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性為何容忍自己男人在外鬼混？

06-18

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女性在歷史上的地位都是早期比後期高，私有制社會、也就是男權社會、夫權社會出現之後，妻子就淪為了丈夫的私有財產和工具以發泄性慾、生兒育女、家務勞動的工具。由於日本人崇尚母性，所以妻子在丈夫的面前既要做好妻子的角色，還要滿足丈夫的性慾，同時還要像對待孩子一樣疼愛丈夫。很多有兩個孩子的日本母親都會說她其實有三個孩子，丈夫就是她的第三個孩子。日本的文化提倡的是妻子對丈夫、女人對男人必須絕對服從，為了對方可以犧牲一切，他們的這種觀念比古代中國的「妻為夫綱」還要強烈得多。

另外，日本人還十分講究孝道，他們認為父母的地位要高於妻子。8世紀的時候，孝謙女皇曾經下令每個家庭必備「孝經」，所有的學生必須熟記在心，孝順成為了日本人最基本、最崇高的道德標準，這種情感和效忠天皇是一樣的。一直到西方崇尚個人自由的風潮傳入日本之後，孝道才逐漸開始減弱。

日本如今流行男女援助，結婚的男人開始去外面找性夥伴，因為他們對妓女已經厭倦，而且還容易得病。不過找情人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而找個臨時的女學生不僅年輕，又不需要花費很多錢，更沒有後顧之憂。這些女孩主要陪男人吃飯、旅遊、聊天，也有去旅館開房的。

日本的男人，特別是年紀比較大的，都十分講道義，他們即使有了情人也不會拋棄和自己患難與共的妻子。他們心裡明白，情人要的是他們的錢，不會付出真感情，所以他們是不會拿出大筆的錢給情人的，如果情人談到了價錢，男人就會提出分手。

日本有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很多妻子都會時不時的讓丈夫去發泄一下。如果她們看到丈夫太忙太累，回到家又十分無聊，她們就會建議丈夫出去玩玩。丈夫自然明白這是讓他們去酒吧之類的地方，心情隨之愉快起來，於是家庭幸福也就得到了保障。日本的妻子能夠做出這樣的事情，是因為她們十分有信心，清楚婚外的鬼混是不能拆散自己家庭的，而且即便不支持也不可能控制丈夫不出去鬼混，何不大方一點。

人們都喜歡按照自身的形象塑造神，日本人也是一樣。早期的日本神話和神都不是日本原產的，很多都可能是亞洲大陸傳入日本的，不過日本人很快就在原來的基礎上加入了改造。

在日本的神話傳說中，日本的各島、眾神都是伊邪那美生出來的，在生火神的時候生殖器也被燒壞了。後來伊邪那美用自己的嘔吐物、糞便和尿，分別生出金神、土神和水神，然後就死去了，消失在冥府中。伊邪那美傷心欲絕的哥哥兼丈夫追隨她來到了陰間，不僅發生了各種矛盾衝突，同時還生下了天照大神。

歷代天皇在日本的神話中，都被說成是天照大御神的後裔，是伊邪那美女神的子孫。除了天照大御神之外，日本早期也出現過一些女王，其中還有女天皇。例如在《三國志》中「魏志倭人傳」曾經記載，邪馬台國的統治者卑彌呼是個女性，卑彌呼的後繼者也是一位女性。另外，推古天皇、皇極天皇(後來的齊明天皇)、持統天皇同樣也是女性。這些女性當時並沒有因為性別而受到歧視和限制，不僅如此，女王的政績都是十分驚人的。

古代的日本女性熱情、開放、富有行動力，她們的自由和開放程度和中國的女子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日本女性的自由生活，卻因為社會經濟形態的改變而受到了影響。農耕生活在普及之後，出現了土地的私有制度、勞力爭奪的情況，所以男性在體力上佔據了極大的優勢，他們逐漸取得了主導權力，最終出現了男權社會。

公元7世紀中葉進行的「大化革新」，對於日本女性來說就是一個噩夢。「大化革新」是唐化運動，當時日本開始大量的輸入中國的各種制度，例如以戶為單位，每戶都由嫡長男繼承戶主地位，而這個戶主負責管理整個家族的財產，同時還可以決定子女的婚姻。女子只能服從戶主，也就是父兄、丈夫的命令，沒有任何自主權力。

另外，由於受到中國傳入的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影響，日本人開始覺得女性有「五障」，分別是煩惱障、業障、生障、法障、所知障。這種思想就是中國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再版，女性必須要服從男性，沒有任何質疑。另外，日本人覺得即便女子修行也很難信道成佛。中國封建文化中的「三從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七出」全都被日本學習，於是日本女性徹底淪為了男性的附屬品。

