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曉:中國模式是過渡性制度安排

秦曉:中國模式是過渡性制度安排

2012年01月05日 10:05來源:《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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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制度只是一種理想或烏托邦。現代民主政體和市場機制需要進一步改善,但它仍具生命力,人類尚未找到替代它的體制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各國政府對危機的應對,又一次引發了在市場體制中政府的功能及其與市場的邊界的爭議。這是經濟學長期爭議的一個經典問題,也是現代社會制度安排和政府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核心問題。

學術上的爭議、制度上的安排和政策上的選擇,簡言之是「大政府」和「小政府」兩種主張。前者主張增加債務和稅收擴大政府財政預算,以加大對市場干預的力度,實施轉移支付和提供福利改善收入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後者主張減稅,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鼓勵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

從理念上講,這兩種主張反映了「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應對短期經濟周期波動與支持經濟長期增長、公平和效率、消費者和生產者(企業)希望獲得的福利和所應有的自由認識和偏好差異。在現代市場體制國家中,這個爭議是在一定共識基礎上兩種主張之間均衡點的擺動,而不是相互替代或相互顛覆的兩種制度安排。這些共識主要表現為:

一是自由市場的供求形成均衡價格,並由此引導資源的配置;二是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維護法治和市場秩序、保護產權、提供公共產品和具有外部效應的產品、運用貨幣和財政政策平抑經濟周波、通過稅收實施二次分配以改善收入差距和社會公平;三是市場本身不是完美的,會出現「市場失靈」,政府的干預是必要的,但應警惕「政府失靈」,應「慎用看得見的手」。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對政府應對政策的爭議中,主流觀點是向「大政府」方向偏移。但這種偏移並不意味著從此告別「小政府」,也沒有顛覆社會對政府功能的共識。中國處在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的後期,現代市場體制的建設仍有一段路要走。因而當下中國關於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爭議,與已建立起市場體制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性質和意義。

爭議的實質是經濟制度的選擇,即是繼續堅持持續了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還是要尋求一個替代現代市場體制的不同模式?中國當前經濟、社會中出現的種種問題與矛盾是市場化改革所產生的,還是市場化改革遇到瓶頸、甚至倒退的結果?中國目前形成的政府主導經濟模式是已完成了使命的過渡性的制度安排,還是需要強化的制度創新?

市場體制從經濟學看是一個「事後帕累托效應」,即自由價格體系引導的供求會產生失衡,從失衡到新的均衡會伴隨經濟波動、企業破產和失業;從社會公正、正義來看,儘管可以通過政府二次分配使之改善,但貧富差距的問題是內生的。面對經濟上的問題,民主政體在應對中會受到選票、黨派之爭的掣肘而損失效率或做出過度的反應。

現代民主政體、市場體制是一個在各種約束條件下的次優制度安排。由於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完美的制度只是一種理想或烏托邦,制度建立和選擇的核心是它的學習、制衡和糾錯功能。

在歷史上,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都曾嘗試過尋求對現代市場體制的替代方案,其中最典型的,一是前蘇聯時期的列寧—斯大林模式,在上世紀30年代,在這個體制下前蘇聯經濟得以高速發展,而西方國家則陷入了大蕭條,由此引發了經濟學界的一場大爭論;二是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發展主義政府」模式,曾創造了日本和東亞經濟的奇蹟,引發了關於經濟體制的又一場爭論。

歷史最終宣告了這兩種體制的失敗,因前者是一個封閉、僵化,以個人權利、自由為代價的富國強兵之路;後者則導致價格扭曲、資源錯配、官商勾結。這表明,現代民主政體和市場機制需要進一步改善,但它仍具生命力,人類尚未找到替代它的體制。

中國的改革、開放終止了計劃體制,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使中國經濟走出瀕臨崩潰的邊緣,步入高速增長的軌道。在轉型初期由於市場不發育,需要政府推動,導致採用了類似日本的東亞模式,即政府主導經濟。

當前中國的問題是這種模式的使命已完成,應克服特殊利益集團的掣肘,從中脫嵌、轉換政府職能,完成市場化改革。而政府職能轉換的核心是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府,轉向建立法治、提供公共產品為中心的政府;從以政府主導經濟體制轉向市場主導、政府調節的體制。

作者為博源基金會理事長、招商局集團和招商銀行[11.98 0.59% 股吧 研報]前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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