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鄰番外篇｜每個時代對文學的想像都不一樣

每個時代對文學的想像都不一樣

撰文｜楊早 插圖｜綠茶

聽說最近有一年，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碩士答辯，八個人中，研究沈從文的有五個，研究張愛玲的兩個，餘下一個分配給其他幾百位作家。

這當然是極端的個案。但去今日之大學裡問問，無論是否文學專業，談起現代文學，只怕最熟的除了魯迅，就是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興許再加上蕭紅。

這些孩子不會知道我們經歷了什麼。當我1991年考進中文系，現代文學課用的教材是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修訂本），那裡面張、沈、錢的篇幅很少，不要說魯郭茅巴老曹那樣的專章，就是專節也沒有，只是在某某流派某某思潮里提幾句。

前後比較，留給我的印象特別深。當我念大學的時候，我們的教材裡面沒有張愛玲、錢鍾書這些人的位置，但是到了現在，變成只有他們的位置。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顛覆？

二十多年過去，中國現代文學的大眾接受有了顛覆性的轉變，這其間，夏志清初版於1957年，中譯本初版於1978年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不能不說是標誌性的著述。

4月15日閱讀鄰居時，有位叫「鳳梨蝦米」的讀友，他的判斷特別精準。他說：「《中國現代小說史》提醒我們，什麼叫做文學？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跟1980年代之前相比，恰恰我們越來越接近夏志清這個文學思路、文學想法。我們現在會覺得左翼對於文學的態度有問題，可能恰恰是因為我們現在不理解為什麼他們那樣看待文學？文學是不是只有一種可能性？只有文學性的文學才是文學？左翼看重政治、看中文學功能性的文學理論，為什麼特別受那麼多三四十年代的有為青年特別的追捧？左翼的魅力現在為什麼沒有了？我們為什麼越來越不理解他們那一代文學寫作、文學批評的方法。這是一個大問題。夏志清在今天越來越沒有衝擊性也在於這裡，我們越來越偏向他。這不是說我們正在向客觀的標準前進，而是說我們可能是失掉原來的立場，而接近另外一個立場，另外一個文學審美標準。引發的思考就是『我們怎麼想像文學？』。」

1930、1940年代想像文學，和今天想像文學，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比如魯迅當時說過一句話，我們現在看起來可能很奇怪——他說：「誠然，一切文藝都是宣傳，但並不是所有宣傳都是文藝。」他這句話實際上是反對左翼的粗暴化傾向，宣傳也有講求文藝性，但這句話前提，或許我們就很難接受：什麼叫做「一切文藝都是宣傳」？難道我們沒有獨立的超越的純文學存在嗎？但這就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就是認為文藝跟宣傳、跟意識形態是密不可分的。現代文學史上幾次大討論，比如「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提高與普及」的爭論，關於「抗戰無關論」的批評，都根源自「文藝是不是應該服從於政治需要」的不同看法。

那時候的文學觀念確實跟我們現在完全不一樣。現在我們想像文學，大家會覺得像張愛玲這樣是文學，像錢鍾書這樣才是文學。蔣光慈的小說是文學嗎？趙樹理的小說有沒有文學性？丁玲周立波呢？

我所在的中國社科院當代室，我們對於當下的文學認知與文學想像，有一個提法，叫做「重新發明文學」。現在流行的網路小說，與前面的文學想像又都不一樣。網路小說又回到「元文學」，回到了文學的原點。網路文學又有一個名字叫「爽文」，網路文學為了什麼？就是讓大家感到爽、感到愉悅，我們不講大義，也不講藝術，為人生而文學、為文學而文學都不講，我們就講能不能讓我爽，能不能勾著我繼續看下去，能不能讓你花錢。所以不是我們這些評論者想重新發明文學，而是整個社會的文學重新回到原點，重新開始出發。文學到底在我們生活中佔據什麼樣的位置？又有了新的變化與認知。

當然不必誇大《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作品流行的影響力。姜貴的《旋風》，夏志清許為集現代文學之大成者，至今少有人評讀。張天翼，亦夏志清唯一極力推崇的左翼作家，現在多少人在看？他失悔未曾提及的蕭紅，還是會站在現代文學作家第一線。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還是本身有實力，又合上了1980年代之後的閱讀口味。

然而《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重要意義，在於以世界眼光看中國現代小說。夏志清是修西洋文學出身，多少有些誤打誤撞地來寫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王瑤的經歷也差相彷彿，從古代文學研究轉向現代文學研究，兩本書對讀很有意味）。他以西洋文學的標準與眼光衡文，固然有方圓鑿枘之譏，但是卻能打破以政治或社會角度的傳統論斷，獨抒己見。從這個意義上，他的《中國古典小說導論》更值得一讀，因為那些小說更貼近這位北大留美博士的人生經驗，由此或可看出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鋒性」。

最後，抄一段王德威對《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評價，我認為還是很精準：

「這本書代表了50年代一位年輕的、專治西學的中國學者，如何因為戰亂羈留海外，轉而關注自己的文學傳統，並思考文學、歷史與國家間的關係。這本書也述說了一名浸潤在西方理論——包括當時最前衛的『大傳統』『新批評』等理論——的批評家，如何亟思將一己所學，驗證於一極不同的文脈上。這本書更象徵了世變之下，一個知識分子所作的現實決定：既然離家去國，他在異鄉反而成為自己國家文化的代言人，並為母國文化添加了一層世界向度。最後，《小說史》的寫成見證了離散及漂流的年代裡，知識分子與作家共同的命運；歷史的殘暴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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