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 文化相對主義化解不了恐怖襲擊

「坦率地講，英國對極端主義有過太多寬容；而這種邪惡的意識形態『宣揚仇恨，播種分歧』。」

——英國首相特麗莎·梅

本文作者：丁學良（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英國頻發的恐怖襲擊，正在激發該國上下痛苦的質問和檢討：究竟英國哪些環節隱藏著致命的漏洞，讓恐怖分子屢屢上手，使攻擊變得常態化（BBCDominic Casciani評論）？英國還能忍受多久？英國馬上舉行的大選，令這種公眾反省特別接地氣，但全民反省決不會隨著大選的結果而消失。

6月3日，在英國倫敦，警察在倫敦橋附近警戒。

挖掘「靈魂深處」的早期實踐

英國公眾的這種反問和質疑，與前不久法德比利時等國的公共辯論連氣接聲，有可能引致歐洲更深層的哲學和公共倫理的修正潮流，把半個多世紀以前開始的那一波思想潮流翻轉大半。歐洲作為近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的大本營，在二次大戰後有過多層面的深切反省和心智拷問，即「soulsearching」。在這個長達幾代人的反思和試圖重新定位公共倫理的進程中，廣義上的歐洲文化界（教育、學術研究、文藝、大眾傳播、直至宗教界的部分領域）對他們的前輩堅信不疑且大力推展的歐洲文明領先全人類的宗旨，進行了幾乎是「探底」式的剝離和洗滌。他們中的最前沿者由此達到的普遍結論，濃縮地體現在「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relativisim）這一理念里。

東方視野中的「文化相對主義」

根據這個價值觀，全世界的各種文化及其在當代的延續，並無所謂高級與低級、優秀和劣質、先進與落後之分，因此沒有理由贊成和推展一種文化、批評和排斥另一種文化。各種文化體系——包括精神信仰領域和日常生活方式——都是平等的、同價的、平權的。如果把文化相對主義和它之前的歐洲文明領先全人類的信念對照，立馬就能看到前者是對後者的生生切割。正是由於歐洲近代初期在幾乎所有的技術、經濟、貿易、軍事硬體上的遙遙領先，才有力地挺起歐洲文明最優越的價值觀。雖然不能把近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興起完全歸於一種價值觀的推動，「歐洲文明最優越」的信念確實是歐洲人四處開拓殖民地、進而使西方勢力主導各大洲的基本動機之一（AddaB. Bozema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60, Part IV）。而文化相對主義卻以釜底抽薪的邏輯，力圖把上述價值觀儘快送進博物館。儘管西歐各國二戰後的相關政策並非全盤接受文化相對主義的引領，受其影響的幅度可真是不小。凡是在歐洲學習和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亞洲人都能生動地感受到，西歐社會這些年維持著長時段的種族和文化寬容的狀態，任何人在公共場合宣講某個民族或某種文化傳統是特別優秀的（這在亞洲社會常發生），立馬就會遭到鋪天蓋地的譴責，被扣上「種族主義分子」和「文化沙文主義」的黑色標籤，其言論和活動空間就被擠壓到邊緣乃至零狀態。

假如各自呆在原處就會井水不犯河水

請勿誤解筆者在此是要為文化相對主義作辯護（曾經信過它），本評論所要展示的悖論是：假如沒有眼下這等規模的全球化，文化相對主義就能在更普遍的層面上和更長的時段里，對歐洲各國的相關政策和法規提供強勁的推力。本來嘛，如果各種文化體系的人們基本上就生活在本文化圈裡，各自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教義安排本人及家人的生活方式，各個文化圈被邊境線清楚分隔開來，那就大體上相安無事了（DavidM . Smith and Maurice Blance, 「Citizenship, Nationality and EthnicMinorities in Three European 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Regional Research, Vol. 20, No. 1,1996）。比如，習慣吃豬肉的、或是吃牛肉的、吃羊肉的、吃狗肉的等等，都呆在自己的文化圈裡照常吃下去，那就鬧不起直接衝突來。這僅僅是事關「吃肉權益」的差異，更重要多的是諸如：父母包辦婚姻、一夫多妻、童婚安排、切割女孩子陰部、父母可以不準子女上正規學校、丈夫可以毆打妻子這類的文化圈，與那些嚴格禁止此類行為方式的文化圈，假如都被邊境線清楚分隔開來，那也就鬧不起直接衝突，文化相對主義就可以普遍適用。

