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當今時代是金融帝國主義時代
對時代問題的認識緊緊聯繫著我們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有的同志認為,共產主義虛無縹緲,只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就行了。有人甚至認為,提共產主義理想就是「左」。事實證明,沒有共產主義這一最高理想,現實的社會主義就會失去前進的方向和動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各項政策,但是,我們必須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共產主義的過程是十分艱難的,並有著漫長的歷史時段,但我們堅信共產主義最終必然實現。我們沒有必要把共產主義天天掛在嘴上去「空談」,更多的應是腳踏實地去「實幹」,並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經驗教訓上升到理論,進而指導我們的實踐。要解決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與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有機結合與統一,就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時代問題。
一、當今的時代仍然是金融帝國主義時代
真正弄清所處的時代,不僅是研究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國際關係等各種問題的基礎和前提,也是無產階級政黨制定各種戰略和策略的理論依據和前提。正如列寧所講:「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徵(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歷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徵,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頁)
當今時代是金融帝國主義時代,這是時代性質的主導方面。從一定意義上講,資本帝國主義時代,就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甚至統治全球的時代。儘管這一趨勢在減弱,但沒有質的改變,金融帝國主義時代還可能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當然,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一時代的長短,取決於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代表其根本利益的共產黨人對這一時代的認識和與金融帝國主義的合作、競爭、博弈,取決於共產黨人在國際競爭中較量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
從一定意義上講,美國擁有全球金融霸權這一經濟基礎,也就相應擁有了其他霸權。現在,美國經濟開始有所復甦,這標誌著在一定程度上,美國正在並將繼續把自己2007年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轉嫁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甚至是歐盟和日本這樣的發達經濟體。從總的歷史趨勢講,金融帝國主義無疑是腐朽的、垂死的。但是,我們也要記住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里明確指出的:「如果以為這一腐朽趨勢排除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那就錯了。不,在帝國主義時代,某些工業部門,某些資產階級階層,某些國家,不同程度地時而表現出這種趨勢,時而又表現出那種趨勢。整個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從前要快得多」,甚至會出現「驚人迅速的發展」。(《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6頁)因此,金融帝國主義又是真老虎、鐵老虎。真老虎、鐵老虎是要吃人的。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大國不是被吃掉了嗎?我們對此必須高度警惕,認真應對,不能有絲毫馬虎。
只有認清金融帝國主義既腐朽、垂死又可以在特定條件下驚人迅速發展這一重要特徵,我們才可能保持頭腦清醒、積極主動地準備在各種複雜形勢中進行新的偉大鬥爭,才能在任何情況下贏得主動。
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依然沒有變化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這主要表現在:一是美國已踏上衰落之路。儘管這一進程需要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二是世界多極化正在深入發展。三是各大國各戰略集團都深諳「不戰而屈人之兵」之道、之妙。所以,可以較為肯定地說,較大規模戰爭在未來一個時期內打不起來。
在人類歷史上,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從這個角度看,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必然有一個相當長的共處階段,相互間以各種形式和方式合作、競爭、博弈直至較量。在各種較量的形式中,也決不排除赤裸裸的戰爭這一政治的最高手段。
在當今世界,社會主義中國是世界和平的舉足輕重的力量。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進程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主動把握「戰爭與革命」和「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辯證統一及其相互轉化。
國際金融危機正在深化,其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價值觀的危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在彰顯獨特的經濟、制度和價值觀優勢。從這一意義上講,弘揚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正面臨著難得的機遇。我們應堅定信心,堅持開展全方位外交,堅守合作、共贏的底線,在更多地與發展中國家開展合作的同時,努力構建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的新型大國關係,鞏固與周邊國家的良好關係。我們應長期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努力避免發生戰爭,但也要下決心做好一切必要的軍事鬥爭準備,立足打贏捍衛祖國領土和海疆的任何一場戰爭。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拓展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的新局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爭取更好的國際環境和周邊安全環境,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較大的貢獻」。
