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眉吐氣的一天：世界驚嘆中美攻守易位

「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開始變得越來越多了，除去2014年時的亞洲諸國外，以英、法、德、意諸國為代表的「G7」要員也開始轉向這個名義上是「亞洲」的機制來，更不消說早就暗送秋波的首爾方面。這種變化讓北京無意間見證了歷史的流轉。當初在大西洋沿岸的世界經濟中心，而今正在轉移到太平洋岸邊。　　西方世界開始驚嘆北京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當事國恐怕沒想到這個天地翻覆的機會竟來的如此快。美國把「同盟國」強行納入二戰戰後的全球經濟體系，依靠布雷頓森林會議後的一系列國際組織和相關法案才經營出了當下的規模。相比之下，中國還沒來得及做些強制措施，當今世界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就爭先恐後衝到北京的旗下，把中國的標準扣在頭上，作為此後比較大小的重要依據。這讓北京的臉上浮現了扭曲的笑容：他原先只想在亞洲拓展客戶的。　　很顯然，時代變了。當歐洲在美國處無利可圖，在中國處卻可以得到甜頭時，「亞基投行」新盟員的出現其實只是時間問題。一個具備顛覆性意義的時刻已經到來，英、德、意、法甚至韓國的湧入意味著中美在世界經濟遊戲規則主導中歷史性的攻守異位，中美之間的態勢也大有可能因此陡然轉個180度。　　布雷頓森林美國優勢的根源　　七十多年前，攬下二戰遺產的美國利用近60%的全球黃金儲備建立了自己的標準，把殘破不堪的世界各主要國家聚攏於「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在這面美國的大旗下，伴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出現，入盟各國自然可以就貨幣事務進行共同商議，為成員國的短期國際收支逆差提供信貸支持，但這種支持的關鍵是以美國擁有全球近六成的黃金儲備為最終前提的。破落的大不列顛在歐戰之後已經難以維持英鎊的名譽，貪婪的美利堅粉碎了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為英聯邦留存最後一點面子的嘗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由此也出現，成了可為美國私用的公器。　　對於在歐戰期間生產力遭遇嚴重毀壞、缺乏生產資產的歐洲老牌工業列強們來說，雖然布雷頓森林的規則過於嚴苛：美元短缺的現狀讓入盟各國繼續陷入經濟不對稱的狀態。對此，美國展開了與這一體系的配套措施「馬歇爾計劃」。在同期配套建立的「歐洲經合組織」等內生經濟體的協力下，到1952年鐵幕升起前，歐洲各主要工業國的工業生產增長了39%，出口增長達到200%，進口增長約為33%，經常賬戶更實現盈餘。這也就意味著，儘管在這個時候美國用了強，但這對於其加盟國終究得先是一件好事：全球各大經濟體由此從收支困難的泥淖中徹底跳了出來。否則，這個體系從最初開始就會出現崩解的痕迹。　　作為布雷頓體系的直接產物，黃金由此瘋狂的湧向北美大陸，美國佔有的黃金幾乎達到全球的四分之三。儘管此後美國黃金儲備的總量再也沒有達到這個程度，更因為美國在黃金儲蓄與美元霸權地位的迷思，在二十多年後，「史密森協議」的出現更意味著如此體系在東方尤其是中國敘事里的「崩潰」。但美元至今仍是國際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國的主要儲備貨幣。時至今日，美元還是戰後國際貨幣體系中處於中心地位的角色。即便西方世界已經發現了美元霸權地位賦予的食利特性，他們自己卻也一時拿不出一個「超主權儲備貨幣」機制來給美國與美元套上籠頭。