實施割禮的非洲女性

然而，加速的全球化進程偏偏把越來越多不同文化圈子的成員，攪拌進同一個社會裡。大量跨境移民帶著自己的文化傳統走進歐洲各國，文化相對主義還能在公共政策領域裡繼續貫徹落實嗎？筆者以上所舉的淺顯事例，正是為了解釋為什麼近年來，在堪稱對跨國移民最寬容的幾個歐洲國家陸續有法規出台，不允許婦女戴著蒙面頭巾上班上學和進入公共場所，不允許父母只送孩子去非世俗的學堂（即念經班）學習，不允許女性穿「布卡」類即全身罩蓋的Hidschab或Al-Amira長袍進入公共游泳池，禁止家族內部嚴懲不聽從父母安排、自由戀愛結婚的子女等等。這些都聚焦在生活方式上，進而有法律要求新移民必須達到對移入國官方語言能力「可運用」（functional）的水平，至少能夠用這樣的語言熟練背誦該國的憲法條文，尤其是公民的價值認同、責任和義務的條款。

只有一方信奉文化相對主義走不通

在所有這類法律或試行規則背後，都隱含著扭轉文化相對主義的價值定位：進入這些歐洲國家的來自伊斯蘭文化圈的移民，他們原有的文化傳統，與歐洲文化不是完全平等、同價和平權的；在兩者嚴重衝突的那些部位上，歐洲文化處於主導地位，它進而對伊斯蘭文化傳統里的一些要素（提醒：不是全部）起引導作用和改造的功效。這是二戰結束以來，歐洲最具有啟示意義的文化觀念變遷及相關政策法規的調整。而且它對於歐洲之外的所有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國家，都提供了有價值的政策研究和法規調整的啟迪。在筆者看來，以上的歷史態勢所警示的是：當歐洲許多國家越來越多的本土居民接受文化相對主義的觀念及具體政策時，為數可觀的跨境移民卻堅持他們的文化絕對主義——他們祖上傳承下來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絕對不可以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即使移民進入另一個文化圈的國家，也必須保持原來的價值觀總體（totalityintact）。

英國首相特麗莎·梅

此一悖論的核心是：你搞文化相對主義，他搞絕對主義。後者就醞釀著原教旨和極端主義，配合以其它條件，就可能導致恐怖主義。所有的恐怖行為都必須依賴單一倫理絕對主義的合理化，否則無法讓人去動手殺害跟襲擊者毫無關係的他者，尤其是曾經接納了襲擊者家庭作為移民的開放國度的居民。用英國梅首相剛發表的話說：「坦率地講，英國對極端主義有過太多寬容」；而這種邪惡的意識形態「宣揚仇恨，播種分歧」。文化相對主義的可行性，有賴於交往的各方都奉行這一原則。這就像國際間裁軍一樣，如果你裁軍，對方不裁軍，甚至還擴軍，這個過程就延續不下去。要裁軍大家統統裁，國際和平主義才會變成現實。

現代化有助於消解原教旨主義

在多年的調研中，筆者常向熟知伊斯蘭文化的當地學者討教有關與時俱進、推陳出新的敏感議題。1996年筆者首次赴穆斯林主導的國家作研究，乘巴士考察途中，司機幾次停下來在路邊做禮拜。國外來的研究者為趕時間頗有微詞，陪同人員解釋，穆斯林必須每天做五次禮拜。於是我就問身邊的馬來西亞政府智庫的研究員：如果嚴格遵循這條古老的教義，飛機駕駛員就不能是穆斯林，他們無法在空中停機做禮拜。他回答：馬來西亞政府和宗教團體在這類問題上有變通之道，否則不但飛行員不可以是穆斯林，連國際金融交易的操作員也不可以是穆斯林了。你每天五次停止操作做禮拜，還能賺到錢？那時剛好該國政府立志要把吉隆坡打造成亞太的一個金融中心。可見，世俗的生存發展壓力，是能夠推動古老教義自我更新的。現代化是消解原教旨主義的基本力量，因為任何教派的大多數成員都無法生活在古老的過去之中，任何信仰體系若是拒絕與時俱進，就會慢慢消亡（參閱筆者：「恐怖主義：他們仇恨的是現代化！」，騰訊文化專欄，2016年9月27日）。

6月3日英國恐襲後的早晨。

在中國周邊，有不少地區乃至大半個國家，都是被現代化遺忘了的領地。中國和這些地區的交往，目前都是在「一帶一路」的大框架下展開。如果跨境交通和通訊實施的進步，加上該地區就業機會和世俗教育的提升，能夠消減原教旨主義的影響，則將大大有益於這些地區被整合進現代世界的生活方式之中，「一帶一路」的綜合效益也就得以堅實穩固。歐洲的文化政策和移民法規的演變看似遠距離的事，卻是寶貴的他山之石。他們在用很大的代價啟迪其它地區的政府和政策研究界，謹慎思考全球化時代，如何在開放、發展、寬容、安全、法治這些頗有張力的目標之間，維持適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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