約」觀為條件，因而構成了建立「和諧」社會的條件。那麼，這個「和諧」社會是怎樣的呢？這就是：統治者只有自覺將「有為」變成「無為」，將「剛強」變成「柔弱」，並甘居「柔弱」的地位，實行「德治」政治，這樣，才能夠實現統治者的政治立場的根本轉變，才能夠代表百姓的意志，並使統治者的社會「利益」與百姓的社會「利益」密切聯繫在一起，而使「武」、「戈」止息，出現「德善」、「德信」，和上下「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以共同實現對社會歷史的推進。正是如此，老子的「和諧」社會就出現。　　由此可見，老子「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偉大貢獻。其偉大意義在於，如果說「國家」、「階級」的出現深刻表現為人類「文明」的話，那麼，老子「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就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具有承前啟後的、至今有著強大生命力的、嶄新的「文明發展豐碑」。　　註：　　[ １] 、姚文俊，《破譯〈道德經〉秘密的一把鑰匙》，載於「中評網」、「老子文化網」等等　　[ ２] 、姚文俊，《中國壓根就沒有過國學大師》，載於「學術交流網」、「天益社區」等等　　[ ３] 、姚文俊，《史學階級鬥爭理論線索探導》，載於１９８８年第５期《爭嗚》　　作者電子郵件：ｆｔｘｂｂｕｔｔｆｘｃ＠１６３. 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