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語堂編藏】《說文解字》簡介
06-18
【自語堂編藏】 文字學 說文解字 簡介 [20131008]
說文解字 簡介作者：李青華一、《說文解字》——我國第一部字典 《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按部首編排的字典，《說文解字》簡稱《說文》，作者為東漢的許慎。該書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地分析漢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書，也是到目前流傳最廣的中文必借工具書。此書在流傳過程中屢經竄改，今本與原書頗有出入。本書首創的部首編排法，為後世字書所沿用，對古文字學、古文獻學和古史學的研究作用極大。在清代，研究《說文》成為專門的學問，給它作注的大家就有數十家。 （一）作者簡介 許慎（58-147年），字叔重，東漢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縣）人。古文經學家、古文字學家。他初舉孝廉，後入京，官至太尉南閣祭酒。曾從賈逵學習古文經學，博通經籍，當時洛陽儒生稱其為「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對我國文字學的發展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許慎所處的時代，古文經與今文經的論爭非常激烈。今文經的儒生大多認為當時通行的用隸書書寫的經典解說字義不嚴肅，謬語較多。而古文經的儒生則認為從孔壁中發掘出來的用六國文字書寫的經典是可靠的。這場鬥爭對推動經學和文字學的發展是有益的。處於這個時代的許慎，「性淳篤」且「博學經籍」，並注意研究周秦時的西土文字籀書及「孔壁古文」（又稱「東土文字」），尤其著力於小篆和六書，諸如《倉頡》《博學》《凡將》《急救》《訓纂》等字書無不涉獵。由此，為他後來撰寫《說文解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由於他才學過人，成年後即任職汝南郡功曹。在任上，他勤於政事、廉潔奉公、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剛毅多謀、頗有政績，因此被舉為孝廉，來到了京師洛陽，補為太尉南閣祭酒。許慎到洛陽後，儘管他「少博經籍」，頗有造詣，但仍「從逵受古學」，拜當時的儒學大師賈逵為師。所以，他對古文經和倉頡古文、史籀大篆的研究，又有了更高的造詣。 漢代儒生研究古代文獻，有古文經和今文經兩大學派。今、古文經之爭到漢章帝時代已進行了二百多年。今、古文經之爭也誘發了那些不肯墨守成規、敢於創新的有志之士的創造欲，許慎就是其中一位不斷進取、銳意創新的學問家。許慎針對古、今文經之爭的根源在於使用文字的混亂，批評今文經學家牽強附會、隨意解說文字，只憑筆畫臆測文字起源與結構，是荒誕不經的「巧說邪辭」。他認為，先有文字而後有五經，今文經學隨意解說文字，是「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因此他要糾正今文經的妄說，提高古文經的信度，而「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就必須弄懂文字的結構、讀音及其意義。他強調：「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並說「本立而道生」。 在長期的學習和研究中，許慎搜集到了大量的小篆、古文和籀文資料，並且以他廣博的經學知識為基礎，根據六書條例，在從賈逵學習古學之時，即著手編寫《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正文為14篇，加上《後敘》共15篇。據《後敘》談，此書收字9353個，重文1163個，解說達133441字（與今之大徐本所收字數稍有出入）。正文分540部，並首創部首檢字法。按部首編排，基本上是根據形體相近或地支順序排列。這種編排法雖然不太科學，但對後世編著字典者卻影響極大，如晉時呂忱的《字林》、南朝梁時顧野王的《玉篇》及宋代的《類編》、明代的《字彙》、清代的《康熙字典》，皆沿用部首檢字法。在同部首內，先列「字」，後列「文」。字形以小篆為主，次列古文、籀文。古、籀算作重文。在說解中，採用了《爾雅》等三十多種典籍，並汲取前人和當代通儒的解說達141處。解釋單字，是先釋義而後析形，其字音則居後。通過形體分析，說明造字的本義；根據六書理論，總結造字的規律。 許慎在校書過程中，涉獵的典籍廣而精深。當時《說文解字》的初稿雖已完成，但為了利用此機會將其補充得更加完善，他遲遲不作定稿。漢安帝元初六年，即公元119年，全國有四十二處地震，災情極為嚴重。皇帝下詔三府，選屬下有能力的官員，出補令長，安撫百姓，穩定民心。許慎因樸實忠厚，又「能惠利牧養」，故被選受詔到沛國洨縣（今安徽固鎮）任縣令。許慎致力於儒學，淡於仕官，在就任縣令之前，即稱病回故鄉，專心審定《說文解字》。三年後，即公元121年，《說文解字》定稿，遂讓其子許沖將書稿進呈皇帝。 東漢時期，由於今古文之爭，致使經學異常繁榮。全國各地都有經師講學，有的經師聚徒千人，甚至萬人。「五經無雙」的許慎也不例外，桓帝時他雖年近九十，而遠在西南夷的尹珍，還風塵僕僕投至其門下，拜受經書。 許慎一生，除著有《說文解字》外，還著有《孝經孔氏古文說》《五經異義》《淮南子注》《漢書注》《六韜注》《五經通義》等書。但他花費的心血以《說文解字》為最多。從他開始撰寫《說文解字》到完成初稿，費時十六年；從初稿到修改定稿又費時二十二年。許慎著《說文解字》一書，用心之苦、治學之嚴，由此可知。在古代，獨體字叫「文」，合體字才叫「字」。前者指象形字和指事字，如日、月、上、下；後者指會意字和形聲字，如武、信、江、河。因而許慎稱這部解釋字義、分析字形的書叫《說文解字》。「說，釋也。解，判也，從刀判牛角」。《說文解字》是許慎研究古文經的偉大成果。許慎所繼承的詞語的解釋，很多是來自漢學家的轉注。他曾校書於東觀，因而得見不少秘籍，其中有不少對古書的訓釋。他所編撰的《五經異義》雖佚，但從清人陳壽祺著的《〈五經異義〉疏證》看，許慎之於五經及其訓詁材料，非常精熟，又不囿於舊說，而是博採眾長，有獨到的見解，這使得《說文》達到了較高的學術地位。至今，《說文解字》不僅在國內，而且在世界上也有重大影響，日本、美國、瑞典等國都有研究《說文解字》的學者，特別是日本，還成立有《說文》學會。 （二）《說文解字》命名的意義 《說文解字》是第一部說解漢字的著作，許慎在《說文·敘》里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文」和「字」大體上標誌著漢字形體的創造和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文」就是「字」，「字」也就是「文」，而只有單體和合體這一點區別罷了。「說文」是說字的文，重點在字形的分析上；「解字」是解字的義，重點在字義的解釋上。如「元」字，說「始也」，是解字；「從一從兀」，是說字。天字，說「顛也，至高無上」，是解字；「從一大」是說文。因而「說文」就是「解字」，「解字」就是「說文」，不過聯合起來說成「說文解字」顯得比較全面。 但「文」不是最初時的名稱，最初把「文」叫做「名」，後來才叫做「文」或「字」，最後才叫做「文字」。叫做「名」是從文字的聲音方面出發；叫做「文」是從文字的形體方面出發；叫做「字」是從文字的孳生方面出發。分開說，單體是「文」，合體是「字」，合起來說，叫做「文字」。 （三）《說文解字》的字數和部數 《說文解字》共十五卷，每卷又分上下。第一卷至第十四卷是正文，第十五卷上是敘和部首，卷下是後敘。據《說文解字》後敘，全文有單字9353字，重文1163，說解的字數是133441字。這9353字是後漢時漢字的總數，比東漢賈魴的《滂喜篇》還多1973字（《滂喜篇》共7380字）。 許慎根據文字的形體，創立五百四十個部首，將9353字分別歸入540部。540部又據形系聯歸併為14大類。字典正文就按這14大類分為14卷，卷末敘目別為一篇，全書共有15卷。 540部首的次序，是始「一」終「亥」。部首之間主要是據形系聯。凡部首絕大多數是形旁，只有少數部首是聲旁。一部裡面的字一般都是把意義相近的放在一起，例如言部「詩」「讖」「諷」「誦」列在一起，「訕」「誣」「誹」「謗」列在一起；月部「胯」「股」「腳」「脛」「腓」列在一起，都是因為意義相近或事物相類的緣故。這正是貫徹「以類相從，不相雜越」原則的證明。 （四）《說文解字》的成書和傳本 《說文解字》作於漢和帝永元二年（90年），直到漢安帝建光二年（122年）才告完成，前後歷時21年。許慎在病中遣其子許沖將此書獻給皇帝。 《說文解字》舊稱《字書》，按今天觀點看，它是我國語言學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說解字義、辨識聲讀的字典。同時，它創立了漢民族風格的語言學——文獻語言學，《說文解字》就是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說文解字》成書不久，就為當世學者所重視。如鄭玄注「三禮」，應劭、晉灼注《漢書》，都曾援引《說文解字》以證字義。 《說文解字》對傳統語言學的形成和發展有巨大影響，後世所說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字，大體不出《說文解字》所涉及的範圍，而《說文解字》本身則形成一個專門學科。《說文解字》完整而又系統地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我們認識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橋樑；《說文解字》的訓解更是我們今天注釋古書、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據。所以《說文解字》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 《說文解字》這樣一部巨著，是在經學鬥爭中產生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是漢代學術思想領域中最重要的一場論爭。秦以前的典籍都是用六國時文字寫的，漢代時稱六國文字為「古文」，用古文書寫的經書稱為古文經。秦始皇出於愚民政策的需要，將這些用古文字寫成的《詩》《書》等典籍付之一炬。西漢初年，一些老年儒生憑記憶把五經口授給弟子，弟子用隸書記錄下來。隸書是漢代通行的文字，稱「今文」，用今文書寫的經書，稱今文經。後來陸續發現用古文字寫的經書。這樣，在漢代經學家中就分成了今文經學家和古文經學家兩派。兩派的區別不只是表現為所依據的經學版本和文字不同，更主要的表現為怎樣使經學為封建統治者服務上。今文經學家喜歡對經書作牽強附會的解釋和宣揚迷信的讖緯之學；古文經學家則強調讀懂經典，真正理解儒學精髓，為此側重名物訓詁，重視語言事實，比較簡明質樸。許慎屬於古文經學派，他編著《說文解字》是要以語言文字為武器，擴大古文經學在政治上和學術上的影響。 《說文解字》的早期傳本不得而知，據記載，最早的刊刻者是唐代的李陽冰，他在代宗大曆年間刊定《說文解字》，但其中摻雜李氏臆說頗多。南唐徐鉉、徐鍇兄弟二人精研《說文解字》，徐鍇的《說文解字系傳》是第一種《說文解字》的注本，成書於南唐末年，世稱小徐本，徐鍇對李陽冰謬說多有匡正。徐鉉於宋太宗雍熙年間奉旨校定《說文解字》，世稱大徐本。另外，今尚存有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一卷，僅188字。清人研治《說文解字》，多以大徐本為基礎，同時參校小徐本。大小徐本今天均有中華書局的影印本。二、對《說文解字》的深刻了解 （一）《說文解字》的編排體例 《說文解字》四個字告訴讀者，這部書由「文字」和「說解」兩部分構成。對於文字部分，我們需要了解兩個問題：一是《說文解字》收錄了哪些字，二是怎樣把這些字編排起來。 許慎之所以把小篆作為收字和注釋的對象，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的。因為小篆是一種經過系統整理的文字，是「書同文」的產物，它比籀文和古文都要規範、完備；因為小篆從籀文脫胎而來，與籀文大體相同，不同之處僅僅在於有些字在籀文基礎上稍加簡化。因為小篆同六國古文固然有不同的一面，但是也有相同的一面，拿出土的石刻儒家經典中的古文和《說文》中的小篆相對照，相同的佔35%（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載《古文字研究》第七輯），所以把小篆作為字頭也就涵蓋了那些與小篆相同的古文和籀文。 許慎在《說文·敘》中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指明所收的是正字，而非指重文。據統計，在《說文解字》重文中，指明是古文的就有500多字，指明是籀文的有219字，遠遠少於許慎所能見到的古文和籀文。這說明和小篆相同的古文、籀文決不在少數。 作為供人查檢的字典，《說文解字》收字全面、系統，不僅包括難懂的字詞，而且也包括常見的字詞，《說文解字》收正字及重文共10516個，可謂集漢代文字之大成。在《說文解字》中，也有一些常用字沒有收錄，甚至在《說文解字》的說解中出現的一些字也不見於《說文解字》的正文。其中有些字沒有收錄並非由於疏忽，例如「劉、由、希、趾、銘、志」等字。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要證明《說文解字》收字盡善盡美，而只是說明許慎的收字原則。事實上，由於許慎輕視後起的俗字，所以儘管在說解中隨俗，使用這些字，但是堅持不把這些字作為正字收進《說文解字》。另外，由於疏忽或見聞不及，《說文解字》也遺漏了一些字。 《說文解字》的重文即異體字，包括古文、籀文、篆文、秦刻石、或體、俗體、奇字、通人掌握的字、秘書中的字，共九類。《說文解字》以小篆作為字頭，與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則作為重文，這是正例；有時為了立部的需要，把古文作為字頭，把篆文列為重文，這是變例。秦刻石即秦朝時在石頭上刻的文字，也是小篆；或體指另外的形體，多為小篆；俗體指在民間流行的字體，僅限於小篆；奇字指古代某種特殊的字體，屬於古文；通人掌握的字，指來源於專家的特殊的字；秘書中的字，指那些講陰陽五行、秘密而不公開的書里所用的特殊的字，這兩類字也僅限於小篆。在以上九類重文中，古文、籀文、或體三類佔了絕大部分，其他六類數量很少。 在《說文》中，重文列在正字下面，不產生編排問題，而9353個形態各異的正篆怎麼編排，確實是一個難題。人們在長期使用漢字的過程中，已經對漢字的分部有了一定的認識。許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說文·敘》）的漢字編排的原則。 許慎把眾多的漢字按形體構造分成了540部，創造了一套成體系的「偏旁編字法」。這540部又是怎樣編排起來的呢？據《說文·後敘》，是「立一為專」「畢終於亥」「雜而不越，據形系聯」。540部按「始一終亥」的法則編排，體現了許慎的哲學思想，這是時代風尚所致，是不必苛求古人的。 「據形系聯」指的是根據字形相近來安排次序。部首排列也有「以類相從」的情況。除了「據形系聯」和「以類相從」之外，部首排列也有毫無道理可言的情況。南唐徐鍇曾專論過《說文解字》的「部敘」（《說文系傳》第三十一卷），試圖將每一部字的編排次序講出點道理。其實，在嚴格的檢字法——部首檢字法問世之前，部首的排列不管從形體出發，還是從意義出發，都具有不確定性，我們既不必苛求許慎，也不必強作解人。 每部當中列字的次序，大致來說是按照意義排列，把意義相關的字排在一起。按照《說文》列字的體例，凡是與部首、形體重疊或相反的，都列於該部之末，所以「禁」「禫」二字或者是被後人顛倒了次序，或是後人附益的字。許慎對各部中字的排列都有一些安排，不過部與部之間字的編排因內容而異。 總而言之，《說文解字》的「部敘」和部內收字次第雖然有一定的安排，但是並沒有嚴密的體例。初學《說文解字》，要查檢某個字，往往不知道它屬於哪一部。《說文解字》的部首是文字學的部首，與後世檢字法的部首不同。要想順利地翻檢《說文解字》，必須逐步熟悉《說文解字》的540部及漢字本身的構形。這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就連刊定《說文》的徐鉉也感嘆說：「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示一字，往往終卷。」（《說文解字篆韻譜·序》）好在中華書局影印的大徐（鉉）本《說文解字》後邊附有部首檢字和正文的檢字，能夠幫助我們解決不少問題。還有一個辦法，就是通過《漢語大字典》來查檢《說文解字》。凡是《說文解字》所收的字、所作的說解，這部大型辭書都收錄了，並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可供讀者參閱。 （二）《說文解字》的構形體系 漢字發展到小篆階段，其結構已經完全符號化了，這突出地體現在合體字上。在甲骨文中，圖畫性很強的會意字，到了小篆，或者將其拆散分別變成有音有義的構件然後重新組合，或者廢棄不用另造形聲字。這些字的構形特點是「據事繪形」，即根據詞義以比形會意的方式分別造出一個個字來。這些字圖畫性強，符號性差；整體性強，分析性差；在字的內部，渾然一體，在字與字之間，缺乏整體的聯繫。這種造字方式是初級的，也是低能的。到了小篆，不僅已經完全拋棄了「據事繪形」的造字方式，而且對漢字體系中已經存在的這種字進行了改造。從甲骨文到小篆，這種圖畫性的合體字通過加強符號性，加強分析性，改造為由文字構件合成的會意字，這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對甲骨文的形體進行更徹底的改造，變會意字為形聲字。如「沫、何、隊、囿」等字就屬於這種情況。 漢字結構到小篆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定型化了的科學體系。這個體系經過許慎的分析綜合，體現在《說文解字》的分部及說解之中。我們要了解小篆字系，首先應該從《說文解字》540個部首入手，去研究、把握小篆構形的普遍規律。這540個部首三分之二以上是獨體的文，也是小篆字系的文字構件，將近三分之一的部首是合體的字，可以進一步分解為若干個文字構件。 《說文解字》之所以把包括同體會意的不少合體字作為部首，是因為《說文解字》遵循文字學的原則，按字的意義來歸部。因為《說文解字》要嚴格貫徹文字學的原則，所以儘管有些部統轄的字極少，甚至有些部連一個統轄字也沒有，也要設立這些部首。《說文解字》全書共有36個部首沒有統轄字，但是仍然在這些部首字下註明「凡某之屬皆從某」。《說文解字》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小篆構形體系的完整。既然這些字有音有義，是最小的形體單位，並且絕大多數字曾經作為文字構件進入合體字擔任形旁或聲旁，那麼我們就應該承認它們的構字功能。有些沒有統轄字的部首字，即使只作形聲字的聲旁，如「燕」字，也應該承認它具備潛在的作為漢字形旁的能力。有些人之所以產生沒有統轄字就不應該設立部首的想法，是因為拘守於檢字法的原則，不了解《說文解字》的構形體系的緣故。 《說文解字》分部從分不從合，只要形體有別，哪怕意義完全相同，也要分為不同的部首。這個原則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許慎由於拘於形體，也有分部不當的時候。也有分得過於瑣碎，把小於文字構件的筆畫作為部首的情況。《說文解字》分部根據的是意義，所以在部首字下標明「凡某之屬皆從某」，540部基本上堅持了這個原則，可是也有自亂其例的情況。 在《說文解字》的構形體系中，每個部首都有形、有音、有義，每個文字構件都有形、有音、有義，這標誌著小篆字系已經發展為一個嚴整的、定型了的科學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小篆字系中，有時小於文字構件的筆畫與文字構件形體相同。例如「一」這個形體，作為文字構件，是數字，表示最小的正整數，讀yi（一聲）。同樣是「一」這個形體，如果並不表示最小的正整數，那麼它就是小於文字構件的筆畫。許慎對這兩種情況基本上區分開了。對於獨體的象形字，許慎有時也從正字法的角度去解釋字形。這僅僅是就小篆的形體而言，只要我們認真對照一下小篆的字形就不難明白許慎的用意。有的搞文字學的人，竟據此痛斥許慎缺乏起碼的常識。這真有點讓人哭笑不得。我們並不是要迷信《說文解字》，只是說應該尊重前賢，尊重民族的文化遺產。 （三）《說文解字》的釋義原則 《說文解字》是一部古文字字典，它按照文字學的要求解釋本義，努力做到兩個統一，即形和義的統一、文字和語言的統一。所謂形義統一，是說《說文解字》全面分析了小篆的構形體系，根據字形來解釋文字的本義；所謂文字和語言統一，是說《說文解字》的釋義是直接從文獻語言中概括出來的，是與文獻語言相符合的。 古人說：「許書之要，在明文字之本義而已。」所謂本義，指的就是體現在文字字形上的字義，它一方面反映出表彰文字初期的造字意圖，另一方面又確實是在古代典籍中被使用過的詞義。 小篆的字形反映的是文字的造義，古籍中的用例反映的是詞的實義，在《說文解字》中二者大多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況。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是由於文字的造意和詞的實義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儘管造意是以實義為依據的，但是它有時僅僅是實義具體化、形象化的說明，語言中被使用的實義要概括、抽象得多。因為《說文解字》要緊密結合字形說解字義，限於體例又只能用極簡單的話來訓釋，所以就難免遷就造意。我們在理解《說文解字》的這種訓釋時，只需要除去那些形象的具體因素而加以進一步的概括，就能把字的造意和詞的實義統一起來。 由於拘泥於字形，《說文解字》對造義也有解釋得不夠確切，甚至迂曲荒謬的時候。 總的來看，儘管《說文解字》對字義的訓釋存在一些問題，但是絕大多數釋義是有文獻語言作為根據的，是可信的。《說文解字》雖然沒有自覺地在每個字下都引用書證，但是這並不是說，對這些字的訓釋是沒有文獻根據的。 由於《說文解字》的絕大多數訓釋是有文獻作根據的，所以對字義的解釋比對字形的解釋可靠性要大。往往有這種情況，《說文解字》把字形解釋錯了，但釋義並不錯。 我們說《說文解字》中的絕大多數訓釋有文獻根據，並不是說就可以迷信《說文解字》。由於時代的局限，《說文解字》的語言資料只能取自周秦文獻，所收的文字不過是晚周、秦代以至漢代的字體綜匯。至於甲骨文，因為出土很晚，許慎當然無從看見，就是金文也見得極少。這些都限制了他的眼界，在寫作《說文解字》時出現遺漏和謬誤之處自不能免。 我們在讀《說文解字》時要堅持形義統一的原則，首先要了解、掌握小篆的構形體系及六書理論，此外還要注意學習一些古文字的知識，吸收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來補充、糾正《說文解字》。 我們要在讀《說文解字》時堅持《說文解字》與文獻相結合的原則，掌握古人提倡的「以字考經，以經考字」（陳煥《說文解字注·跋》）的訓詁方法。 我們要學會利用《說文解字》的材料去解決文獻閱讀中遇到的問題，更準確更深入地解釋詞義，這就是「以字考經」。 （四）《說文解字》的說解方式 《說文解字》說解文字的一般格式是：首先解釋字義，其次分析字形結構，然後根據情況補充其他方面的內容，如引經作為書證，用「讀若」標音，等等。對於部首，都要標明「凡某之屬皆從某」這樣一句話，而對於部首所轄的字都要標明「從某」來呼應。「從」表示在形體上和意義上的從屬關係。因為《說文解字》只解釋字的本義，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只列舉一個義項，如果有必要說明另外的意義，則用「一曰」表示。大致說來，說解的次序是先解釋字義，再分析字形，然後用說明形聲字聲旁及譬況讀音的方法說明字音。 《說文解字》的釋義方式，或者用詞釋詞，或者用短語釋詞。用詞釋詞，在訓詁學上稱作單字相訓，又稱直訓。直訓可分四種類型：第一種是甲詞釋為乙詞，而乙詞不採用直訓方式進行解釋；第二種類型是甲詞釋為乙詞，而乙詞又釋為甲詞，這在訓詁學上稱作互訓；第三種類型是甲詞、乙詞、丙詞同釋為丁詞，這在訓詁學上釋作同訓；第四種類型是甲詞釋為乙詞、乙詞釋為丁詞，丁詞又釋為甲詞，這在訓詁學上稱作遞訓。 以詞釋詞的優點在於簡潔明了，尤其是在溝通古今語言、對譯通語方言方面更是其他釋義方式所不能企及的。《說文解字》的用意在於把方言譯成通語。直訓的釋義方式重在以易釋難、以今釋古、以通釋別，系聯了相互訓釋的各詞之間的同義關係，展示了被釋詞所屬的義類。直訓的缺點是，對詞義缺乏細緻的分析，未能揭示出詞的內涵和外延，對同義詞只求其同，不求其異，不能使人了解到同義詞之間的區別。 用短語釋詞，或用一句話、幾句話來闡明詞義的界限，對詞所表示的概念的內涵作出闡述或定義，古人把這種訓釋詞義的方式叫做下義界。《說文解字》給詞下義界，簡明扼要、準確生動，具備了現代字典的特點。 《說文解字》對於數目、度量衡、親屬稱謂的解釋和今天的解釋毫無二致，這是因為古今的認識一致。對於其他事物，例如對動物、植物、昆蟲等等，許慎儘管缺乏現代的科學知識，但是也能夠從生活經驗出髮指出被釋詞的屬別。比如「蚤」是一種昆蟲，「雀」是一種鳥，許慎根據它們的生活習性分別釋為「蹌人跳蟲」和「依人小鳥」。