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自負的知識分子們的「牛虻」

06-18

作者=梁捷

來源=2017年9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雷蒙·阿隆是20世紀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他的一生始終與20世紀的歷史本身交織在一起。20世紀發生了太多事情，徹底改變了地球上大多數人的生活。雷蒙·阿隆則從未迴避這些嚴肅問題。他在馬克思主義的幫助下，一直試圖探究經濟、社會關係、階級關係、政治體制、國際關係以及意識形態爭論。他在1983年去世，沒有見到1991年的「歷史終結」。這本於他生命最後階段出版的《回憶錄》，是他對20世紀波瀾壯闊歷史的最後一次坦誠回應。他隨時準備懷疑一切，懷疑自己，認真反思時又不憚暴露自己的憂慮和錯誤。不論我們如何處理歷史和看待當下，阿隆這個「無限複雜的憂患靈魂」似乎總在那裡，無可迴避。

自馬克思和尼采揭示現代性以來，即使普通歐洲人也不得不面對觀念戰爭和價值衝突，必須要在國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殖民主義等一系列問題上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這並非僅是觀念選擇，常常就意味著人生選擇、命運選擇。而在這些問題上，阿隆每次都堅定地選擇個人立場，反對所有包含集體立場的意識形態，至死不變，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阿隆是一個充滿熱情的人。他從小就是優秀學生，比同伴薩特、加繆、波伏娃都要來得優秀：一方面他在各種考試里都能取得驚人的高分成績，另一方面他在外語和表達能力上極為突出，文字清晰簡練。所以他這一輩子，在考試、辯論甚至網球這樣直接的對抗表演中很少落於下風。阿隆晚年患病以後，還為他逐漸喪失德語能力而感到懊惱。

但阿隆一直用這種熱情維持自身的冷靜。與他的同伴相比，阿隆的知識結構不見得最完善，但他酷愛哲學，思考又足夠嚴密，少有漏洞，即使閱讀塗爾干這樣的大師時也能迅速洞悉缺陷。他始終保有一種誠實的品質，即認為中立區是不存在的，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做出選擇。中立只是由一種對事件的解讀產生，而這種解讀本身是由不做選擇這一意向決定的，故而中立並非真正的中性。他在戰後曾與薩特、梅洛-龐蒂等一同辦《現代》雜誌，但他從未陷入他們那樣的狂熱。面對梅洛-龐蒂的攻擊，他表示龐蒂只是混淆了自己的猶豫態度和形勢變化，從而對一些智識與道德間的兩難視而不見。

無論馬克思還是托克維爾，都沒有對1848年革命做出解釋。他們只是富於啟發性地敘述了這一段歷史。這個工作當然非常重要，每一部歷史著作都是模稜兩可和討論不盡的。如果沒有模稜兩可，那麼解釋的多樣性就不能得到解釋。如果這種模稜兩可不能反映問題的意義和思想的豐富，那麼它就不值得人們的尊重。如果今天的科學已經解決了由馬克思提出的問題，那麼馬克思就屬於過去。結果顯然並非如此，馬克思也屬於當下。

但是革命亦並非只是思維實驗，它必須承受現實的倫理評判。不論哪一種意識形態，之所以存在永不止息的爭論，真正分歧多不在於目標，而在於手段。手段上的差別要大於目標上的差別。哲學家不願意追隨經濟學家把勞動價值規律稱作形而上學信仰，也不承認價值只是一個沒有操作內容的概念；哲學家堅持認為，存在主義可以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可能的哲學基礎。阿隆對這些抽象命題都充滿興趣，也贊同哲學家對價值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批評，但他始終比左翼的哲學家朋友們多了一點現實感。

歐陸哲學有一種智識上的魅惑力，極端與癲狂正是這類哲學難以割裂的組成部分。在冷戰時期的歐洲，似乎很難找到像阿隆這樣既精通德國哲學，卻一點也沒沾上癲狂疾病的學者。阿隆冷靜而敏銳的智力，使他既能出於知識上的好奇心研讀黑格爾，又能對研究對象的荒謬有足夠的免疫力。阿隆從不是一個簡單的右翼分子。無論左翼學生如何憎恨與攻擊他，都沒有改變他對歐陸哲學的熱愛與批判。

