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新偉 ： 「對自己的人也不要脫下掩心甲」

1949年冬天，文藝理論家胡風在北京參加第一次文代會、第一次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寫給梅志的家書中，將周恩來稱為「父周」，將周揚稱為「子周」。那時候周揚是負責文藝理論的主管，地位可知。從這個綽號里還可以看出胡風的「不平衡」，他的心態、性格都在家書里表露無遺。

周立民在《潔白的心房充溢著新生的恩惠》長文中（《簡邊絮語》，海豚出版社），正是結合胡風同時代的人的言行進行參照對比，他選擇的另外兩位是巴金和蕭軍，針對他們在1949年前後這個轉折的年代的各自表現，發掘其心曲，讓這三位文壇巨匠的未來都透露先聲。這其中胡風因為「胡風案」牽涉人物眾多，話題敏感，先後有不少人對這個受難的知識分子群體進行梳爬整理分析，有很深刻的研究成果。

在這三個人中，我特別注意的卻是蕭軍。蕭軍的遭遇一直不太為人所知，他被文學史特別記住的是什麼呢？東北作家群？「魯迅的忠實門徒」？「蕭紅的丈夫」？《潔白的心房充溢著新生的恩惠》披露了蕭軍在1949年後的際遇。在胡風鬱悶的時候，蕭軍早就開始了邊緣化的生活。他甚至沒有能出席第一次文代會，他在延安的熟人：周揚、丁玲、艾青……政治待遇都比他高太多了。周揚、丁玲等文藝界領導人在暢談文藝理論，平民蕭軍只有在下面發牢騷。他的個人生活更加困頓，無可奈何之下，1952年6月25日蕭軍致信中共高幹彭真請求幫助：

「今年我不預備再寫什麼了，想尋些工作做。不知在你們市府範圍內，是否可代尋一工作？我除開可作語文教學工作外，如軍事研究（我住過講武堂）、武術研究（我曾學習過相當時期，現在還未扔下）、古物研究（我來北京後對於碑帖、瓷器、印章收集了一些，也繼續深入研究了一番，甚有興趣）、京劇研究等工作，我全可以參加。」

蕭軍的一生，經歷複雜，身份複雜，他是軍人、編輯、作家、出版人、醫生、文物專家。更因為時代的因緣際會，他是歷史的見證者。當我們長遠地看他的一系列經歷時，就會發現，這個人所遭受的挫折與不公，遠遠不止這個轉折年代。要了解這個人，其日記是一大關鍵。

日記在《蕭軍全集》（華夏出版社）中有刊載，而今年所出的兩卷本《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香港牛津）更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樣本，從中更能了解蕭軍的性格、人格以及與整個左翼文壇的衝突，與權力的衝突——這無疑也是自延安時期之後他的人生主要衝突，既包括了他為何要向彭真這樣的高幹求告，也包括了他與丁玲、周揚、艾青等人的恩恩怨怨。

蕭軍嫉惡如仇，且不畏權勢，即使是在革命聖地延安。流浪的經歷讓他並不害怕衝突，而且往往也不害怕使用暴力。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從1940年8月開始，到1941年夏天和毛澤東建立聯繫，蕭軍過了將近一年備受夾磨的日子。他作為進步的左翼作家，來到革命的地方，卻覺得很多人很多事都看不慣，對以革命為名的各種特權、官僚化深惡痛絕而又沒有辦法。他的大女兒蕭歌放到保育院受到的待遇尤其讓他接受不了。於是，他便不斷地和那些基層的辦事員起衝突，甚至是紅小鬼，家庭生活也讓這個專業作家不省心，當時他和王德芬剛結婚不久，也多有磨合，日記里充滿了他的怨訴、吐槽。

（圖註：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合影。後排左五為蕭軍。）

在這個時期，蕭軍和不少左翼作家還相處甚安，那時他經常和丁玲聊天，深入地談文學，交換彼此的看法，包括政治上的、對延安周遭的看法。兩人一度很親密，走得很近。但當丁玲通過了黨的考察，準備接收為黨員時，兩人的關係漸漸淡了下來，日漸疏遠，並且後來在文學理論文學政策上不時擦槍走火。

剛到延安的蕭軍滿腔抱怨，日子過得很差，精神也很差——於是日記便成了一種宣洩，同時也是一種自我激勵——這是蕭軍特別的一個地方，看他在日記里幾乎可以看到這個人，鮮活、袒露、真實。他更記錄了他的夢想、宏願（尤其是文學上的），還有無數的家庭零碎事，友朋之間的交往、交惡，有些充滿了個人看法，劍拔弩張，而有的則公正厚道。他先後與熟人、摯友翻臉，不過，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艾青是他非常反感的一個人，幾乎沒有什麼好話。相比之下，張仃算是摩擦最少的。他尤其看不起艾青的詩歌，「艾青的詩是水摻得太多的酒。」他這樣斷言。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雖然蕭軍同樣寫大量的詩歌，雖然他對自己的文學期許極高，但他的作品普及得相當少，反而是艾青的詩歌一直膾炙人口。

他1952年向彭真求助，那是因為延安時期他在毛澤東那裡認識了彭真，兩人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對中共高層都有接觸，因此都在日記里留下了白描式的觀感，他說林彪看上去「不壽」，但農民出身毫無知識分子趣味的朱德卻讓他吃驚又感動，花了很多筆墨去描述這個忠厚的人。他也詳細地記錄了見毛澤東的經過，記錄了他眼中的毛澤東和江青——以及他們的關係。但蕭軍日記里最主要的並非這些掌故式的東西，甚至不是這些歷史見證，最有價值的是他始終獨立的個人主義，即使受到無數的攻擊也不改其志。他的日記是那個時代少有的知識分子心曲——在經過不斷大浪淘沙的20世紀，文字上已經少有這樣的「薪火相傳」了。

蕭軍看不慣文藝工作者與黨員之間明顯的差異待遇，更看不慣那些沒有什麼文藝見解、習慣於頤指氣使的官僚，他徑直呼之為「小黨人」。在他眼中，小到勢利的紅小鬼服務員，大到如劉白羽艾思奇胡喬木，都是這樣的人。同時在文藝工作者內部，也充滿了不同的見解，不同的理論，更有各種各樣的文人習氣小道消息，這讓生性剛烈的蕭軍如何不去鬥爭，更何況他一直以魯迅的門徒自居，一心想在延安建立輿論，將魯迅精神發揚光大。

這個時期的蕭軍，是文化人與政治性之間衝突的表現者，他作為矛盾的爆發點，集中體現了那些隱藏的人和事，他事一個可值得注意的標本人物——遺憾的是，像他這樣的人是極少數。

甚至可以說，蕭軍身上一直體現著自由作家與政治身份之間的矛盾、衝突，即使在後來他受到了毛澤東的召見，即使對黨政的了解更多更透徹，但終其一生，蕭軍都是體制外人士，並且為自己的看不慣、敢言和堅持己見吃盡了苦頭。

必須要這樣來看待他1941年的經歷。

————————————————————————

編者註：本文為《蕭軍在延安》系列上篇，下篇近期發表。

責編：賈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