在《說文解字》中經常採用這種類別式的下定義的方式，也就是說，在大類名的前面加上適當的限制或修飾成分。這種界說，一方面能夠表現詞的特點，另一方面還能夠把這個詞和鄰近詞區別開來。類別式的義界在《說文解字》中占很大比例。有些形容詞沒有適當的同義詞不好互訓，但是有相應的反義詞，所以往往用否定語作註解。如「假」為「非真也」，「旱」釋為「不雨也」。這樣做既省事又明白。《說文解字》有時對詞進行描寫、比況式的說解。在《說文解字》中，對於實物、行為或狀態，都可以描寫或比況，至於對於歷史和地理的敘述，也是一種描寫，如釋「館」時敘述《周禮》，釋「河」時敘述黃河的發源和流向。 從釋詞方式著眼，有直訓和義界之分；從釋詞目的著眼，有義訓和聲訓之分。如果釋詞的目的在於說明詞的含義，這是義訓。如果釋詞的目的在於說明詞義的來源，即選用與被訓釋詞音近義通的同源字來作訓釋詞或主訓詞，這就是聲訓。義訓可以選擇直訓和義界方式，如上文所述，聲訓也可以選擇直訓和義界方式。 以上情況是用訓釋詞說明被釋詞的語源，前人稱之為推因。還有一種情況，是用短語或一兩句話來說解被釋詞，並在說解中指明被釋辭彙的語源。如「韓」釋為「井垣也」，這是解釋詞義，而說解中的「垣」字與被釋詞「韓」在古音中既雙聲又疊韻（同屬迎母元部），意義也相通，所以實際上許慎是以「垣」釋「韓」的語源。我們把下義界時對被釋詞進行聲訓的訓釋字稱作主訓詞。讀《說文》的說解要特別留心找出主訓詞。有主訓詞而輕易放過，只能算讀了說解的皮毛；找出了主訓詞，才算懂得了說解的精髓。主訓詞都有實義，大都處於說解中的關鍵位置，只要從音義兩方面去和被釋詞比較，並不難找到。拿上述例子來說，「斐」釋為「分別文」，「文」是主訓詞。「娶」釋為「取婦也」，「取」是主訓詞。「潮」釋為「水朝宗于海」，「朝」是主訓詞。「婢」釋為「女之卑者也」，「卑」是主訓詞。這些主訓詞自然貼切地指明了被釋詞的語源。 有時《說文解字》的一條說解同時使用直訓和義界兩種形式，而目的都在於說明語源。如「媒」，釋為「謀也」，又進而說明「謀合二姓也」；「山」釋為「宣也」，又進而說明「宣氣散生萬物」。有時《說文解字》首先說明詞義，然後論述其得名的由來。 在現代一般的語詞詞典中不進行語源的解釋，這個任務由專門的語源學詞典承擔，而傳統的訓詁則既包括義訓又包括聲訓。儘管聲訓還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語源學的探討，但是它所反映的古人對詞義的語源學的解釋有一些是可取的，我們在讀《說文解字》的時候應該潛心體會，適當取捨。 《說文解字》分析字形結構有一套程式化的用語，簡而言之，對於象形字多使用「象形」「象某形」「象某某之形」「從某，象某某」「從某，象某某之形」這些用語。 《說文解字》中除了指明「上」「下」二字為指事以外，對其他指事字的說解用語與對象形字的說解用語大致相同，多使用「象形」「象某某」「象某某之形」「從某，象某某之形」等語。比較特殊的說解用語是「從某，某……」例如：「本，木下曰本。從木，一在其下。」（《木部》）「末，木上曰末。從木，一在其上。」（《木部》）說解中的「一」是指事符號。 《說文解字》對於會意字最經常使用的說解是「從某，從某」「從某某」「從……某」「從某……某」；對於省形字使用「從某省，從某」「從某，從某省」這些用語。《說文》中的異體會意字絕大多數是合二體會意，其中「從某某」及「從某……某」的形式可以連讀成文。 《說文解字》對於形聲字的說解，多使用「從某，某聲」「從某從某，某亦聲」「從某某，某亦聲」「從某省，某聲」「從某，某省聲」等用語。形聲字多為一形一聲，「從某，某聲」是形聲字最通常的形式。「亦聲」字是聲旁有顯示語源功能的形聲字，古人稱為會意兼形聲或形聲兼會意。「從某省，某聲」，說解的是形旁有所省略的形聲字。「從某，某省聲」，說解的是聲旁有所省略的形聲字。 六書反映在字的構形上只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前四書。轉注是給同義詞造字的一種方法，除了在《說文敘》中許慎舉出「考」「老」為轉注字外，在正文中從未提及，我們初學《說文解字》可以不必深究。至於假借，因為是以不造字的方式來滿足記錄語言的需要，所以許慎不可能指明哪一個字是假借，但是許慎指出了一些字的假借用法。許慎用「故為」「故以為」「故藉以為」「故因以為」等用語說明假借義與本義存在著引申關係。在《說文·敘》中，許慎說：「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也是把不給引申義造字仍用原字作為假借。後人講假借比許慎又前進了一步，不僅講引申本義的假借，而且講純粹借音的假借，而純粹借音的假借最能體現假借的本質。 《說文解字》解釋字音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對於形聲字都註明「某聲」「某亦聲」「某省聲」，從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形聲系統。把若干層次的主諧字和被諧字都系聯起來，這就是漢字的形聲系統。清代有很多人作過這種工作，其中嚴可均的《說文聲類》最完整、系統。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打破了《說文解字》原有的分部，按照形聲系統重新進行了編排。更值得提出的是段玉裁作《六書音韻表》，通過對《說文解字》形聲系統的研究，提出了「同聲必同部」的理論。比如上述從「工」得聲的字，以及從以「工」為聲旁的形聲字得聲的字，都屬於一個古韻部——東部（ong），這個發現非常重要。從此研究古音不僅可以依靠《詩經》《楚辭》等韻文，而且還可以藉助於《說文解字》的形聲系統。 《說文解字》解釋字音的第二種方式是用讀若比擬漢代的音讀。許慎在世時還沒有發明反切，當時注音使用譬況法，有的用一字擬音，有的用俗語注音，有的用方言注音，有的用成詞、成語注音，還有的以義明音。在用譬況法擬音時大多用「讀若某」，有時也採用「讀與某同」的說法。 許慎著《說文解字》，多處引用孔子曰、韓非子曰、賈侍中（賈逵）說、劉向說、杜林說、揚雄說、司馬相如說、譚長說、官溥說、王育說等來說解字形、字義、字音，以做到「博採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說文·敘》），對於有些文字形、音、義不清楚的地方，則標明一個「闕」字。 《說文解字》注釋有三種特殊格式：一是合釋聯綿詞。對於聯綿詞，《說文解字》將構成聯綿詞的那兩個字放在一起解釋，這說明許慎已經初步有了詞的觀念。二是「連篆為釋」。《說文解字》的正篆是被注釋的對象，但是有時候正篆一身二用，既作為被注釋字，又作為注釋字，要跟注文中的字連讀。例如：「離，黃倉庚也」「參，商星也」，要讀為「離黃，倉庚也」，「參商，星也」。本來《說文解字》收字每個正篆後附列一個隸書，後來把隸書刪去了，又誤把與正篆相同的第一個說解字也刪去了，所以才造成這種費解的體例。三是「複句為釋」。《說文解字》的釋文一般是一個詞、一個短語或一句話，但是也有兩個詞、兩個短語的時候，我們把這種體例稱為「複句為釋」。《說文解字》在流傳過程中，有的「複句為釋」中間的「也」字被刪掉了，使說解變得晦澀難懂，如果補上「也」字，恢復成「複句為釋」，釋文就顯豁了。例如：「尋，繹（也）理也。」（《寸部》）「標，本杪（也）末也。」（《木部》）以上所講到的後兩個問題涉及到校勘。古書在流傳過程中，不管是手抄還是刻版，都造成一些訛誤。如果我們能夠精心地體會《說文》的說解體例，自覺地訂正訛誤，不但可以大大提高我們的研讀水平，而且還可以培養我們嚴謹的治學精神。三、《說文解字》與「六書」 （一）「造字」的兩層含義 《說文解字》處在語文學時代，就其起始的目的來說，是為了「正字」，即為了正確地認字和寫字。其《後敘》即闡明認字和寫字兩大問題。不過，由於許慎博學多能，對漢字形體又深思熟慮，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觀上突破了原來的目的，以至於引起後來學者濃厚的興趣，並據此作了進一步的探討與鑽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學的專著。傳統文字學稱為「小學」，也表明其起點是很低的識字教學，只是由於兩漢經學今古文鬥爭中古文經學家的推崇，「小學」才上升為考證和釋讀儒家經典的津梁、講解古代文獻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對於「六書」，班固引劉歆稱為「造字之本」。所謂「造字」，當有兩層含義：一是就漢字的整體系統而言，即把語詞轉化為文字；二是就漢字的單個形體而言，即單個形體如何體現所記載的語詞。許慎所謂的「作書」當指後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說」。