日本女性人格上的淪陷和失去自由的情況，從外界對她們的稱呼中也能夠發現。例如《源氏物語》的著名作家紫式部這個名字，是綜合《源氏物語》的女主角「紫」以及作家的父親藤原為時的官名「式部丞」得出的，而她的真名就不得而知了。

日本宮中女官的稱呼，基本上都是取自她們的父親或者是丈夫的官名。居家的女性，例如《晴蛉日記》的作者就會被別人稱為藤原倫寧之女，或是藤原兼家之妻、藤原道岡之母。《更級日記》的作者則被稱為管原孝標之女。日本這種情況和古代中國女子把父親的姓和丈夫的姓當作名字的情況是一樣的。

性文化在人類的歷史上有一個由開放走向禁錮的過程，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是如此。古代的日本也有對女性進行性禁錮和性壓迫的情況，《女大學》雖然是18世紀才出版的用來教育、熏陶女性修身處世的書，但是書的內容卻是古代日本社會對女性的各種規範。書中共有19條，前5條是闡述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和理念，後16條則是論述為妻之道。另外還有「三從四德」等教誨，書中的內容基本上就是翻版中國社會對女性的規範。當時日本在接觸過中國的文化之後，覺得終於找到了可以教育女性的教材，於是就開始模仿和照搬，中國的文化就變成了古代日本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

三寸金蓮可以說是中國的「國粹」，歷史上只有中國才有，日本人是崇尚自然的，他們覺得給女子纏足是十分奇怪的行為。在古代的日本，雖然也有一些貞女殉節的事情發生，不過對於日本的女性來說，墮落和毀滅是無法接受的。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方面是，日本的「大化革新」開始時間是公元7世紀中葉，中國當時正是盛唐時期，對女性的控制只是剛剛開始，還沒有形成當時社會的主流文化，女性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一直到11世紀的宋朝中期，才出現了貞節牌坊、纏足等愈演愈烈地壓迫婦女，實行性禁錮的行為。可見日本很早就把中國的文化中壓制、禁錮女性的做法帶入了日本社會。隨著這種意識的發展，日本也沒有變得像中國那樣極端，這或許是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相互滲透、衝突、糅合造成的結果。

古代日本很多人都覺得女性是有原罪的，而她們的這種原罪不能被輕易的饒恕。女性作為母性女神受到人們的崇拜，同時又被當作魔鬼被人懼怕。一旦女性母親一面的面具被撕去，就會有一個可怕的幽靈出現。古代的中國也有「女人是禍水」、性是污穢不潔之物等等思想，不過沒有日本人的那樣強烈和明確，更沒有日本人的這種矛盾情緒。

日本人這種矛盾的思想在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的原始神話中就有所體現。當伊邪那美生下火神死去之後，她傷心欲絕的哥哥兼丈夫追隨著她來到了陰間。伊邪那美神懇求他不要看自己可怕的樣子，但是伊邪那歧神還是忍不住看了她一眼，當伊邪那歧看到妻子腐爛的身上爬滿了蛆之後，他不由得叫道：「我闖進了一個多麼醜惡、骯髒的世界!」

女性的身體在日本人的眼裡是一個污染的根源，《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在書中把女人赤裸的身體描寫成「可怕得令人難忘」，這樣的觀念在中國是很少出現的。但是矛盾的是，裸體在日本又並沒有被描寫的那麼可怕，很多公共場所男女會同浴，對這樣的情況日本人反倒不覺得奇怪。日本也有粗俗的脫衣舞廳存在，生意十分火爆。日本的海關也會僱用一些男學生和年老的婦女做臨時工，塗去或颳去在進口的印刷品里發現的陰毛。日本人對性的既享受又恐懼的心理，還表現在他們把性和死亡聯繫在一起，女性在這裡自然又是最大的罪惡根源。

大島渚的電影《感官世界》，是男人被女性狂熱所吞噬的最現代的一個例子。性就是這兩個情人在他們密閉的世界中的所有內容。這個女人在一次性高潮的顫抖中，勒死了她的情人，然後把男性的生殖器割了下來，當作對他的最終的佔有。這部影片既美麗又陰冷，它所表達的是人們在性問題上，快樂和恐懼交織的矛盾心情，這些都是日本人心理的真實寫照。

究竟在日本的文化中，什麼樣的女性才能受到人們的絕對尊敬呢?什麼樣的美麗才能得到人們的欣賞呢?