阿隆與朋友們共同經歷了20世紀初那段巨變的歷史，但每個人從歷史中的收穫各有不同。阿隆總是不客氣地指出，一旦社會局勢嚴重到代議制政體與大眾工業社會政府的必要性之間出現失調，信奉威權主義的政黨的吸引力就會顯示出來，納粹上台就是一例。即使到了二戰之後，乃至到了今天，以犧牲政治自由來換取行動上的活力的誘惑，也未隨著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而消失。思想觀念內涵的危險性即在於此。

仔細研讀《回憶錄》，可以識別出阿隆人生中的幾個重要節點，頗能說明他的個人選擇以及對於歷史的態度。第一個節點在1939年，二戰爆發，法國淪陷；另一個節點在1969年，法國學生運動爆發，社會矛盾達到頂點，阿隆成為學生主要的攻擊對象。當時學生中流傳一句口號，「寧可跟著薩特犯錯，也不跟著阿隆正確」。而在這兩個分節點之間，還有一個節點對於阿隆本人很重要。那就是1955年。在那個時刻，阿隆出版了名作《知識分子的鴉片》，嚴厲譴責當時知識分子「對民主的陷落毫無同情，卻容忍以唯一正確的原則的名義所犯下的最殘暴的罪行」；之後，阿隆重返夢寐以求的大學講壇，也成為講壇知識分子，開始他最後一段輝煌的教學著書生涯。

阿隆發自內心地熱愛講壇，因此多年來一直為自己的知識分子身份而感到困惑。他曾在條件卓越的家庭庇護下取得最好的成績，本可順理成章地走向講壇，成為無數學生的精神導師。但他同樣由於家庭問題不得不投入社會，捲入戰爭。他在1945年做出一個重要決定，離開大學，走向媒體，走向政治。這是他的理性選擇，但也充滿著無奈，我們在《回憶錄》中多處可以看到他對這次選擇的懊惱。

由於阿隆擁有全面才能，很快成為《費加羅報》最重要的記者，最優秀的社論撰稿人。阿隆的寫作又快又准，於是很多人把他比喻為一台「思想機器」，擅長迅速準確地分析瞬息萬變的國內外政治局勢。這個比喻非常貼切，表現出阿隆理性、敏銳的特點。阿隆本人雖然擅長這份工作但並不喜歡，他明白做一台思想機器對社會的價值，但個人仍然渴望真正回到講壇。

但這長達十年的媒體生涯給阿隆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也讓他對知識分子的局限有了更深認識。這種洞察現實的能力難以從經典文本中汲取，對於歷史哲學家又至關重要，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思想品質。阿隆回到講壇後，一邊講授歷史哲學，一邊仍高度關注現實政治，他永遠在媒體、政壇、講壇之間徘徊。他的內心充滿焦慮，而文字觀點和判斷也由於這些無法消除的焦慮而變得審慎冷靜。阿隆死後，布魯姆曾感慨說，「在長達50年的時間裡，阿隆對我們可能有的各種政治選擇始終有正確的識見。他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問題上都是正確的，他相信我們西方的政制儘管還有各種缺陷，但是人類社會迄今的最佳政制，也是人類唯一的希望。」

冷戰那些年裡，知識界對未來社會的發展充滿絕望，薩特與阿隆這些方向迥異的政治哲學思想都是在冷戰背景下湧現和相互競爭。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解體，「歷史被終結了」，阿隆這個「最後的自由主義者」暫時取得了勝利。不過這些年來，全球的政治、經濟、文化衝突又有不斷加劇的傾向，世界各地充滿了不安情緒，歷史車輪再一次滾動向前。阿隆已去世三十多年，而反思他一生經歷的《回憶錄》這時又體現出特別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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