因此，「六書」是對「著於竹帛」之「書」的說解條例，即許氏所謂「說字解經」的「字例之條」。解讀文獻的實用目的，也造成了「小學」固有的形、音、義互求的傳統方法，其分析對象是秦代規範過的小篆，而漢代學者所說的「六書」就成了傳統文字學分析漢字構形的法則。應當指出，許慎《說文解字》對漢字字形的編排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系統論思想，但是，他對「六書」產生的順序尚未經過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著眼於漢字演變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系統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來思考並加以解釋，方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班固所謂「造字」，許慎所謂「作書」，其實質即為語詞構造一個書面形體，也就是「漢字構形」。這個過程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摸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顯然是當時人的思維方式。上古時期，人類認知思維的特點必定是重形體、重感知、重體驗。在漢字初創時期，其構形思維必然只著眼於詞所指稱的意義內容上，即用字形直接顯示詞義，以達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為造字的這種構形方式明顯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構形思維的著眼點必然轉向詞的語音上。漢語是單音成義的詞根語（孤立語），音節的有限必然會帶來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義上的困擾。為擺脫這種困擾，先民造字構形的思維便自然發生逆轉，從著眼於詞的語音又回復到著眼於詞的意義。這一曲折的思維歷程，給先民們帶來了新的啟迪，到最後，在造字構形上，便同時兼顧詞的意義和語音兩個方面。根據這種造字構形歷程的合理推測，「六書」出現的先後順序大體是：象形——象意（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 （二）專門之學——六書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系統地闡述了漢字的造字規律——六書。《說文解字》開創了部首檢字的先河，後世的字典大多採用這個方式。對於《說文解字》歷代有許多學者研究，尤以清朝時最為興盛。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王筠的《說文釋例》《說文句讀》尤備推崇，四人也獲尊稱為「說文四大家」。 許慎在造字法上提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六書」學說。並在《說文解字·敘》里對「六書」做了全面的、權威性的解釋。從此，「六書」成為專門之學。 1.象形 象形是指用描摹詞所概括的客觀實體來表達詞義的一種造字方法，用這種方法造的字，一般都是有形可象的指物名詞。如「日、月、水、山」等。許慎對此的解釋是：「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象形字的類別根據形體構造方式，可分為兩類，即獨體象形和合體象形。 象形字有兩個特徵：一是簡約性。象形字「畫成其物」不是作畫，是創造書寫符號，是寫詞，摹寫客觀實體時，只勾勒輪廓，注重字形的簡約性。二是典型性，即注重突出客觀實體的典型特徵，以增強象形字寫詞表意的區別功能。象形字的局限性：象形的造字方法很難用於表示無形可象的抽象事物。 象形字為指事、會意、形聲字的構成奠定了基礎。 2.指事 即用象徵性的符號或在圖形上加註指示性符號來表示意義的造字方法。如上、下、一、二、三、四、末、亦、本等字。 3.會意 會意是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體字根據意義之間的關係合成一個字，綜合表示這些構字成分合成的意義，這種造字法叫會意。用會意法造出的字是會意字。 會意字的類型有： （1）異體會意字：用不同的字組成。如「武」，從戈從止。「止」是「趾」的本字，戈下有腳，表示人拿著武器走，有征伐或顯示武力的意思。 （2）同體會意字：用相同的字組成。如「從」，表示兩人前後相隨，「比」，表示兩人接近並立。 會意字是為了補救象形字和指事字的局限而創造出來的造字方法。和象形、指事相比，會意法具有明顯的優越性：第一，它可以表示很多抽象的意義；第二，它的造字功能強，《說文解字》共收會意字1167個，比象形字、指事字多得多。直到現在人們還用會意的方法創造簡體漢字或方言字，如「灶、塵、國、孬」等。會意字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形體組合而成的，組合的方式多種多樣，交叉錯綜，這就是會意的方法所以「高產」、會意字所以多於象形字和指事字的原因。拿「人」和「木」說，「人」和「人」可以組合為「從、眾」等，「人」還可以和其他形體組合為「保、伐、戍、付、伍」等；「木」和「木」可以組合為「林、森」，「木」還可以和其他形體組合為「析、相、采、困」等。因為會意字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字的形體的會合，所以可以表示許多抽象的、用象形或指事的方法難以表示的意義，如「休、塵、取、采」等。 4.形聲 即用義符（形旁）和音符（聲旁）組合起來的造字方法。許慎說：「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5.轉注 「轉注」，許慎的定義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意思是歸於同一部類的字，它們的字義可以互為訓釋。歷來各家對轉注的解說不一，主要有兩種： （1）形轉說，認為「建類一首」指用同類部首作意符，「同意相受」指同類意符的字義連類相承，如「考」「老」同屬「老」部而又可以互訓（「考，老也。」「老，考也。」）。 （2）音轉說，認為「一首」指詞源上同韻或同聲的字，如「考」「老」同屬一韻，「顛」「頂」同屬一聲，即意義相同而聲韻也相同或相近的字。 6.假借 假借為漢字的造字方法之一。用「假借」這種方法所造出來的漢字，稱為「假借字」。 古時候，語言中的某個「詞」，本來沒有給它造字，就依照它的聲音「假借」一個「同音字」來表達這個「詞」的意義。許慎說：「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例如：「難」原是鳥名，借為「艱難」之難；「長」是長發，借為長久之長；「久」是「從後灸之」，借為「久遠」之久，等等。四、《說文解字》的正確理解 （一）明確學習《說文解字》的意義 姜亮夫先生在《古文字學》中認為：「漢文字的一切規律，全部表現在小篆形體之中，這是自繪畫文字進而為甲文金文以後的最後階段，它總結了漢字發展的全部趨向和全部規律，也體現了漢字結構的全部精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因為有了《說文解字》，後人才得以認識秦漢的小篆，並進而能辨認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與戰國的古文。 在考釋古文字的時候，有《說文解字》的正篆或重文可資對照，那麼釋讀起來就確鑿可信。如果是《說文解字》中沒有的字，哪怕已經認清了古文字的偏旁結構，甚至已經可以確定它的意義，比如說人名、地名或祭名，但是音讀不明，還不能說完全認識了這些字。 如果說，小篆不如甲骨文金文那樣更能體現原始的造字意圖，這是《說文解字》的劣勢的話，那麼甲骨文金文缺乏大批有影響的文獻語言做根據，而《說文解字》的字義說解來自古代的經傳典籍，這又是《說文解字》的優勢。所以，如果要解釋古書上的疑難字詞或者進行古漢語辭彙研究，還要把《說文解字》作為主要依據。 《說文解字》之學是根柢之學，它在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詞典學以及文化史上都佔有顯著的地位。它與詞義的關係尤其密切。