日本傳統的審美觀念提倡的是一種人為的、沒有個性的美，就是說女性就要像個玩具娃娃一樣才能成為人們理想中的對象。這種人類玩具娃娃在川端康成的小說《沉睡的美女》中，被表現的淋漓盡致。

書中講述一家妓院專門提供價格昂貴的、用安眠藥麻醉的年輕姑娘，把這些姑娘送到有錢的老富翁身邊，當他們的沉睡伴侶。對於這些有錢的老人來說，能夠睡在這樣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身邊，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因為姑娘都是被麻醉的，不會醒來，所以他們也不用為自己的無能而感到羞愧。另外，他們也可以對著這些姑娘隨意幻想。

性在人類的歷史上一直就充滿了矛盾，在要求女人為男人守貞節的同時，還要求女人成為男人的玩物。古代的中國，貞節牌坊和繁榮昌盛的妓業是共存的，這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到了日本，就用沉睡的玩偶把矛盾融合了。只要麻醉了女性，就可以任人隨意玩弄，也因為她被麻醉了所以沒有知覺，這樣一來就能保住貞節的名義。

雖然這些女孩並不喜歡她們的職業，但是她們也不會反抗，因為這是做女兒應該盡到的義務。無論是父母還是她們自己，都不認為賣淫是一件可恥的事情，今後的婚姻，也不會因為曾經在妓院當過娼妓而受到影響。日本甚至有很多人都願意娶做過妓女的女人，因為他們覺得這種女人的性技術和知識更為豐富，而且說不定還能從這些女人的手上，得到一筆賣淫積蓄下來的嫁資。

日本的「家」的制度下，認為兒女是家長的個人財產，家長有權力決定子女的終身，無論是買賣還是典押。日本在模仿中國的法律制訂律令的時候，就把中國法律中的「十惡」中禁止近親買賣的「不睦」除去了，把原本的「十惡」改成了「八虐」。

日本這樣做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日本買賣兒童和近親結婚的情況十分普遍。很多窮人由於生活所迫，都會把孩子賣掉，特別是江戶時期，人口買賣的情況更是十分盛行，有些日本家庭由於交不起年貢，就拿子女當作抵押。

日本販賣兒女主要的對象還是女兒，在日本的封建社會後期，娼妓的情況十分嚴重。很多女孩被賣掉之後都會成為娼妓，而家庭基本就要依靠這些女孩維持。《日本女性史·近世》中記載顯示，普通的農村女孩賣給妓院只能換到十三兩錢。即便如此，被賣掉的女孩也毫無怨言。因為她們接受到的教育就是為了家的利益，為了孝敬父母，犧牲自己的幸福是應該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為了家庭而被賣掉，不僅沒有人鄙視，甚至還會受到人們的稱讚。日本有一個賣身奉養母親和弟弟的女子，還因為「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日本人認為武士為領主、大名家服務是奉公，僕人為主人服務是奉公，而女人出賣肉體同樣也是奉公。明治時期，明治維新之元勛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國《每日新聞》記者提問的時候說，「我不希望廢除游廓」，這裡的游廓也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來說，做妓女是高尚的，因為她們是為了盡孝道才去出賣身體的。

當時的日本，表面上似乎看不到買賣少女的行為，其實這種事情還是普遍存在的。雖然日本人表面上說是「出賃」，但這個事情的性質依然是買賣，而且很多父母也願意為了幾百元而賣掉女兒。

他們和買賣少女的經紀人談妥之後，經紀人會付給父親一筆錢，然後把女兒留下。女兒之後需要做的就是靠出賣身體賺回自己的自由。每次和客人做愛之後，女兒都能拿到一些小費，用這些錢就可以逐漸還清這筆債務。不過一般都需要幾年的時間，除非遇到有錢人，願意付出一大筆錢把少女從妓院買回家。這對於日本的賣淫女來說，是一個美麗的夢。

雖然也有一些日本人對以上的現象頗有微詞，甚至有些人還提議取締它，但是絕大多數人都表示無所謂。那些喜歡光顧妓院的人更是不同意取消，甚至一些地方官員還建議應該讓妓院更加繁榮，以此帶動消費的動力，增加國庫的收入。

德川幕府制訂的「游廓政策」，導致當時的日本人大約有三成左右患上了梅毒，而日本人的風俗習慣和國民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到了明治時代，妓院的繁盛情況不僅沒有減弱，甚至還藉助「中日甲午戰爭」而更加興旺。歷史記載顯示，在1894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之時，日本的軍人在一年之內就在人口只有10萬的出兵港口廣島，留下了2000多個私生子。

明治後期，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嫖娼的情況也因此更加嚴重。有人在當時做了一項調查，在吉原游廓的門前利用一個小時的時間，統計一下進入游廓的嫖客人數。在晚上八點到九點，一共有1900人出入。其中14歲以下的大約有50人左右，14—17歲左右的大約是170人左右，17—24歲的大約500人。當時的年輕人後來回憶嫖妓的經歷時說：「那時逛妓院就像上廁所」。