三、高度警惕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的圖謀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奉行的是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時又有著「以和為貴」與「求同存異」的優良民族傳統,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還處於低潮,這都要求我們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盡最大力量爭取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和平共處、合作共贏。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牢記,當今世界仍然處於金融帝國主義時代。金融帝國主義首先和主要是金融霸權。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金融帝國主義的根本表現,也是其他霸權的經濟基礎。沒有這一經濟基礎,其他霸權將不復存在。二是主要表現在知識產權和貿易上的規制霸權。這兩個規制霸權是金融帝國主義霸權在經濟上的兩個翅膀。三是以互聯網為主要工具的意識形態霸權。在意識形態霸權中,新自由主義是其經濟綱領,西方所謂的「憲政民主」是其政治綱領,所謂「普世價值」是其理論綱領,民主社會主義是其社會綱領,而歷史虛無主義不僅是上述各種思潮的主力軍,而且是為其他各種錯誤思潮開路的急先鋒。四是軍事霸權。軍事霸權是金融帝國主義的柱石、後盾與護身符。
美國為何要搞亞太再平衡?主要是中國的和平發展,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對其具有極大的潛在威脅。更為重要的是,在黨的十八大以後,美國企圖在中國搞蘇聯式「和平演變」的希望完全破滅,所以正在改變其戰略策略。我們在警惕金融帝國主義軍事霸權的「硬實力」即「硬戰爭」的同時,更應高度警惕廣義上的戰爭,即硬戰爭+軟戰爭。軟戰爭有三種形式,即金融戰、規制戰和意識形態戰,其中更為現實和直接的是金融戰和意識形態戰。針對當今中國的金融戰,集中體現在股票、期貨、匯率等各種金融衍生品上,而意識形態戰則集中體現在幾億網民和手機微信平台上。一是通過意識形態特別是網路,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二是通過製造金融風暴把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搞亂,從而利用所謂的民意「亂中取栗」,進而在適當時機改變我國政權格局,然後再逐漸改變我國基本的經濟政治制度。隨著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和就業壓力的到來,西方敵對勢力在今後三、五年內可能會更加倚重金融戰和意識形態戰。對此,我們應高度警惕,決不能有絲毫鬆懈。西方在蘇聯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在我國則是要搞「自下而上的革命」。這也就是美國「重返亞太」或「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質。
四、辯證看待形勢,居安思危,堅定信心
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政治局進行集體學習時,一次專門學習歷史唯物主義,一次專門學習辯證唯物主義,一次專門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意味深長。我們一定要居安思危。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放入當今世界依然處於金融帝國主義的時代、世界動蕩重組的多極化的視野,放入近14億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我們可以更加感知,這是一項無比宏偉壯麗的事業。
宏偉壯麗與艱辛曲折必然相伴。我們既要努力抓住當前各種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同時準備迎接當前各種世所罕見的嚴峻挑戰。有這一思想準備,會比沒有這一思想準備主動得多。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資本主義整體處於下降趨勢,美國已踏上衰落之路,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社會主義力量處於曲折中上升的趨勢,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開創和取得偉大成就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當今時代既是金融帝國主義時代,又是由十月革命開始的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這一大的時代。我們一定要堅定信心,根本原因是,我們所從事的是為著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真正正義的事業。用歷史唯物主義來概括,這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的正義事業是必勝的。
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帶來的世界上各種各類矛盾尤其是全球範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的蘊聚、激化,必然導致金融帝國的「樂極生悲」和世界人民的「悲極生樂」。歷史辯證法正在向人們展示,在21世紀,極有希望迎來世界社會主義的再一次英姿勃發。我們之所以作出這一樂觀預言,根本依據如下: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發展程度的「測量器」和「指示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生產工具的大變革必然極大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在未來幾十年內,必然會出現一批又一批的無人工廠,並必然帶來工人大量失業,全球範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必然進一步拉大,社會矛盾必然進一步激化。現有的資本主義私人佔有的所有制及分配關係越來越容納不下「互聯網+」為代表的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必然呼喚著新的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的誕生。這正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強調全黨同志要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全國人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根本依據所在,也是習近平同志強調「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維、提前謀局」的深意所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全面從嚴治黨入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進一步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基礎,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充滿必勝的信心。
面對世界新的大好機遇,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發問:金融帝國主義的秋天極有可能即將到來,若果真如是,世界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的春天,還會很遠嗎?當然,在我們迎來世界社會主義艷陽天之後,也決不排除出現新的曲折與挫折,世界社會主義就是在像蘇聯亡黨亡國這樣大的曲折、挫折乃至苦難中不斷行進的。這就是歷史發展的鐵則。
(作者: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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