我們解釋古書上的疑難字詞之所以離不開《說文解字》，是因為《說文解字》里的訓釋是詞的本義，而本義是詞義引申的起點。我們了解了詞的本義，就可以根據本義的特點進一步了解引申義以及和本義毫無關係的假借義。我們了解了哪個字是本字，就可以進而確定通假字，並且掌握文字用法的古今之變。 （二）學會綜合運用《說文解字》的資料 《說文解字》是一部供人查檢的字典，同時也是一部供人通讀的有理論有體系的文字學著作。讀《說文解字》貴在融會貫通，能夠綜合運用書中有關形、音、義的各種資料。這主要包括：一是綜合利用《說文解字》正篆下的說解及旁見的說解，二是綜合利用《說文解字》的被訓釋字及訓釋字，三是充分利用《說文解字》的重文、引經的異文以及讀者。要做到綜合運用，最基礎的工作是把散見的形、音、義的資料一一聯繫起來，互相參見，其中有些資料要集中起來，抄在本篆的書頭上。 拿天干地支字來說，《說文解字》受漢代風尚的影響，在解釋這些字的專科義時，不免陰陽怪氣。但是在分析合體字涉及到天干地支字的語詞義時，有些見解非常精闢。 旁見的說解很寶貴，有的能夠糾正本篆下說解的謬誤，如上例所述；有的能夠對本篆的說解起補充說明的作用。 《說文解字》旁見的說解之所以重要，一是因為《說文解字》有的正篆下解釋有誤，而旁見的說解非常精闢；二是因為《說文解字》限於體例，在正篆下只能解釋字的本義，而旁見的說解可以解釋字的語源義、引申義乃至假借義；三是因為造合體字時所用構件的取意不一定是字的本義，所以要另作說解。下面補充一例，說明如何利用《說文解字》旁見說解明假借。 《說文解字》在講到字的構意時，有時採取比附的方式，講「某與某同意」。段玉裁說：「凡言某與某同意者，皆謂字形之意有相似者。」（《說文解字注》「工」字下說解）我們在讀《說文解字》的時候，要把這些構意相同的一組組字分別聯繫起來，做到互見，從比較中深入了解這些字的形義關係。 如何綜合利用《說文解字》的被訓釋字及訓釋字，一般來說，讀《說文解字》是要通過訓釋字來了解被訓釋字的，但是有時候訓釋字的詞義不好把握，被訓釋字的詞義卻很明確。這時我們不妨倒過來，通過被訓釋字來了解訓釋字。 《說文解字》9353個正篆都是被訓釋字，其中很多字還做過訓釋字。我們如果把這些做訓釋字的資料都抄錄在正篆的書頭上，可以互相參照，有利於我們更準確更全面地了解正篆的意義。 研究《說文解字》的訓釋字很有意義，因為訓釋字和被訓釋字之間的音義關係很密切，這裡所講的通過被訓釋字了解訓釋字以及綜合利用正篆作為被訓釋字和訓釋字的材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黃侃先生曾將《說文解字》里所有的說解字一個一個地研究過，《黃侃論學雜著》中所收的《說文說解常用字》就是當時搜集的資料。我們應該借用前賢的方法，注重對《說文解字》訓釋字的研究。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同一個字可以處於被訓釋字的地位，也可以處於訓釋字的地位，並且在多數情況下是處於訓釋字的地位，那麼要全面深刻地了解這個字的意義，當然應該把所有關於這個字的資料都集中運用起來。 《說文解字》有1163個重文，讀《說文解字》時千萬不能忽視這批資料。《說文解字》中有不少省聲、省形字令人懷疑，如果有不省的重文，那麼對於字的省聲、省形就無可懷疑了。通過《說文解字》的重文，可以了解到文字向簡化、形聲化發展的趨勢。由此可知，《說文解字》中的重文具有歷史性，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通過重文的分化可以了解到文字的孳乳情況及字用的變化。重文中的古文、籀文對我們識讀甲骨文金文，進而糾正正篆的訛誤字形及說解極有幫助。 重文中還蘊藏著極為豐富的語音材料。清人錢大昕證明「古無輕唇音」「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就大量徵引了形聲字的異文。形聲字由於聲旁不同而構成異體字，前人稱之為聲母互換，訓詁家通過聲母互換的事實來溝通音義聯繫的線索，找出造字時的通借字。 《說文解字》引經典1083條作為書證，對於這些材料也應該注意綜合運用。一方面要注意對《說文》所引經文的異文進行比較，另一方面要注意對《說文解字》所引經文與現今經典文本的比較。由此看來，通過《說文解字》引經的異文可以明通假，這對於了解字義、正確地釋讀古籍大有幫助。 如何利用《說文解字》的「讀若」，《說文解字》用「讀若」的辦法為800多個字注音，其中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讀若」專擬音讀，其他四分之三左右的「讀若」不僅注音，而且還連帶解釋了古代典籍中文字的訓詁問題。我們在讀《說文解字》時應該從四個方面去注意領會「讀若」中蘊含著的文字訓詁材料。所以這一類「讀若」標明了通行的異體字。《說文解字》的這一類「讀若」標明了通行的後出字。標明了它們之間存在的同源通用的關係。《說文解字》用「讀若」的辦法標明了典籍中通行的通假字。這種情況在「讀若」中所佔比重很大。如果我們能夠熟練地掌握這種通假用法，對我們閱讀古籍會有很大的幫助。 （三）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初讀《說文解字》，要藉助一本好的注釋。大徐本和小徐本的《說文解字》只有簡單的校語或案語，對於初學者理解原著裨益不大。清人的注釋當首推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當年黃侃先生指導他的弟子學習《說文解字》就是從點讀段注開始的。點讀完第一遍以後，還要換一套書點讀第二遍。陸宗達先生指導他的研究生學習《說文解字》，仍然遵循這個傳統，一入學首先用兩個月的時間點讀一遍段注，完成之後，再用一個月時間點讀第二遍，兩遍段注通讀之後，才開始進一步學習《說文解字》。《說文解字》博大精深、體例繁富、文字簡古。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是指導學習《說文解字》最好的教材。 讀段注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要注意的第一個問題是，看段玉裁如何校訂《說文解字》傳本的訛誤。段氏非常擅長校書，他一方面以大小徐本《說文解字》作為底本，參閱眾多古籍，對《說文解字》進行嚴格的校勘；另一方面又根據《說文解字》通例，以他書證本書，決定今本的是非。儘管段玉裁的校勘也有過於自信、近於武斷的地方，但是總的來說，他訂正了《說文解字》傳本的許多訛誤，對於我們正確地理解原文有很大幫助。 讀段注要注意的第二個問題是，看段玉裁如何闡發《說文解字》的體例。古人著書不明言凡例，但是實際上有統一的體例。段氏對於許慎著書的種種條例及寫作的旨意，融會貫通，所以能夠在注釋中發凡起例，詳加闡述。諸如此類有關《說文解字》體例的說明在段注中總計有五六十處之多，對我們閱讀《說文解字》有極大的啟發和指導作用。 讀段注要注意的第三個問題是，看段玉裁如何把《說文解字》的注釋和群書的訓詁貫串起來，互相闡發。《說文解字》的訓釋大都是根據經籍訓詁而來的。書中原有例證1083條，段玉裁補充了大量的例證來推求《說文解字》的根據。段注引用的材料極廣，自先秦到唐宋，幾乎所有重要的古書都涉獵到了。這種「以字考經，以經考字」的訓詁方法，能夠使《說文解字》的注釋和群書的訓詁相得益彰，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說文解字》，而且有助於提高我們閱讀古漢語的水平。 讀段注要注意的第四個問題是，看段玉裁如何疏通字義。這主要包括以下10方面的內容：一是指出本義，二是指出引申義，三是指出假借義，四是指出古今義的不同，五是辨析同義詞，六是指出俗語詞和方言詞，七是辨析名物詞，八是指出同源詞，九是辨析詞素義，十是指出用字的古今之變。 讀段注要注意的第五個問題是，看段玉裁如何註明每個字在上古的韻部。段氏精通古音，他吸收了顧炎武、江慎修等人研究古音學的成果，分古韻為17部，著《六書音韻表》。段玉裁說：「考周秦有韻之文，某聲必在某部，至嘖而不可亂，故視其偏旁以何字為聲，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許叔重作《說文解字》時未有反語，但云某聲某聲，即以為韻書可也。」（《六書音韻表》二）我們對於字的古韻分部，不必一個一個地死記，只需要根據段氏提出的「諧聲者必同部」的理論，記住聲符字的歸部就可以了，這個辦法可以說是執簡馭繁。 但段注也有一些缺點，如校勘過於自信，有時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擅改《說文》；拘泥於本字，把《說文解字》的說解用字都改為本字；由於受材料的局限，有時偏袒《說文解字》的錯誤。