明治時期色情業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戶時代德川家康提倡的「游廓政策」一樣，當時的明治政府對游廓表示出了相當的支持和保護。當時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廢除游廓」，被日本人男人視為「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認的「色男」。據說平時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藝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藝妓出身。伊藤博文認為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權」。

明治時期之後的大正時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大正時期沒有多久，但是這一時期卻將嫖娼業發展到了極致。明治後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經營為主，而到了大正時期，各種各樣的藝伎館和私娼館相繼出現，數量比公娼多出了兩倍還多。

昭和時期，由於日本東北地區的饑荒和「太平洋戰爭」，更令日本的色情業出現了驚人的突破。賣女兒的情況在此時最為嚴重，「慰安婦」制度也在此時出現。

由日本長久以來的娼妓歷史中，就可以發現色情的繁盛和衰敗和日本社會的經濟、政治是緊密相關的，同時也和日本女性在歷史上的地位有著一定的關係。日本男人為了主人犧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則為了男人奉獻身體。漸漸的，男人為了國家犧牲，女人為了戰士獻身，都成為了十分正常的事情。這也為日本妓女為了國家經濟海外賣淫，為了鼓舞軍人的鬥志而做慰安婦明治時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產興業」政策，主張優先發展工業。這個政策導致大量農民破產，農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針對日本經濟實力不強、資本積累不夠、在國際上影響甚微的情況，提出了「富國強兵」的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日本人再一次發揚了他們的傳統，從女性身上下手。

日本女性覺得既然為了家庭可以賣身，那麼為了國家賣身又何嘗不可呢?於是甘願成為日本政府振興國家經濟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稱為「黃色娘子軍」的日本婦女，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和親人，來到了海外。

據1911年統計顯示，日本到海外賣淫的婦女數量超過了2萬人。這些日本妓女被人們稱為「南洋姐」。

「南洋姐」這個稱呼，如果使用中國漢字寫的話就是「唐國行」。「唐國行」指的是從幕府末年，經過明治時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大正中期，那些遠離家鄉到外國賣身的日本妓女。當時，在西伯利亞、中國內地，東南亞各國，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這些日本妓女的籍貫以九州的天草島、島原半島最多。

雖然當時中國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現，不過上海、香港、關東地區、南洋地區則是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時的中國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數大約是700人左右，而這裡的設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館，其餘的就是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幾家雜貨鋪。香港的情況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903年，俄國在中國關東地區的租借地旅順做了一項調查，在這個地區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當時是日俄戰爭爆發之前，而到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根據統計顯示，關東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佔到當時日本人人總數的一半還多。估計當時在滿洲各地的5000多個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

另外，從上世紀初年以來，妓女就開始聚集到南洋地區，當時由於橡膠和錫礦的開採，南洋地區經濟十分繁榮。日本的妓女到來之後，憑藉她們的溫柔和美麗很快就成為好色男人們的寵兒。

日本妓女為了國家甘心出賣自己的身體。日本的山崎朋子針對「南洋姐」的悲慘歷史，創作了一篇紀實作品《望鄉》。之後這部作品還被改編成為了同名電影，影片把妓女的海外生活表現的淋漓盡致，而影片中的主角阿崎婆，成了日本海外賣春女的代名詞。

《望鄉》的主角阿崎婆的命運十分悲慘，在日本的妓女中，有很多人的命運甚至比阿崎婆還要凄楚、悲涼。《望鄉》的作者山崎朋子在作品中引用了有關海外妓女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展示了更多日本妓女坎坷、悲慘的命運。

「慰安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日俄戰爭之後，「慰安婦」的作用就是為了滿足日本軍人的獸慾，以便提高軍人的戰鬥能力。

1904年12月，日本軍人在安東地區建設新市街，1905年這條街上的飲食店，組織開設了專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妓院「醉雷亭」。雖然「醉雷亭」不是軍隊經營的，不過這明顯是對軍隊表示支持，也是後來「慰安所」的雛形。

在戰爭開始之後，日本軍隊每到一處便會首先建立兵營以及慰安所。所謂「慰安所」，一般就是用草席圍成一個小屋，然後在地上鋪一塊褥子而已。每當「慰安」的時候，在「慰安所」的門口都會排著長長的隊伍。日本的士兵為了節省時間都會先把衣服脫掉，由於慰安婦的數量有限，所以軍隊需要輪換。一個慰安婦在3個小時里，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軍人。

遭到日軍官兵野獸般蹂躪的慰安婦，情況十分悲慘。在被稱為「色性地獄」的慰安所里，很多慰安婦在躺下之後，就再也沒有站起來。有的被虐殺致死，有的不堪蹂躪自殺身亡。如果稍有不從或是反抗，日軍輕則施以飢餓，重則用軍刀割她們的乳房、剁她們的手腳，甚至讓狼狗把她們一片片撕爛以警告其他人。（源於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