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詩成：法學家英年早逝和他們的長期鬱悶

　　原題《法學家和他們的長期鬱悶》

　　11月27日上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主編、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陳桂明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終年50歲。這是繼54歲的蔡定劍教授之後，又一位中年法學家因為癌症英年早逝，在微博等網路論壇里引發了眾多網友的嘆息與惋惜。有網友感慨：做法學的，難免長期抑鬱悲憤，積勞成疾，繼之以英年早逝。悲乎！新聞回放：人大法學院教授陳桂明去世 研究民事訴訟法等)

　　法學家易鬱悶成疾甚至致癌？這種判斷顯然純屬臆斷，沒有科學依據。輕易下這樣的結論，更多是一種感慨，算不得科學結論。至於這種感慨本身該怎樣認識，還是值得琢磨一下的。

　　應該看到，隨著社會對於法治的重視，法學也日益成為一門顯學，很多法學家成為這個社會的香餑餑：從政、掛職、搞法制講座、接受媒體採訪、各種司法考試輔導班……可謂熱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但另一方面，很多知名法學家的確有鬱悶的一面，因為他們對於法治水平的期待更高，對法治困境認識得更透徹，所以憂慮也就要更多一些。筆者就曾在不同場合分別聽到過陳桂明先生對於法院獨立性不強、人為因素干預民事訴訟的憂慮；聽到過清華大學王保樹先生對一些「負一定責任的官員」對於法治態度的漠視表示感慨……

　　筆者感覺對法治狀況感覺「憂慮」的學者們都有一個相似的來源，那就是權力對於法治的擠壓。比如為了政法系統政績大搞「公審公判」，比如政府悍然給法院發公函指導法院某某案

　　子應該怎麼判，再比如有的地方官員拿「維穩」這個幌子大搞「穩定壓倒法治」的非法截訪……這使得如江平先生這樣的老法學家也感慨，雖然「總的對中國的法治的前景，還是抱樂觀態度的，但是不能夠排除在一段時間之內，在一定的政策引導下，法律出現倒退的情況」。

　　這些現狀確實值得我們反思：光是立法條文數量的大大增加，以及依法治國的口號喊得很響，還不足以構成我們對於法治的信心。面對遠遠談不上完美的法律水平，該做何態度？不排除有些法學家欣然接受現狀，甚至如魚得水自得其樂；但也有大批法學家像江平先生說的那樣，「對於一些倒退現象指出來並一再地吶喊」，因為「一個搞法律的人如果允許法治倒退是很悲哀的事兒」。這樣的選擇，或許也就註定了「鬱悶」的如影相隨。

　　回過頭來再看「法學家容易鬱悶」這個命題，你會覺得它百分之百是個偽命題嗎？它就一點意義也沒有嗎？誠然，蔡定劍、陳桂明兩先生的疾患可能各有具體原因，但梳理這個時代的法學家們的鬱悶可以發現，根源還是在於權力的泛濫與不受約束，在於各種形態的「權大於法」，而這些，已經不只是「加強法治建設」就能完全解決的，有很多需要繼續發展民主政治才能約束。這樣再次證明，「民主與法治」是一體雙翼，缺了哪個都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