但是總的說來，瑕不掩瑜，在《說文解字》的所有注釋當中，段注被推為眾家之冠。王念孫曾在《說文解字注·序》中推許段注，認為自許慎之後，「千七百年無些作矣」。《說文解字》名家章太炎、黃侃也非常推崇段注。陸宗達先生尊師從教，一生中通讀段注達9次之多（據陸先生面述）。 學習《說文》除了要藉助於段注外，還要注意吸收其他諸家的研究成果。與《說文解字注》同列為《說文解字》四大家的，還有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王筠的《說文句讀》《說文釋例》、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的最大優點是材料豐富，經史子集無所不包，我們可以從中翻檢到古書中的例證。王筠的《說文句讀》是作為初學者的普及讀物來寫作的，書中刪繁舉要地採用了段玉裁和桂馥兩家的注釋，又加上自己的心得。王筠研究《說文解字》的主要成果反映在《說文釋例》中。這部書對於了解《說文解字》的體例、研究詞義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嚴格地說，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並不是注釋《說文解字》的著作，其寫作的旨意在於闡述作者關於文字、音韻、訓詁的觀點。所謂「說文」，是疏證訂義，從字形來說，是講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所謂「通訓」，講的是轉注、假借。朱駿聲把引申作為轉注，將定義改為「轉注者，體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長是也」。把通假作為假借，將定義改為「假借者，本無其意，依聲托字，朋來是也」。所謂「定聲」，指的是把文字按古韻分類，打亂540部，綜合形聲體系，共得1137個聲符，歸納成為古韻18部。18部的名稱取自《周易》的卦名。這部書打破了《說文解字》專講本義的模式，不僅解說文字的形體，而且通釋字詞的義訓，闡述詞義的系統，確定每個字在古音系統中的聲韻地位，是一部獨具特色的好書。 其他有關《說文解字》的著作還有很多。如專門分析《說文解字》形聲字聲旁系統的著作，有姚文田的《說文聲系》；專門研究《說文解字》收字的著作，有鄭珍的《說文佚字》；專門研究《說文解字》各種版本差異的著作，有沈濤的《說文古本考》，等等。集《說文解字》注釋及研究成果之大成的，是近人丁福保於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編纂的《說文解字詁林》及《詁林補遺》。《說文解字》的最新注本，是張舜徽先生於1981年出版的《說文解字約注》。這部書綜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運用了不少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資料，對《說文解字》學有新的開拓。 《說文解字》學與古文字學的關係非常密切，二者互相補充，相得益彰。古文字學需要藉助《說文解字》來考釋出土的古文字。學習研究《說文解字》的人需要藉助古文字學的研究成果來印正和糾正《說文解字》。陸宗達先生在指導他的研究生學習《說文解字》的時候非常重視引導學生自學古文字。他讓學生多準備幾部大徐本《說文解字》，其中有一部專門用來比較甲骨文、金文和小篆的字形。研究生們根據《古文字類編》（高明編，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主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1年出版），及《甲骨文編》《金文編》等古文字工具書，把已有定論的甲骨文、金文摹寫在相應的小篆的書頭或行間。如果對甲骨文金文的構形有疑問，再去查閱《甲骨文字集釋》（李孝定編述）和《金文詁林補》（周法高主編）。這樣做，既藉助《說文》學習了甲骨文金文，又藉助甲骨文金文促進了對《說文解字》的深入了解，可以說是一箭雙鵰。 由於字形訛變或思想認識的局限，《說文解字》對相當一部分字的字形分析有錯誤，比如說省聲字，段玉裁曾指出：「許書言省聲多有可疑者，取一偏旁，不載全字，指為某字之省。」（《說文解字注》「哭」字下說解） 利用甲骨文金文糾正《說文解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可以印證《說文解字》，加深我們對小篆字系的了解。 用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糾正、印正《說文解字》的字形只是利用古文字材料的一個方面。另外還可以用卜辭、銘文以及其他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為《說文解字》補充例證。 近幾十年來，古文字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地下出土文物屢屢發現，往往為古文字學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考釋對象，這一切對《說文解字》學的發展都具有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作用。所以我們學習《說文解字》時，要把眼光放得更開闊些，既不鄙薄《說文解字》，又不固守《說文解字》，要勇於並善於吸取古文字學的成果，來豐富和發展《說文解字》學。五、《說文解字》的創造性及價值（一）《說文解字》的創造性 1.建立部首是許慎的重大創造之一。漢字是憑藉形體來表示意義的，因此，對漢字義符加以分析，把所有漢字都按所屬義符加以歸類，這是漢字學家的工作，這項工作，由許慎最先完成了。 《說文解字》將漢字分為540部，除了個別部首還可以合併與調整外，從總體上說都是合理的，都符合造字意圖。許慎在安排540部的次序上煞費苦心，把形體相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這等於把540部又分成若干大類，這可以幫助讀者更深刻地理解義符，更正確地理解字義。每部所屬的字的排列也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依據以類相從的原則。具體說來有三種情況：其一，詞義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其二，詞義屬於積極的排在前邊，屬於消極的排在後邊；其三，專有名詞排在前邊，普通名詞排在後邊。 許慎創造的540部首和一部之中各個字的排列方法，都是從文字學角度出發的，這種排列方法更能體現部首與部首、字與字之間的意義聯繫，這與後世從檢字法角度的分部和按筆畫多少分類迥然不同。 2.訓釋本義。許慎之前的經學家為經典作注，都是隨文而釋，所注釋的字（詞）義，基本上是這個字在一定語言環境中的具體意義和靈活意義。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緊緊抓住字的本義，並且只講本義（由於歷史的局限，個別字的本義講得不對），這無疑等於抓住了詞義的核心問題，因為一切引申義、比喻義等都是以本義為出發點的，掌握了本義，就能夠以簡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義，解決一系列有關詞義的問題。 此外，許慎在訓釋本義時，常常增加描寫和敘述的語言，使讀者加深對本義的理解，擴大讀者的知識面，豐富本義的內涵和外延。 3.對漢字形、音、義三方面的分析。許慎在每個字下，首先訓釋詞義，然後對字形構造進行分析，如果是形聲字，在分析字形時就指示了讀音，如果是非形聲字，則常常用「讀若」「讀與某同」等方式指示讀音。漢字是屬於表義系統文字，是由最初的圖畫文字演變而來的，這樣通過字形分析來確定、證實字義完全符合漢民族語言文字的一般規律。而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文字不過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許慎深知「音義相依」「義傅於音」的原則，所以在《說文解字》中非常重視音義關係，常常以聲音線索來說明字義的由來，這為後世訓詁學者提供了因聲求義的原則。 4.以六書分析漢字。在許慎之前，有倉頡依據六書造字的傳說。