　　事實上，在北京拿出「亞投行」之前，各國圈內人士面對美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留問題往往只想來個「改革」。大家都表示自己並不想挑戰美元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往往只用「建立一種國際機制」來搪塞。這一種趨勢在胡、溫的時代就頗有代表性。各國要人大拍其胸脯，稱要「對美元的發行進行控制」，準備「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形成「一個不斷調整的運行機制」，使之能夠公平地、合理地、最大限度地促進各成員國經濟的發展。但要如何做起，這就不免顯得大傷其腦筋。美國對於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優位終究是難以輕易撼動的。　　歷史的車輪北京重鑄秩序的野心　　北京在國際社會裡向來想不以「討厭鬼」的形象示人，這也讓中國在面對類似的經濟難關時總想表現出一種「重鑄秩序」的情狀。譬如上屆政府在面對這一問題時就八面玲瓏地既表達了目的，又委婉的顯示了野心。北京高呼要「通過國際合作，克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弊端，逐步完善國際金融秩序」，進而「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時間，震天的戰鼓就在北京敲響。　　一旦中國的體系出面維持秩序，這就意味著中國、俄羅斯、印度等「金磚」新興市場國家開始調整戰後的IMF、世行的治理結構，讓第三世界國家在其中有更多發言機會，也給美元上了籠頭。換言之，如果北京的努力真的達成了「穩定國際金融市場、促進世界經濟的恢復、加強金融體系監管、改革國際金融機構」等目的，這個克服了「布雷頓森林弊端」的體系想來也未必是當初那個「布雷頓森林」里的造物了。而從這裡看去，如果北京要營造一個在中國敘事體系里看著「相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留給他的選擇恐怕也只剩下自己重起爐灶，與美國在另一條戰線大戰，而非小家子氣地把IMF與世行攪得雞犬不寧。　　這樣一來，當「亞投行」從地區性的組織變成全球性的機構後，在「金磚國家」、「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機制中積累了足夠經驗的北京終於有了個在意外中黃袍加身的機會。雖然沒有一個具體的稱謂，北京的體系就突然因此呈現了。它暫時沒有改變當下美國建立的各種規則，但至少已經是北京樂於見到的這樣一個機制：它開始真刀真槍地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爭奪支持者。　　北京的訴求也意外的契合了苦於美元無人壓制的歐洲發達國家的願望。英、法、德、意各方雖然未必會全力支持北京，但多了這種北京機制後，至少長期以來由一個主權國家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局面就會得到明顯挑戰。美國的中央銀行來決定貨幣發行，讓全世界被動接受的局面也會因此一去不復返。　　當然，北京的新機制其初心到底不是幫發達國家出頭，它的基本目的恐怕還是得落實在扶助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身上。長期以來，IMF的貸款來源是會員國認繳的份額。認繳份額越多，相應國家的發言權也越大。由於歐美各國在IMF中佔有的基金份額多，長期以來，IMF就被控制在歐美國家的手裡。當以第三世界國家自居的中國開始為相關國家發聲時，新興市場國家從中國體系里得到貸款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了。這一點也是「亞投行」為其他十幾個亞洲國家緊密跟隨的最根本原因。　　此外，中國作為經濟體的吸引力恐怕也是全球發達、不發達國家選擇北京體系的最終原因。中國人還在謙虛，歐美分析人士就已經指出北京體系是一種「國際社會已經建立的最高標準」。雖然包括沈大偉在內的很多學者最近在揭露中國崩潰的秘辛，可從當下這種眾星捧月的架勢來看，中國幾乎成了疲軟無力的全球經濟的先導引路人，這種勢頭和美國在71年前從英國手中奪取了全球經濟的主導權時一樣猖獗。到了這個份上，北京所要做的也許就只剩下丟棄讓自己顯得毫無自信的自謙，拿出一點經濟大國的膽氣來。　　很快，領袖的桂冠隨著時代的潮流要從自由女神的頭頂飄落到北京上空。當世界各國用腳投票決定遊戲的主人時，與其說中美的攻守易位或許都顯得過時。時代時刻在變，對於國家來說，除了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最主要的還是國家利益。中美之間的風水輪流轉已經見證了這一點，伴隨歷史的車輪碾過，也許今天的人們會為目擊歷史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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