現代文字學家認為，六書是對漢字造字規律的總結，而不是漢字產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許慎之前，僅有六書的名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沒有具體闡述，更沒有用來大量地分析漢字。許慎發展了六書理論，明確地為六書下了定義，並把六書用於實踐，逐一分析《說文解字》所收錄的9353個漢字，這在漢字發展史和研究史上有著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從而確立了漢字研究的民族風格、民族特色。 《說文解字》問世以後，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說文解字》研究的高峰時期。清代研究《說文解字》的學者不下200人，其中稱得上專家的有數十人之多。清代《說文解字》之學，可分為四類：其一，是校勘和考證工作，如嚴可均的《說文校議》、錢坫的《說文解字斠詮》等；其二，對《說文解字》進行匡正，如孔廣居的《說文疑疑》、俞樾的《兒笘錄》等；其三，對《說文解字》進行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王筠的《說文句讀》；其四，訂補前人或同時代學者關於《說文解字》研究的著作，如嚴章福的《說文校議議》、王紹蘭的《說文段注訂補》等。其中第三種最為重要，段玉裁、桂馥、朱駿聲、王筠被譽為清代《說文解字》四大家。四人之中，尤以段玉裁、朱駿聲最為突出。 《說文解字》問世以後，很快就引起了當時學者的重視，在注釋經典時常常引證《說文解字》。到了南北朝時代，學者們對《說文解字》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系統的認識。唐代科舉考試規定要考《說文解字》。自唐代以後，一切字書、韻書及注釋書中的字義訓詁都依據《說文解字》。 （二）《說文解字》的價值 1.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地位 《說文解字》主要是一部文字學方面的著作。關於《說文解字》的內容、體例以及它在文字學史上的價值，一般文字學方面的著作都已談到，因此我們這裡僅僅從語言學史的角度去闡述它的地位和價值。 首先，《說文解字》的出現，標誌著我國文字學的正式建立，因此，《說文解字》是文字學上開創性的著作，具有創學科的意義。在《說文解字》以前，也曾出現過一些文字學方面的著作，如《史籀篇》《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說文解字·敘》說：春秋戰國時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西漢時，將這三部字書合稱《三蒼》，也統稱《倉頡篇》。 見於《漢書·藝文志》的字書還有下面四部：《凡將篇》，司馬相如作；《急就篇》，史游作；《元尚篇》，李長作；《訓纂篇》，揚雄作。以上八部字書，只有《急就篇》流傳至今。這些字書，與其說是字典之類的書籍，毋寧說是學童的識字課本，它們只是為《說文解字》的撰寫提供了一些文字材料，因此，只有《說文解字》才算得上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內容豐富而自成體系的字典。 《說文解字》是我國文字學、字典學的起點，許慎是我國文字學的創始人。在《說文解字》的直接影響下，曹魏張揖有《古今字詁》、晉呂忱作《字林》、南朝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司馬光等人編《類篇》，其部首體例與《說文解字》相似。明梅膺祚的《字彙》、張自烈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仍然採用《說文解字》的部首體例，只是有所歸併和省減而已。南唐徐鍇撰《說文解字系傳》，是一部研究《說文解字》的著作。 清代是《說文解字》研究的鼎盛時期，出現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四大家，自「乾嘉以來，關於《說文解字》之著作品，不下二三百種之多」（《說文詁林評語》引于右任語），形成了專門研究《說文解字》的一門學科——《說文解字》學。 2.《說文解字》在訓詁學和辭彙學上也有重要的價值。 由於《說文解字》分析每一個字的形體結構，這就使我們可以透過文字形體來考察字的本義，即造字時文字所代表的詞的意義。顏之推說：「大抵服其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以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顏氏家訓·書證》）尤其對於那些本義早已隱晦的字，通過《說文》，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理解它們。例如：「自，鼻也，象鼻形。」在古代典籍中找不到這一意義的例證，但在卜辭中有這一意義。「而，須也，象形。《周禮》『作其鱗之而』。」「而」的本義在古書中極少使用，一般用的是假借義。 對於古書中比較常用的字，我們也可以通過《說文解字》的解釋知道本義，然後通過本義了解引申義。這是以簡馭繁、徹底掌握詞義的一個重要方法。例如： 向，北出牖也，從冖從口。《詩》曰：「塞向瑾戶。」「習，數飛也，從羽白（自）聲」。從「向」的「北出牖」這一本義出發，便可以得到「朝向，對著」「方向，趨向」「歸向，敬仰」「接近」這四個由本義引申出來的意義（據《辭源》，下同）。從「習」的「數飛」這一本義出發，可以很容易地掌握「複習、練習」，「學習」「通曉，熟悉」「慣常，習慣」「親幸的人」「重疊」「因、相因」等七個引申意義。由此可見《說文解字》在訓詁學和辭彙學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3.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產 《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以六書理論系統分析字形、解釋字義的字典，它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體以及漢代和漢代以前的不少文字訓詁，反映了上古漢語辭彙的面貌，比較系統地提出分析文字的理論，是我國語文學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說字義、辨識聲讀的字典，也是1800年來唯一研究漢字的經典著作，是我們今天研究古文學和古漢語必不可少的材料。 《說文解字》不僅在體例上和過去的啟蒙識字的字書不同，即在所收字數上，也比這些字書都多，如漢初把《倉頡》《爰歷》《博學》三書合編為《倉頡篇》，共3300字。西漢末，揚雄的《訓纂篇》共5340字，東漢賈魴的《滂喜篇》共7380字。《說文解字》共收9353字，重文1163字，共10506字，比《謗喜篇》還多了1973字。不論是《爾雅》對於漢字的訓詁、《方言》對於漢語方言的研究，或《釋名》的音訓，《切韻》《廣韻》的聲韻，無一不在《說文解字》的範圍之內。 《說文解字》總結了先秦兩漢文學的成果，給我們保存了漢字的形、音、義，是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古音、訓詁不可或缺的橋樑。特別是《說文解字》對字義的解釋一般保存了最古的含義，對理解古書上的詞義有很大幫助。書中關於秦漢時期全國各地方言的介紹，使其成了一本了解中國古方言的參考書籍。 《說文解字》保存了研究古代社會歷史、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是整理我國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階梯。《說文解字》包括各種含義的字的解釋，反映了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習慣等等。如「車，輿輪之總名，夏後時奚仲所造」。根據《說文》的說解，可以肯定在夏代已有「車」這種交通工具。又如「姓」字從「女」和諸如「姜」「姬」「姚」等一系列從「女」旁的姓，可以窺測到古代母系社會的痕迹。由此可見，《說文解字》反映了古代的一些歷史情況和各種知識，有助於我們博古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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